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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母亲是清河大族崔家的女儿,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死去了。
继母卢氏过门后,杜甫寄养在洛阳仁风里的二姑家。
姑母为人贤德,对幼小的杜甫关怀备至,胜过亲子。
有一次,两个孩子同时患病,她为了保住杜甫的性命,忍痛舍弃了儿子。
此事是杜甫稍大以后从仆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触动很深。
天宝元年(742)姑母逝世,他以无限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撰写墓志,称其为“有唐义姑”。
“义姑”,是春秋时鲁君对一妇人的赞称。
据《列女传》载,齐军来攻鲁国,逼近郊外,见一妇人抱子携侄而行。
妇人见形势危急,子侄不能两全,便舍弃儿子,抱起侄子逃难。
齐军问其故,答曰:
“弃子而行义。
”齐军感慨道:
“鲁郊妇人犹能持节,何况朝廷!
”遂罢兵。
此事与杜甫二姑所为十分相像,故以“义姑”称之。
杜甫后来的同情弱小、怜悯民瘼的思想形成,与姑母的身教有一定的关系。
童年的岁月烂漫而朦胧,许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无可挽救地泯灭于记忆的长河里。
使杜甫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的,是他6岁时在偃城(今属河南)见到的公孙大娘舞“剑器”。
公孙大娘是当时最优秀的舞蹈家,“剑器”是一种戎装舞蹈,动作刚劲,节奏铿锵。
杜甫晚年回忆当时公孙大娘的舞姿,说她忽而自空而落,光彩夺目,如同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
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腾,如同一群天帝驾着蛟龙飞翔;
她上场时神情端庄,如同雷霆初止,天地一片肃穆;
她收舞时英
姿卓立,如同江海停止翻腾,凝聚着清冷的光辉。
这说明,幼年的杜甫就已对艺术有了较强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舞蹈、书法、绘画、音乐、诗歌,是彼此相通的。
据说,当时草书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之后,书法大有长进。
事实说明,这种激昂顿挫的舞姿,对此后杜甫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杜甫7岁时,开始创作诗歌。
儿童作诗,往往以动物为题材。
初唐诗人骆宾王也是7岁时开始作诗,那首《咏鹅》诗确实写得不错。
杜甫所咏的却非平凡的鹅,而是神鸟凤凰(诗已失传)。
在古人心目中,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
杜甫开口便咏凤,这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生出对国家富强的期盼。
这似乎是一个预兆,因为杜甫终生都是心系国家、心系民族的,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份苦恋,真可感天地而泣鬼神。
中国有句老俗语说: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以杜甫观之,此言不差。
练习作诗的同时,杜甫还学写大字,很勤奋,很刻苦,到9岁时,已写满了一口袋的习作。
同写诗一样,书法也是家传。
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都于书法上有一定造诣。
杜审言曾自夸其书法“当得王羲之北面”,虽属虚张,但看来也确有相当的水平。
宋人蔡居厚家藏杜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称其书法“简远精劲”(见《苕溪渔隐丛话》)。
杜甫在家庭翰墨的熏陶下,书法日有长进,步入壮年后终于形成“瘦硬”的风格,明朝人胡俨曾见过杜甫书写的《赠卫八处士》(此诗为杜甫47岁作),称其“字甚怪伟”杜甫晚年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表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主张,“瘦硬”是杜甫的艺术审美观,无论对书法,对绘画,对诗歌艺术都持有这种观点。
杜甫十四五岁就已在诗坛崭露头角,他出入于文人荟萃的场所,与当时的文坛名流交往。
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曾褒奖杜甫的文才有似汉朝著名文学家班固和扬雄。
这二人的年龄当大于杜甫几十岁,他们乐与少年杜甫交往,颇能说明杜甫文才的超卓。
这期间,他还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
李范是睿宗第四子,好学工书,雅爱文士。
杜甫经常出入于李范的府第。
中书令崔憬的弟弟崔涤任秘书监,与玄宗款密,此人也对杜甫很器重,常邀杜甫来家中作客。
杜甫晚年飘泊潭州(今湖南长沙),遇到了当年著名歌唱家李龟年,曾感慨万端地写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就是回忆少年时与李、崔二人的交往。
杜甫虽然成熟较早,但作为少年的他,仍未完全脱掉孩子气。
幼儿时他身体不太好,经常闹病,在姑母的精心照料下,长到十几岁时,已经健壮得像个“黄犊”,一天到晚欢蹦乱跳没个时闲。
他家的院子里种有梨树和枣树,八月秋风送爽时,树上梨黄枣红,他简直就像只顽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欢声笑语飞满庭院。
这时的他决不可能想到,命运之神已悄悄地为他安排了一条艰难困苦的生活道路,他将在这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洒汗、流泪、泣血、哀歌。
但此时,他距离这条道路还远,因为他还有一个颇为快意的青年时代。
壮游足迹
唐代知识分子不囿于书斋生活,读书之外喜好游历天下。
特别是盛唐时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然成为时尚。
杜甫出生的那年,玄宗正好即位。
这位天子在执政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尚能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张说、张九龄这些贤人为相,也能采纳一些批评、建议,终于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当时社会财富充足,国库殷实,民生安定,道路畅通,社会秩序也好。
这为读书人的漫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他们被昂扬的时代精神所鼓舞,被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吸引,走出书斋,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生,广交天下诗友,寻求从政的道路。
杜甫正是抱着这些心愿而开始漫游的。
从20岁起到34岁止,共有三次长途远游,第一次是游吴越。
开元十九年(731),他从洛阳出发经水路抵达江宁(今江苏南京)。
在秦淮河北岸的瓦棺寺里,他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晋代名家顾恺之的壁画。
瓦棺寺为晋武帝时所建,寺内建有高阁,高达24丈,极其壮观据《京师寺记》载,东晋兴宁年间,瓦棺寺准备重修,寺僧请人捐款。
最多者也不过10万钱,而顾恺之出口便是百万。
等到兑现时,他让僧人粉好一面墙壁,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达一月之久,精心绘制维摩诘的画像,画完身躯,将点眸子,便对僧人说:
请告知世人,第一天来观此像者,捐10万钱,第二天可捐5万。
世人皆知顾恺之丹青绝妙,前来观画者挤满寺院,不消片刻,便得钱百万。
杜甫早已得知这段艺坛佳话,今日得以目睹此画,心中异常兴奋,瞻顾之间,不禁深深遗憾未能与这位艺术大师生在同时。
离开江宁以后来到苏州。
苏州是春秋时吴国国都。
在苏州阊门外,他凭吊了吴王阖闾的坟墓。
此墓建在城西北的虎丘山上,传说当时曾以扁诸鱼肠剑3000柄作为陪葬,封土三日,有金精结成白虎踞于坟上故将此山称为虎丘。
杜甫前来凭吊时,此地已十分荒凉了。
虎丘山中有剑池,相传是秦始皇为挖掘阖闾墓而形成的深涧,水深莫测,旁有几丈高的石壁。
杜甫游览了剑池,又去游城西南的长洲苑。
这里是当年吴王游猎的场所;
水汀沙渚间早已消失了帝王的踪影,唯留荷花菱叶,在天水之间吐着清香。
城西北有吴太伯庙,太伯是周朝祖先古公父的长子,传说古公预见其幼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会为君。
太伯深明大义,为让父亲的愿望顺利实现,便出走避居勾吴。
杜甫怀着仰慕之情,几次拜谒太伯庙,为其礼让精神而感动落泪。
杜甫原想从苏州东渡日本,古代传说那里是太阳出生的地方,当然很吸引人。
杜甫已经租了航海的船只,却终究没能成行,于是南渡钱塘江,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
会稽是春秋时越国国都,有勾践庙。
杜甫凭吊了卧薪尝胆、终报国仇的越王勾践,对秦始皇留在会稽的古迹也作了游览。
会稽城南三里有鉴湖(又名镜湖),时当盛夏,杜甫站在湖边,享受着湖面送来的阵阵凉风。
又乘船游览了剡溪,那里山水秀异竹茂林深,使他大开眼界,徜徉不已。
开元二十三年(735),他24岁时从吴越回到巩县,准备参加这年在东都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
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的文才可以匹敌屈原、贾谊,可以俯视曹植、刘桢。
结果却未能考取,但也不以为意,着手准备第二次漫游。
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去漫游齐赵(今山东和河北南部)。
这期间,他结识了好友苏源明。
二人曾于春日登临邯郸赵王丛台,缅怀古人,翘首放歌。
又在冬天射猎于齐景公畋猎过的青丘(今山东益都附近),在皂枥林中、云雪冈上呼鹰逐兽。
杜甫箭术不错,有一次,射下一只大鸟,把苏源明乐坏了,称他为晋代的将军葛强(征南将军山简的爱将)。
杜甫之父杜闲此时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杜甫前往探望父亲,登上兖州城楼,极目而望,但见浮云连绵于大海和泰山的上空,平野苍茫,远远伸向青徐二州。
他的心神由空间跃入时间,想到兖州东南的峄山上还留有秦皇的功德碑,曲阜城东还留有汉景帝儿子鲁共王所建的灵光殿。
物是人非,宇宙悠悠,登临怀想之际,不禁生发万千感慨。
泰山素称五岳之宗,杜甫初次目睹它的雄姿,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写成名篇《望岳》: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此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象,表现了青年诗人的凌云壮志和阔大胸襟。
据杜甫晚年诗《又上后园山脚》,可知杜甫当时于望岳之后确曾登上泰山绝顶,未能有诗传于后代,大约是笔力不敌《望岳》而被作者自行淘汰了。
这一时期,他还游历了任城(今山东济宁),与任城许主簿同游南池,那清澈的秋水、疏淡的秋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又与巳上人、张隐士交游,写诗赞美他们的幽雅居处和淡泊情怀。
此次漫游齐赵共历五年之久。
开元二十九年(741),他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东面、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建造一座“土室”(即窑洞),名曰“陆浑庄”。
首阳山有他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建造土室是为了便于祭奠祖先。
这年寒食节,土室建成,他写成《祭当阳君文》,表示要以杜预为楷模,建功于当世。
大约就在这一年,他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成婚。
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相依相守,白头偕老。
从天宝元年(742)到天宝三载(744),杜甫居洛阳,其间曾与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有过交往,拜访过初唐诗人宋之问遗留下的山庄别业,游历过龙门奉先寺等地。
天宝三载三月,翰林学士李白因傲岸不羁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玄宗赐金放还,路过洛阳时,和杜甫初次相逢,二人一见如故。
一年多的京都生活,使李白对腐败的朝廷加深了认识,他想隐居名山以求精神的愉悦;
而杜甫在洛阳居住期间,对世俗的伪劣也十分厌恶。
当他得知李白欲往梁宋漫游,便欣然相约同往。
这是他的第三次漫游。
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是当时繁华城市,人口密集,建筑壮观。
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以淮阳王徙封于此,在开封城东南建“东苑”(又称兔园),园林规模宏大,方圆三百余里。
梁孝王在其间赏游驰猎,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
园内有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
梁孝王增筑曰明台。
因梁孝王常案歌于此,故亦称吹台。
杜甫与李白、高适(时高适寓居于梁宋)畅游梁园,登临吹台,环顾大野,思怀古人,并对当时玄宗崇尚武力、频动开边之战表示忧虑。
其后,他们又同游单父台,单父是春秋鲁国邑名,故址在今山东单县南,与宋州(商丘)邻近。
孔子弟子宓子贱作单父宰时,很得民心,终日弹琴而单父治理得很好。
后代人思念他,称其弹琴处为琴台,即“单父台”。
杜甫他们登此台时已是冬季,天上万里风云,地上大泽霜冻,树叶纷飞,禽兽哀鸣,萧飒的景象唤起他们对时局的忧怀。
天子好武,边将多以武功求宠,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与宓子贱的鸣琴而治形成鲜明的对比。
抚今追昔深为国事而惆怅。
不久,高适离开梁宋南游楚地,杜甫同李白渡过黄河去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不料华盖君已死,唯余三五弟子守在清冷的道观,只得失望而去,于天宝四载初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
当时李邕的族孙李之芳作齐州司马,李邕作北海(即青州,今山东益都)太守。
李之芳建造新亭竣工,李邕前来观赏,得知杜甫在齐州,便请求相见。
李邕的诗文和书法闻名于当时,声望颇高。
杜甫与他交游,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所作诗篇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被清人何绍基书写(何氏改“海右”为“历下”)挂在大明湖历下亭上。
困居长安
天宝五载(746),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
早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就任用李林甫为宰相,导致了乱政的发生。
正直的杜甫在这样的朝政下而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已如白日作梦。
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
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
渐渐地,他需赖亲友的周济了。
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经过加工,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
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
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
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
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
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
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人一贫贱,就连同族晚辈也要给点脸色看了。
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
有一次杜甫闹疟疾,很厉害,在生死线上徘徊了100来天,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
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
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
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
“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饥饿之苦,可以想见。
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人生加深认识。
天宝六载(747),也就是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玄宗诏令天下之士通一艺以上者皆到京都就选。
此时正值李林甫频频制造冤案之际,他怕参加考试的人在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便施展阴谋诡计,把考生全部落选。
杜甫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这次考试,不料竟是这样的结果,他沉痛而且愤慨,在其后所作的多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考试的路子走不通,杜甫便向显要投诗,以求他们的援引。
这些投赠诗一般都是这样的格局:
颂扬对方的功德,讲自己的经国济世的抱负与才能、目前的困境,或明或暗地呼唤对方给予提携。
他首先寄希望于韦济。
韦济作河南尹时,曾慕杜甫的诗名而几次去陆浑庄寻访,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
杜甫得知后,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一诗,对韦济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他的汲引。
天宝七载(748),韦济迁尚书左丞入京后,杜甫又有《赠韦左丞丈济》诗,诗中颂扬了韦家门第,并大声呼吁: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希望对方大力提拔。
韦济也确曾在百官会集的场合为杜甫张扬过诗名,但于杜甫的进入仕途却未能起到作用。
这使杜甫感慨万端,在其后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痛痛快快地发了一通牢骚。
韦济之外,他还赠诗给汝阳王,赠诗给京兆尹鲜于仲通,痛苦言道: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
”赠诗给左丞相韦见素,叙及韦、杜两家原是世交,盼望给以照顾。
又曾赠诗给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当时他的诗友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中掌书记),提出愿去幕府参谋军事的请求,并赠诗给哥舒翰的判官田梁丘,寄望他从中帮忙。
哥舒翰是个讲义气、重贤才的人,如果不是身患重病、还京居家的话,杜甫很可能就此参军了。
在投诗求引的同时,杜甫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
天宝十载(751),投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
玄宗看重了他的文才,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命宰相考他的文章。
那一天,杜甫来到中书堂应试,由李林甫出题,集贤院的学士们都来监考。
这次考试,杜甫只是获得了一个“参列选序”的资格,使他大失所望。
此后,杜甫又献《封西岳赋》和《雕赋》,仍不见有任何进展。
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被授予河西县尉的官职。
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没有接受,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宿卫,为生活所迫,只好就任。
一个身怀大志奇才的人,苦苦挣扎了10年,才得到一个小小官职,令人啼笑皆非。
现实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深刻地教育了杜甫。
他再无青年时代那种“轻狂”的心态,也失去了健康的体魄;
但同时也磨炼出一双透视生活的眼睛,思想感情逐渐转移到挨饿受冻的普通百姓一边,创作出第一批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天宝十载(751)四月,鲜于仲通讨伐南诏,率兵8万,至西洱河,遭到惨败,士兵死了6万。
于是征召长安、洛阳及河南河北的男丁,再伐南诏。
人们得知云南多瘴疠,不肯应征。
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到军营。
部队开跋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震野。
(见《通鉴》卷216)杜甫目睹送别的惨状,联想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非正义战争创作了《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把笔墨局限在一时一事的描写上,而是通过征夫之口,把此次征丁放在连年征战的大背景下,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所受的兵役之苦,在最深的层面上揭露了唐玄宗不顾人民死活、频举开边之战的卑劣心肠。
作者的立脚点显然在人民一边,这标志着杜甫在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的一座里程碑。
这一时期杜甫还创作了《前出塞九首》,注家多认为是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伐吐蕃之事。
这组诗始终以一个征夫的自述口吻来写,自然而又深刻。
这个征夫怀着悲痛的心情辞别了家乡亲故,被迫去参加君王的开边战争,一路上心绪烦乱,听到陇头流水声便心肠欲碎,以至于磨刀时手被划破也没有痛觉。
途中时时遭受押队长官的喝斥,深感做人的尊严被蛮横践踏。
到了三军营地,发现军中将士之间苦乐悬殊,士兵的遭遇之苦非同一般,严冬风雪之际修筑城垒,一些士兵被冻掉了手指。
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征夫生擒了敌人酋长,却未能获记分寸之功,而无功者却受到奖赏。
总之,这是一组代兵立言的优秀现实主义诗篇,“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是全诗的主旨,有力地批判了唐玄宗的开边政策。
这一时期,杜甫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也予以关注。
天宝十三载(754)秋天,长安一带连降了60多天的雨水,秋作物灾情严重,长安米价暴涨。
玄宗派宰相杨国忠视察灾情。
杨国忠是李林甫的继任,靠着杨玉环的关系爬上了相位,卑鄙伎俩不亚于他的前任。
古人常把天灾与宰相连在一起,杨国忠害怕动摇相位,故意隐瞒灾情,他从高冈子地里拔来一束庄稼,欺骗玄宗说:
“雨水虽多,但不害庄稼。
”玄宗信以为真。
扶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房玄上书报告当地灾情,被杨国忠扣压,并派御史去追查房玄。
从此,天下无敢言灾者。
杜甫则不畏奸相的淫威,他在《秋雨叹三首》中,真实地反映了灾情,并揭露杨国忠钳制人口的卑劣行为,诗中写道: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相许宁论两相值?
“禾头生耳”是说谷穗上生了芽子,“黍穗黑”是说黍穗因阴雨而发霉,七个字形象地写出了灾情之重。
“农夫田父无消息”是说农民的灾情消息被封锁,皇帝既不得知,则赈济免租亦无望。
挨过饿的杜甫深知灾区农民此时的滋味。
杜甫一方面用诗反映民生疾苦,另一方面还把笔锋伸向高层统治者的腐朽生活。
《丽人行》这首诗可称代表。
诗中辛辣地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奢侈与荒淫。
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任右丞相,此诗当作于第二年春天。
古时三月初三为上巳节,长安士女多于此日赏游曲江。
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江边建有豪华宫殿,为京都第一胜景。
诗中描写杨贵妃的三个被封为国夫人的姐姐,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大官们的陪同下,来曲江边游春。
她们还带着厨师和乐队。
该进餐的时候,厨师们用镶翠的锅子给她们烧好驼峰肉,用水晶盘子给她们端来清蒸鱼,山珍海味,摆满桌子,可惜她们已是满肚子油水,面对美味并无食欲,虽有乐队演奏助兴,也无济于事。
于是便有太监回宫禀告天子,天子就让御厨快马加鞭送来“八珍”。
酒足肉饱,如何消食?
杨国忠应时赶到,只见他大模大样,当轩下马,无须通报,便钻进锦帐与三位国夫人欢会了。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国忠未到时,游人尚可靠近锦帐一睹国夫人,及其进入锦帐,则须退避三舍了。
锦帐中搞些什么名堂,读者自可想而知之。
老杜之精于讽刺可见一斑。
统治阶级花天酒地,而有才的贫儒却连粗饭都吃不饱,这残酷的现实每每激励杜甫慷慨悲歌。
他在长安时最要好的朋友大概要算是郑虔了,这两位穷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抚今追昔,借酒浇愁。
郑虔多才多艺,诗、书、画三者精通,曾被玄宗誉为“郑虔三绝”;
但因不善阿谀,只作得个广文馆博士的小官,俸禄很低。
杜甫作《醉时歌》,痛斥世道之不平。
诗中说:
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杜甫先世祖居杜陵,故自称“杜陵野客”,四十出头,就被贫病愁白了鬓发,披着件又短又窄的粗布衣,每天站在饥民队伍里,买政府贱价出售的米。
一旦弄到点钱,就去找郑虔喝二两,不是馋酒,实在是愁闷太多。
想到德超羲皇、才过屈原宋玉的郑老,也是如此的身世坎坷,还要那个万古之名作什么用呢?
这是旷达语,是牢骚话,假如杜甫果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那倒真能彻底解脱了,然而不是。
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杜甫头脑中扎根太牢了。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长篇古诗,被人们一致认为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生活和思想总结。
这首诗写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上个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上任不久,便去奉先县探看家属,客居在那里的妻儿们太让人担心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半夜,杜甫冒着凛冽的风霜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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