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高中作文素材三公经费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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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实施细则让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成为常态。
“最终目的是让预算公开的列车行驶在法律轨道上。
”李炜光说。
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公”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现在,期限已经过了20天了。
不过,比较起来,他们又还算好的,有媒体统计在98个中央部门中,加上他们也仅有33个遵照执行,才占1/3。
其余那2/3,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还在按兵不动。
“三公”经费的公开肯定是非常艰难的。
捂了那么多年的盖子,一下子要揭开,任何原本以慷慨公款为能事的部门可能都懵掉了。
但是,3月下旬到6月底,给他们留的时间并不算短,或者说够充裕了,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国务院的明令期限形同虚设,难道大家还都在忙乎着弄本尽可能自圆其说的账目吗?
还不好理解的是,国务院本身并没有逾期就如何的跟进手段,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势。
这样下去的话,其下一个政令的严肃性谁还放在眼里?
但就现有的公开状况,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达到公开的目的。
公众对那些干巴巴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茫然不知所以,只是根据数字的绝对大小来盲目地发些议论。
比方水利部去年的“三公”经费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决算总数的83.13%,马上哗然一片。
哗然什么?
人大代表也发话了,公车费占比太高。
但是人家解释了,这是由水利工作性质决定的,防汛抗旱多是到现场工作。
你又能根据什么推翻人家的解释呢?
已经公开“三公”经费的那些部门,情形都像这样,公开的只是一些笼统的数字,每个“公”多少多少,如此而已。
公开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凭借这些孤零零的数字就远远不够,也使监督变得底气不足。
他的公车消费诚然高,但多了还是少了,公众包括人大代表等于全凭感性来定论,这种监督主观上就是盲目的。
再比方,明明国家药监局、国家邮政局、国家粮食局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同一天公开的数据,媒体却单单拎出后者作为标题,为什么?
因为人口计生委公开的数据有看点。
去年,他们的“三公”经费支出927.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更何况,是否因“涉密”而不公开,判断和决定的权力应归属更高级别的机构(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外交部作为公开义务的履行单位,没权同时充任裁判者的角色。
而其他不公开的理由,恰好对应的,则是政企不分和党政难辨的现实情状,是否具有理所当然的说服力,亦值得商榷。
20xx年3月23日,国务院首次开出时间表,明确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是指出,要大力推进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的“详细公开”。
除了公开时间与所承诺的时限有些许延后之外,本轮作为“三公经费”的首次公布,还是赢得了舆论与公众的不少赞扬,毕竟开始是艰难的,哪怕一小步,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宽容、呵护和鼓励。
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状况已经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最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之一,便是数据的过分笼统:
大而无当的数据,除了可以用作历年数据的简单比较之外,能够反馈出的信息实在寥寥。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细心的人从中耙梳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三公费用总数,在进行简单的、平均到人头的计算后会发现,其人均“三公经费”已然接近甚至超过20xx年中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比如中科院20xx年全年的接待费,平均到每天的花销居然超过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的接待费还高;
再比如公务用车的平均维护费用,的国家粮食局需要5.57万元,最低的国家统计局则需要2.92万元……
监督本身就是些繁琐的较真,苛刻的比较,而且也往往只需要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
问题在于,需要公开义务的履行方提供基本的数据(比如各部门的在编人数),来创造条件让人民得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
有官员曾用“不可能把每一餐费用都写出来”来回答公开的程度,但财政公开的终极意义以及舆论监督的具体要求,指向的却恰恰是数据的细节化———只有细节才有监督的可能,只有不断细化的数据才能显现政府坦诚接受监督的魄力和诚意。
当然,细节需要时间,细化是个逐渐的过程,但这绝非遮掩和拖沓的理由。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止步于当下的数据笼统,不能满足于阶段性的舆论狂欢,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在必须要不断走向细化、强调深度的同时,应当考虑公开主体和内容的拓展:
今年有“三公”,明年就应当探索“四公”甚至“五公”。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并且需要借由法定的程序和渠道,经过切实的质询和辩论,最终得到国民的认可和授权。
这应当成为毋庸置疑的方向,绝不允许被“过程论”所拖延。
7、公开“三公经费”应有统一的标准
截至7月28日,已公布去年“三公”决算和今年“三公”预算的中央部委达88个,晒“三公”的中央部门超过八成。
继7月21日北京市公布“三公”经费后,7月28日上海市也公开了20xx年“三公”预算。
(8月1日人民日报)
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启幕以来,引发一路围观、一路争议。
在已经公开“三公”的部门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最早“亮相”、下降较多和总数庞大的部门。
同时,公众对各部门“三公经费”的数据畸高畸低、程度有粗有细、进展有快有慢等也给予极大关注。
当然,各部门能够撩开长期以来对公众秘而不宣的“三公经费”的神秘面纱,已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予以肯定。
但从已经晒出的“三公”数据看,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比如国务院为98个中央部门设定了“6月底”公开的时间下限,为什么绝大多数部门“爽约”却没人担责,甚至连个解释都没有?
财政拨款里的“三公”公开了,还有多少“三公”藏在非财政拨款中不敢示人?
为什么有些部门公开了公车数量、人均经费,有些却大而化之,让公众“雾里看花”?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公众对目前的晒“三公”不满意。
那么,为什么本来是一个为公众解疑释惑的很好的行为,却让公众产生了“越来越糊涂”的感觉呢?
有人将原因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
没有统一的口径,导致公开数据失真;
问责措施缺位,造成公开进程拖拖拉拉;
公开标准不一致,最终细化程度参差不齐。
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是不是表明,晒“三公”从一开始就缺少一个“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是出自系统工程学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
通俗地讲,就是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一句“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表述。
自此,“顶层设计”开始向政治领域、社科领域渗透。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从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弄清楚要实现的目标后,一层一层去设计好。
以笔者之见,晒“三公”走到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与缺少一个“顶层设计”不无关联。
正是缺少了这种站在战略制高点的设计,才让公开“三公经费”失去了统一的统计标准与公布标准,才致使公众对五花八门的数据无所适从。
因此,中央部门晒“三公”即将收尾、地方晒“三公”已然接棒之际,急需一个“顶层设计”来指导。
这样的“顶层设计”应该明确:
不按规定时限公开要承担什么责任,各级晒“三公”应细化到什么程度,哪些“三公”项目必须纳入公开范围,对公众的疑问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只有这些东西都“有言在先”,各级晒“三公”才能更容易操作,才不至于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走得艰难,群众也难满意。
8、
公开“三公经费”应动真格
日前,国务院曾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要求各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底公布“三公经费”情况,眼看“大限”已过去了半个月,除了文化部、民政部等几个部门公开了有些“粗糙”的帐单外,大多数中央部门仍爽约。
这不仅是对国务院要求的公然无视,也是对全国民众的不尊重。
由此让人不免对“三公经费”的公开捏了一把汗,试想9成中央部门都对“三公”遮遮掩掩,全国各地涉及“三公”的部门、单位多如牛毛,要想真正做到“三公经费”的公开、透明,显然是一场持久战。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弯”,中央各部门是国家权利最集中的部门,如此重要机构竟然可以做到不公开“三公经费”,下至各级地方政府自然会纷纷效仿中央各部门的做法,也做到拒不公开,抑或即使公开也只是蜻蜓点水式走走过场,对于“三公”的细节、资金流向则一团模糊,如此一来,公开“三公”意义何在?
作为政府部门,权为民所用,钱为公所使,这是最起码的执政要求,然而让民众失望的是,一些中央部门不仅不公开,还理直气壮地表示这些属于“机密”,不宜对外公布。
比如《新京报》7月8日报道,针对知名律师李劲松公开“三公”的申请,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3部门明确表示,“三公”不属于公开的范畴,所以不予公开。
堂堂中央部门对公开“三公”尚且如此,还如何寄望于各地方政府做到公开?
说穿了,中央各部门拒绝公开“三公”,无非是“三公”见不得阳光,藏着些许不可告人的秘密,害怕一旦公开就遇到公众质疑,进而损害本部门的利益或影响某些官员的仕途,若非如此,公开坦诚地晒晒账单又有何妨?
依笔者看,即使日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央各部门陆续公开“三公”,也是留足了时间和空间将账单做“圆满”,尽量做到让公众无法挑剔,如此一来,公开“三公”的意义也就大打了折扣。
如何做到公开“三公”回归本质,恐怕仅有要求、呼吁还远远不够,启动严厉的问责机制必不可少。
对于拒绝公开“三公”或公开欠明细的各部门负责人,能否实行免职或降级处理?
试想连“三公”都无法公开的官员,还能有何作为?
只有实行严厉问责,率先从中央各部门树立起榜样,全国各地公开“三公”才不会是一纸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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