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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专程去了瑞典一次,以前陈云同志一直不太理解深圳特区的设立,他感觉那就是一个租界,所以他一辈子都没去过特区,而我们的锦涛同志专程去了瑞典这一个国家,这是很少有的事。
总之如果把我们的改革放到历史长河里去看,有点像黄河,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题目。
我要讲的第二个题目是我想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面临的一个挑战可以用两个次来描绘,叫做转型与失衡,为什么叫失衡呢?
因为我们最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自觉或不自觉的利用了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改革不是全面铺开的,率先从经济领域,先从农村,小城市,产品先从小商品,计划先从计划外,它是用一种非均衡的战略发展,但是发展就是这样总是不平衡的,没有绝对的平衡,如果说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超过某种临界点的时候,这就叫做失衡,我们现在所说的失衡一般是指这几个方面,比如贫富差距,内外经济的差距,城乡差距,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改革的差距,有时候从哲学角度讲叫特权与公平的关系,再比如整个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改革。
大家都了解我们这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第一步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有点像农村的经济改革,第一步迈出以后,农村很快就把人民公社取消了,这在我国县以下基层是一场政治改革,这是两条腿走路。
我们城市的改革是从八四八五年展开的,改革之前有很多实验,比如我们在国有企业里开始搞利润留成,恢复奖金,第二步是我们在企业里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是企业内部的政治改革,厂长在生产中的指挥作用大大提升,所以改革就像走路一样,前脚走出去,后脚要迈上来,这样走路才能平稳,但是到了八五年我们的城市改革全面展开,这时候我们出现了比较大的双轨制,那个时候有些不公正的现象出来了,比如投机倒把、倒卖票证等,腐败的现象也增多了,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也开始搞他的改革,那时候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开始研究改革,八五年出现了改革开放过快,经济改革迅速推进,但政治改革步子有点迈不动,然后中央成立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当时研讨了很深刻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搞的公务员体制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可惜后来我们遇到一场挫折,政治改革这条腿没迈出去,所以八九年以后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也开始往回拉,直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又把抽回来的那条腿往前劈了一步,变成了以开放带动改革,所以后来朱镕基他们开始治理国家以后,就开始努力把另一条腿也往前拖,比如国有企业破产,建立社保机制,到现在我们改革的走向基本还是这样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前腿和后腿,不管是国企改革还是医疗卫生教育体制改革,有时候后腿拖不动时前腿就开始画圈,很多问题表面上出在前腿上,而根源在后腿上,因此我们很多深层次问题源于改革的滞后,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失衡,最近国民经济研究所搞的一个调查表明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31倍,如果加上城乡呢?
就是55倍,好在本届政府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情况,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面,特别是对农村免税给予直接补贴,给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以更多的拨款,但最重要的还是整个收入分配体系里各种环节的一种变革,现在我们感觉扶植弱势群体是必须要做的。
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个博士测算了一下2005年的灰色收入,保守估计大概有4.6到5万亿,总之现在我们所说的失衡问题与我们的改革不配套,经济改革经济开放走的比较快,社会和政治改革走的比较慢,而经济改革里面竞争性的部门走的比较快,而垄断部门走的比较慢,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济上出现的各种失衡现象主要是由于改革的不配套。
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经济形势中公共问题凸显,比如像住房就是讨论的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现在说老百姓买不起房,但房价却越涨越高,第二个领域是医疗,老百姓看不起病,近一半的老百姓不上医院,医疗作风低下,巨额医疗款项的故事很多,医疗也是政府主管部门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领域,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说温家宝同志到北京基层去调查医保的执行情况,第三个是教育领域,前几年搞的高校合并通过最近几年来看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比如现在的高考制度就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束缚了很多人,高考制度其中也带来了很大的利益,社会对其批评也越来越厉害,现在所有的家长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青少年的心理疾病,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第四个是社保,现在社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接近两亿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进入社保里面来,按现在的调查大概也只有10%左右,绝对不会到20%的人进入到社保里来,每年由于社保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农民工的劳动成本损失掉几千个亿。
第五大问题是环保问题,像污染事件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惊醒,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已经急剧地凸现出来,至于还有其他的治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从舆论领域公众比较关心的大概就是这四五个问题,公共问题突显要求我们的政府转型,从一个建设型的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成为上下的共识,包括我们的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几次提到政府必须转型,转向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严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不能满足消费的发展,满足不了公民在这方面的权利要求,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要讲的是公共服务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人心的问题,过去我们几千年来优秀的文化传统被快速的发展丢掉了,比如治病救人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在很多地方连这都受到了很严重的侵害甚至漠视,这跟中央领导提出了八荣八耻开始关注人心,收拾人心都是相关的,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大问题,其中我想集中说一下住房,因为现在我们的商品房每年集中销售额有几万个亿,像我们的医疗教育也大概是万亿不到的市场销售额,而住房是争论最厉害的,我们刚才讲了,10%的富人拥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不止,收入畸形地集中在高收入人手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在中等水平以下的,拿北京市来说因为机构多,有权的人多,大的商业机构多,所以其富人的比重是要超过一般城市的,北京市的中高收入层大概也就是15%左右,他们手里有很多的钱,买房子只要满意就行,不看价格。
而北京现在大概有30%左右的人是打工者,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比如搞保安的,搞清洁卫生的,所有这些比较种收入又少的活都是由流动人口来完成的,另外流动人口里还包括一部分到北京来打工的白领,有高学历的人,但30%是农民工,他们住在哪儿呢?
在城里就住在地下室里,还有一部分住在北京城郊原住民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往往被叫做城中村,另外还有一部分打工者是城建制的。
他们往往住在工棚里头,比如说建筑施工,加工企业,这30%的人的住房问题现在基本是在决策者的视野之外的,所谓穷人廉租屋现在只解决户口在北京的穷人,这些人大概只占北京市总人口的千分之几,中间还有一大部分差别比较大的是工薪层,大约占到50%到60%,现在想买房但又买不起嫌贵的就是工薪层,但北京市的工薪层叫喊声还不如别的城市的叫喊声大,因为这些工薪层里很大一部分是公务员,北京市由于有国家机关,公务员比重还比较大,主要住房供给还是不在社会公开,不在社会统计之内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这种带有补贴性质的住房供给还没有完全截止,北京市有那么一部分人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一般很穷的打工者,工薪层这一块是很多很多的,现在是穷人的房子如城中村拆的太快,而富人的房子主要是商品房价格升的太快,现在对房子的调控最重要的是房产税,对穷人的房子供的太少,对富人的房子又没有房产税的调节,为什么供的少,为什么出了台,这跟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大问题,也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突显。
第四个我想讲的主要是四个词:
规则、理念、权利、秩序,这四个词为什么强调呢?
因为它来自我们这些年一些大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种开放式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经济推动社会政治,实践推动理论政策,这跟八十年代有所不同,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自上而下的,那时每一个一号文件都能引起一定的震动,特别是关于农村改革都有一种突破性的改革。
进入WTO以后,中国的开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自从签了WTO以后,我们认可了全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游戏规则,紧接着我们在其他方面继续前进,比如说引进技术、管理和资本到引进规则,而且是成套的引进,这是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比如老百姓所熟悉的比如足球商业化俱乐部比赛规则,这套体制的引进就把我们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足球的体制的矛盾暴漏的非常充分,规则方面我们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规则背后就是理念,像WTO所讨论的那些东西,自由,透明,公开,国民待遇等都是理念,是全球普视的理念,我们再回顾以下去年轰动一时的大国崛起这个片子,第一次很少带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去看各国五百年来的发展,中国近几百年来一直被引用的体制所纠缠,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我们承认有这种普视的价值体系的存在,就把这个纠缠我们一百年来的东西轻轻的放下了,所以我讲的四个词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词就是规则和理念,而规则就是理念带动起来的,慢慢变成了大家分析和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
改革转向综合的时候,由于规则的引进和理念的转型,出现了权利,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就是对老百姓原本应有的权利的培植、生长和保护的一个进程,比如我们现在从一定程度上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尽管现在住房上还有这么大的意见,但是住房确实有了大大的发展,我们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有了大大的改善,老者有其保,创业者有其产,各种各样的权利越来越受到了正式的认可和保护,允许其有合理的发展,所以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正好是和不合理的权力的抑制相对应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对特权的批评,对政府权利的限制,比如提出依法行政,这些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
第四个词叫做秩序,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到现在,我们在破坏传统的,部分的丢弃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同时迈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要有秩序,所以秩序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立法的推进上,比如像物权法,正在推行的反垄断法,正是我们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制中的四梁八柱,这些法律有利于我们把宪法和许多法律更好的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所以说我们的开放上台阶,推进改革使我们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讲这四个词就是力图从某种视角上来刻画这种变化,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我们这个社会的改革才形成了新的动力,也形成了新的改革对象,特别是我想用三大评价体系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社会方方面面要对改革表达一种参与,一种意见的时候,它往往是通过这三大评价体系的互动来展开的,现在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中国,中国现在每一个比较大的举动都会很快地反应在全球网络或媒体的关注中去,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决策,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些优秀领导人,包括诺奖的获得者都以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为重要任务,一些大的国家在制定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时首先提出的是如果看不清中国就看不清世界未来的发展,所以这个反馈是很及时的,批评和建议越来越和中国的实际展结合起来,现在据我们观察,最高层对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反馈是高度重视的,这是第一个评价体系叫做国际圈。
第二个评价体系我把它叫做社会网络圈,最近几年网络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在可以说网络上的评论意见表达批评跟我们公共领域的某些决策比如部委、国务院的决策已经形成了某种明显的互动关系,比如像在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领域,经常思考着要给与某种回应,这对中国改革的讨论和分析大大增加了力量。
第三个就是我们原来传统体制内的自我评价体系,这主要是我们的党报体系,内部带有各种机密的内部分析报告,这在过去是压倒一切的评价体系,但随着改革开放,这个体系的作用越来越向特定的领域发展,而且这三大评价体系在互动,决策者采用网络上获得的信息进行决策制定已经大大超过了利用官方信息渠道,这三大评价体系的发展是有客观原因的,除了宽带网络的发展之外,最重要的是人,这三大评价体系的形成对于解决我们下一步改革中遇到的难题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形成有利于改革的力量对比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的第四个问题。
我想讲的第五个问题是“跷跷板——倾斜的利益杠杆”,93年宏观调控以后,我们中国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跷跷板是斜率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头叫做竞争性产品和劳务价格,另一头是垄断性产品和劳务价格,九四年以后我们竞争性产品和劳务价格有一个下跌的过程,而垄断性产品和劳务价格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中间那个支柱就是汇率,汇率就是美元的人民币价格或者人民币的美元价格,竞争性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比如鸡蛋价格在九三九四年最高的时候达到过每斤四块钱,结果到95,96,97年降到每斤不足两元一斤,最低的时候是一块九,一块八,还有彩电,九四年时是五六千块钱一台,后来不断下降到两千块钱以下一台。
垄断性产品和劳务比如汽车、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价格从九四年以来一直是不断上升的,我国存贷款利差大概在3.5%左右,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因为我们现在商业银行90%的收入来自于贷款,使他们能够有多一点钱来冲抵坏账,增加资本金,但是在最近这些年引起了老百姓越来越大的反感,那个时期那个阶段的不断倾斜有很大关系,这个斜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大概在02年以后有所放缓,大概到05年,我们的汇率一直是稳定不动的,就是8.3,现在在压力下我们才有所调整,现在大概是7.5,对于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刚开始社会是赞成的,后来给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我们的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们越来越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这是跟当时这样的一个走势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垄断部门强化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
农民工的工资往上走了,这跟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我们减除农业税,给种粮的农民以直接补贴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农民工工价的一种支撑,再加上在城乡二元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现在流出了两亿人,还有鸡蛋,肉类和蔬菜等竞争性产品的价格开始恢复性上涨,而垄断产品的价格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房子最大的垄断是在各种审批环节,包括批地,批项目,城市规划,贷款等环节,现在某些垄断产品的价格开始有下降趋势,而人民币是在升值,如果这个斜率的增速逐渐减缓甚至开始回落,那么我们认为宏观经济就从越来越失衡的状态开始向平衡状态变化,这是跟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观察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腐败收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像沙尘暴一样越裹越大,但是自从06年开始越来越大的规模开始逐渐受到了抑制,它的总量有所扩大但是在整个GDP中的比重开始缩小,某些局部的地方可能还在增长,比如特别垄断的像石油部门,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信息的一种表现,当然这种有信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自然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物极必反,一些事情坏到头了就该有人治了,其实仔细想想中国整个的改革发展规律都是有物极必反的规律存在的,比如说打倒四人帮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当初为什么要打倒四人帮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此总的来说整个收入拉大的过程开始有所收敛。
比如说物权法中最重要的是“四地”问题,城市中的“一地”即私宅用地得到解决,而农村的“三地”即农民的私宅地,农民的承包地以及农村集体土地基本上回避了,其实真正城市私宅用地问题牵扯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并不是很急,再拖五年十年也没有多大问题,但这些人有力量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但问题和纠纷最为突出的农村私宅用地,牵扯上亿农民利益的土地问题却被回避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决策体制中各种利益代表不充分,有权有势的人在决策过程中嗓门大,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形成当时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就跟决策有很大的关联。
现在正在进行突破,比如最近像集体土地建设问题有一些变通的突破,最近国务院批准了成都和重庆,它现在鼓励农民的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流转,农民可以将土地抵押拍卖,投资入股。
这是我想讲的第五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我想介绍一下宏观经济,现在的宏观经济为什么大家看不清呢?
因为它变了,我要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全球一体化新阶段已重估中国,购买中国。
在我看来近二十年的全球一体化比以前近一百、二百年来的全球一体化有一个质的飞跃,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是跟老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最近二十年领风的,发展最快的是信息的全球化,而带动的是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几乎是同步的,第二个是空间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后由两个格局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布局,改变整个的全球生产销售和研发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开始加快向全球公司的演变,过去跨国公司在母国往往占重大的比例,而现在一半以上不在母国,而是在其他海外国家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母国。
再加上近些年来与全球经济相关联的贸易规则,金融规则,包括WTO以及正在谈判的服务业进展很快,如果原来的全球一体化是一个麻袋里装了一堆土豆,有大土豆,最大的是美国,还有小土豆,美国与一些中土豆和小土豆联系较紧,日本和欧盟与另外一些小土豆连的比较紧,而中国当时还在外面。
而现在是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了,美国在顶部,所有信息,金融等高技术这块都在他这儿,欧盟和日本居其次,而中国在底下中低端这块,中国这几年在这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份额,而中国底下还有一些仅仅提供原材料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入流的国家,现在的全球化越来越像一个有机的整体了,过去我们研究全球化双边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整体的东西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考虑双边然后是中美,而现在我们国内的讨论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现在国内大学里所学的全球化还都是反映二三十年前的全球化。
所以比如我们讨论中国的汇率下降不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因为首先得考虑结构,他在上面而你在下面。
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占了很大的利益,特别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是美国的黄金十年,一路高歌猛进,到后来终于出现了问题,就是IT泡沫,对未来做评估预测和判断的能力美国人是最强的,而中国现在在这块还差很远,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高估了自己知识经济,IT业的发展,所以后来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作出调整,很多大师把这一块叫做虚拟经济或者叫符号经济,所以从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下来以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是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因为搞这些东西谁都没有经验,一时热情过高,吹捧过度是可能的,这个回调一路下来,至少到2005年,从现象上来说,。
美元相对于实体经济和实物资产的贬值,最有代表性的可观察的尺度是美元对原油,原来从十五美元到二十美元一桶,现在从六十美元到七十美元一桶,贬值了70%到80%,美元对于美国本土的房地产贬低了50%,事实是这样的,当大量的资金开始从股市里蒸发并逃出股市时,数以万亿美元的资金首先扑到美国的房地产上,00年到05年美国房地产价格提升了一倍,后来各种警告说房地产出泡沫,实际是这个过程。
当这种调整冲出美国国界时,导致贵重金属,矿产品以及实体经济较多的国家的股票价格都开始上涨,美国的股市现在是以十万亿美元的规模计的,而美国的房地产则是以十二万亿美元的规模计的,多余的钱往房地产转移时是有很长时间可以闹腾的,因为他盘子很大,但是每年原油大概是四十亿吨到四十五亿吨,如果一次性交易,也就是一万亿到两万亿的规模,这比美国的房地产要小得多,但它是最实体化的,美元对它的贬低过程贬低了70%到80%,中国经济是最实体的,原材料进来,然后就变成产成品出去了,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足够大,现在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年均三万亿美元的总规模,是除了原油最实体化的,假如人民币只代表中国进出口这一块最实体化的制造业这一块,那么美元兑人民币应该贬多少?
其实美国并不想让你贬,他从中占了大便宜了,但出于某种政治压力,他需要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压压你,我们就贬,贬个3%,可是你想想,美元对实体经济的贬值过程波及到全球的时候,你人民币挂着美元不变,那中国国内的产品在外国看来是不是就过于便宜了呢?
所以随着国内规则的改变,他们首先进入了沿海的房地产,专买你像上海、北京这样的高档房屋,因为在人家眼里你这高档房屋值这个钱。
你人民币标价太低了,等你股市调好了我就买你的股,他两三年把你的中高档房子上去一倍,中低档的房子跟着走,带头作用就出来了。
股市看的更明显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提了一倍多,那还有别的实物资产啊,比如徐工是中国矿山机械的龙头企业,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凯雷要收购徐工,占51%,结果引起民族情绪了,那没关系,51你要实在不卖就49,49有点犹豫,说我要涨50%的价,涨了以后凯雷说我照买,为什么,因为你中国人的眼界不行,而人家是全球投资视野,人家看你徐工在这个行业里就值这个钱,你涨50%我也要,现在听说49,涨50%还不想给了。
然后人家到这儿来买你的高档房,你说一人只能买一套自用,我们对廉租屋提供的太少,而在商品房这块呢,又限制人家有钱人买,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宏观调控上经常出现这些笑话,现在在全球一体化里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行动,美元对实物经济的贬值,致使国际资本大量进入,很多过程我们根本观察不到,加上国内的这种需求,比如我们的股市从1300点到2500点是恢复性增长,2500点到5000点里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重估中国购买中国带来的,我说的这些只是一种观察和感觉,供大家参考。
你把这个加上去以后就能把很多宏观经济说不清的问题说出来,美元对人民币的重估从一比八到一比六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国内的资产都涨价了,然后你的经济总流入也提升了,而中国的总资产是多少呢?
没有人认真讨论过,按现在的估计,保守一点应该有两百万亿吧,其中房子加股市这一块也就是个四五十万亿,这是可交易的,外国人不会买你不可交易的那部分,可交易的那部分在短期内它就可以把你的价格翻上一番去,现在已经翻上一番的有四五十万亿,实际上我们的农民工价,粮食价和土地价的上涨都是这个总的过程的一个反映,所以价格的不断上涨在一个时期里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转型,其实前面讲的几个问题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政府转型的问题,政府改革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思路,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试图对它进行改革,比如提出过机构改革,后来机构改革三十年中就搞了四五次,现在又提出依法行政,还有在一些局部方面比如政府采购审批权做了很多尝试,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由于缺少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框架,所以它这些局部的改革成效到底有多大也很难评估,其成效与提出者的愿望往往是不相符合的,我想提出这个观点也是想和在座的各位老师讨论,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几个层面?
一个层面实际上是执政理念方面的,现在我们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头还怎么充实啊?
我们世界上有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说自己现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我们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有什么关系?
跟现在世界上奉行的各种主义比如说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
总之有一个理念上的刷新,现在政府改革里有一些基本关系,但这些基本关系并不是很清晰,比如党政人大政协,中央和地方,中国太大,省市县乡都叫地方,自从减农业税以后乡这一级政府好像越来越不像一级政府了,很多地方大规模地撤乡并村,像江苏这几年近50%的乡合并了,现在县里直接管着乡,乡越来越变成一个执行机构而不像是一个政府了,而现在县这一级又是省直管县,省直管县在发达地区如浙江等地是自然形成的,很多地方对有些市政府权力过大有意见,这是发达地区。
在不发达地区主要是农业县,它财政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国家又开始对弱势群体的补助,这些补助通过省直接下到县不再经过城市的截留,这叫直管县,但现在还没有真正使县变成一个改革的平台,一个突破的平台,一个创新的平台。
比如我们从县往下看很多组织的运转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二十多年的村民直选到现在真正开始公开宣传的只有乡级的选举,现在很少,最近才有一例成都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公开报道,如果乡都可以自治的话,那么对县就提出了很重大的要求,必须实行乡以下逐渐自治的要求,我们来把从中央到省市县的管理透过自治层面委托下去实行一种和谐的管理,这对县提出了紧迫的要求,现在好像还没到,压力还没完全上来。
而上面的压力又不一定完全能传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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