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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
就六经来说,《诗》又是为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
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
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
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
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
韵律协调言语就顺畅,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
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
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
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
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
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
听到五子洛汭之歌,就知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
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
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
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
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
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
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
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
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
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
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
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
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
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
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
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
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
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
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
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
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
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
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
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
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
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
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唐朝兴盛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
可以列举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
还有诗中的豪杰,世称李白和杜甫。
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是人们无法可比的。
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
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的有一千多首。
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
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
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
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
唉!
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
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
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
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
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连睡眠和休息都顾不上了。
甚至于嘴和舌头都,手和肘都磨成茧。
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
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二十七岁才应进士试。
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
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
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
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
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
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
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
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
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
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
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
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
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
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
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
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
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
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
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
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
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
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
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
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
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奕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
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
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
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
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
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
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
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
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
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
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
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
歌妓大夸其口说:
“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
”因此,就抬高了身价。
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
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
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
“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
”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
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
“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
”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
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
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
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
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
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
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
他们是什么人物呵!
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
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
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
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
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
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
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
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
“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
”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
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
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
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
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
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
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
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
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
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
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
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
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
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
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
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
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
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
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
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
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
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
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
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
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
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
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
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
那不是仙又是什么?
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
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
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
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
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
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
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
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
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
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
微之微之,知我心吗?
乐天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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