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贞节牌坊.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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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贞节牌坊.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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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灰徽州贞节牌坊徽州,简称“徽”,位于新安江上游,古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辖境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行政版图相对稳定。
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徽文化已成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
1987年,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
胡光墉,字雪岩,清代著名徽商。
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内事业崛起。
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协助左宗棠西征功业,戴红顶、穿黄马褂,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完整金融网,又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成为近代中国政治金融业的传奇人物。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提到徽州,不能不提到徽商,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当时能与徽商相抗衡的只有山西的晋商,两者有很多相似点,不过,晋商和徽商间有一个被忽略的不同他们身后的女人。
徽商妇,作为徽州历史上最为卑微又悲壮的角色,为这段辉煌的地方商业史画上一个尴尬的注脚。
迄今林立的牌坊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与徽商一起,被记入历史。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新安竹枝词这种现象与徽州的地理特征及传统习俗有密切的联系。
地处高山深谷的徽州,农业收成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口粮,为了活命,男人们不得不背乡离井,“以贾代耕”。
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
徽商发展的黄金阶段,也就是明清时期,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的输出地区,70%以上的成年男子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
当地有句俗谚说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男人的人生轨迹。
另有俗谚云:
“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是说徽州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
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
中国的牌坊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纪念碑,是一种起表彰作用的建筑,表彰那些用儒家价值观念所判定的优秀人物。
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也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
而徽州的牌坊中,以表彰妇女贞节为最多,几乎占到一半,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
发财之后的徽商奉行忠孝节义,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外,大肆修建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以强化宗族制度。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歌谣唱尽了辛酸,有多少母子分离,夫妻不能团聚,有多少女人用她的一生争来的仅仅是一座冰冷的贞节牌坊。
贞节牌坊是时代的烙印,时间的灰。
它是男权世界对女性的迫害,是女人头上的紧箍咒。
它象征着女人的贞节程度,代表了女人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耀。
尽管她仅仅是一堆雕着花的石头,女人们恨它却也爱着它。
几百年的风雨剥蚀和战火洗礼,徽州的牌坊一批批地建起来,又一批批地倒下去。
徽州历史上建过多少牌坊,已经难以知晓。
今天,徽州土地上较为完整的保留的牌坊尚有一百多座,据估计,明清两代徽州应当建有牌坊上千座。
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纵游徽州古牌坊,如同翻阅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
徽州牌坊多,歙县是个窝。
徽州一府六县,牌坊数量以歙县为最。
据记载,唐宋以来歙县建有牌坊400多座,到1987年黄山建市时,仍有牌坊104座。
徽州现存牌坊中有一处尤为著名,它在东距歙县十多里的棠樾村,是一个由明清时代的七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这些牌坊不是按照修建年代排列的,而是按照“忠、孝、节、义、节、孝、忠”的顺序排列,明建三座,清建四座。
三座明坊为鲍灿坊、慈孝里坊、鲍象贤尚书坊,清坊4座是:
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漱芳乐善好施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
村子东端的甬道上,七座牌坊有序地排列,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供穿行其间的现代人,细细品味。
鲍灿孝行坊建于明嘉靖(15521567)初年。
牌坊挑檐下的“龙凤板”上镶着“圣旨”二字,横梁正反各有一对浮雕雄狮,显得颇为英武。
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
据歙县志记载:
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
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
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
他的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
又因为他教育子孙有方、被皇帝“荣封三代”,并特地为其祖父立坊。
由于鲍灿的曾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所以皇帝赠鲍灿“兵部左侍郎衔”。
慈孝里坊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是皇帝新批“御制”的。
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
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
后来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赐建此坊。
牌坊上还铭刻了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日:
“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
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事后,欣然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又刻御题对联于其上。
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鲍文龄妻江氏节孝坊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额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
据县志记载,江氏为棠樾人,26岁守寡后,“立节完孤”,把儿子集成培养成歙县的名医。
寡妇守节,培养后嗣,被宗法社会认为是最大的孝行,因为宗族是依靠血统来维系的。
所以在江氏80岁高龄时,族人为她请旌,建起了这座宛如其化身的牌坊。
乐善好施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
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
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濑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
他想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
此举获得朝廷恩准。
于是,在棠樾村头便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
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
因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劲三冬”、“脉存一线”而建。
据县志记载:
吴氏,嘉定人,22岁嫁入棠樾,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
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对前室的孤子元标视如亲生,尽心抚养,直至其成家立业。
年老之后,吴氏又倾其家产,为亡夫修了九世以下的祖墓,安葬好丈夫和族属中没有钱安葬的人。
“厚葬”也是对祖宗的孝顺,当然也值得颂扬。
吴氏还尽心侍奉患病的婆婆到寿终。
她在60岁时辞世。
吴氏的举动感动了地的官员,遂打破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其他相等的牌坊。
尽管得此厚爱,但在牌坊额上“节劲三立”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
鲍逢昌孝子坊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
据记载,逢昌的父亲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
清顺治三年(1646年),才14岁的逢昌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最后终于在甘肃的雁门古寺找到了生病的父亲。
他为父亲的背疽吮脓疗疮,并扶持父亲回到家中。
一进家门又见母新病危在床,需要浙江富春山的真乳香医治。
母亲服用后果然痊愈,族人便说这是他“天鉴精诚”、“孝愈其亲”。
鲍象贤尚书坊明天启二年(1622年)建,旌表他镇守云南、山东有功。
据县志记载:
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
他曾经远赴云南边防,使边境得以安定,当地百姓还为他建了生祠以示感恩。
由于秉性亢直,卑视权贵,鲍象贤多次遭到奸臣的中伤,政治生涯几起几落。
但他一直抱持“官不择位”的思想,廉智自持,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如既往地效忠社稷,在死后才被追赠加封为工部尚书。
徽州有史可查的最后一座牌坊,正是一座贞节牌坊,砖头砌就,上面刻着一行文字“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
这是由最高地方长官动用官方资金修建的惟一一座牌坊,也是整个徽州最寒酸的一座。
修建时间为1905年。
贞洁牌坊所反应出来的是中国几百年来的贞操观念,尤其在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对女性贞洁的道德要求走向了极端。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论,堵住了寡妇再嫁的出路;“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的推论,截断了男子娶失节之女的途径,明清之际,对贞洁的重视更是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
在儒家教育下长大的徽商,对女子贞洁的重视更是前所未有。
以淮扬盐商为例,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一方面在扬州一带提倡风雅,文酒聚会,纷纷“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给自己贴金;另一方面,则在老家徽州,殚精竭虑,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营造一个“程朱阙里”的理教重镇。
于是,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
贞节牌坊就是徽商炫耀的本钱、徽商妇难逃的宿命。
贞洁牌坊背后的贞操观念民国时期的贞洁观到民国初年,对贞操的迷信和固守并未因激进思潮的涌入而衰减,反因民族的危难和政治的纷争而愈演愈烈。
1914年,袁世凯公布褒扬条例,明确指出节烈即“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属之,其遭寇殉节者同”,其中第一条即规定:
“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得受本条例之褒扬”,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
1917年,冯国璋修订了褒扬条例,规定呈请褒扬的节妇,“以年在三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以上者为限,若年未五十而身故,以守节满十年者为限”。
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殉夫殉节的事时有发生,并得到大众媒体和舆论的盛赞和褒扬。
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贞操问题进行了深沉地思考和猛烈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对贞操观念的讨论节烈观念不仅对女性“极难、极苦、不愿身受”,而且“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因此“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鲁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它以对女性的关注为出发点,以分析贞操观(包括节烈观)是否道德为主线,揭露了贞操观的内在矛盾,批判了节烈观,因此,它不仅动摇了传统贞操观的坚固基础,而且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展开的起点,揭开了女性解放史上的重要篇章。
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里早已没有“贞操”的条目,昔日贞操观所指的女性对男性忠诚的片面要求已被男女共同遵守的婚姻家庭伦理、性伦理所取代。
但是传统贞操观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在广大农村,贞操仍是品评女性的重要尺度;在大中城市,“处女修复术”的广告铺天盖地。
如今,在徽州,牌坊已和徽商当年兴建的民居、祠堂并列,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最具文化象征的建筑。
生命在延续,贞节牌坊像生命燃尽落下的灰,落在徽州人的心里,落在所有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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