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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不动声色的企业背后,隐藏着一个粮油帝国宏大的商业野心!
借道而入
1991年,一位40岁的新加坡人李福官,行色匆匆地走在深圳的大街上。
他西装革履、目光敏锐,眼神里透着些按捺不住的激动。
李福官并不是真正的老板,他只是一个代言人。
在他身后的,是马来西亚粮油大亨郭鹤年。
一直以来,这位祖籍福建的老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可能是除了政治领袖外,最为国际社会认识的企业家。
在马来西亚的富豪榜排名上,郭鹤年年年位居榜首。
这位华人世界的巨富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粮油市场,不过苦于尴尬的外资身份,一时难以找到“回家契机”。
不过郭氏很快找到了一条曲线入市的方式。
彼时,作为央企的中粮集团希望借道外资,进军油脂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广为寻找合作伙伴。
有着油脂经验、同为全球华人背景的嘉里粮油,无疑是最佳的人选。
一桩合作协议很快达成。
1987年,郭氏旗下嘉里集团与中粮旗下鹏利公司,以51对49股权比例成立了南海投资。
而后,中粮与南海投资以18.75对81.25股权比例成立耀合公司,鹏利又与中国南山股份公司以80对20股权比例成立南海油脂。
最后,鹏利又将其南海油脂股份转到耀合。
这极其复杂的股权安排,表面上看,实现了郭氏回家与中粮升级的完美契合,实际上,一开始就暗含郭氏为日后抢班夺权所做的精深博弈。
博弈路径是这样的:
金龙鱼由南海油脂出品,南海油脂由耀合掌控,耀合由南海投资掌控,嘉里正是南海投资大股东。
虽然“中粮系”在南海油脂占股居多,但金龙鱼实际控制权却在郭氏手中。
1991年,南海油脂开始推出“金龙鱼”品牌的小包装食用油。
在市场操作中,当时尚属高档品的金龙鱼发现,中国企事业单位逢年过节,有发“福利”用品的习惯,而后他们利用这一习惯,以“福利油”的方式,在各大单位促销,这一方法一举敲开了市场的缺口。
1993~1994年,在原料价格上涨刺激下,“二级油”普遍涨价,金龙鱼却按兵不动分文未涨,这一做法使其市场份额趁机跃至20%强,完成了市场普及。
之后几年,金龙鱼越战越勇,开始推出以美满家庭为品牌诉求的广告,并在各大电视台轮番轰炸,市场份额也扶摇直上。
不过中粮最终发现,他们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合作“漩涡”中。
不仅“金龙鱼”商标放在了新加坡郭氏集团名下。
在南海油脂后,嘉里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先后九度追加投资,在深圳、青岛、西安、成都等地建起了8个炼油厂。
但除了深圳南海油脂外,嘉里都没有与中粮合作。
1992年,中粮不得不另立山头自创品牌,并于1995年推出“福临门”小包装食用油,意欲分庭抗礼。
2001年11月30日,中粮国际正式与郭氏集团签订了南海油脂的股份出售协议,理由也颇有些哀怨,“因本公司所投资无法控制南海公司之管理,故董事认为应集中及强化资源,以管理及开发本集团享有独家使用权之‘福临门’品牌食用油生产及分销业务”。
中粮此单合作可谓相当失败,此时的南海投资,已然进入良性盈利通道,中粮糊里糊涂地培育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还充当了对方进入中国市场的“引路人”。
缔造合围链条
郭鹤年无疑是老到的,如果仅将嘉里粮油和金龙鱼看作其中国“野心”的全部,可谓大错而特错。
在益海粮油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
1991年,郭鹤年的侄子郭孔丰联合印尼油棕王吴笙福、国际四大粮商之一的美国ADM公司及中粮联合创办了丰益控股,开始打造郭氏家族控制下的另一粮油业务平台。
丰益控股刚成立之际,主要从事棕榈油贸易业务。
通过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等地通过一系列收购、新建等扩张,布局广泛涉及棕榈油种植、生产、贸易、物流等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丰益控股意识到,对上游种植园,尤其是对东南亚独有的、而在粮油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棕榈油种植园的控制,无疑会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砝码。
因此一开始,它们便加强了对上游种植园的控制。
丰益控股成立当年,便收购了印尼7100亩土地,建立油棕种植园。
2006年,丰益控股旗下丰益国际联手ADM花费580万美元一举并购5家印度尼西亚种植公司,其种植土地储备因此增加了8.5万公顷。
之后又通过一系列并购,丰益控股种植园迅速增加,截至2008年底,丰益控股已将油棕的种植面积提高到22.33万公顷,其中在印度尼西亚拥有16.08万公顷,在马来西亚拥有6.25万公顷。
此外,还在印尼管理3.39万公顷土地。
在增加油棕种植园面积的同时,郭氏家族也加大了棕榈油产能的扩张。
1995年,丰益控股建立第一家棕榈油压榨工厂,之后便在棕油研磨、压榨、精炼等生产环节不断扩张。
待上游整合完毕,丰益控股而后将棕榈油业务扩展的重心放到了中国和印度市场。
2000年,丰益控股与ADM合资组建了益海集团,此后,丰益控股在华的布局主要依托益海来完成。
这样布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棕榈油虽是小众油品,但却是小包装食用油里的重要原料。
中国是棕榈油的完全进口国,作为中国粮油领域领军企业的中粮,即便要打造自己的“福临门”食用油,也不得不进口此种原料,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丰益控股打上交道。
利用在棕榈油原料上的独特优势,益海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更是畅行无阻,还成为中粮集团等绕不开的一个伙伴。
其间,益海集团得以全面参股“中粮系”旗下油脂企业,包括鲁花、口福等品牌,中粮卧薪尝胆自创的“福临门”品牌,益海集团在其中也占有不少的股份。
这样的“设计”不可谓不高明,堪称完美,无形中也铸就了嘉里粮油和益海集团两翼齐飞的格局,一张密不透风的产业网由此织成。
这张网充满攻击性。
在金龙鱼大获成功后,或许是受到宝洁多品牌战略的启发,嘉里粮油陆续推出了16个品牌,胡姬花、鲤鱼、元宝、香满园、花旗、手标、巧厨等不胜枚举。
众多品牌排山倒海,嘉里粮油的解释是,与其等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不如自己先设置竞争对手,在不同层面、不同品种,从高到低,设立不同定位的品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
明眼人一看就穿,这个对手,除了中粮的福临门外,其他的都不成气候。
益海与嘉里粮油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拓展布局又成互补之势。
在产品的定位上,益海以口福品牌以及为家乐福等大型卖场贴牌等低端产品为主,以价格策略占领小包装食用油低端市场;
嘉里粮油则以金龙鱼引导中高端产品线,以鲤鱼及部分区域品牌占领低端市场,而胡姬花则在部分地区以花生油稳坐高端市场;
在生产企业地理布局方面,益海11个生产基地位于安徽芜湖、河南周口、河北秦皇岛、四川广汉等二三线城市,而嘉里粮油的8大生产基地主要位于天津、上海、深圳等航运方便、消费水平高的国内一二线城市,二者交叉覆盖不同市场;
在产业链上,益海侧重于产业链中游,嘉里粮油则聚焦产业链的下游。
郭氏集团将话语权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
游走规则之间
嘉里粮油无形中铸就了这样一个格局,以小包装食用油布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老百姓以菜籽油为主的传统习惯,转而消费以大豆和棕榈油等进口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小包装食用油。
郭鹤年性格里无疑也有很温和的一面,他尊崇儒家思想,善结朋友缘,甚至在商业上,他从不喜欢独资经营。
纵观旗下所有的企业,他占有的股权平均介于20%~50%之间,很少超过半数。
但这种温和之态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露声色,而又出手果断。
上世纪70年代,郭鹤年饶有兴致地听朋友说起香格里拉的故事后,断然决定进军酒店业,由此打造出“香格里拉”这一高端酒店品牌。
而在中国,这种绵里藏针的风格得以延续,并成为益海集团迅猛扩张的一个重要利器。
2003年,美国遭遇冻灾。
为此,美国农业部连续数月调低美国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
这一消息对期货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芝加哥大豆价格从2003年7月的每蒲式耳532美分,一直涨到2004年4月份的1064美分,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
在市场饥渴效应的心理作用下,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企业纷纷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
大豆过去本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产量一度世界第一。
不过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放开了大豆市场,这给美国等大豆供应商们提供了机会。
美国的大豆质量好,出油率高,而受政府补贴等拉动,在2003年之前美国大豆价格还特别低,到岸价都比国内便宜。
因此,国内的大豆加工企业纷纷改为订购国外大豆作为加工原料。
不过几个月后,国际大豆市场却价格暴跌。
高价采购的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由此遭受重创,船还没到岸,价格已跌去一半,每生产一吨豆油亏损500~600元,全行业出现亏损的局面。
这一轮“大豆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压榨企业70%停产,大量企业倒闭。
此时,一直蛰伏的国际四大粮商和益海集团则不失时机地进场了。
益海集团出手可谓迅猛,在2003~2005年的短短两三年期间,通过兼并、重组、收购等手段,益海马不停蹄地收购了国内10多家中型榨油厂,此轮收购之后,益海相继在烟台、秦皇岛、周口、福州、武汉、泉州、昌吉等二三线城市建立了粮油生产基地。
到了2007年,益海集团已经拥有750多万吨的大豆、花生、棉籽、菜籽的加工能力,年可生产各类大豆油200多万吨、花生油16多万吨、菜籽油20多万吨、棕榈油60多万吨。
数据显示,此时益海大豆日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占据了国内市场20%以上的份额,转瞬之间成为中国这一领域的龙头企业。
虽然事后有指责称“大豆危机”为丰益控股幕后操纵,但益海集团合理利用游戏规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2008年初,豆油原料市场价格一路看涨,飙升近30%,最高时曾达到16500元/吨。
在成本的巨大压力下,国内各粮油企业叫嚣涨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2008年3月,金龙鱼向国家发改委提出了涨价申请,并顺利获批。
不过,在涨价获批后,金龙鱼却一直按兵不动,其他食用油企业虽有微词,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哪知到了8月14日,嘉里粮油却突然宣布,旗下金龙鱼价格全线下调,涉及大豆油、菜籽油和调和油等多个产品线,降幅超过10%。
金龙鱼的人称,本次降价是因为成本下降,及时下调产品价格,这是负责任的企业做法。
选择在中秋旺季之前宣布降价,此举令业界顿时一片哗然。
之前,因为成本的原因,油厂每压榨1吨豆油,已经亏损200~300元。
现在所用大豆是在之前更高价位采购的,金龙鱼的降价无疑令其他企业难以承受,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更低的终端价格卖出,而这导致压榨亏损就更大。
国内的众压榨企业被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涨价涨不上去,降价又不敢贸然跟风。
进退之间,大片的市场失去,金龙鱼趁机又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金龙鱼此后运用价格杠杆更是得心应手。
2009年5月,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对市场极为敏感的金龙鱼随即行动,率先透露出将要涨价10%的风声。
一向紧盯金龙鱼的福临门憋不住了,全线随即涨价10%~15%,哪知福临门涨价后,金龙鱼却矜持半刻,后出来表态部分产品涨价6%左右,接着又将调和油涨幅定在10%以下。
这一招又打了个福临门措手不及。
对决中粮:
针尖麦芒
很长一段时间,在金龙鱼巨大的光环下,中粮的处境黯然,日子过得郁闷纠结。
对这个实力雄厚、但市场表现不佳的对手,益海、嘉里从内心里也不敢有丝毫怠慢,随时保持着警惕,很长一段时间它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战术,以此击溃对手的追赶。
2002年第二代调和油上市的时候,金龙鱼即提出了“平衡脂肪酸”的概念,并通过广告轰炸,“1∶1∶1”的口号妇孺皆知。
金龙鱼还把平衡脂肪酸比例的配方申请为国家专利,依靠技术优势,设置竞争壁垒。
福临门其后虽推出“天然谷物调和油”,以“天然谷物”对抗金龙鱼“平衡营养”的概念,无奈稍逊一筹。
2000年,中粮祭出鲁花花生油专类品牌,主推绿色健康概念,一度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
金龙鱼得知,随即宣布斥资数亿元进军“粟米油”市场。
针对鲁花的健康概念,金龙鱼粟米油则提出健康、高档定位,意图站在更高的角度对鲁花进行“围剿”。
或许是市场操作不当、或许是后发优势,总之数年之内,中粮没有讨得半点便宜。
主政中国市场的李福官也没有得意忘形:
“嘉里未来十年仍能占据市场40%份额,那才是真正的成功”——他深知,“巨人”总有醒来的时候。
中粮这种被动格局直到一位“大人物”的闪亮登场才被打破。
2004年10月,有“中国摩根”之称的宁高宁空降中粮。
外界对宁高宁的评价是,气场十足,擅长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当年主政华润时,宁一手打造的雪花啤酒就曾把市场搅得风生水起。
宁上任不久,随即祭出了大手笔,一手促成中粮和中谷粮油合并。
作为国资委169家直属中央企业中最大的两家粮油企业集团,中粮承担了中国95%以上的粮食进出口贸易业务;
而中谷粮油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粮油流通企业之一,在国内有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等五大重点经营区域,有购销网络、仓储运输、粮油加工和科技开发四大运营体系。
两者合并的意义不言而喻。
宁高宁同时还在全系统内推行“全产业链”计划。
在2006年10月9日,中粮上市旗舰中粮国际又高调宣布分拆粮油等农产品加工业务上市。
分拆之后,中粮旗下中国食品市值161.3亿港元,中国粮油市值达到198.5亿港元。
中粮由此手握重金、磨刀霍霍,这无疑对郭氏集团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面对中粮的步步紧逼,郭氏集团反应不可谓不神速,他们随即也进行了调整,采取了全面整合旗下粮油资产的方式应对挑战。
中粮国际仅宣布分拆上市两个月后,2006年12月14日,丰益国际立即高调宣布了高达43亿美元的大并购计划。
大并购计划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以27亿美元的代价并购郭氏集团的棕榈园、食用油、粒谷物及相关业务(简称“KG并购”),其二是以约16亿美元的代价并购母公司丰益控股的食用油、粒谷物及相关业务,包括ADM亚太集团所持股权(简称“IPT并购”)。
并购后,郭氏集团在华的两个重要平台——益海和嘉里粮油也实现了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这个巨无霸集团横跨国内35个地区,拥有超过130家工厂,年精炼各种油脂能力超过400万吨。
双方的对决由此有了更多针尖麦芒的火药味道。
2008年,金龙鱼巧妙公关,成为北京“奥运会唯一指定食用油品牌”,一时风头出尽;
几个月后,福临门随即扳回一分,宣布成为了上海“世博会唯一指定粮油产品”;
2009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福临门提出“食品可追溯性”,倡导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品质管控,着力树立央企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形象。
而金龙鱼,立即提出“一瓶尽享,八种营养”、“油不用换着吃”的消费理念。
2009年7月,金龙鱼率先推出了“植物甾醇玉米油”,大打植物甾醇降低胆固醇的功能牌。
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福临门也高调宣布推出同类产品,并且植物甾醇的含量比金龙鱼更高。
2010年3月,在国家卫生部刚批准藻油DHA作为新资源食品后不到1个月,福临门抢先推出了“谷物多DHA植物调和油”,掀起一股“开创脑健康新时代”的攻势。
而金龙鱼4个月后,快速推出了同类产品“深海鱼油调和油”。
不过在益海嘉里看来,这种战术层面的竞争最多只是权宜之计。
只有从“根子”上实现蜕变,才能应对中粮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政策方面不可预估的风险。
2009年7月6日,丰益国际对外宣布,指定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中银国际负责其中国业务IPO的筹备工作,而这个上市地点将选在香港,时间上“越快越好”。
事实上,在益海嘉里等外资粮油企业在华业务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国内舆论对其威胁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不绝于耳。
2008年9月3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业;
而对外资进行了限制。
而在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做好2009年油菜籽收购工作的通知》中,首次规定企业可以参与托市收购,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
但在这份100多家企业的名录里并没有一家外资企业,益海嘉里也不例外。
显然,如果益海嘉里在香港上市,将会使企业顺理成章变身成为一家地地道道的国内企业,既摆脱“外资”的称号和限制,也有利于中国业务的稳定以及减少在国内可能遇到的政策阻力。
横向延伸
益海嘉里并不幸运。
2010年3月,原计划的香港上市,因为股市低迷,最终搁浅;
而在食用油领域,益海嘉里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亿元,占据市场四成左右的份额——这几乎已经触摸到了天花板;
在既有领域的发展无疑遇到“垄断瓶颈”,此时的益海嘉里,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更具空间的产品,来开辟新战场。
大米行业便进入了益海嘉里的视线。
长期以来,国内大米加工行业呈“小、散、低”的现象,尽管在各地,有一些诸如金健米业类的区域品牌,但放眼全国,缺乏引领行业的大品牌,这与当初金龙鱼进入食用油领域似曾相似。
据预测,国内大米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元,市场广阔,前景巨大。
这个领域并非毫无风险。
大多粮商都没有属于自己的耕地,都靠订单农业的形式,将大量稻田变成各自的专属原粮种植基地。
因为谁有固定的农户提供稳定供应,谁就抢占了先机。
但事实上,订单农业的执行率不足20%。
一方面,粮价下降,农民可能种到一半就放弃,或者在收割季节卖给出价更高的粮商;
另一方面,有的粮商会在收获的季节不愿履行年初的协议价格。
进入大米领域益海嘉里蓄谋已久,据称已经筹谋了5年以上。
不过在操作手法上,早已熟谙了中国市场之道的益海嘉里并不生涩,他们对大米横向一体化的操作同样老到。
益海嘉里首先在粮源上下起了功夫。
从2006年至今的3年间,益海嘉里以订单农业的形式通过其控股的益海佳木斯与农民签订水稻种植面积28万亩,并以每斤比市场价高2~3分钱的价格收购,使其在与其他米厂的竞争中优势明显。
与此同时,益海嘉里分别在黑龙江省的无常、辽宁省的盘锦、吉林省的梅河口等地建立了订单农业模式。
其次是布局加工。
2008年7月28日,益海嘉里在吉林省白城市建起了第一个大米加工工厂。
此后半年内,益海嘉里已在全国建成3个大米加工厂,到了2010年,益海嘉里计划将再至少建成或收购7个,主要分布在东北、江苏、江西等稻谷主产地。
此时,益海年稻谷处理能力将达到150万吨,大米产量达100万吨。
其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行业罕见。
第三是物流布局。
2006年,益海嘉里投资10亿元在佳木斯启动粮油加工项目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黑龙江最大的粮油加工企业。
其中第三期项目是建设战略装车点。
战略装车点项目的土地报批由地方政府解决,益海嘉里负责提供建设资金,建成后,益海可优先使用货运设备。
对于量大且大多位于东北、江苏、江西的大米产区而言,控制了运输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成本优势。
在完善了上游产业链的打造后,益海嘉里才在终端亮出其杀手锏。
2008年底,人们赫然发现,在央视的黄金广告时段,金龙鱼的大米广告闪亮登场:
“5400多个经审定的稻米品种,金龙鱼只选4个;
全国43000多万亩水稻,金龙鱼只限定5个优质产区;
国家标准特等大米不完善粒每万颗不超过300颗,金龙鱼出厂不允许超过6颗。
从种子到大米,全程用心,美味放心。
”
借助原有金龙鱼的销售渠道,金龙鱼大米火线入市,高调地摆在了各大超市、卖场的显眼位置,“要让所有能买到食用油的地方都能买到金龙鱼大米”。
这样组合拳的方式无疑给国内中小大米加工企业以沉重的打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益海嘉里的触角似乎都做到了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对这个作风硬朗、行事缜密的企业,自然也引起了国内众多专家的注意。
在不同的场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翔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外资企业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机制比较灵活,他们的竞争力要高于国内民营和国有加工企业,如果这一种趋势延续下去的话,无疑对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会构成一定的影响,毕竟“粮食没有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称,益海嘉里旨在定价权。
农产品价格有暴涨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某种农产品一定量的市场份额,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定价权,轻而易举地使该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或者暴跌,这无疑也直接影响着农户的积极性。
“益海嘉里意图通过控制物流、销售环节,先用低价倾销来占领市场份额、打败国内厂商,进而抬高门槛,最终提升产品售价,最终目的是控制整个大米产业,毫无疑问,这是阴谋”。
在公开场合,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更是义愤填膺。
国内另一些专家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粮庞大的全线对抗下,益海嘉里还远没到为所欲为的地步,相反,通过竞争,可以加剧行业洗牌,提升国内粮食加工企业的整体水平,更快地促进产业升级。
大米似乎并不是益海嘉里横向扩张的终点,有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0月,益海嘉里在国内已建起了小麦加工厂12家,日处理小麦超过4000吨,年处理能力达到了150万吨。
一组数字颇具说服力,自金龙鱼大米推出之后,年均销售增长额均在50%以上。
而每每有粮食安全的指责,益海嘉里的相关负责人通常会出面,一脸委屈而低调地回应:
“我们总的粮食加工量,目前在中国市场,仅占5%左右,这个数字是构不成安全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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