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中的经济学 经典经济学小故事 小故事大智慧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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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它成为社会的共同心态,而且变为行动,那就危险了。
这种心态会毁了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共同贫穷,酸葡萄心态也存在,但主要还是个人对个人,诸如别人长得漂亮,自己不行,就把美女称为“狐狸精”,甚至发展出“红颜祸水”,或“败家出秀女”之类安慰丑人的话。
但这还无碍大局。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迅速致富,另一些人相对贫困下去,这时“酸葡萄心态”成为后一种人的共同心态,于是有了“为富不仁”的观念。
这种观念变为社会行为就是“杀富济贫”。
在一些地方,公众哄抢或破坏合法致富者的财产,甚至伤害致富者的生命,就是这种心态的爆发。
当这种仇富的酸葡萄心态仅仅是个人行为时,还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
但当这种心态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并得到公开或默契的承认时,问题就严重了。
现在普遍存在的民营企业“原罪”说正是这样一种酸葡萄心态。
尤其是河北省居然以政府的名义提出“赦免原罪”时,“原罪”说就得到了官方公开的承认。
“赦免”的前提当然是“原罪”的存在,没有“原罪”,哪有赦免或严惩之说?
政府文件把本来只处于非正常状态的心理状态正式化了。
无论决策者的愿望多么善良,其结果在客观上只能助长并不正确的“仇富心态”,恶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
有些“酸葡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如人们对美女的忌妒。
但原罪这样的酸葡萄心态并不正确,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原罪”.
原罪是指与生俱来的罪行。
《圣经》中把亚当与夏娃受蛇的诱惑产生情爱作为原罪。
情爱产生于人性,后来人们就把与生俱来的罪称为原罪。
说民营企业有“原罪”,是指它们靠犯罪而致富。
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
公正地说,民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在改革之初,一些能及时抓住机会而又有胆识、有能力的人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创立了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弥补了国有经济的不足,在当时物质短缺的情况下,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再加上政策支持,从而获得成功。
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又能适应市场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自己,它们的成功在情理之中。
随着民营企业的成功,出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的富人。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靠正当经营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合法勤劳致富的。
“原罪”说不顾这一事实,是对历史的扭曲。
我们并不否认,一些民营企业钻了法律和政策不完善,甚至失误的空子。
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罪”还是“非罪”取决于当时的法律。
有些原始部落曾有过杀掉老人与残疾人的行为,但决没有人按现行的法律给他们定罪。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法律都不会十全十美,利用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并不是犯罪。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合理避税”,这绝不等于犯偷税漏税罪。
民营企业许多现在看来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犯罪,过不在他们,而在立法。
至于利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如价格二元制等,更谈不上是罪。
“原罪”说之所以普遍存在,原因也是复杂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有少数民营企业是犯法起家的,如走私、制假、行贿等等,也有少数人是犯法致富的,如赖昌星等。
但我们不应该扩大这种现象,把它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应该以这种眼光去看待所有富人。
另一方面,“原罪”说也产生于“酸葡萄心态”。
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处于共同贫穷状态,但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差距拉大了,人们财富的相对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成功致富的毕竟是少数人,他们住洋房、开汽车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妒忌。
一些人只看到了富人成功后的结果,而没有看到他们白手起家奋斗的过程。
这些人心理失衡,难免产生酸葡萄心态,指责富人“为富不仁”,用“原罪”来安慰自己,求得阿Q一样的心理满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认同“为富不仁”。
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好转,但已成某种共识的“原罪”说的广泛流传,也说明酸葡萄心态之普遍。
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以后还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不是赦免原罪,而是不要给它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法律不能禁止人们对民营企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也不能消除出于本性的酸葡萄心态,但它可以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让酸葡萄心态不致变为酸葡萄行为。
把金钱作为普度众生的船
自从金钱成为财富,人类社会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凡夫俗子在追逐金钱的同时,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引致了无数罪恶。
追求精神满足的圣贤们把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由他们所编撰的寓言都以排斥金钱为宗旨。
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古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痛苦的金钱”正代表了这种思想。
这则寓言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而幸福。
以后这个庙里香火旺盛,常有人上供好东西。
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许多钱。
自从有钱之后,和尚不信任任何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胳肢窝里,总担心别人偷走。
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
作者的结论是:
“钱并非好东西。
弄钱的时候,有痛苦;
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也有痛苦。
钱丢掉了,有痛苦;
把它花掉了,也有痛苦。
”一句话,金钱成了痛苦的根源。
《五卷书》作为佛教的寓言反映的是“重精神,轻物质;
重来世,轻现世”的宗旨。
尽管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思想有清醒剂的作用,但也相当片面。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
人类行为的最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
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
对个人来说,幸福最大化的基础就是金钱--无论人的幸福观是什么,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自由选择,还是实现某种理想,没有金钱一切都谈不上。
这就是“没钱绝对不幸福”的含义。
每个人的幸福加总在一起称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
一个贫穷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
想想那些非洲国家,贫穷落后,内战纷飞,有多少人痛苦无奈,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福利呢?
金钱的确是重要的。
没有金钱是清高不起来的,活命尚且艰难,哪能谈到精神文明、自由或理想呢?
佛教讲“四大皆空”,其实只要财空了,传教者们无以生存,哪还能坐而论道?
许多人视金钱为粪土,或者是钱太多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你去摸摸他的肚子,一定有许多还未消化的鸡鸭鱼肉;
或者是做伪,一边讲金钱之恶,一边想办法敛财--像这个寓言中的和尚,现实中太多了。
因此,现代经济学理直气壮地讲赚钱,讲富国裕民,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但一个人有钱却并不一定就幸福--像这个寓言中有钱而痛苦的和尚一样的人也不少。
豪门恩怨正是有钱带来的痛苦。
一个社会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
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对立加剧,一个肮脏而动荡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
看来全面的看法应该是金钱是福也是祸,是善也是恶。
不过只这样说就有点诡辩似的辩证了,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最无用的废话。
经济学不讲这种废话。
经济学分析问题总是离不开具体条件,因此,经济学家既不讲金钱万能,也不讲金钱万恶。
他们把金钱作为中性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金钱是福是善;
在什么条件下,金钱又是祸是恶。
金钱到底是什么,取决于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
对个人来说,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勤劳致富,又善于把钱用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不像那个和尚一样仅仅是赚钱存钱,金钱就能给人带来幸福。
勤劳致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许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得到钱的结果,而是奋斗赚钱的过程。
这时金钱代表成功。
那些靠贪污、抢劫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这种幸福,还会心里恐惧--一个贪官看反贪的小说或电影大概会心惊胆颤的。
缺乏了安全感,整天像这个和尚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是谈不上幸福的。
同样,把钱用于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也难有什么幸福。
一个把金钱用于满足自己正当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人,当然是幸福的。
但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享受,还来自于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同情心,有对同胞的爱和关心。
把钱用于帮助他人,捐助慈善事业,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人性,同样是幸福的源泉。
这时自己金钱的边际效用也不会递减了。
对社会来说,如何创造与使用GDP决定了GDP能否增加社会福利。
增加GDP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
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增加GDP,GDP增加反而会使社会福利减少。
同样,GDP也要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不能用GDP去搞对外侵略或霸权主义,不能用GDP去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更不能用GDP去搞什么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
树立了这种GDP观,增加GDP当然是福是善。
“痛苦的金钱”是劝人不爱金钱的。
但是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爱钱又有什么不好?
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的,即把众生送到彼岸的天堂。
金钱实际上就是那只普度众生的船。
和尚的痛苦不在于他有钱,而在于他不会用钱。
如果把钱用于接济穷人,岂不阿弥陀佛了吗?
别当守财奴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守财奴的,法国作家拉封丹就写过以守财奴为嘲讽对象的“攒钱人与猴子”.
有一人爱财如命,满脑子都是金币和银元。
他为了保证财产安全可靠,移居海岛,让海神充当防盗保镖。
他每天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
他总觉得帐目有缺口,因为他养的大马猴喜欢向窗外扔钱。
猴子喜欢恶作剧,把这些钱当水漂扔到海里。
作者嘲讽说:
“上帝有意保护大富翁,把财宝保存在大海中,谁让他们有钱不会用。
"
钱,无论是金属的还是纸的,不能使用就毫无意义。
流落到孤岛上的鲁滨逊面对一大堆换不到任何东西的钱,就有这种感慨。
把钱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这叫窖藏,不会给主人带来任何幸福,即使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多一个子儿(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还会少几个子儿)。
寓言中的守财奴就是这样。
这样用钱,放在库房中窖藏与放在海底窖藏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则寓言中的一个名句“有钱不用,等于没钱”.
那么该怎么用钱呢?
用钱生钱,用钱享受都是用钱之良方。
用钱生钱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个人理财。
个人理财就是把自己的钱变为能带来收益的资产。
资产有多种形式,它首先可分为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
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
一个人把钱用于接受教育、参加培训、保养并锻炼身体、参与各种活动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其结果是身体健康,知识和技能增加,这就形成以人力资本为形式的无形资产。
这种资产会使收入高于没有这种资产的人,这就是无形资产的收益。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并不把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来看。
其实有钱去上一个电脑培训班、英语班,或者买几本书看看,都是个人理财的方法。
当然,现在讲个人理财时还是更多地指有形资产。
有形资产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
用钱买房子、艺术品等都是投资于实物资产。
这些资产会带来收益,例如,房子的租金收入与增值,以及艺术品的增值。
在遇到严重通货膨胀时(例如,德国20世纪20年代和战后的超速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在国民党崩溃前的超速通货膨胀),实物资产的保值作用最大。
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共同基金、债券(企业与政府债券)和股票。
这种资产最突出的特点是收益与风险并存,两者同方向变动。
一种金融资产,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例如,垃圾债券或股票,变为废纸的可能性最大,获得暴利的可能性也最大。
风险越小,收益也越少,例如,银行存款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利率也相当低。
个人通常是风险厌恶者,为了保证一定收益时尽量避免风险,可以把不同风险与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组合。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共同基金都为个人提供了这种资产组合。
所以,购买共同基金也就成为许多人个人理财的首选方式。
个人理财,用钱赚钱既可以增加个人收入,又有利于整个社会。
当一个人把钱窖藏起来时,钱对个人和社会都没用了,和沉入大海消失了一样。
当把钱用于购买各种资产时个人和社会都获益。
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也从每个人的人力资本运用中获益。
购买不动产,增加了需求,刺激整个社会繁荣。
购买金融资产,这些钱用于企业投资,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提高。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理财用钱生钱,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同步的。
这比在孤岛上“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要有意义得多。
用钱生钱的过程,一旦成功了,人就会有成就感。
这当然是钱带来的幸福,但这只是赚钱过程的副产品。
会用钱的另一个方面是会用钱享受,给自己带来享受。
当然,享受是一种主观感觉,把钱埋在地下的人,觉得自己有钱就是享受,在孤岛上数钱也是守财奴的一种享受。
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认为这是享受。
用钱享受就是用钱去满足个人的各种欲望。
用钱购买各种物品与劳务,满足自己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当然是一种享受。
像过去的土财主一样,有了钱仍然过清贫的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不会享受的守财奴。
用钱享受就是消费,这种消费在给个人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相关部门的发展。
买一辆车对个人是享受,对社会是拉动了汽车与相关部门的发展,增加了GDP。
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
为自己用钱是一种享受,为别人用钱也是一种享受。
当你看到自己捐助的希望小学建成,有许多孩子可以上学时,你不觉得其乐无穷吗?
人性中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
有同情心,受到社会的尊重,实现个人理想也是人的欲望。
为别人花钱,实现这些更高层次的欲望也是有效地用钱。
用钱并不是花天酒地,无论是用于个人的正当物质与精神享受,还是去实现自己的利他主义理想,都是享受,都是幸福的源泉。
当用钱带来这些幸福时,人就不是守财奴了。
在贪婪者手里,钱有可能变为罪恶;
在守财奴手里,钱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在会用钱的人手里,钱才是财富。
别为红豆汤放弃长子权
《圣经》中以扫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权的故事十分有名。
按古代法律,长子有继承家中全部财产的权力,其他儿子没有。
一户人家中,次子雅各熬了美味的红豆汤,外出打猎归来的长子以扫又渴又饿,想喝一碗红豆汤。
雅各说,可以喝汤再加薄饼,但要用长子权来换。
以扫说,人都要饿死了,长子权有什么用?
它既不能饱腹,又不能解渴,你拿去好了。
雅各让以扫发誓后,给了他红豆汤和饼。
以扫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继承权和财产,等他后悔时,为时已晚。
人们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子女不要为一点眼前利益而放弃根本原则和权利。
记得当年中苏论战中,我们曾用这个故事讽刺苏联修正主义为一点经济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外援)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消灭帝国主义)。
评论那一场论战的是非不是我们的事,但为一点利益而放弃原则和权利的现象却值得注意。
山西某市以几千万的价格卖掉价值2个多亿的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
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的出卖与转让中,这样的事件也并非山西才有。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行使所有权。
政府仅仅是所有者的代表,并不是所有者。
因此,政府应该按全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使用和处置这些国有资产。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卖掉中小国企是正确的,随着经济发展,由企业或个人获得或使用国有资源也是正常的。
但如果政府仅仅为了得到些许收入而低价卖掉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那就是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人民的长子权。
谁得到了这碗红豆汤呢?
从现实来看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政府得到了红豆汤。
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或者财政还过得去,但希望有更多的钱搞一点“形象工程”或者“政绩工程”,于是就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掉,或者低价把土地这类国有资源转让出去或出卖了使用权。
另一种情况是个别政府官员得到了红豆汤。
山西某市低价出卖企业就是有个别官员得到了巨额回扣。
低价卖国有资产、个别腐败官员得好处的事例已经不是新闻了。
以扫用长子权换一碗红豆汤是他不了解长子权的价值,一时冲动,又没有父亲及时劝说的结果。
现实中低价卖掉国有资产亦有与此类似之处。
国有资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资源,都有其价值,按价值出卖就不是用红豆汤换长子权。
这种价值是它能带来的收益。
一个原来投资1亿元的国企,很可能设备破旧已无营利能力,这样的国企当然不值1亿。
一块原来没有什么投资的土地,经开发后可以获得高收益,这块土地的价值就很高。
国有资产在出卖之前先应该有专业中介机构按通用的资产价值评估法进行评价。
这是国有资产出卖的一个依据。
但它的实际价值应该在公开拍卖过程中体现。
所以,公开以拍卖方式出卖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使用权,才能真正体现出国有资产的价值。
暗箱操作就会人为地压低国有资产的价值。
用公开的方式可以避免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以扫有若干兄弟用红豆汤竞拍长子权,用红豆汤换长子权就不会吃亏了。
可惜以扫只有惟一的买主雅各。
许多国有资产流失不正是买主太少,没有公开竞争吗?
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失去长子权还在于这场交易无人监督。
山西某市正是由于市委和人大的监督而制止了这次用红豆汤换长子权。
国有资产的出卖一定要有必须遵守的法律程序,这种程序要体现公平,必须有监督。
这种监督是多方面的,包括上级监察机构的监督,人代会的监督,以及新闻监督。
长子权并不是政府官员的,官员应该根据长子权真正所有者--人民的意志行事,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各方代表进行的监督。
但凡有个别官员用长子权为自己换碗红豆汤的地方,都是监督不力暗箱操作的结果。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产生腐败,在国有资产出卖中这一点同样适用。
其实,以扫用长子权换红豆汤也许是老父亲逼的。
《圣经》中没有这个记载,但现实中却有这种情况。
个别地方政府只想尽快把国有企业卖出去,即使不换红豆汤也要甩包袱。
他们向下一级政府下命令,三年或更短时间要卖掉全部国企,在第一年内至少要卖掉30%以上。
下级政府受上级政府的压力,急于卖掉国企,而买主又十分有限。
当国有企业处于这种买方市场时,国有资产卖不出应有的价格,能不流失吗?
卖掉中小国有企业方向是正确的,但总有一个过程,要有市场需求,有买主。
卖的心情太迫切,恐怕连一碗红豆汤都换不到。
以扫用长子权换了红豆汤的结果是以扫穷下去了,雅各致富了。
如果我们把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的长子权以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卖给雅各们。
雅各们成了寡头,以扫们陷入贫困,这就是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危险的权贵资本主义啊!
别作杰米扬的汤
在一次文学家集会上,一位诗人大读特读他本人的新作,时间几乎全让他一人占了。
当有人问起克雷洛夫有什么新作时,他就读了这篇“杰米扬的汤”。
列宁也把某些官员作的冗长无味的八股报告称为“杰米扬的汤”.
其实杰米扬作的鲟鱼汤是非常好的。
“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里面则都是“鲟鱼片和鱼内脏”。
但为什么他的朋友福卡却吓得逃了,“从此再不敢去找杰米扬”呢?
原来杰米扬认为自己的汤好,就逼朋友一碗一碗地喝,他的朋友已经喝了三大碗,再也喝不下,他还要强迫人家“再来一碗又何妨”.
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来解释“好汤也不是多多益善”。
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例如鱼汤)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
例如,喝一碗鱼汤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本《克雷洛夫寓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获得的效用并不同。
经济学家在分析效用时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
例如,福卡喝一碗汤时,效用为30,喝两碗汤效用为40,增加第二碗汤增加的效用为10(40-30),所以,第二碗汤的边际效用就是10.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
这就是随着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增加,增加的满足程度,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感到味道鲜美,边际效用是30。
喝第二碗汤时,味道不如第一碗,边际效用是10。
喝第三碗汤十分勉强,边际效用是零。
如果再喝第四碗汤,都要吐出来了,边际效用就是负的。
所以,福卡赶快逃跑了。
这种规律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仅是一种现象描述,还有其理论依据。
人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的效用或满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是外部刺激引起的兴奋(喝汤刺激胃,引起人的精神兴奋,称为效用),当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不断喝汤)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
你要不相信,就自己喝鱼汤去试一试。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递减也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
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解释价值的决定,引起了经济学上一种革命性变革。
所以,边际效用理论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它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
当然,这类理论上的意义我们不用深究,但这种理论的现实意义却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许多企业都为产品卖不出去发愁。
其实产品卖不出去,并不是消费者没有购买能力,而是你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给消费者带来了边际效用递减,成了“杰米扬的汤”。
举个例子吧。
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市场上却几乎都是图案与造型极为相似的青花瓷。
这样同样的瓷器,你顶多需要一套就可以了。
相同的瓷器再多就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边际效用就为负的了。
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
当然不是。
相同的瓷器才带来边际效用递减,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记住,边际效用递减是对同样东西数量增加而言的,不同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就没有边际效用递减。
瓷器可以有不同造型与图案,每种瓷器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带来不同的效用。
例如,实用性的瓷器可以在生活中用,艺术瓷器可以作为欣赏,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享受,为儿童喜爱的动画瓷器,可以满足父母爱孩子的需求,则是另一种满足。
这样的三套瓷器当然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因而也就不会没有需求了。
消费者对物品有多大需求取决于它消费这种物品得到了多少边际效用。
消费者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大,就愿意出高价买。
反之,消费者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小,就只愿出低价。
如果边际效用为零,甚至负数,像杰米扬的第三、第四碗汤,消费者决不会买。
现实中,不少企业做了多少杰米扬的汤?
卖不出去,不是很正常的吗?
经济学家常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只有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
只要不是杰米扬的汤,一定可以卖出去。
许多企业之所以产品没有销路,正在于不会用有特色的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尤其是当市场上出现一种新产品时,其他人也一哄而上去简单模仿,使产品数量增加引起边际效用递减,产品卖不出去。
其实只要动点脑筋,推出自己有特色的产品,还愁没有销路吗?
福卡不喜欢杰米扬的汤,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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