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名人故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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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
“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
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在此之前,“索隐派”盛行。
比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贾宝玉影射的是康熙废太子胤礽。
胡适和俞平伯通过考证,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家史与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补。
这是“自传说”。
然而,胡适和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
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
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
我们今日所见《红楼梦》崇高之地位,并非向来如此。
平生一面旧城东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他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
家中有草火园子。
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
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
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
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失学回家。
1947年,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再返燕园,进入西语系学习。
“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
朝气难回,伤情易触。
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
”他的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阅读《红楼梦》打发时光。
他所读版本有胡适所写之序言。
胡适在序言里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
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
周祜昌看到胡适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
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寻遍中国都未发现的书籍,就这么被周汝昌不费功夫地找到了。
周汝昌细读了《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
此文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
“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
《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
”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
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所言皆是《红楼梦》。
胡适还邀周汝昌至东厂胡同一号家中当面晤谈。
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中。
看到珍本,周汝昌才知以往所见《红楼梦》已经过大修改。
比如,《甲戌本》开篇是: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
”而不是常见的:
“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
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惟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48年12月,共产党军队兵临北平城,胡适在东单临时机场乘飞机离开。
登机时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周汝昌前些日子还给他的《甲戌本石头记》。
一卷红楼触百思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他家所在的钱粮胡同对面有家书店。
他喜欢读书,《红楼梦》已经读过。
这天,他从书店的一本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像的人物有很大不同。
他将书买回家,读得似懂非懂,却“有读侦探小说的快感”。
这本书是周汝昌于当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
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周汝昌此时已经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
在川大,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教师忽然跟周汝昌打招呼:
“老周,你害苦了我。
我日来患了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
”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
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
这是周汝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最核心的部分。
《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
一年之后,1954年,他奉调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
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
为了过关,他迅速撰写了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
邓拓接见周汝昌,暗示他放弃自己的主张。
周汝昌感到痛苦,他想不通自己的学术著作有什么“极端的反动性”。
随后多年,知识分子一次次被“思想改造”,批判他人或批判自己、投入阶级斗争,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
“文革”开始不久,周汝昌被关进牛棚。
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由于干不了重活,他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
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所谈多半是《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次被调回京城。
办手续的时候,他看到回京公函,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
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周汝昌回京之事在干校引起轰动。
大家琢磨着其中奥妙,传言四起。
197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访问中国时,与江青进行了多次长谈,之后写成《江青同志》一书。
江青提及周汝昌和《红楼梦新证》时,表达了肯定的意见。
早在周汝昌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聂绀弩就跟他说过:
毛主席对你颇有好评。
1973年—1975年间,全国掀起过评论《红楼梦》的热潮。
对比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不少观点与《红楼梦新证》相仿。
《红楼梦》让周汝昌进了“红色保险箱”。
这些与众不同的经历让周汝昌身上多了一层神秘色彩,至今仍受争议。
五十六年一愿酬
2004年,《石头记会真》出版,署名:
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
《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认为是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
周汝昌为《石头记会真》撰文,题目是“五十六年一愿酬”。
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与周祜昌用了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适提出建议:
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
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周祜昌亦在1993年去世。
《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
“我不知以何言词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
“愧则有余,悔又无益。
”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
不是不悔。
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
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
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课”,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
俗话还常说“追悔莫及”。
是以万人能悔,虽是好事,毕竟那万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万件错事坏事了。
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有记者问周汝昌对生死的看法,他说:
“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
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周汝昌曾请人在自己的石质镇纸上刻下两句诗,并题写于《献芹集》的扉页,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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