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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讲到的王平一。
王平一,1905年生,山东益都县人。
王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化名王鉴堂。
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就是王平一带回国内的。
1931年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势力最强,因而,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了这个名字,以表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中的一派。
会议选举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战斗社牌”取得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主导地位,严灵峰、赵济等成为宣传部干事。
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表明中国的托派组织形成了气候,但这个“气候”极为脆弱。
这固然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但与许多托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也有关系。
托洛茨基有句名言:
“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
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彻底地从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 托洛茨基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他的中国信徒们只承继了他性格特征中对理想追求的狂热、或许还有点愤世嫉俗,而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却没有理解到点儿上。
过分地专注于与中共和斯大林的理论论争,而不是在考虑在什么样的主导思想下、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
只破不立,动口而不动手,尚空谈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本末倒置。
时间长了,或遇到某种挫折,马上就是意志消退。
于是,所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幻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蜕变,而且蜕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当中,仅军统就有五个人是托派出身,而且还都干得像模像样,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梁干乔和张师。
在表面上,四个托派组织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其中,“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梁干乔又是托洛茨基亲自接见过的两个中国托派分子之一,自认是“老大”。
当时,“我们的话派”曾打算吸收陈独秀,以扩大影响,并委托刘仁静与陈“谈判”。
结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回来一商量,梁干乔坚决反对,此事只得作罢。
陈独秀气得痛骂梁干乔,刘仁静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
事后,梁干乔和张师又联合起来,指责“我们的话派”“全国总干事会”被“陈独秀金钱收买”,声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带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使“我们的话派”内部联系中断。
1930年4月,“全国总干事会”召开会议,对梁、张进行谴责,令他们写检查。
对此,梁、张二人坚决拒绝,5月1日,经“全国总干事会”决议,梁干乔、张师被“我们的话派”开除。
此后,梁干乔到上海办报,跟着复兴社成立,梁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后来进了特务处,并担任书记长,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
张师被开除以后,一度投奔了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
后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特务,并随调查科整体转入特务处。
中国托派中出的第三个军统特务,是谢少珊。
谢少珊,原名谢德磐,也写作谢德盘,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
1931年5月23日,刚刚成立20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因叛徒告密,其“中央”被破坏,九个“执委”一下被抓了五个,只得予以改组。
此后到1932年5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接连三次改组,在最后的一次改组中,陈独秀将执委会的“书记处制”改为“常委会制”,并派年仅23岁的谢少珊为“常委秘书”。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在谢少珊家开会,因叛徒告密,徐恩增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将当天参会的“常务委员会”整个堵在谢少珊家里,唯一幸免的是没有参会的陈独秀。
当晚,未经用刑,谢少珊即主动招供,因他是“常委秘书”,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托派中央”的秘书长,因此他知道所有人的情况,结果特务来了个连锅端,不仅陈独秀、彭述之,包括王平一等托派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经“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平一无罪释放,谢少珊则并不在被“审判”的范围之内。
事后,谢少珊改名为谢立功,似乎是纪念自己“为国民党立了一功”的意思。
很奇怪,“托派中央”这个案子,是徐恩增所破的,但谢立功却没有加入徐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是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
转入特务处之后,谢立功再一次改名为谢力公,并与余乐醒、汪祖华等人一起,成为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谢力公有个亲兄弟,就是协助赵理君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但是,早在谢力公“参加革命”的时候,二人就已经断绝关系了。
幸亏谢志磐回到重庆不久就死了,否则,不知道这“恩断义绝”的两兄弟,在新的“阵营”里如何相处。
至于王平一,被释放以后,接着又被逮捕,随即宣布脱党。
此后,王平一与张师、谢力公一样,先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再说张超,卸去了福建的职务,赴武汉向戴笠“述职”。
张超此行,并不是一个人去的。
据余钟民回忆:
“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
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
他这吋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此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
福建的民军曾经很出名,以至于“福建民军”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13年12月,以李厚基担任福建镇守使为标志,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势力进入福建,从此开始直到1934年2月陈仪主闽之间的20年里,福建一直把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有“小四川”之称。
既处乱世,必有揭竿而起之辈,这些人,良莠不齐,当然,“良”固然“良”不到哪儿去,“莠”则是肯定的,因此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好,叫做土匪也罢,都不太准确,只好称之为“民军”。
由于这些民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任何地方军阀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而且还要加以利用。
于是,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成为这些“民军”发展的良机。
久而久之,“福建民军”成为了一种现象,任何人要在福建混,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到陈仪主闽时期,几股大的民军,已经次第平定,如陈国辉在福建事变时被十九路军枪毙,张贞部被收编。
但还有许多小股民军,十分活跃。
对这些民军,无外乎两个办法,要么是剿,要么收为己用,张超采取的是后者。
据余钟民回忆:
“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
余钟民提到的林荫、高诚学,都是福建民军中的风云人物。
林、高是同乡,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其中,高诚学是大哥,生于1897年,林荫则生于1908年,是高的小兄弟,其一生的事功,都因高诚学而起。
高诚学是读书人出身,曾在福州协和神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在福州传教。
据福建早期工运领袖陈碧笙回忆,此时,一个美国牧师对高十分欣赏,于是推荐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农学院。
1928年,高诚学曾返回平潭,在大富村组织抗捐,并将税官蒋启修押到县城游街示众。
此次回乡,高诚学还做了一件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在北平选购了一头良种猪,送回家乡与当地土猪杂交繁殖,效果很好,当时大家把这种猪称为“诚学猪”。
这件事写入了《平潭县志》,据说直到现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猪在饲养。
毕业以后,高诚学去了上海,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张公怀、张文理和张圣才等人一起搞“人民生产党”,但没搞出什么名堂。
按:
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厦门人。
日后也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1933年,高诚学参加了福建事变,被陈铭枢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所谓“筑堤养淡”即现在的围海造田)。
福建事变失败后,高诚学回到家乡平潭,与林荫一道组织武装,从此开始民军生涯。
不久,高诚学就干出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来。
1935年4月底,高诚学打听到涵江码头的“鹭江轮”上装有某日商的货物,即将起运至厦门,于是高、林等伙同平潭海匪张逸舟劫了这条船,将上的物资和乘客的贵重行李及现金洗劫一空,逃往厦门鼓浪屿,此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陈仪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严令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缉捕归案。
高见事情闹大,即与林荫潜逃台湾,随后设法将劫来的财物也运到台湾,准备兑换成银元后购买武器,重回平潭,东山再起。
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据时期,当局许诺免费为高提供武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得用于抗日,高诚学坚决拒绝,结果台湾当局将财物扣押,不予兑换。
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香港,投奔李济琛、蔡廷锴等人组织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
张超上任以后,感到高诚学可以利用,于是通过张圣才,联系上了高诚学,并亲自到香港说服高诚学。
当时高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接受了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名义。
张超还带着高诚学面见了陈仪,高向陈大谈其在福建事变期间“围垦海堤”的情况,陈十分赞赏,当即令高任养淡工程处主任,重操旧业。
据余钟民回忆,“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
”这批人,也是通过高诚学策反的,其中,江秀清后来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高诚学的表现,令张超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张的保举,高诚学又被陈仪任命为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张超的手中,掌握着一大批类似高诚学这样“民军”出身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匪张逸舟,此次也同张超一起来到武汉,受到了戴笠的接见。
张超的设想,包括两个步骤,即先举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基本干部,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把福建的民军组织起来,拉起一支武装部队。
张超不愧是戴笠的心腹,他的想法,与戴笠在上海搞“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路子几乎如出一辙,而且,此时,正是平、津的王天木、陈恭澍拉起“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时候,因此戴笠听了非常高兴,令张超马上回到福建,经办此事。
“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
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吋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褕的意味。
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 余钟民还说:
“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
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
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超的动作很快,通过军统局在福建的南、北两站,一下子招了100多个学生,据余钟民回忆,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
另外又把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聘为政治教官。
余钟民说:
“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
张超忽略了一件事,举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件事,他又没有征得陈仪的同意。
余钟民说:
“陈根本不同意在福建开办这种训练班,认为无此必要。
张再三力争,均无结果,只好打电报向戴笠求援,说明学生已录取就绪,请戴支持把训练班搞起来。
戴笠听了,也感觉比较难办,福建是陈仪说了算,他不同意,这个班还就是办不起来。
正好,这时戴笠在湖南临澧的特训班已经开始,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令张超把他从福建招收来的学生全部送到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并决定派张超到上海区搞潜伏工作。
“据事后了解,陈仪不同意张办训练班,已先有电报给戴笠说明情况,所以戴决定停办。
张超的几次“好事”都被陈仪搅了局,心里把陈仪恨到了姥姥家,觉得陈显然是在故意地跟自己过不去。
一怒之下,张超打算在自己离开福建之前,狠狠地搞陈仪一家伙,要他的好看!
“张超办训练班计划由于陈仪的阻挠而流产,因而对陈极为仇恨。
张第二次从汉口回来,便秘密策划倒陈的活动。
于是,张超找到自己的“亲信”葛越溪、郑德民、金振中、林荫、王瓒河等人商量,准备以军事行动来“倒陈”。
他们分析了福建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内省外已形成倒陈的高潮,省内各民军首领,国民党CC派等都对陈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对陈仪的省主席一职久想取而代之,正在对陈仪大肆攻击。
” 陈肇英,1888年生,浙江浦江人。
陈肇英也是老蒋的把兄弟,1926年任虎门要塞司令时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逮捕了李之龙。
福建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派出陈肇英、陈仪和蒋鼎文的“三人小组”处理福建的“善后事宜”,分别负责福建的党、政、军事宜。
因此陈肇英时任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同时,陈还是监察院派出的“闽浙监察使”,负责对浙江、福建两省的公务人员违法或失职行为的纠察和处理。
因此陈肇英也是一位在福建省呼风唤雨的人物。
陈肇英与陈仪虽然是同姓又是同乡,但是二陈之间并不对付,陈肇英曾公开指责陈仪“亲日媚敌”,省党部的机关报《福建民报》也公开指摘陈仪抗日不力、“态度不明”等等。
余钟民回忆说,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张超等人“认为如果在省内发动一个军事行动,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要求中央撤换陈仪等口号,必可得到省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那时陈仪必倒无疑。
经策划,张超做出了具体的部署:
一是由金振中负责发动海军旧部,准备夺取海军存放在白沙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与水口的海匪钱玉光密切联络,要求届时予以策应;
二是以林荫所掌握的的驻莆田涵江、福声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动和扩大平潭、福清、莆田边区一带的土匪力量;
三是由郑德民、林沧圃、王瓒河等负责以所掌握的福清县自卫中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长乐、福清等地方武装和土匪力量。
上述三方面发动的武装力量可达四五千人以上。
张超还决定,在他去上海以后,由葛越溪负责联系,“俟各方面活动成熟时,同时举事。
”此外,张超分别派人到各县直接联系民军首领,一致“倒陈”。
张超虽然是南方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的秉性,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脾气,遇事不怎么往深了想,易于轻信他人,曾与张超同事的毛森评价,说张“志大才疏,结交甚广,常为人利用而不自觉”。
像张超这种人,做个带兵官正合适,一定会得到战士的爱戴。
当特工,就差点意思,其思虑不甚周详,看人看不准,跟谁都“掏心窝子”。
比如张超对高诚学、林荫,可说一片赤心,一力将二人从海匪保举成国家官员,可算对得起这俩人。
在张的思想,总觉得我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会怎么样对我,否则你成什么人了。
然而,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在张超所拟的这份计划书中,我们看到,林荫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的两个水警中队既是高诚学、林荫的老部下,又是经收编而改造成的正规武装警察部队,张超将其看做自己的“子弟兵”,要“倒陈”,这支水警部队是主力。
林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兹事体大,他觉得应该与老大哥高诚学商议商议。
由于张超的保举,再加上高诚学本人在“养淡工程处”干得也不错,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因此,高已于1938年3月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余钟民回忆说:
听了林荫的话,“高警告林千万不可举动,要林先回去对郑德民等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下,再听他的消息行事。
林荫走后,高诚学连夜赶往福州,他要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谢荫坡,也是张超的“亲信”,先是经张保荐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
谢荫坡其人,毛森对其印象极坏,他在回忆中说:
“有谢荫坡者,乃一极卑鄙无耻之小人,张超乃一直肠直肚讲义气的人,受谢花言巧语的簸弄而不知。
”
张超非常信任谢荫坡,同时也很欣赏其才干,拿他当“军师”,什么事都找他商量。
毛森说:
“张广结交,却分不清好人坏人,谢荫坡险诈奸黠,张超把他当做智囊,并荐其为省府参议,谢知陈仪深恶民军,为求腾升县长,竭尽播弄,害了不少地方有力人士。
抗战开始,张超筹组游击队,其计划还是谢所草拟。
高诚学找到谢荫坡,谈起张超正在发起“倒陈”,二人均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将来陈仪追究起责任来,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余钟民在回忆中分析了高、谢二人的心态:
“张超虽是他们最初的荐引人,但高、谢目前已获陈仪重用,当了县长,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然倾向陈仪一边。
两人遂决定同去向陈仪告密,借此邀功,并表示忠诚。
“陈得到报告后,大为震惊,要高立即派人去召林荫前来了解。
林荫来后,陈仪亲自讯问,林不得不和盘托出,并作出口供笔录,由林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毛森说:
“陈仪即嘱谢荫坡搜集张超犯罪证据;
其实,很多证据,系谢代张所做成。
谢同时向陈仪告密,说张超筹组地方武力,图谋不轨。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叫张超还是叫李超,如果你身边的亲信、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么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同样,张超看人的眼光如此,死得不冤、迟早得死、而且可想而知,张超至死,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
当特工当成这样,不知道是可叹还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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