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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差异
摘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东西方管理融合已成为当代管理的一个新趋势。
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创建的东方管理学派,历经30年的探索,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
本文将对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方管理科学的创新以及全球经理人如何运用东方管理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进行经营实践进行系统而简要的介绍。
管理若水有永恒长生之道,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造福人间万物,川流不息。
自泰罗开创科学管理以来,管理学已走过了蓬勃发展的百年历史,其中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和当前的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21世纪管理将走向何方,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中开始了东方管理文化视角的管理研究,创新东方管理科学。
今以东西方管理的融合趋势、创新与实践为命题来探讨当代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
一、新趋势: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
(一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已是新世纪管理的重要趋势
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的融合必然导致管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代管理的一个新趋势,这主要是由于:
1.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已成为当今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永恒的主题和旋律。
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间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经济活动中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已成为管理中,特别是跨国管理中经常面临的问题。
如何理解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协调文化差异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跨文化管理研究在西方学界日趋兴盛。
2.管理理论的文化嵌入性要求管理研究必须加入文化变量。
任何管理研究均基于一定的文化情境。
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的管理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时,容易因为制度环境、价值要素等差异而无法解释实际情况。
因此发展文化情境依赖型的理论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呼吁和支持。
3.民族文化并无好坏之分,都具有合理内核和各自对管理的独特解读视角。
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各有擅长,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比如,西方管理应该加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要素,而东方管理必须加入西方管理中的科学性和客观理性。
(二东方管理原创性智慧的现代价值
1.传统管理智慧的现代价值
尽管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学科化的发展道路,但东方各国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管理智慧。
尤以中国古代《周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等众家学说的思想最为兴盛。
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修己安人”、“人民为本”;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的“兼家”、“利人”;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唯法为治”;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和“应敌而变”;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者的“以善为本”等。
这些原创性的思想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
(1东方管理智慧正在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战以来西方管理界一直在不断吸收东方管理智慧,生态管理、绿色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现代人对古老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归。
知识管理、柔性管理、网络管理、合作竞争管理等,其实质就是东方人最为擅长的网络生态管理。
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能在我国古代智慧中寻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
(2东方管理智慧启迪了企业管理人本化的发展方向。
东方管理强化了企业管理的人性、整体、共生、人为为人的管理价值,企业管理正进一步走向整合化、柔性化和人性化。
东方管理智慧对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无形资产管理在对“人”的管理上,与东方管理智慧对人的强调殊途同归。
(3东方管理智慧可以避免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失误。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道必然经历人身、体制和心灵等三次解放,而东方管理智慧可能在第三次解放中发挥大作用。
东方管理文化倡导人生健康、成功、自在,实现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对东西方文化整合的促进。
2.近现代中国管理智慧的价值
不仅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是当代管理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累积的一些原创性经验、智慧也值得细细总结。
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企业在飞速发展过程中所累积下的思想智慧、经验教训需要系统梳理。
这不仅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管理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我们探索新兴市场地区的转型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甚至对世界管理知识的累积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西方管理理论的价值与新发展
1.西方管理理论的价值
西方管理理论经过百年发展,已在工作、组织、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知识管理等方面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在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事实上,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的崛起中不乏有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的西方管理理论的重要贡献。
具体说来,西方管理理论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学在西方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理论框架和概念。
管理学在西方已成为一门科学。
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的著名论著使其成为第一位管理大师;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成为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学理论和思维方式。
古人云: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夷为鉴,可以导改革。
(2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具有合理的内核,是今天倡导管理人本化、柔性化的重要补充。
泰罗的科学管理在今天看来由于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适应于当今新经济时代。
但其中合理的科学成分仍具现代价值。
在今天强调以人为本,人本化趋势日益突出的时候,我们仍需寻求人本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3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具有继承性的。
西方管理理论代表西方当时时代的需要,尽管在应用于中国当下实践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现今的很多修正、创新都是基于过去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今天引进、学习、吸收西方管理原创的著作,就是要合理地继承他们的理论,并研究现实问题,最后提出适于现代社会的管理理论、理念和方法。
2.西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管理研究推进,西方管理理论也体现出了向东方回归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
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人为政本”,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那时所讲的“人本”,主要是从政府与官员的角度探讨,但带有强烈的为国忧民的色彩。
在观念层面上与当今新经济时代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新经济时代人本管理受到异乎寻常的关往,因为它能够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创造企业和员工的最大价值。
在管理实践中又重新坚持了人本精神。
从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历程看,从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到以梅奥、麦戈雷格、马斯洛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再到多种管理学派并存的柔性管理,西方管理思想走出从漠视人到重视人,逐步向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
从经济人、社会人到管理人等人性假设,逐步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去展开一切管理活动。
西方管理理论“人本化”的倾向与东方人本管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西方管理学向东方管理学的回归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2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
对伦理道德的强调是东方管理智慧的重要特质之一。
西方经济
发展到今天的网络经济,也意识到没有发达的网络道德保障网络的安全是不会有发达的网络经济的。
在新经济时代,“以德为先”正是适应了新管理的需求。
西方越来越强调的社会责任体现了这种向中国人德文化的回归趋向。
(3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
东方管理智慧历来强调合作共存。
万物共存而不相悖。
成就他人的过程也就是成就自己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论近期对“竞合”(co-opitition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回归。
二、新科学:
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创新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尽管应用西方管理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大量西方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管理问题。
因此,如何在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新管理理论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一管理科学的两重性
所谓管理的两重性.是指管理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是管理所具有的组织、指挥和协调生产的特性,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协作劳动本身的要求,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都可以共有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的总结。
社会属性则是管理是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服务的,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
换言之:
自然属性展示的是生产力范畴的内容;而社会属性则展示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内容。
因此,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生产力,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及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管理科学的创新也就必须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展开。
但重点应当是生产关系范畴中的管理创新。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展开了基于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对中国人管理的考察,结合西方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而提出了东方管理理论。
(二三为理念,中国式最佳实践
东方管理理论的核心是“三为理念”,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三为”理念的提出不是简单思想遐想的结果,而是基于对东方管理智慧、西方管理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管理实践的探索而提出的。
“三为理念”是对众多优秀企业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
1.“以人为本”。
这里的“人”,首先是处在管理系统之中的人,即所谓“民”。
中国传统文献中对“民”的重要性的论述极其丰富,如《孟子》的“民为贵”等等,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
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仁”,孔子归结“仁”为“仁者,人也”。
西方管理从霍桑实验之后开始重视人的作用。
但直到近年来,人本管理才成为与科学管理并驾齐驱的两条线路。
现代管理必须高度重视人在管理系统中的作用。
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一切管理工作都围绕着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展开,这是它的浅表内涵;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不断地运用挑战来锻炼人的智力、体力乃至意志品质,并在此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发展,提高人的生命存在质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2.“以德为先”。
东方管理文化强调道德伦理的作用。
《大学》中说:
“德者,本也。
”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修己安人”包涵了带根本性的管理方法。
“修己”就是让管理者做出道德示范,在无形中影响受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达到“安人”的目的。
“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
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
正所谓“德者,才之师也;才者,德之资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直。
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在管理中,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
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现代管理越来越推崇后者,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在西方已成为热点。
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3.“人为为人”。
“人为”的根本问题是发挥人的积极性。
“人为为人”是指“每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控制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展。
”与西方管理相比较,也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激励问题。
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这个“伪”不是假装,而是“人为”,即人的努力。
在东方管理文化中“人为”思想贯穿始终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人为学”。
“为人”是“人为”要达到的目的。
就管理行为而言,管理活动要始终兼顾到被管理者。
“人为为人”从管理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相互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行为的本质。
“人为”是一种自我导向的个体心理行为。
在强调个体内部指向的心理行为的同时,强调“主体人”心理行为的可塑性。
“为人”则是指一种他人导向的服务行为,是个体对外部对象的心理激励行为。
在强调自身心理行为的可塑性的同时,客观上产生服务他人的效果。
“人为”与“为人”互相联系并且互相转化。
(三东方管理科学的理论体系
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东方管理科学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
东方管理科学的体系可以总结为五个字:
“学”(三学、“为(三为”、“治(四治”、“行(五行”、“和”(三和。
东方管理学以体现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在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的基石上形成了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以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为核心,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五行”管理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并提出其管理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1.三学为基
中国管理学、西方管理学以及华商管理学是东方管理学的三大理论基础。
中国管理是东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易经的阴阳学说、道家的无为学说、儒家的仁爱学说、佛家的慈善学说、兵家的用人学说、法家的崇法学说等等,都是我们深入总结、提炼和进行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的基础。
脱离了这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的所谓中国管理理论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西方管理重分析、重理性、重科学、重法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如果片面强调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排斥科学、排斥理性,也会损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造成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因此,西方管理理论同样是东方管理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新经济环境下,只有充分发挥中西方管理理论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体现东方管理学科学性和艺术性协调统一的特点。
华商管理学探讨海外华商经营之道。
华商是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进行融合的典范。
这两者的融合使海外华商具备了独特的经营智慧,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融合创新。
因此,华商管理的理论也是东方管理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对华商管理的研究构成了东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三为精髓
东方管理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它是对中国管理、西方管理以及华商管理等理论与实践融合、提炼、萃取的结果,是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贯穿东方管理学的主线,也是东方管理学派的宗旨。
3.四治体系
东方管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
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和治身学。
它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
这与目前
一些研究者仅关注企业管埋层面的中国式管理研究不同,我们认为中国式管理不仅包括微观个体层面、企业层面,而且包括中观层面的产业、区域,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更应包括管理文化的融合与创造性转换。
治国学就是探讨从古至今治国的理念与实践精华。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经历了反复的改朝换代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渗透,积累了丰富而深邃的治国理念、治国法则和治国方法。
就治国理念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道法自然、济世兴邦、礼法并举、以民为本等。
就治国法则而言,代表性的有为政以德、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强根固本、居安思危、保民而王、集分适当、开放创新等。
就治国方法而言,有无为而治、唯法为治、以德治国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这些治国的实践、理论、经验都需要我们去提炼、梳理和总结。
治生是经营、谋生计的意思。
治生学就是探讨从古至今治生的理念与实践精华。
东方管理的治生论,是以“德本财末”道德观和“诚、信、义、仁”伦理思想为哲学核心,并以“积著之理”为中心,依循所发现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发展出来的预测、战略计划、市场营销、人事管理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
因此,东方管理的治生之道,特别强调以德治生、以义取利,以仁德观建立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治家指家庭管理,治家学就是探讨从古至今家庭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
家庭不仅是个体社会化的最早场所,也是个体外出谋生、创事业的后方根据地。
俗语说“家和万事兴”。
中国人对家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生产事业也是以家庭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因此,将家庭纳入企业管理范围之中也是相当必要的。
没有探讨家庭管理、家业管理是现代管理学中一个很大的缺陷。
然而,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家族制企业的发展。
研究中国家族制企业的发展、转型与传承,已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治身即自我管理。
治身学就是探讨从古至今个体修炼的理念与实践精华。
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也是治家、治生、治国的逻辑基础。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治身是一种体验之学,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功夫。
它是一个不断积功累行的过程,是对自己私欲的克服,也是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的改善。
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
自我管理理论是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别于西方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
4.五行管理
“五行”管理是指对管理过程中运行的五种行为,即人道行为、人心行为、人缘行为、人谋行为和人才行为进行管理,“五行管理”是“三为”、“四治”理论在实践环节中的具体表现,并分别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科体系中的管理哲学、管理心理、管理沟通、战略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对应。
应说明的是,这种对应关系仅仅是指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类似。
从学科的内涵以及其所采用的概念体系来看,它们之间是不同的。
事实上,如果仅采用西方管埋理论的概念、逻辑和框架来诠释中国管理实践,其认识是比较肤浅的。
人道管理类似管理哲学,强调的是在管理过程中必须“得道遵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管理者必须尊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效法自然。
实行无为而治,引导被管理者修心养性,进而赢取民心,化解矛盾。
人心管理类似管理心理,任何管理过程最终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心理认知环节。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个人对人性的认识、假定决定了其管理方法和哲学。
东方管埋学认为过往的人性假设都失之偏颇,因而提出了“主体人”之假定。
人缘管理类似管理沟通。
东方文化特别注重关系互动,东方管理学派基于对传统文化及华商管理实践的考察,提出了东方五缘网络体系(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
这五缘网络不仅构成了人际互动的切入点,而且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社会资本。
诚信是东方人缘沟通的基石,而和合则是东方人缘沟通的目标。
人谋管理类似战略管理。
中国兵家学说中蕴涵着璀璨的谋略思想,这比西方《战争论》中开
始涉及战略这一主题早了几千年。
人为决策谋略在企业管理中的各个层次都有运用:
在公司层面,有企业战略;在事业部层面,有产品战略;在职能部门层面,有企业发展战略、企业营销战略、企业人力资源战略、企业财务战略等。
我国古代的决策谋略思想可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运用。
人才管理类似人力资源管理。
东方管理学派认为,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是因为社会行为主体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能动性的行为达到符合社会行为客体心理价值认知,并起到激发社会行为客体心理与行为的客观效果。
对于企业而言,人才是基业常青之根;对于国家而言,人才则是强国之本,我国古代关于识才、选才、育才、用才有大量的论述,值得细细归纳、提炼。
5.和合目标“和”是东方管理的主旋律。
在东方管理“三为”、“四治”和“五行”的创新运用过程中,均存在各种矛盾的和谐问题。
“和合管理”一直是东方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
东方管理中的“和”重点关注“人和”、“和贵”、“中和”、“和合”、“和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以和为贵”以及“执中以致和”的中庸观更是成为中国人奉行的行事准则。
“和合”则强调了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相互融合。
东方和谐观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和而不流。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和合”思想体现在现代企业之间关系上,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更有合作。
现代战略联盟组织的出现正是这种竞合关系存在的明证。
和谐观不仅在治生、治家以及治身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治国领域也能得到广泛应用。
“人为为人”管理的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无论是构造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是现代企业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观念,都体现了‘为人’的管理目的。
”新实践:
三、新实践:
全球经理人的中西运筹之道实践是检验管理创新成功之道。
全球华商是实践东方管理的典范。
(一)海外华商的实践华商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以及华商足迹所至的土著管理文化相融合的成功典范。
回顾华商的发迹史,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令人震惊。
世界华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国内外的许多管理学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世界华人对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文化的成功运用。
这包括三个方面:
1.运用“人缘”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
世界华人利用华商之间形成的网络进行经营,即运用“人缘”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
华商用网络以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为纽带。
这“五缘”的本质是具有东方特质的关系。
通过“五缘”形成的华商网络是一种社会网络,它可以提供情感、服务、伙伴关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
世界华人的成功是因为华商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以人为本”观念的体系。
2.遵奉“人德”文化——具有“以德为先”的素质。
世界华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遵奉“人德”文化;极为重视商德。
其内涵可概括“诚”(以诚相待)、“信”(以信为上)、“和”(以和为贵)。
“诚”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华商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
秉承中国优良传统的海外华商。
把“诚”字奉为自己人生处世的信条,以“诚”待人,以“诚”处事。
不仅对自己的属下讲“诚”,而且在与其他人的经济往来中也是如此。
所以,华商又有“诚商”的美誉。
“诚”与“信”相伴而生,华商深谙此理,正因为华商以“诚”在先,所以才有了信誉在后。
“信”也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
在儒家学说的“五常”中,“信”字被忝列其中。
个人要在社会上立得住脚,并且有所作为,就必须为人诚实,讲究信誉。
在华商企业中人际信誉有时甚至取代法律的强制作用。
华商众多的东南亚各地,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市场规范尚未发育,而
华商在这种环境下已习以为常,他们在资金运用、企业管理、风险回避等方面自成一套手段,并行之有效。
有时,华商强调人情,注重情感而疏于法制。
人际信誉成为华人商业信誉的重要基础和依据,诚信实际上成为一种资产,一种保障,道德约束成为法律强制之外的又一重要商业机制。
正因为商业网络是华人赖以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天地,人际信誉也就愈显重要。
如果缺乏基于诚信的人际信誉,这种网络也将难以维系。
“和”体现了儒家学说中的“和合”思想。
“和”即调和、和谐与协调。
孙子说“礼之用,合为贵。
”孟子更是将“人和”置于“天时”和“地利”之上。
“和为贵”为儒家思想的著名格言。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信奉“和为贵”处事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
从新加坡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的亲力亲为到马来西亚“种植大王”李莱生汗流浃背地与工人们一起干活,都体现了华商极为“人和”。
华商的成功与华商奉行“和为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坚持“人为”文化——体现“人为为人”的影响世界华人在其创业过程中坚持“人为”文化思想,充分体现了“人为为人”的深刻影响。
华商管理中的“人为”文化具体表现在“俭”、“搏”、“善”,即勤俭、拼搏、慈善上。
勤俭和拼搏体现了华商的人为,慈善体现了华商的为人。
“俭”。
华商以“俭”为美;这是墨子提出的一种经世思想,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所推崇的美德。
华商移居他乡,谋生不易,更珍惜点滴所得,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奉行勤俭的原则。
这种以勤俭为原则的生活习惯,也被他们带到企业管理中,使他们在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到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以尽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获得更高的利润。
例如,“船王”包玉刚在企业管理中特别重视控制成本和费用开支。
他的原则是“能省则省”。
印尼木材大王黄双安把公司院子里工人丢弃的各种小木块逐一捡起来,准备留作他用。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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