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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日子里呱呱来到人世。
不满八周岁的我,虽连续三年报考面试均自我感觉良好,但始终过不了周天祥副校长“严防死守”的年龄关。
直到八岁那年,我才如愿进了学堂。
在那个举国“大战钢铁”的1958年,就连小学也停课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热潮中。
那时的小学里,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也不足为奇,在毕业前为各种原因弃学“各奔前程”的不在少数,能够坚守阵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充其量超不过百分之五十。
我六年的小学生涯,都是在两座破庙里度过的,因此,有关鬼神的故事也就听到很多。
据说,过去“城隍庙”里的鬼神黑、白无常经常走街串巷捉拿“人魂”。
民国初年峨山大地震的前夜,他俩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不慎泄露了大捕“人魂”的天机,还受到“上司”的通令批评呢!
又听说,“文庙”中的月牙塘里飘着一个红色的小木碗,为的是诱惑儿童溺水成为水鬼的美餐;
俊俏的女妖精骗取“货郎”的五彩丝线,然后挂满了大柏枝树;
后院还有一个“妖精洞”等等。
我们的教室就在后殿,因此,我天天在颤怵的心境中学习和生活。
小学二年级时,常见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常自勇、李坤、王跃)在课间穿上城隍老爷的袍服追逐打闹,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不信迷信的勇敢精神。
女教师马汝花常给我们讲古典小说《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中的“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及“贩盐”、“混世魔王”等精彩有趣的故事,培养了我们坚毅、勇敢、仗义的品格,我心中的“阴影”也渐渐烟消云散,“恐怖”的庙宇也成了我心中“居学堂之高”的圣殿。
一进入小学,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抓得很紧。
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热爱”教育;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纪律教育;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阶级观念教育抓得更紧。
有一次,民兵女英雄龚树林,带着她上北京参加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时毛主席亲手颁发的半自动步枪,到学校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让我知道了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能亲自握一握毛主席的手是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
老贫农周爷爷常常为我们讲“忆苦思甜”课,让我对“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等观念有了一些似懂非懂的模糊认识。
在上三年级时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充满激情、耳熟能详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入我的耳际——原来是我的爷爷(王著)在为我们作报告。
爷爷一生诚信经商,守法做人(解放前,从不染指大烟、枪支等生意)。
1952年后,任峨山县工商联主任、县人大代表至“文革”前夕。
他敬业奉公,不谋私利。
70高龄仍敢冒着严寒,坚持到大河里游泳。
他爱走好动,嗜好喝酒,但从不误事。
夜晚睡觉前常翻出那本爱不释手的《峨山县城王氏宗谱》(“文革”中被烧毁,现已在王氏家族中绝迹),或摇头晃脑地诵读,或给我讲述。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我对王氏家族在峨山的发展演变渐渐地清晰起来。
王氏一世祖王杰,明朝弘治年间由南京携家眷宦游来滇,在适宜人居、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嶍峨县城生息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解放前有名的“董半街、王半城”中的王氏望族。
爷爷常常要我铭记并践行先祖“勤俭诚朴”之家训,勤俭持家,诚实做人。
“文革”浩劫中,已78岁高龄的爷爷蒙受“贪污公款”的不白之冤,被开除公职。
老人含恨孤身一人上山拣柴火、松球,祭扫祖坟以示抗争。
后经“落办”负责人常自华、专案人员刘长顺二位好干部据理力争,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公职。
1961年夏秋时节,我同母亲含着泪水,带着节省下来的几斤大米做成的“马蹄叶饭”和一只全靠粪便喂养大的瘦鸡,还有祖母买来的药,四叔寄来的钱,步行来到化念,爬“磨石村”大山,宿林场“露天沟”队部,第三天下午,终于艰难地走到海味农场——我父亲就在这里“劳动教养”。
我和母亲简单地洗漱之后,父亲的几位好友送来了热饭、热菜、热水。
在这里,我们母子过了十多天能吃饱饭、菜中有油腥、偶尔还能吃到点花生米久违的“幸福”生活。
我常常跑到一位叔叔那里,听他用自制的简柄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步步高》等优美乐曲,听得如醉如痴。
管教干部冯兆珍队长常来陪伴我母子,场长刘子钧也前来看望我们。
后来,父亲把我母子送到新平县城,在老战友的亲戚家住下。
当晚,他带我们观看了玉溪滇剧团演出的古装戏《钟利剑》,一边看,父亲一边为我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说越王勾践不愧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那一次,我缺学二十多天,按学校规定,我会被逐出校门,好在班主任管汉能老师不仅没有责备我,还像亲人一样善待我,真让我感激涕零。
父亲在1825个缺少人身自由、劳动教养的日子里,曾有过两次死里逃生、遇难呈祥的经历。
那是在劳教人员被带去修化念水库期间,父亲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正要被当死人用草席“裹尸”时,我的一位远房堂舅张文光医生(解放前国民党某军医学校毕业,1952年被判旧人员“历史反革命”罪在化念农场医院服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来到他身旁,见还有一口气,便请求大家帮忙抬回去抢救。
堂舅的妙手回春,父亲才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父亲所在的劳教队转住新平县大开门甘塘桥,父亲任炊事员。
一个雨季的某天,父亲担着饭菜来到河边,遇河水猛涨,饭菜担子被洪水冲走,他和紧随其后的二姐险些被洪水卷走。
饥肠辘辘的“队友”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上来就抓住父亲的衣领,恨不得将父亲吞下去。
幸好去探望父亲的二姐声泪俱下跪着为父亲求情,才使父亲免遭毒打。
在老师和家人的关怀、教育下,属牛的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走来。
自幼祖父母对我疼爱有加,因父亲“劳教”在外,母亲也常被派去挖公路、修水库,因此,上初中以前,都是由二老带着我。
每到傍晚,除了听祖母讲述那些精彩有趣的动人故事外,她还提着我的那把小二胡,把我拉到她的老表姐家串门子,我也非常善解人意地为老人家们“露上一手”,常常博得姨奶、姑奶的掌声和夸赞。
我那出身于县城西郊西河村徐氏望族的祖母徐春荣,虽裹着小脚,但手脚利索,上学不多却知书达理,肚子里满装“精忠”、“孝道”一类的好故事。
大大弟徐雷英,当过旧区、镇长,曾毫不吝啬地出钱出力出物,积极支持峨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
三弟徐树民(徐啸虎之父)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军事才华出众,东北长春起义时任六十军少将参谋长,走上了宁为“断头将军”的不归路。
1963年,我赶上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好年景”,幸运地考入了峨山中学。
在校的头三年里,学校的教育教学也同全国一样,在恢复和发展中逐步走上正轨。
在无涯的学海里,老师兢兢业业地教书,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
每天有着八小时的学习,我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熄灯铃后和起床铃前,老师们挑灯夜战,同学们违规偷偷地学习。
在这里特别要说一说马凌霄老师所讲授的历史课,他一改同学们早已厌倦了的“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的“填鸭”模式,让同学们在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启发式”教学氛围中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
正当同学们做着“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美梦时,却偏偏倒霉地遇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浩劫。
一夜之间,学校成了“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黑窝和“造反有理”、“停课闹革命”的战场。
我们伴随着这场灾难,在学校白白耽误了两年有余的青春年华,原本三年的初中,却熬了将近六年。
“求知无望、求学无门”的同学们,于1969年1月走出了校门。
1973年,全国恢复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渴望读书的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已是24岁的我也在这一线“曙光”中积极备考。
在紧张复习的十多天里,那些在校读书时没有弄懂或是似懂非懂的知识,打开书本一看就觉眼前一亮。
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一经有人点拨,也就豁然开朗。
那些没有学过的新知识,也能迅速地理解和掌握。
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学习只要成为自己的第一需要,就会把这种需要变成自觉行动和不竭动力,原以为枯燥乏味的学习过程,也就变得那样的有趣和快乐。
在第一天从城里走向考场的路上,有一位女教师和我同行,交谈后才知是姓杜的监考教师。
我在第一场考试交卷以后,这位监考老师特意翻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并在下午应考的路上,她似乎是在专门等候着我,与我边走边聊。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是昆明医学院的招生教师,你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行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见到血就会头晕,从没想到过学医当医生”。
在众多的考生中,我以总分第三的成绩“名列榜眼”(全线录取名额为十二人)。
凭着自己有诸如红旗公社革委会把我当表现突出的“好知青”推荐参军、有彝家男女老幼公认的干活肯出力的好知青等名声,自我陶醉于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境。
之后,杜老师见到我却严肃认真地说:
“听说你父亲被划过‘右派’,你去开一个已摘掉‘右派’帽子的证明来,读书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敏锐性”的我,心里既不高兴,也没把她的一片好心当回事,仍在做着我的“大学梦”。
然而,风云突变,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我的一封信》刮起了一股让人始料不及的政治“强台风”。
我这个家庭有“污点”的考生,即使深感内疚的父亲多方奔走求人开来了“摘帽右派”的证明也无济于事。
因政审“不过关”,我在那次高考中落榜了。
从此,苦闷的我与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底,我被招工到塔甸煤矿。
在这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峨山县文艺宣传队拉“主弦”的骨干。
但因受家庭的影响,我仍以高平村的“农民”身份在宣传队做临时工。
煤矿的邱为智矿长以矿山发展培养人才的胆识,不畏县革委某位领导所说“挖宣传队墙脚”的“高压”,甚至冒着调离领导岗位的风险,毅然给了我上学的机会。
1975年5月,我不辞而别离开县宣传队,前往昆明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地质系“矿山测量培训班”学习。
到校十多天后,我收到一封宣传队要求我离校归队的信。
我拿着信跑到系负责人周教授的办公室,向他说明自己不愿放弃学业,请求他帮忙的来意。
他听后也拿出一封信函给我看,这是一封峨山县革委宣传组写给学校,意为县宣传队急需要我,请校方促我尽快回县的信。
我看完来信,教授问我有何打算,我向周教授表明了只愿读书学习,绝不离校的决心。
于是,周教授微笑着对我说:
你们是来自全省各地煤矿的业务骨干,又是省煤炭厅委托我们学院开办的培训班,此信函虽已收到多日,但校方只听送培单位的意见,你只管安心学习吧!
此刻,我这七上八下的心才安定下来。
在校不久,常自勇“战友”从江西地质队回家探亲,专程来校,我俩足膝谈心几小时,我受勉,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
学员中的大多数均来自省属各大煤矿,又都是初中以上文化学历、具有五年以上矿山测量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唯我一人是新兵蛋子。
全班分为五个大组,我有幸担任了第二组组长。
在我们组的十二名学员中,有有中专学历的班长刘远康、圭山煤矿从事二十余年测量工作的徐天荣、后所煤矿从事五年测量工作的上海知青林荣龙,个个都有技术专长,让无一技之长的我羞愧难言。
组里的那些“专家们对我特别关照,多时放弃自己的练习时间,让我去做好扶搭尺、支仪器、拉钢尺、作记录这些野外测量之类的活计,并随即指导。
课余时间,张班长辅导我测量的理论知识,林兄弟教我测量计算和搞好测量记录,徐大哥教我如何支平、支稳仪器,怎样又快又准的仪器“对中”等窍门,还教我睁着双眼瞄准测量目标、读出仪器里显示的数据等方法。
经过一番勤学苦练,我成了“徐哥”门下的大弟子。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我们学完了十多册“矿山测量”的专业教材、高等数学和“最小二乘法”。
能熟练地使用测量仪器,基本掌握了仪器的维修和矫正技术。
从放好井下中线、腰线等矿测日常工作做起,开展了对不同等级测量路线、网络的选择(含永久点的埋设),进行外业实测、内业计算(含测量平差)和对图件清绘等工作。
在省劳改局四营煤矿、部属羊场煤矿的实习中,为矿山测出三平方公里(含碎部控制测量)1︰500的地形图,完成测设路线六公里的井下贯通工程测量和竖井定位、竖井标定等工作。
终于圆满结业。
学成回到矿里,正赶上塔甸煤矿由年产3万吨扩建为13万吨的技改工程。
在人手少、缺图纸资料、无测量工具(矿里当时仅有一台长年失修、日本昭和年生产、直读1′的游标经纬仪)和急待适应上述工程要求的情况下,我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后来,矿领导先后抽调两三名初、高中毕业的职工协助我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实作,最终只留下仅有初中文化的尚宪忠(后于玉溪市发改委副处调退休),在日后的长期合作中,他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和好同事、好朋友。
那一年,塔甸煤矿开展了“文革”中首次“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受挖煤全凭“力好汉”这一传统观念的左右,我和罗加云、陈忠林、万家元、杨开明等十多名从学校毕业、在矿里担当重任的技术人员,全被排斥在外。
为了讨回公道,出口心中的“恶气”,大家离开了矿山,来到远在县城的我家。
三天后,六十年代曾任峨山县县长的普宗德矿长亲自来到我家,他晓明大义,帮我们分析利害关系,要求我们回到塔甸煤矿这个能发挥我们一技之长的“用武之地”。
如今想想,要不是那次普矿长的好言相劝,我们离塔甸煤矿的“离职人员”只是一步之遥了。
我和小尚不分上下班时间,自制“水管测平器”,放好中线和腰线,把好巷道“成形”关。
一天晚上,我查看了多条巷道,来到一处掘进“迎头”,这里没有工人,只见“掌子面”上布满了放炮的导火索,我转身回走时,才见到岔巷里的工人们正在躲炮。
事后,经矿安全生产委员会查实,才知那晚是放炮员在启动“放炮器”时突然出现故障而未点燃“掌子面”的炮点,我也才幸免于难。
此事既触动了矿工们的心,也让我们有了“居安思危”的警醒,矿里对安全生产更加重视了。
采区“开切眼”须打贯通,我和小尚用修好的那台游标经纬仪测量井下导线,顶住井下多处此种仪器不适应的热湿空气给工作带来的不利,采用增加复读次数、提高测量精度的“笨办法”进行操作。
但因内业计算只有我一人(有的还是“对数法”计算),虽采用“复算法”反复检查结果,但受人们的“习惯”和“定式思维”(如错数312为321)的影响,至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失误。
由于此次工作的失误未给矿山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查找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普矿长不仅没有追究我们的技术责任,还鼓励和支持我们更大胆地工作,继续为矿山的发展多作贡献。
那以后,普矿长更加了解我们的工作状况、更加理解我们的工作难处。
必要时,他会请来兄弟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带测量仪器和其他用具到我矿“参战”,帮我们解决诸如填绘《采掘工程进度图》、设置“近井点”和重要工程施工点的标定等很多我们难于解决的问题。
一年以后,矿山购进一台红旗牌“J6”光学经纬仪和手摇计算机,技校毕业的杨青松、中专毕业的万家元先后到矿“入伙”,我们的测量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还有一次,当两条巷道的贯通施工还差五、六米时,我因实在放心不下而连夜赶到贯通地点查看。
来到作业点,当我听到打炮眼的电钻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个不停时,紧悬的心一下就松弛下来,浑身无力的我就地蹲下打起了瞌睡。
睡着睡着,鬼使神差一般,我那瘫软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慢慢移动,离开了正对贯通点的“瞌睡地”。
随着一声巨响,我的双脚早已在睡梦中埋在了冒落的煤块之下——要是没有那鬼使神差的“不由自主”,我真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在庆幸自己安然无恙之余,也为自己违反贯通施工规程的麻痹大意而深深自责。
1979年,省煤炭设计院牟志宏高工带领十多人组成的测量队来到塔甸煤矿,进行科拉池矿区开采设计前控制、地形图测量工作,我被抽调参与其中。
在这次历时四十多天的测量中,无论是野外作业,还是内业的整理计算、修图、清图,这些师傅们总是放手地让我操作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使我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三年后,我们塔甸煤矿生产技术科采、地、测人员齐备,各路人马在统一调配下开展工作,测量组的实力大大增强。
此时的塔甸煤矿,已是“掘进、采煤工作面进度图”、“矿井地质图”、“通风系统图”、“供电线路和避灾路线图”、“井上下对照图”和“采掘工程平面图”等高质量的矿山“五大图件”完备、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矿山企业了。
1983年,我任煤矿主管生产技术的副矿长。
六十年代毕业于昆明工学院采矿专业的本科生刘兴汉,无私地向我传授了采煤工作面支护、放顶(来压观测)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中国矿业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柏勇,教我使用地质罗盘测出岩层“三要素”(走向、斜向、倾角),观察分析地质变化带(向斜、背斜、正逆断层)的特征,还教我运用矿区地质勘探资料(钻孔柱状、坑道素描)确定矿井“标志层”;
毕业于省煤校采矿专业,现任煤矿总工、副总经理的李平安,教我掌握了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的制定和斜井交叉巷(点)、有关井下硐室、特种支护的设计;
还有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开拓系的罗加云,指导我从操作打风钻入手,掌握了“光面爆破”和“锚喷支护”等技术。
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进一步掌握了地质、采矿、开拓等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
在塔甸煤矿的十多年里,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那些良师益友们在生产实践中给予我的帮助,使我进步很大。
1983年,在郭思藩矿长的主持下,我组织煤矿的七八名技术人员完成了矿山五、六水平暗斜井工程的初步设计,得到了省煤矿设计院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1999年,我被省人事厅、省乡镇企业局“高评委”评定为云南省首批乡镇企业“高级采矿工程师”。
1984年,36岁的我,通过成人高考,跨进了地处昆明西郊黄土坡、原西南联大毕业生周景荪任院长的云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再次实现我渴望学习深造的夙愿。
我们这些全是来自省经委、计委、电力、建材局、昆明铁路局及全省大中型企业,年届26—42岁之间,年龄差距极大的学员,成了该学院号称首届“黄埔”生的“成年”学员。
在校两年,系统地学习了大学专科教材,还强攻了英语的阅读并努力提高英语翻译能力。
学校结合刚出台不久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和当时已经逐步推广的“厂长(经理)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及对企业“简政放权”文件等等,组织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专题讲座和讨论。
还到海口五纳厂、昆明铣床厂、昆明针织总厂、昆阳磷矿等企业考察调研,写出考察报告和论文。
我的《企业党政工作之我见》的论文,得到“具有独特见解”的好评。
我与省建材厅的杨腾辉、省电力厅的刘云开、东川矿务局的李新等同学共同编写的毕业论文《云南省水泥中、长期发展预测和规划》也获得较好的评价。
毕业回矿后,我被分配到玉溪地区一次性投资最大(概算为1695万元),拟建年产21万吨的云南省塔甸煤矿科拉池矿建设指挥部工作。
在前两年的地面建设工作中,也倒还算顺利,但在后来的井下施工过程中,因受“天时”不顺(限电及无规律停电)、“地利”不佳(驻地环境恶劣、井下地质变化加剧)、“人和”不尽人意(施工队伍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很多难于处理的矛盾。
作为郭思藩指挥长副手的我,面对眼前的困难,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及省煤炭厅基建公司二处“红旗队”技术力量雄厚、能打“恶仗”的特点,想乙方所想,充分认识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因势化解利益矛盾,及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为合力完成建井任务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在科拉池煤矿的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住在“蹲下屙屎可捡到木耳、香菌,走路不小心会提倒麂子”、“晴天蚊虫满天飞,雨天路滑难通行”的大平峒山梁上。
工作的艰难,生活的艰苦,不得不让指挥部的领导们时时牵挂在心,常常送去蔬菜和其他生活物资。
有一次,我们的车子歪歪扭扭艰难地行走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一不小心,车子打滑,车上的人员只好下车前拉后推,煤矿副矿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姚天培在推车中险些晕倒。
我们矿建组的工作人员常常与施工队的工友们同吃同住,时间一长,我们不仅成了工作中协同作战的“同盟军”,还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我还成了施工队技术主管徐明军(现省发改委房改处处长)的围棋徒弟呢!
直到矿领导动员在煤矿生活区开食馆的杨老板到“山寨”开设分馆,施工队工作人员的生活才逐步得到改善。
1986年冬,我带财务和矿建人员驾212吉普车到省煤炭厅找赵国纯副厅长汇报施工队的工作情况和急需解决的急难问题。
我们一行来到昆明,才知他已去田坝煤矿。
于是,我们又驱车沿着滇东北结冰的公路艰难而又缓慢地追行,当我们的“212”行至宣威县鸡街的一个岔路口,猛见厅长的丰田越野车反相而来并擦肩而过,我们大声呼喊也无济于事。
我们急忙调转车头,朝着昆明方向上演了一场“追厅长”。
1987年秋,后所煤矿打磨沟井工程竣工验收,我和施工队一位领导同车前往后矿参加会议。
我俩同在一个验收小组,一起下井实地查看,一起查阅资料。
到了晚上,我俩一起欣赏露天电影,同住一个房间,一起畅谈工作,一起交流思想。
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就在这一年,我和财务统计组组长、后来的市经委总经济师杨光义、矿建组组长尚宪忠到曲靖二处驻地,久别的老朋友相聚,我们理所当然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
晚宴上,二处的全体领导与我们仨同桌。
刚刚入坐,他们以“我们二处的‘八大金刚’都是清一色的‘斤级干部’”,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而我们以早在施工队驻地“过过招”、“交过手”作回应。
尚未开场,火药味十足的战鼓就擂得震天响。
席间,话助酒兴、兴增酒量,我们不知喝下了多少老白干,“敌我”双方的“酒技”和酒量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后来,他们又抬来几件啤酒,山东人尚宪忠倒还能勉强对付,而我却只有摇头的份了,不会粘半口啤酒的杨光义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之下,在全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中弄得衣鞋全湿。
真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到麻木不嫌多”了。
科拉池煤矿的建设工程已近尾声,省煤炭厅基建处召集厅处相关人员、科拉池建设指挥部和矿建施工方人员到厅里开会。
针对施工方提出的因受停电影响作业、井下冒顶偏帮超出预算而难以按期完成任务等问题,要求甲方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我们在核定工程施工记录的有关资料和经过实地验收双方签字的单据后,我代表甲方(甲方还有杨光义、尚宪忠参会)作出补给乙方工程款的决定,并在阶段结算单上签字认可。
这一尊重客观事实之举,极大地推动了井下施工的进展。
1988年底,工程按质按量克期竣工交付使用,受到省、地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评价。
后来,我被调到县政府所属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虽已年过40,却多次遇上到省内外学习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和业务培训的机会。
1998年(我49岁),在中央党校以“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为主线的“乡镇企业家”培训班里,多名教授有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对策”的睿智解析,让我得到了很好的启迪。
无论是参观国家一级企业、原称“寒心河”的首都第一村——韩村河的飞速发展,还是鲁冠球“乡镇企业上去不得了,下去了不得”的“高论”,都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
1999年,我又一次有幸来到浙江大学。
学校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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