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经典三天下三大草书家 关于张芝张旭和怀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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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欣赏者,要瞻仰书作,不懂草书,那就是天大的遗憾了。
一、草圣张芝(公元?
——192年)
汉张芝《冠军贴》
我常常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说真圣楷圣,也不能说篆圣隶圣,而独草书可以有“圣”之称。
古之圣贤,都是在一个领域独领风骚,有开创之功,又有传世之德。
可是,这样解释似乎也说不过去,楷书也有这样的书作和书家,却不能称之为楷圣。
如同五岳,泰山可以傲目无旁地说“五岳独尊”,草书即是“五体独尊”了。
泰山在五岳中并不是最高的,泰山在中华版图上,也不是最雄伟的,泰山在名山中也不是最为有名的。
在山东的平原地带,突兀地耸立着这样的一座山,山上没有仙人洞,没有神仙,那么它灵在哪里呢。
自从秦始皇不远万里似的封禅以来,天子到这里祭祀的比赛就开始了。
因为它是东岳,中国人对东方特别敏感。
又有那么多帝王三番五次来祭天,人们就有了对皇家的人文崇拜与敬畏,五岳独尊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他只有一千五百多米。
毫无疑问,东汉是书法的盛宴,是书法美学建立理论开始,更是书法独立于实用而形成艺术自觉的发端。
在东汉,书法出现了理论,也出现了不为公文也不为私人文书的纯粹的艺术创造——那就是草书,是疯狂的草书创作的年代。
其情形如何呢?
东汉赵壹非难草书之作《非草书》,就是对当时草书的否定之篇。
虽然如此,却为我们今人保存了难得的古代信息。
他非难草书的理论根据是: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那么,你这草书是违背了天地的旨意,也与圣人的追求相去甚远。
而“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那么,你们迷恋草书到痴迷乃至发狂又所为何来?
对草书艺术追求发狂的情景,赵壹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
十日一笔,月数丸墨。
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这等情形,真是发狂得不轻。
即使是这样非难草书的人,对张芝也是服气的,他说张芝等书法家“皆有超俗绝世之才”。
如此说来,张芝何许人也?
我们对张芝所知甚微,在《后汉书》仅仅寥寥数笔,他的事迹大部分残留在后人书论之中,且多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转述者口口相传,很难作为信史。
然则,大概的精神指向也并不脱离张芝的面目。
草圣的名号一经出现,就没有过疑义。
草圣最早见诸文字的,是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所记述:
“韦仲将谓之草圣”。
此言一出,便世代沿袭。
在历代书家的论述、记叙乃至官方编纂的文献中不绝于耳。
今天,我们的书法家多来自书法家协会,或者与书法相关的机构、报刊,业余书法家很难再行进入这个圈子,这当然有历史进程的原因。
古代人人都要操管,那是以实用为前提的。
换过角度来说,书法艺术还没有成为自觉的艺术。
以追求书法艺术为专业的人,毕竟是少数。
张芝就是那极其少数中的一个,应该说,他的出现,是专业书法家的第一人。
书圣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
颜真卿是职业政治家,官到一品;
苏轼为文学艺术的全才,然而,他在这方面依然是业余的,官到了副总理的级别。
惟独张芝,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浸淫在书法笔墨之中,被后人称之为草圣,再难有人冒犯。
《宣和书谱》记载,汉张芝,字伯英,敦煌人。
志趣高尚,朝廷以有才艺征召他出来作官,他也不出来。
难道他真的因为志趣高尚就不出来作官吗?
我们考考他。
如果他逝世于公元192年的记载没有大出入的话,那么,他与汉代第一大儒蔡邕属于同步人物。
他们之间的年岁,可以用不求同年生,但求同年死了。
蔡邕对于书法的态度,与张芝有着天壤之别。
蔡邕在他那著名的奏疏《指陈政要七事疏》里说: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而张芝根本不想“匡国”,也没有准备“理事”。
《四体书势》记述说:
“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
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
常曰:
'
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犹宝其书。
”
我们知道,作为专业书法家,如果没有生活来源,是难以为计的。
归隐山林,总要解决他的衣食住行的事情。
明代哲学家李贄,辞职于姚安知府,后来靠地主、乡绅的周济维持生计,成为专业的哲学家。
而他的不能容于社会,则来自于他性格上的一意孤行。
张芝的性格特征是模糊的,没有关于他愤世疾俗的任何记载。
那么,他何以不赴朝廷官方的征召,是那样的决绝呢。
破解张芝的行为并不难,不过,得绕个大弯子。
这要从他的父亲说起。
张芝的父亲张奂。
我在长篇史学文化散文《正阳门》里,写了关于张奂一节,自家引述如下:
我们可以翻开历史的有关张奂的一页,来看张奂的为人为官之道。
我们发现,张奂虽然名声不大,却文武全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他当都尉的时候,就遇上了外族的侵略。
他的军队只有二百多人,大家认为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军士们叩头阻止张奂发兵。
他进驻长城收集散兵,切断敌人的联络。
凭着他智勇兼备的才华,打败了羌人。
后来升中郎将,朔方几个地方的匈奴军队又来挑战,军队大乱。
他端坐帐中,智勇兼施,再次获胜。
公元166年春,升迁为大司农。
鲜卑听说张奂调动了,在夏天招集南匈奴、乌桓分几路大军侵犯塞内,还引诱东羌共立盟誓。
武威、张掖边境告急。
朝廷再次任命张奂为中郎将,执行九卿的权力,督令幽州、并州、凉州以及度辽、乌桓二营。
敌军听说张奂又回来了,投降的有二十万人。
公元167年春,东羌骑兵侵入关中,杀人上千。
冬天。
几路大军浩浩荡荡杀了进来,侵略再次失利,张奂指挥军队俘虏一万余人,再次建立了赫赫战功。
一个人建立战功,有时候并非那么难的事情。
因为敌人就是敌人,和好了就可以成为朋友,友好邻邦什么的。
敌我两军对阵,阵线分明,很容易就知道谁是友军,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就复杂得多了,一不小心,你就会落入圈套,使得你抱憾终生,有时候你自己就不能原谅你自己。
这个战功卓著的大将,还曾经著作三十多万字的《尚书记难》。
就是这样,也难免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错误使得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那错误是无法弥补的错误。
一个人的一个错误,有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也有可能危及国家的前途,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千万要当心,走错一步,就会影响你的一生。
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张奂奉命率军回朝。
这是多么风光无限好的事情啊!
人生得意又有几次如张奂者?
这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是为保卫国家立过功勋的军队。
张奂回到洛阳,觉得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脚跟还未站稳,皇帝的诏书果然就来了。
大将军窦武要谋反,命令他们迅速包围窦武府。
天刚刚亮,洛阳城的轮廓依稀可见,城门紧闭,黑洞洞的。
大门开启处,从里面开出了一支整齐威风队伍,一看就知道,这支队伍训练有素。
张奂认得,那是保卫皇宫的羽林军,根据他的经验,估计有一千多人,全部出了朱雀门,就与张奂班师回朝的军队会合了。
布阵完毕,两军就开到了宫廷正门讨伐窦武。
张奂听到了羽林军呐喊道:
“窦武谋反,要杀皇上。
你们都是皇上的警备部队,应该保卫皇宫,为什么与叛贼合流,还不快投降!
这呼号声响亮而庄重,没有人怀疑,这当然是真的了,窦武真的要谋反了。
……
羽林军砍下窦武与他兄弟的人头,在大街上示众。
刚刚从边疆归来的军队与羽林军一起,追杀窦武的亲戚、宾客、家属,全部杀头。
从三公九卿以下的,凡是陈蕃、窦武推荐的,一律查办禁锢,再也不许出来做官。
当张奂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假如你跟随十恶不赦的坏蛋干了这样一件坏事情——已经不能算坏事情了,应该说犯下了大罪,你会怎么样。
诛杀的血腥还弥漫在洛阳城,尸体尚在大街上铺陈。
哭亲泣友的声咽还在洛阳大街小巷泛滥的时候,张奂就明白了,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错误犯得猝不及防,那错误犯得糊里糊涂,还能说是错误么?
不是,是大罪,是助纣为虐,是残害大臣,是惑乱国家。
当诛杀窦武、陈蕃的事件刚刚过去,宦官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当宦官们被封侯享受胜利的喜悦的时候,张奂内心的痛苦达到了极点。
更有后来蔡邕的同事,涿郡卢植给他有《与张奂然明书》,谴责他竟与宦官同流合污,矫诏诛杀大臣。
他将用一生的作为来消解这种被利用的痛苦。
张奂升任大司农,因为有功劳被封侯,他多次上疏,坚决不肯接受。
翌年夏天,诏令百官上封言事。
他觉得弥补罪过的时候到了——既然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就得有个反省:
我听说风的号令,阴气专用就会形成冰雹。
发生灾难,都是因此而成的。
已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他们志在国家的安宁,为人方正刚直。
因为奸人作乱,他们都被诛杀,海内缄默,不敢说话,其实,人人震怒。
忠贞的窦武、陈蕃被杀,没有得到昭雪,所以上天给了大汉帝国那么多的灾祸。
应该厚葬他们,把流放的家属也迁回原郡。
因为他们的冤案被牵连的,都要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皇帝完全同意张奂的意见,打算按照张奂的话去做。
皇帝问宦官们,没有谁同意张奂的意见,皇帝害怕,所以屈服了。
张奂不久被宦官以党罪陷害,禁止做官,送归田里。
这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愿意用自己的免官来悼念陈蕃、窦武,愿意自我惩罚,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痛苦。
被坏人利用,或者说被恶势力利用,干了罪大恶极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做过,很难有切身感受。
他回到家——他的家已经从酒泉迁到了弘农。
在家闭门不出,著述了《尚书记难》。
临死前,他留下了遗嘱。
他说:
“一个人的富贵与穷困,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人的生死,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一个人死了,就到了地下。
地底下是黑暗的,永远没有天亮的时候,却用那么好的锦帛缠身,还要在棺材上钉上密密麻麻的钉子,我不喜欢这样。
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墓穴,那就很好。
如果我早上死了,晚上埋了就算了。
埋葬的时候,将尸体放在灵床上,裹块布就行了。
史官评论说:
陈蕃、窦武反对宦官,号召天下,救国于危亡,这是有识之士都知道的。
张奂却被宦官利用,杀戮忠烈,虽然他怀恨终生,辞赏谢罪,最终还是应了诗歌中说的——
泪流满面啊!
哀叹来不及了啊!
张芝何以能够专业于书法,读了上面的叙述,就解决了两个问题:
他不会再去作官;
他有足够的资金专业于草书的创作,不愁生计。
张芝不会出仕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其父辈的遭遇所至,而张奂离开朝廷,过上了退隐的生活,估计物质并不缺乏。
张芝在《后汉书》里没有列传,他的名字写在了他父亲列传的最后面,记述简略到潦草的地步。
可以这样说,张芝的草书创作,无意中驱除了文艺创作中的两大恶性阻状:
名与利。
一个名利之徒,是断难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然而,仅仅如此,就可以成为草圣吗?
决意不出世的名人多得是,家有余粮的人也多如牛毛,可是,草圣就一个张芝。
不错,张芝具备了成为大艺术家的天赋,一个草书开创者的天赋。
终究使得他成为草圣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天才。
因为他的天才,还有他家庭所带来的气氛对他的影响。
那所谓的影响就是翻天覆地,就是暴风骤雨,就是世间的惊悸与惊恐,就是他内心的安宁与外部事物激荡,让他在撞击中翻腾起来。
他将这种翻腾转化为对草书的痴迷,弄得乌烟瘴气。
于是,草圣张芝完成了书法史上一个绝大的命题。
《宣和书谱》在《草书叙论》中说:
“至张伯英出,遂复脱落前习,以成今草。
”我所说的绝大的命题就是创制了今草,创制了一个崭新的书体,所以才能够称得起、担当得起书之圣的称号。
宋朝内府当时收藏着张芝的《冠军帖》和《消息帖》。
问题又出现了,自从米芾时代,就怀疑《冠军帖》的真伪问题,认为是张旭所书。
米芾的鉴定结果并没有得到公认,事到如今,《冠军帖》仍然附着在张芝身上。
故宫博物院的肖燕翼先生所著《书法鉴识》中,对《冠军帖》所属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认为西晋之前没有今草书。
肖燕翼先生在故宫工作,当然见多识广,看了不少真迹。
他在批评郭沫若的时候就说过,以书体判断书法的真伪往往要出现差错。
可是,他在这里又武断地用书体来断定法书的真伪,难以服人。
就象郭沫若当时以书体否定《兰亭序》,认为天下的晋书都是隶书体一样,大江大海都过去了,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唐摩万岁通天帖》、《十七帖》没有一幅隶书,其他的王、谢子弟,也没有隶书。
那么,为了伪托《兰亭序》,这样大规模造假,真是奇谈怪论了。
《冠军帖》是张芝身上的一块肉,还是附着在张芝身上的一块膏药,我想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张芝绝不会因为章草比别人写得好,就会被公认为草圣。
既然《冠军帖》找不到主人,或者你给它找了后娘它又不认,大家也不许可,辨别它的真伪,就失去了意义。
宋朝与张芝的时代比我们今天近多了,看到张芝真迹的机会也大得多,我宁愿相信,东汉已经有了今草。
而张芝的草圣,名不虚传。
亚圣张旭(公元675——750年)
唐张旭《古诗四帖》
有清一代,皇帝的年号一经颁布天下,就再也不会更改。
唐朝在开国之初,也曾经不改年号,比如李渊是“武德”,唐太宗李世民之“贞观”。
到了唐高宗李治,更改年号如同刮风下雨,说来就来。
张旭就出生在那个频繁更改年号的年代,是为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干支乙亥,属猪。
他逝世于公元750年,即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九年。
其实,我们罗列年号没有过多的意义,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枯燥无味。
查找不难,却比较罗嗦,让人上火。
而一旦弄错,又会被讥刺为“硬伤”什么的。
但是,我追究经典书法家、经典法书产生的奥妙时,总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
如果这个问题弄不清楚,便无从下手。
我对“重述旧章”像对“苟兴新说”一样不感兴趣,于是,追究一下年号,吊一下书袋也在所难免。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张芝与张旭给学生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考试题问:
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之为草圣的是张芝还是张旭?
答:
张芝,对了。
张旭,错了。
可是,读书多的学生就会不服气,觉得老师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酒中八仙歌》所言为凭,明明写着“张旭三杯草圣传”,难道是杜甫的错误?
其实,杜甫的确有这首诗。
在书法界,这首诗比起杜甫其它的诗来,要响亮得多。
然而,这不可为信使,难以得到书学史家和书界的承认。
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杜甫虽然为诗圣,他所封的书法之圣却难有号召力。
书法界似乎还有个规矩,如同王朝,天下不可有二主。
已经有了草圣张芝,再出现谁,也难以成为公认称号。
比如书圣,就王羲之一个,再也不会有第二个。
是谁混淆了视听,是谁故意搅混了这塘水?
我想是这样,他们都姓张,并且单名,一个芝,一个旭,不在书界,难以判断个清清楚楚。
他们都是经典草书家,是整个书学史没有争议的草书大家。
换句话说,他们以自己的草书名垂千古。
更为混淆视听的是,他们都曾经被别人而不是自己戴上了“草圣”的冠冕。
即使是文学艺术全才聪明如苏东坡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称呼,他说:
“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
”直到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才在他们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字。
他说张旭“其草书绝有绳墨,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
我觉得,称张旭亚圣恰如其分。
张芝在草书上已经为高峰,你后来者与其比肩,毕竟不是开创之功。
张旭在狂草书的创作上,确有不凡的业绩。
也可以说,他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草书艺术。
草书有行草、章草、大草之分,而大草还可以叫狂草。
在大草中,字与字之间可以缠绕连带,也可以字字独立。
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先生主张字字独立,而张旭则更钟情于连绵草书。
张旭,字伯高,吴郡人。
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
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
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
工诗书,以草书最为知名。
嗜好饮酒,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
常于醉中以头发濡墨大书,如醉如痴,被人称之为“张颠”,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三绝”。
关于张旭学习书法,有很多传说。
有的是后人加上去的,有的就来自于他自己的言论,还有史籍的记载。
他在常熟尉任所,有个老人“陈牒求判”,宿夕又来,他就怒了。
老人说:
“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
”为了要搞到张旭的书法,竟至如此。
“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
”在这位老人处得益,道同而相与谋。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都会有他的过人之处,都有他们不同于别人的经历乃至贯通的奥秘。
后来颜真卿的“印印泥”、“锥画沙”的感悟,也来自这位超凡的老师。
他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的情态中得到了启示,与文字产生的本源有了连带关系。
古人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发现了鸟兽蹄痕的美丽与壮观,用在了书写上,那是自然的力量,是生物给予人的高度灵感。
“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
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
”张旭的体悟与实践,是人类活动精美绝伦的表现,是人为的艺术力量在书法上的发挥与创造。
书法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
人类的艺术活动,要言继承与发展。
如果一个书法家的作品,在继承上没有承传关系,则被讥为“无体”;
如果一个书法家没有终生的临摹古代法书,或言“无笔”、“功力不高”。
绘画可以从生活中不断吸收有利于创作的成分,要有大量的写生活动,现实生活、历史、乃至自然,会激发画家的灵感。
书法难,难在现实生活给予书法新的血液并不多,于是,就得从古人处讨生活。
我常常想,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书法艺术的近亲繁殖。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书法有家,也有书匠。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生都在临摹,惟妙惟肖,甚至也可以写出自家风格的作品,可是,仍旧是书匠。
刻意求工,板结,缺乏冲击力,这在书法界是不难看到的。
当然,即使是书匠的作品,也比信笔涂鸦让人可以忍耐。
根本不懂笔法,没有文化内涵的书法,就是胡勒。
这也决不仅仅是工夫到不到的问题。
时代给人以恩赐,也会给人带来苦难。
张旭长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十岁,他们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差无几。
我在史学散文《长恨歌叙事》里有下面一段话:
“腥风血雨的武则天清算唐帝国的宗室,亲生儿子也不能放过。
她与李治所生四个儿子,一个早死,另一个被杀。
玄宗出生的前一年,伯父中宗皇帝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流放而被拘禁。
玄宗的父亲李旦即位后,不许听政。
到了他六岁的那年,武则天干脆甩掉大唐,改为大周。
父亲睿宗李旦被降为皇嗣,并不许大臣谒见。
裴匪躬、范云仙两个大臣因为与李旦见面,被武则天斩首。
武则天时代曾设铜匦,作为告密之用。
大批杀戮帝裔,朝臣更是朝不保夕。
似这等恐怖政治,即使是对武则天持赞赏观点的史家也不能够称羡。
公元693年初,李旦以有异谋也被关押,武则天派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
幸亏有大臣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父亲才躲过杀身之祸。
武则天病重,结束了皇后28年、太后7年、神圣皇帝15年的统治。
神龙元年正月,朝臣张柬之等杀了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
”这张易之、张宗昌作为面首,让人恶心。
武则天糜烂的性生活了然不惑,而一旦当了皇帝,没了专职男人,有个面首,从生理的角度说,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然则,她的这面首,还干了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让朝野恨之入骨。
首先将他们斩首,在人心大快的同时,迫使病危中的神圣皇帝退位也是应该有的文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旭与朝廷的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
然而,任何朝政的气息,都会给百姓带来风俗乃至生活的极大影响。
在独裁统治之下,想自由也是枉然。
武则天虽然被史学家叫好,我就觉得这女人过于毒辣。
而张旭生性的放浪形骸,与政治生活的不协调,肯定会给他的内心以激荡。
武则天逝世的时候,张旭过了而立之年。
应该说,在极度恐怖的政治生活中,张旭从孩提到了思想成熟期。
谁能说,他一定会超然物外呢?
我们都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我们的思想、行为、语言、艺术活动,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谁又会是超时代的人物呢?
划时代的艺术家,他们超人处往往就在这里——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经历,在大艺术家那里,就会转换成催化剂,而你有可能被吞没。
同样的笔墨,同样的纸砚,在大艺术家那里可以创造出传世的经典之作,而你的信手涂鸦只会增加垃圾。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曰: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人为的遭遇使得张旭情绪不稳定,心有不平。
时代的气氛与个人的遭际,没有使他沉沦。
他将这些不稳定因素化作激情,作用于书法创作中,成为艺术大家也是在所难免。
有评论说,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
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
不错,张旭的艺术成就可以这样概括,可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若仅仅是这样,张旭未必能够成为经典书法家。
有可能成为名家,或者我所言,由于近亲繁殖成为书匠。
张旭在历史上独具魅力,则是其揭示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成功的奥秘所在。
他将自己的境遇、遭际、现实生活中的感触,融入草书创作之中。
这所谓的融入,又非怒了就写“怒”字,不平就写“晃荡”,而是注入到草书势中,以势体现书家的心境。
此等情景,已经超出了一般书家的临摹。
更为可贵的在于,他注重了文字起源的学说,注重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我们很多书法家还不如韩愈明白,他在那篇著名的散文《送高闲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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