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学年高一上学期第二次阶段考试语文试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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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学年高一上学期第二次阶段考试语文试题
2017--2018学年度惠来一中高一第一学期第二次阶段考试语文试题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每小题3分,共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小题。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
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个本民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
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
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
这时,民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
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
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
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
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
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
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
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1.下列对中国人姓与氏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的姓最初是一个氏族用来区别于其他氏族的专用名称,在一个氏族内部,其全体成员的姓是相同的。
B.中国人的姓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都从“女”字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C.先秦时期,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是高一级的结构;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是次一级的结构。
D.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氏族内部一些成员的血缘关系逐渐变淡,甚至相互失去了血缘关系,用以相互识别的“氏”便产生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先秦时期,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追溯;与此不同,氏所代表的家族组织的始祖大多可确切知晓。
B.春秋时期的盂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从氏的方面追溯,他们的始祖不同;从姓的方面追溯,他们又是同一始祖。
C.今人错误地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应该是误认为“姬”是他们的氏。
D.战国时代,由于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姓氏制度也发生巨大变化,其中首要的变化是姓与氏合流,融二为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姓与氏在先秦时期虽然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却都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用以相互识别的符号
B.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大概是因为姓最初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而氏则产生于母系社会之后。
C.战国时代,姓与氏合流,不论单称还是合称,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两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了。
D.姓氏合流之后,同姓却不一定同祖,原因在于合流后的新姓多自以前的氏转化而来,而先前同样的氏未必是同一个姓。
二、文学类阅读,完成4--5题(共12分)。
我与地坛①(节选)
史铁生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
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
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
心与坟墓。
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
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
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
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
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
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
“哟,你还在这儿哪?
”她问我:
“你母亲还好吗?
”“您是谁?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
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
……”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惟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中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敢。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像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
也可以想像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
还可以想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
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
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
很可能是这样:
我同时是他们三个。
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闲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来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
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旭日。
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救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
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注)①《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名篇,文章描述了“我”瘫痪以后的心路历程,包括对生命的感悟,对母亲的追怀,对地坛中人事景物的深沉思考等。
全文共七个部分,这里选的是第七部分,略有删改。
在第二部分作者提到“在我头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母亲还活着”。
4.文章第二段从哪三个方面表现“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
请简要说明。
(6分)
5.文章四、五两段中,“孩子”“老人”“热恋中的情人”分别体现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6分)
(1)孩子:
(2)老人:
(3)热恋中的情人:
三、实用类阅读,完成6~8题(共16分)。
数学奇才华罗庚
无论研究数学中的哪一个分支,华罗庚总能抓住中心问题,并力求在方法上有所创新。
他反对将数学割裂开来,永远只搞一个小分支或其中的一个小题目,而对别的东西不闻不问。
他将这种做法形容为“画地为牢”。
他曾多次告诫学生:
“我们不是玩弄整数,数论跟其他分支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数论导引》中,华罗庚首先强调的就是数学的整体性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1945年,尽管华罗庚已经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学者之一,但他并不满足,决心中断他的数论研究,另起炉灶。
关于他改变自己研究方向的主要原因,正如他以后多次说的,“假如我当时不改行,大概再写几篇数论文章,我的数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改行了就不一样了”。
“在研究数学时,选准方向拼命进攻固然很重要,但退却有时也很重要。
善于退却,把握住退却的时机,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他的改行,实际上是其治学之道“宽、专、漫”中的“漫”,即他在搞熟弄通的分支附近,扩大眼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转到另一个分支,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
这样,原来的知识在新的领域还有用,选择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
他一直认为,从解析数论中“漫”出来是他一生研究数学的得意之笔。
对于我国数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华罗庚认为,主要出在太注意方法而忽略了原则。
一个数学问题往往要教十几种方法,其实只要一种就够了。
学会一种方法,别的自然可以想到。
在教学方法上,一种毛病是不少老师不愿意改作业,许多题目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一遍,让学生照抄了事;另一种毛病是不愿当堂答复学生的问题,这一种态度最坏。
华罗庚上课时,对学生提的任何问题总要在课堂上答复,认为这样可以训练学生如何去“想”。
有时实在解决不了,他也很坦白地告诉学生,他要回去继续想,而不是只顾面子,使问题解决得模模糊糊。
他还讲到“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读书方法:
“譬如我们读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加上自己的注解,就会愈读愈厚,我们知道的东西也就‘由薄到厚’了。
但这还只是接受和记忆的过程,读书并不是到此为止。
‘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即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
”
1979年3月底,华罗庚应英国伯明翰大学邀请,去英国讲学,历时八个月,其间还应邀到荷兰、法国与西德访问了一个多月。
7月下旬,“解析数论会议”在英国达勒姆召开,华罗庚应邀参加,他的学生王元与潘承洞也参加了。
王元代表华罗庚和他自己做了“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的大会报告,潘承洞做了“新中值公式及其应用”的大会报告。
一些白发苍苍的数学家用“突出的成就”、“很高的水平”等评语,赞扬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解析数论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向华罗庚表示祝贺。
通过对欧洲的访问,华罗庚深刻领悟到“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不如改成“弄斧必到班门”。
他每到一个地方去演讲,必讲对方最拿手的东西,其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帮助与指教。
他形象地说:
“你要耍斧头就要敢于到鲁班那儿去耍,如果他说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相当成绩。
”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华罗庚曾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去较量。
1982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还将“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改成“观棋不语非君子,落子有悔大丈夫”。
意思是说,当你看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指出来;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及时修正,这才是“真君子”与“大丈夫”。
可见,华罗庚的这些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王元《华罗庚》)
6、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6分
A.华罗庚认为,研究数学如果把它割裂开来,只研究某个分支或其中一个小题目,不考虑“左邻右舍”,就无异于“画地为牢”。
B.在华罗庚看来,研究数学选定一个方向深入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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