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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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在全国掀起了一轮文化建设的高潮。
1986年,上海率先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种种思考,首开国内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之先河。
[3]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意识的觉醒,也带动了广州、深圳等城市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中国文化政策逐步进入全面的探索和调整期。
(二)文化领域的独立与“文化发展战略热”的兴起——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起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文化产业大规模崛起,全球化带来所谓“文明的冲突”。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南方讲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想理论界的困惑,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
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
”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拿出大量篇幅,专门论述文化建设,为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定调”。
[4]
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带动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发展战略热和新一轮的文化建设高潮,先后在全国兴起,几乎每个省市都着手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战略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5]2000年以来,随着党的十六大高度评价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进,各省市的文化发展战略纷纷推出,有的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有的提出“文化立市”,蔚为壮观。
(三)文化发展战略热的启示
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顶点,至今尚未结束的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热带来了多方面的思考和启示。
1.文化发展战略热究其实质,是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后,政治、经济、文化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必然结果[6]
文化发展战略热首次凸显了“文化”领域的相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独立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政治,政治不再处于社会领域的核心位置,文化领域逐渐有了独立发展的需要。
“文化发展战略热”也可以看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端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在政策层面的一种推进和落实。
2.文化发展战略热标志着文化战略意识的普遍觉醒,标志着我国文化政策向公共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
文化发展战略热表明,文化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施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普遍纳入了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视野。
对于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的追问——比如谁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主体?
文化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等,更是引发人们对文化的“公共性”、“文化权利”、“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文化职能”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标志着我国文化政策开始向公共文化政策的全面转型与深度重构。
3.文化发展战略热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战略的兴起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如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纷纷制定了文化发展战略。
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民族国家或大都市为单位的文化战略热,既是在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纠葛中,文化在社会总体发展中地位上升的表现,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维护本国民族文化保存与发展的必然举措。
无疑,将文化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确定国家文化发展方向,维护民族文化认同,对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4.以城市为单位的文化发展战略热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文化事权的划分正在形成新格局,研制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考察文化发展战略热不难发现,目前我国更多的文化战略,是以省、市等地方政府为谋划单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央与地方就文化权力进行适度分权的表现,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但地方文化发展战略热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缺失。
我国每个五年计划,虽有文化方面的内容,但缺乏完整独立成文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使得全国文化发展没有整体战略部署,各省市文化发展战略缺乏足够的制定依据,全国的区域分工、布局等等问题尚待解决,已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尚不能与英国的“创意英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等类似的国家总体文化发展战略相比,尽快研制出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二文化经济化——文化产业热与我国文化政策的第一次高潮
(一)文化产业的兴起、界定及其“合法性”的确认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向传统的文化领域渗透。
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此后,各类文化消费场所、文化产品与服务大量出现,文化市场从沿海开放城市迅速扩大至全国。
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的经济属性”、“文化产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引发种种争论。
然而,飞速发展的现实,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争论“搁置”在理论界,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如流行音乐、卡拉OK、歌舞娱乐、电视剧、时装、畅销书、广告、影视、动漫等产品被推出,庞大的文化产业群以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众多形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层面对文化产业“合法性”的确立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
[7]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里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
2001年3月,这个建议被正式纳入了《“十五”计划纲要》。
[8]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此后,文化产业热迅速升温,全国各省市纷纷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各种有关文化产业的文章、书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文化产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进的新格局。
“文化产业”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具有与“文化事业”相对而言的特殊内涵。
国外没有“文化事业”一说,只有文化产业,即culturalindustries(涵盖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之外的所有文化行业)。
[9]在(至少目前的)中国语境中,关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不少学者做过解释。
“文化事业”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泛指整个文化,如通常说的“发展文化事业”;
二是指与文化产业相对区分的文化事业,具体包括公益文化和部分的准公益性文化事业,其特点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其他社会投入为辅,主要目的是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而非营利;
三则是指文化事业单位,即接受国家财政资助,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如高雅艺术团体、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人文社科理论研究机构等。
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既不同于文化行政机关,也不同于文化企业单位,没有创收盈利的任务,服务对象为社会全体公众。
[10]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产业”概念,主要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企业单位,换言之,我国把盈利性作为了文化产业的基本属性。
(二)文化产业热——文化政策重构的第一次高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产业的命名、合法性的争论,已经大规模地转变为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思考。
从中央到地方,涉及众多行业、种类繁多的文化产业政策迅速推出,形成了第一个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和发展的高潮。
表1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部分文化产业政策,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我国文化政策的重要视角。
表1我国中央政府近年来颁布的部分文化产业政策
各省、市也颁布了大量文化产业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市场准入、内容管制、行业标准、鼓励扶持办法、财税优惠、产品进出口等诸多方面。
显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产业热,引发了我国文化政策的第一个高潮,这一轮高潮推出的政策种类之多,涵盖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产业热全面促进了我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
(三)文化产业热的启示
1.文化产业热究其实质是“文化经济化”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我国的“元政策”,各项文化产业政策,可以看做是在这一元政策下的具体政策。
因此,文化产业热,究其实质,是文化经济化。
2.文化产业热对传统的文化观构成全新挑战,要求中国文化政策的进一步转型
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从两个方面“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观:
一是文化经济化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文化超越于物质(经济)利益之上的精神(神圣)性;
二是有力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合一的状况,对中国当代文化政策的转型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要求。
3.全球化、后现代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政策的挑战
如果说“改革”(以调整内部“结构”,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给我国的文化政策带来了经济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与改革同时的“开放”(以引入先进经验,加入国际社会为主要目的),则带来了另外两个维度的挑战——全球化与后现代。
全球化通常可以理解为经济全球化,[11]但随着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文化全球化也成为经济全球化必然的伴生过程和结果,[12]这对各民族国家原先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造成深刻影响。
文化正在进入一个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能否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发挥文化政策的力量,维护、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显然是文化政策必须回答的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来自横向的“空间”维度的挑战,与全球化相伴的还有一个来自纵向的“时间”(或者准确说是“发展”)维度的挑战——后现代的挑战。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在艰难地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至今,文化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重建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发展中国的文化现代性,一直是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任务。
然而,“开放”之后,某种意义上尚属“前现代”发展水平的中国,“遭遇”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的大肆涌入——大量充满后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进入中国,对人们价值观、审美理念、生活习惯等造成巨大冲击,这使得中国的文化建设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即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共存的复杂历史时空。
这对文化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文化产业政策提出了特殊要求
文化经济功能的凸显,并不意味着文化教化功能的消解。
显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此外,我国拥有特殊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是两种异质性程度很高的文化,在西方“文化压路机”到来的同时,[13]如何扬长避短,也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福利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与我国文化政策的第二次高潮
我国文化产业的出现,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又受世界性产业更新换代的潮流带动,还结合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场开放的巨大历史冲力,加上政府的推动引导,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近些年,文化产业热几乎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一时间,甚至以文化产业代替文化事业的趋势,最典型的做法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将文化事业单位过分企业化,企图把全部文化生产活动变为盈利性经营活动,许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被强行推向市场,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也开始大搞盈利性经营。
那么,文化产业是否能够替代传统的文化事业呢?
如果不能,它们之间如何划界?
怎样管理?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发展关系如何?
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文化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和界定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如同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一样,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简单地讲就是为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由公共组织机构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行为及其相关制度与系统的总称,它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理论背景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或“政府再造”,及后来由反思“新公共管理”之不足而兴起的“新公共服务”运动。
[14]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如同文化产业一样,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因而,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中国特色。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说法最早见于2004年。
[15]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更将“公共文化服务”专辟一章,置于“文化产业”之前,并以相当详尽的内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和指引。
[16]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上上下下,开始掀起一股持续至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讨与建设的热潮。
[17]
2007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当年6月,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
同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随后,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研讨与实践探索成为新一轮的文化热点,各地纷纷出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将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建构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我国当代文化政策重构第二次高潮
这里,我们将1978年以来我国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些具体政策,列出名录如下。
[18]
表2我国部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名录
各省市也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措施。
上述这些政策都更成熟而且具有公共政策的特征。
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例,从这一国家层面的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政策可见,中国文化政策进入转型与重构的另一大高潮,并呈现出更加完整、丰满、具体的形态。
首先,政策的价值取向、原则十分明确,在《纲要》中,“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原则用了“八个坚持”的八段话表述,对未来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全面指导。
其次,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涉及了文化政策的各个领域(文化演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公共信息服务点、文物保护、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众文化、社区文化等),更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乃至项目等方面,提出了细致的要求。
三是文化政策更具有“公共性”——政策目标一再被强调为“实现公民文化权益”、“覆盖全社会”,政府的文化职责也得到再三强调,以转移支付等形式向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的倾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安排、优惠或免费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体现了政策的公共性特点。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的启示——文化福利化
1.在我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公共文化服务概念,应是由公共组织机构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行为及其相关制度与系统的总称,换言之,公共文化服务就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所有公共文化管理职能。
而狭义的公共文化服务,正如《纲要》中所指出的,“如公共图书馆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提高边远地区文化服务水平,满足农村、基层等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以及文化设施、文化工程等一些具有基础建设性质的内容”。
可见,这里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非盈利的文化事业。
2.(狭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究其实质是“文化福利化”[19]
“文化福利”可以视为国家和社会为满足公众的文化康乐需要而兴办的具有福利性质的文体活动设施和提供相应的服务。
国家或集体兴办、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免费或低偿服务的、广大群众能普遍平等地享用的文化服务,应该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福利。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福利性质在《纲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纲要》提出:
“切实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
采取政府采购、补贴等措施,开辟服务渠道,丰富服务内容,保障和实现城市低收入居民、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群体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
”[20]总之,我国语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可以看做是从改革开放前比较含混“文化事业”中,进一步区分出了公益性的部分,并在公共财政改善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福利化、普惠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作为我国当代文化政策重构的第二次高潮,表明我国文化政策已迈上了新的台阶。
从已经颁布的国家以及各省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可见,一个全面的、注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注重文化公共性的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政策体系,正在显露雏形。
简言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30年的发展,其间我国文化政策的转型和重构可以划分为存在交叉的三大阶段,“文化发展战略热”、“文化产业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是这三个阶段的外在表现,“文化领域(相对)独立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福利化”是这三个阶段的内在实质。
如何适应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需求,是我国不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文化政策更多是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福利政策,对于专业性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文化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显然十分不足。
未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重点,应当是促进文化的原创,以及推动文化价值观、文化认同意识的重建。
其中,重建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能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华文化在应对时代挑战中获得伟大复兴的关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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