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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自由度降低,逐渐丧失独立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在语素化进程中,句法自由度的降低是一个连续统,最先弱化的通常是典型的独立性强的句法功能,最後消失的是黏附性强的句法功能。
由此我们认爲,单音词的语素化程度和它的句法自由度成反相关关系:
句法自由度越低,语素化程度越高;
反之,语素化程度越低。
现以单音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素化爲例对此加以説明。
单音名词语素化中的句法特徵
名词可充当的句法功能主要有主语、宾语、定语和中心语,句法独立性强弱依次爲:
主语>
宾语>
定语、中心语。
所以在语素化中,最先弱化的句法功能就是主语,再就是宾语。
如果一个单音名词不能独立充当主语和宾语,只能做定语和中心语,我们就认爲这个单音词在句法上已经开始黏着化了,只不过演变得还不彻底。
还有一种情况是,单音词在特定语境或格式(如对举、四字格、熟语等)中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我们认爲这样的单音词也已经黏着化了。
以“衣”爲例(陈练军,20XXb),先秦时期单音词“衣”的句法自由度很高,可自由入句充当主语、宾语和中心语。
两汉时期,由於“衣”在其所属语义场中的地位升高(见附表一),用法更爲活跃。
魏晋以後,双音化的影响导致单音词“衣”独用的比例下降,句法自由度随之降低(见附表二、三)。
唐宋“衣”的双音化格局已经形成,独立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急剧减弱,句法上黏附性显着增强,此时“衣”单用受到了较多的条件限制,多出现在一些特定格式或语境中,归?
{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
_
元明以後,“衣”在句法层面很少出现单用例,且大多出现在上述五种特定格式中,表明“衣”在句法层面已经黏着化,基本丧失了句法自由度,已经从句法层面淡出。
单音动词语素化中的句法特徵
动词典型的句法功能是做谓语,在语素化中,动词向非谓语功能游移,如出现在主语、宾语位置,有名词化倾向,比如清代“示”的离合词用法。
单音动词即使是做谓语,常出现及物性降低的情况,句法语义上的表现就是动词论元结构的改变,动词有由多价动词转化爲单价不及物动词的演变倾向,如“示”的语素化。
上表显示,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示”三价动词的用法与二价动词的比例基本持平,三价动词的用法略多(见例13)。
东汉时期“示”已由三价的双及物动词演变成了二价的单及物动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双音化的影响,单音词“示”的用例数减少,二价动词的用法特徵更加明显(见例14)。
到唐代,“示”的三价、二价用法特徵多与先秦相似,是前代文言格式的传承,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示”单价不及物动词的用法(见例15)。
唐以後“示”单用法与唐类似,是文言格式在後代语言中的传承。
总之,“示”从春秋时期到唐代,经历了一个从高及物动词向低及物动词演变的过程,“示”的动性也由强变弱。
就单音词“示”的句法自由度而言,随着双音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唐代“示”单用的比例就大幅下降,“示”单用明显受到制约,元明时期这种趋势进一步加深,到了清代,“示”的单用例极爲少见,“示”已经发展成一个不自由语素了。
这都表明,动词的动性越强,句法自由度越高,语素化的程度就越低;
反之,语素化程度越高。
单音形容词语素化中的句法特徵
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做谓语和定语,先秦语料中做谓语的用例多於做定语例。
语素化过程中,做谓语的用例减少,做定语的用例增多,形容词的属性多由表性质向表状态游移。
如“丰”单用例的语法功能随着语素化进程而有所变化。
在先秦是谓语例(如例16,17)多於定语例,但在中古以後,“丰”单用时的定语例增多(如例18,19)。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於“丰”在句法自由度下降之後,定语是比较适合其生存的句法位置;
另一方面,“丰”作爲性质形容词,充当定语是它无标记的句法功能,主要起到对事物情状进行陈述的表述功能。
词法特徵
语言在历时演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单音词古义的单独造句功能会消失,但语言的基础材料不会轻易消亡,而是发生了功能的变异,用构词功能来对已消亡的造句功能进行补偿(王宁,1999)。
在语素化过程中,词法层面的显着变化是:
构词力不断增强(吕乐,20XX),语素的复现率明显提高。
随着单音词在句法层面的黏着化,单音词作爲构词语素在词法层面的活动力也大增,并构成大量同素双音词,使得原来的单音词逐步获得了构词语素的资格。
双音化程度越高,词内成分会结合得越紧密,双音词的可分析性减弱,词义的透明度也随之降低(李晋霞、李宇明,20XX),而语素化程度却因此而增高。
如“衣”所构双音词,在中古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词汇化的程度高(附表四),不少双音词在语义上发生了隐喻变化,用来转指相关的人或物(陈练军,20XXb)。
语义特徵
单音词语素化在语义上的特徵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生语素化演变的单音词多爲上古非核心词,但却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的高频词。
我们将语素库中收录的语素与陈保亚、汪锋制定的上古核心语素表(包括高阶和低阶)进行对照(陈保亚、汪锋,20XX;
汪维辉,20XX),①发现两者相匹配的语素非常少,并且古今分布等级多爲8至12级,如缚(8)、涤(8)、陨(8,宽式4)、眠(12)、泊(12)、禽(8,宽式4)等。
按照陈、汪文的分析,等级爲8以後的语素都不算严式核心语素,极少几例等级小於4的,但都存在同义词替换现象,如“击(必选)”後代被“打”所替换,“曳
(1)”被“拉”替换,“寒(3)”被“冷”替换。
这説明发生了语素化的单音词,在上古基本不属於核心词,即使有些词原本是核心词,也是在被同义词所替换、蜕变爲非核心词之後,才进一步演变成构词语素的。
从原型理论来看,我们语素库中的语素所对应的上古单音词,都是原型性特徵不强的词,概念等级上处於非基本范畴层次。
Bates&
Whinney(1982)的研究显示,最具原型性的核心名词是指具体的(可见可触的)、占据三维空间的离散实体,尤其是指人者;
原型性最强的动词则指具体可见的、有效的、由参与者执行并对参与者产生影响的动作。
离这样的原型意义越远,句法限制就越强,即其词性就越弱(转引自张敏,1998)。
我们的?
{查表明,语素库中所对应的单音词的语义特性与最具原型性的核心词有较大偏离,如发生语素化的单音名词中,以表示“人工物”的名词最多,如“壁”(墙壁:
壁橱、壁灯、壁挂)、“衣”(衣服:
衣袋、衣物、衣架)、“珠”(珠子:
珠子、珠?
宝)等,其次是表示“模糊属性”的名词,如“潮”(比喻像潮水那样有涨有落、有起有伏的事物:
寒潮、思潮、学潮、心潮、怒潮)、“荒”(严重的缺乏:
粮荒、煤荒、房荒)、“急”(紧急严重的事情:
告急、救急)等(陈练军,20XXa);
动词中以表示复杂(抽象)动作的多价他动词爲多,如“示”、“导(引导:
引导、主导、向导、宣导、领导)”、“弃(放弃;
扔掉:
抛弃、舍弃、遗弃、丢弃)”、“助(帮助;
协助:
帮助、协助、互助、助威、助手)”等(陈练军,20XXd);
形容词以“程度义”不凸显的性质形容词爲多,如“洁”(清洁:
洁白、洁净、整洁、纯洁、洁癖)、“寒”(冷:
寒冷、严寒、风寒、寒冬)、“完”(全;
完整:
完好、完备、完全、完满)(陈练军,20XXa)。
这都证明了发生语素化的单音词的非原型性。
那麽,爲什麽这些非原型性的单音词没有像其他具有鲜明时代特徵的古语词一样消亡,而是以构词语素的身份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呢?
这是由於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在人们的心理词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人们总是以这些单音词爲原料,加工构成他们交际所需要的新词。
这好比是旧物回收利用,单独使用不济事,但作爲零部件组装成新工具,使用起来也还是很便利的。
发生语素化的这些单音词,虽然不属於基本范畴,但它们通常也都不是冷僻的词,往往都是些社会流通层面较广、人们使用较多的词。
因爲冷僻的词往往适用范围较窄,当其所指称的相关事物或概念从人们视野中消逝时,这类词的寿命也就终结了,作爲语言化石遗留在人类的知识库中。
也正因这些语素化了的词原本使用较多,才爲其语素化提供了外部条件。
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认爲,语言演变可以分爲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特定话语里实际发生的演变,另一个是这种演变的传播(propagation)或扩散(spread)。
实际发生的演变是个随机(stochastic)过程,它是由语用和功能因素促动的;
而演变的扩散,是一个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过程,它是由各种社会语言学的因素导致的(吴福祥,20XX)。
这似乎可以説,使用频次较高的词,其功能发生变异的几率也就越高,“示”的语素化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语义发展的边缘化和泛化。
从语义场的理论来看,被语素化了的单音词,在原来所处的语义场中基本上都不是中心成员,如“壁”(陈练军,20XXc)。
②即使原来是语义场中的主导词,也是要先经过边缘化(如
被同义单双音词所取代),变成非中心成员之後才可能被语素化,如“衣”(陈练军,20XXb)。
③因爲语言中的基本词通常比较稳固,要变或非基本词後才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带动,从而走向语素化。
被语素化了的单音词还应当具备泛义性语义特徵。
我们注意到,单音词在语素化过程中,语义通常是由具体变抽象,语义逐步概括化,有提升爲更抽象的上位义的倾向。
如名词语素化过程中,语义泛化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原本是语义场中心词的,发展爲类名,构词中多做中心语素,如在现代汉语中以“衣”爲中心语素构成的双音词有大衣、单衣、便衣、布衣、法衣、风衣、睡衣等;
另一种原本不是语义场中心词的,演变爲较抽象的性质义,有向形容词游移的倾向,常作爲修饰性语素参与构词,如在现代汉语中由“壁”构成的双音词有壁挂、壁柜、壁纸、壁炉、壁虎、壁画等。
动词在语素化时,也有两种基本的演化方式:
一种是抽取动作的外部行爲特徵作爲核心义素融入到语素中参与构词。
如“示”原本是一个复杂的动作,语素化中,将[+呈现给人看]这一行爲义剥离出来,将之注入新构成的双音词语义结构中,在词与构词语素两种不同层级的语言范畴发生嬗变的同时,语义要素的蜕变与传承也宣告完成。
“示”在现代汉语中构成的双音词有:
示范、示威、示衆、告示、宣示、演示、展示、出示、提示、请示、暗示等,都包含有[+呈现给人看]这一义素。
旧单音词与新双音词除了词形上的部分相似外,核心义素的保留,昭示了新旧成分之间的历史。
另一种方式是将动词的情状、方式等特徵保留在语素中,作爲修饰、限制中心语素的成分参与构词。
如“侵”最初表示入侵,是一种进攻的方式,但在“侵”所构复合词的词义结构中,只隐含了“侵”泛化了的抽象意义。
具体説来,“侵”在“侵+X”式双音词中,常常并不表示具体的“进犯”义,而是表示“隐蔽(缓慢、不自主)地”这种情状义,双音词的语义核心通常落在“X”上,构词方式有由并列式向偏正式转变的倾向,如侵入、侵占、侵害、侵袭等(陈练军,20XXe)。
通常情况下,具有泛义性特徵的语素构词能量大,所以在单音词语素化过程中,词义发生泛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构词语素的一个显着特性是复现性,即能以同样的音义形式与多个语素组合成词。
具有泛义性特徵的语素构词时所受的语义限制会比较少,所以由之构成的双音词也会比较多。
由此可以看出,语素泛义性特徵的强弱和该语素复现率的高低以及构词力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
从历时角度看,由单音词转变爲构词语素,语义的泛化是一种强烈的演变倾向。
2.单音词语素化的阶段
语素化与词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杨晓黎认爲,汉语词汇双音化大量出现的时期也就是语素化普遍发生的时期,这一阶段应该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中古时期(杨晓黎,20XX)。
我们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语素化的发生并不等於语素化过程的完结,每个词语素化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存在个体差异。
总体而言,双音化模式的普遍形成是在唐代(朱庆之,1992),但语素化的基本形成通常要晚於双音化形成的阶段,因爲语素化一般来説都是在双音化定型之後才完成的。
从时段上讲,大多数单音词语素化完成的阶段是在元明清时期,中间的时间跨度很长。
着眼於语素化的进程,我们又可以分爲三个阶段:
④
语素化早期(自由):
自由度>
黏着度,这一时期大约从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
语素化中期(半自由):
自由度≈黏着度,这一时期大约从三国至唐宋时期。
语素化晚期(黏着):
自由度<
黏着度,这一时期大约从元代至民国时期。
语素化早期⑤
双音化在先秦已经启动,战国末期发展速度加快,语素化也是在战国末期开始萌动的。
战国至东汉时期,汉语的双音化总体上呈蓄势待发之态,双音组合的凝固度不高,语义的分析性强,词义透明度高,所以大量的双音组合并没有词汇化,而单音词在句法层面也比较自由,句法自由度高。
这一时期,单音词还是个自由语素,既可独立成词,偶尔也加入双音组合,是语素化演变的早期阶段。
如“侵”,先秦时既可单独入句,又可以双音组合入句。
语素化中期
从魏晋南北朝起,汉语双音化已经蔚然成风,很多双音组合已经凝固成词,原先独立的单音词已经嵌入双音结构中,降格爲词内成分(构词语素)了。
这一时期的单音词既可独立成词,又可参与构词。
演变进程不一的单音词,这时都是在自由与黏着的杠杆上摇摆:
有的双音化程度已经很高,语素化程度也相应较高,单独成词时要受较多的条件限制,黏着度高於自由度;
有的双音化程度还不高,单用时还比较自由,自由度高於黏着度,如“侵”的不同义位语素化程度不一(参附表五)。
不管属於哪种情况,它们都只能算是半自由语素了。
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的单音词称之爲半自由语素,是因爲它们单用时已经不是絶对自由了,往往要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有的是出现在特定语境中,如诗歌、韵文、四字格等,如“衣”(见前例4—10)。
又如“志”,在南北朝至宋期间,形成了“志+V在/存+NP/VP”的句法框架,用法已经习语化,後代这类结构多见。
这种四字格或类四字格的使用,显然是受汉语韵律制约的,构成了两个天然的音步(冯胜利,1997)。
半黏着的单音词有时与某些特定成分组合也能单用。
如通常不能单用的名词,在前面加上代词“其”、“之”等,构成—个双音的韵律词後又可以单用了,如“志”。
而半黏着的单音动词往往选择与副词组合构成双音的韵律词,从而取得在特定语境中独用的资格,如“侵”从西汉起,单用的情况在减少,而多以双音组合的形式出现。
“侵”与前面的单音副词(不、未、相、交、方、稍、敢)、方位名词(外、内、东、南、北)等组合入句。
董秀芳(20XX)揭示的现代汉语半自由语素所能出现的多种特定句法格式,实际上在本文所説的语素化中期就已经形成了。
语素化晚期
在唐代以後,汉语双音化已成定势,单音词的使用已经滑向了黏着状态的一端,黏着度大大高於自由度,所以视之爲“黏着语素阶段”(参附表四)。
这一时期,单音词独用所受到的限制比较严格,限制条件的类型舆语素化中期是基本类似的,只不过有两种现象在这一时期比较突出:
一是动宾分用现象比较多见,单音名词可以单用做分用结构的宾语,如“志”;
单音动词也可以单用做分用结构的宾语,如“示”。
这类现象在宋代语录和元明时期口语性强的语料(如元杂剧、民歌、白话小説等)中,非常多见,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些用法明显减少了,大多已被双音词所取代。
这两种用法应当是语用因素造成的,它们起到了突出、强?
{的作用。
这类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阻碍了单音词语素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看,却又是延长了单音词的使用寿命。
其他四字格、熟语、惯用语等格式对单音词语素化的影响,也当作如是观。
从理论上説,语素化中期的半自由语素,进一步发展之後就会变成完全的不自由语素,而不会变成自由语素。
也就是説其语音的依附性会进一步增强而句法的独立性则会减弱。
这种预测的根据是语法化理论中的单向性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独立的词汇性成分的意义会在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虚灵,自由的成分会变得越来越依附,而不会相反(董秀芳,20XX)。
3.单音词语素化的动因
语素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诱使它发生、发展的力量来自多个方面,我们仅就双音化、词汇更替两个方面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双音化
双音化是汉语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学术界讨论非常多的热门话题,相关的论着可谓是林林总总,有关的结论也是异彩纷呈。
我们这里谈到双音化,是因爲它与我们探讨的语素化问题休戚相关。
要谈语素化,不可能撇开双音化不论。
双音化过程好比是双面绣:
从正面看,是从短语到词的转变过程,即由大於词的单位凝合成等於词的单位;
从反面看,是从短语结构成分(词)到词内成分(构词语素)的降格过程,即从独立的词变成黏着的语素,也就是由等於词的单位降级爲小於词的单位。
前一过程,就是通常所讨论的词汇双音化问题,後一过程,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单音词语素化问题。
双音化给汉语面貌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语素化只是双音化所拉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一个环节。
要讨论语素化动因,必然要谈及双音化动因,当前学界比较认同的因素主要有韵律因素和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语言类型转变。
下面我们也就这两方面谈谈语素化的发展。
先看韵律因素对语素化的影响。
汉语中合法的韵律词是一个双音步(冯胜利,1997),由单音变双音,实际上也是爲了合乎汉语发展的韵律要求,双音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研究中我们分别将语素资料库中的语素做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观察的结果是,大量上古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同素同义的双音词与之对应(如择≥选择),这説明是双音化将单音词变成了双音词,单音词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降格爲构词语素的。
语素化中期存在的大量半自由语素,也是在特定句式中,与另一成分构成一个双音步,满足了汉语韵律要求之後才获得单用资格的,如上文所举“衣”在唐代出现的几种特殊格式。
再看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类型转变对语素化的影响。
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类型转变研究目前已有多位学者论及,如蒋绍愚(20XX)、胡敕瑞(20XX;
20XX)、俞理明(20XX)、宋亚云(20XX)、墙峻峰(20XX)等,其中以胡敕瑞的研究最具有理论深度。
上文提到,很多单音词语素化的结果是存在同素同义的双音词与之对应,演变的途径就是将原来单音词所隐含的要素用另一个构词语素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同素同义的单双音词对应关系。
如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如:
地≥土地、峰≥山峰、地≥大地、峰≥高峰)、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睹≥目睹、念≥心念)、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如颔≥颔首、瞑≥瞑目、浣≥浣衣、戍≥戍边)、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揖≥作揖、言≥发言)、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衣≥着衣)、结果中的行爲动作从隐含到呈现(败≥击败、伤≥殴伤)等。
⑥
词汇更替
语素化涉及的词汇更替有三种:
一是新旧单音词的替换,如击—打;
二是同素同义的单音词与双音词的替换,如衣—衣服;
三是异素同义的单音词与双音词的替换,如日—太阳;
浴—洗澡;
睹—看见。
三种词汇替换中,数量最多的是第二种,其次是第—种,第三种情况最少。
上文对第二种替换已略有所论,下文对第一、第三种词汇替换作简要説明。
经历过新旧替换的单音词,一般也都经历了所属语义场中地位升降的变化,通常是旧词先占主导地位,後来被新词所替代。
被替换的旧词有三个去向:
一是发生功能分化,与新词并存於词汇系统中;
二是从句法层面隐退,在词法层面充当构词语素;
三是彻底从词汇系统中消退,成爲古语词。
被替换的旧词大多选择了第二个去向,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语素化演变。
异素同义的单音词与双音词的替换,实际反映的是古今概念化方式的不同,这一问题学界还没有深入的讨论,值得关注。
影响语素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文体、方言、社会文化等,这都有待於今後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4.余论
我们对语素化的研究,在句法和语义方面讨论得比较多,词法方面略有所论。
其实,要深入探讨语素化问题,还可尝试从语义构词的角度去观察,把单音词在句法中的论元结构变化情况考虑进来,注重考察同一语义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投射到语言表层结构时,相关的词汇表徵和句法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即同一句意,如果古今的词法、句法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表达原句的各语义要素,在新句中是如何重新组配起来的?
语义的添加、删减及语义的外现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或许能引导我们对语素化演变问题做更加深入的思考。
【説明】我们从先秦两汉各选六种语料,分别统计其中“衣”、“裳”、“服”、“衣服”、“衣裳”的出现频次,比较这五个词在“衣服”语义场中的地位变化(附表一)。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衣”、“裳”、“服”、“衣服”、“衣裳”在先秦的“衣服”语义场中都有分布,单音词要比双音词略占优势,单音词中又数“衣”所占比重最大。
但在两汉的语义场中,“裳”、“服”在词汇系统中已经衰落,“衣”和“衣服”的比例升高,“衣裳”基本保持未变,而“衣”的比例又明显高於“衣服”,因此,相比较而言,“衣”在“衣服”语义场中的地位提升了,因而在句法上表现得比先秦更活跃。
随着双音化的稳步推进,原本由单音“衣”来指称的[+衣服]义後来改用双音的“衣服”、“衣裳”来称説,“衣服”一词成爲该语义场的主导词,“衣裳”仅次於“衣服”的地位。
从元明时期开始,“衣服”、“衣裳”的比例超过了“衣”,此後称説衣物的总称时都説“衣服”或“衣裳”,而不再单用“衣”。
双音同义词“衣服”、“衣裳”对同义单音词“衣”的替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单音词“衣”的语素化步伐。
【説明】”衣”做中心语分黏合式和组合式两类,黏合式的句法自由度高於组合式(朱德熙,1982)。
统计表明(附表三),“衣”的组合式中心语的比例在下降,而黏合式中心语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説明“衣的黏附性增强,独立性有所减弱,同时也表明“衣”定中结构的发展与双音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注释:
①汪维辉(20XX)对该语素表有所订正。
②东汉以前,墙、垣、墉、壁是“墙壁”语义场中的四个主要成员,彼此之间的区别是:
“墙”指独立的外墙;
“垣”指矮墙;
“墉”是高墙;
“壁”指居室四周的墙壁。
“墙”自古至今在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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