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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
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
民盟重庆市委课题组
发布时间:
2007-12-2610:
25:
15 作者:
赵光峰、韩建敏、薛新力、敖依昌、刘幼樵
一、前 言
中国共产党17大提出一系列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奋斗目标的大政方针,其中关于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促进政党关系……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尤为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是共产党在新时期面对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党为师”,也是对民盟如何建设成高素质参政党和更好履行参政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搞好政治交接继承发扬民盟优良传统,提出了紧迫的时代任务。
民盟作为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参政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做出贡献、高水准地履行参政党职责,就必须总结民盟自身历史、发掘优良传统,以便在搞好政治交接的同时,使民盟的事业在多党合作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课题对民盟的历史进行梳理研究,旨在提炼总括中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
民盟诞生于1941年的国民党陪都重庆,正处于抗战的艰苦卓绝时期。
民族独立与反对外侮、独裁与民主、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政治矛盾充斥于整个国统区;民盟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帮助下,成长为一支壮大的“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而活跃于政治舞台;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于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民盟发起人张澜就针对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参政会上当众质问蒋介石:
“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和蒋介石面对面地争论一个多小时,在当时堪称无所畏惧的壮举;1944年9月,民盟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大力支持共产党代表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共产党将这一时局主张显赫地刊发在延安机关报上;1945年元月15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声称“一旦反攻基础建立,最后胜利把握时,就召开国民大会”。
为此民盟发表时局宣言坚决反对,“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1945年,由于蒋介石拒绝共产党和民盟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为谋求国共两党共建国内和平,民盟成员黄炎培、左舜生、冷遹等参政员与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考察调停,与中共中央会谈、共商国是,达成“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会议,研究、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的会议纪要。
7月5日,黄炎培等回到重庆,集体面见蒋介石,递交了“会议纪要”,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独裁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实行普选,召开人民所需要的国民大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等十项政治主张。
由于中共的坚决斗争,民盟的一再呼吁,且抵制了国民党包办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党被迫做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三赴“特园”看望、会晤民盟中央领导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
9月14日,毛泽东与张澜长谈三个多小时,就国共谈判、民盟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意见。
9月14日和9月25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两次向民盟领导人通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听取民盟领导人意见。
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方面继续谈判,一方面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笫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针对召开政治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要求,因而得到中共和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
“双十协定”签订仅三日,即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剿匪”密令,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民盟中央一方面由黄炎培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另一方面,张澜等领导人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各级地方组织也积极支持各地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1945年12月6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提出国民党必须停止军事进攻,实行无条件停战,并专程拜访张澜,交换意见。
12月30日,张澜致函国共双方政协代表,要求国共两党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与中共并肩战斗,在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五项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由于民盟抵制国民党一手操办的“伪国大”和拒绝参加国民党“国大”后改组的政府,并支持全国各地的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
这一切使国民党恼羞成怒,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视民盟为“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着令严加取缔以遏乱萌。
张澜不畏强暴,在民盟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从此民盟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组织活动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
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了广大盟员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国统区的地方组织先后恢复。
中国民主同盟依据三中全会精神,密切配合中共的武装斗争,开展了反美反蒋的活动,以促使蒋介石政权的倒台。
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号召,民盟“结束一党(国民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因响应共产党号召而得到真正的实现,从此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党风雨同舟共同建设新中国。
以上民盟的光辉历史表明,民盟在“结束一党(国民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抗日反蒋、创建新中国的浴血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等一大批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优秀盟员身上所体现出内忧外患的社会责任、百折不挠的民主精神、矢志求真、崇尚科学和与党合作肝胆相照等优良传统,在今天全盟进行政治交接、建立高素质参政党的可持续发展中更是具有研究和总结的必要。
那么什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呢?
我们拟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成因”、“光耀史册的民盟先贤”、“民盟优良传统分析研究”、“结论”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成因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对内实行内战独裁,对外实行妥协投降的反动卖国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但蒋介石仍旧主张“攘外先安内”,因此对日消极抵抗、对内镇压民主运动,引起广大民主人士的极大愤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
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深感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有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
1939年11月23日,主张抗日的各党派领导人和部分社会贤达在重庆发起组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等19位,分别来自“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和“乡村建设协会”,只有张澜是社会贤达。
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其宗旨是调解“国共纠纷”,力促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团结抗日。
统一建国同志会此时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这为后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重开内战的危机。
1941年2月11日,各党派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聚谈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为民主及反内战而团结奋斗。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会上推荐和协商产生黄炎培、章伯钧、张澜等13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代表职教社),左舜生(代表青年党),张君励(代表民社党),梁漱溟(代表乡村建设协会),章伯钧(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5位任中央常委,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
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集体成员共6个,故有“三党三派”之称。
政团同盟当时的政治纲领是包括力主抗战,反对妥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法制和学术自由等。
1941年10月,黄炎培因赴南洋劝募公债,辞去担任的主席职务,张澜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任政团同盟主席,时年69岁。
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政团同盟决定委派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
1941年9日18日,在周恩来及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帮助下,《光明报》正式出版,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
10月10日,梁漱溟在《光明报》上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相继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同时向英、美等国在香港的通讯社发布消息,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中国共产党在其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及时做了报道,刊登了政团同盟成员名单和政团同盟的宣言和纲领,并于10月28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生力军”的社论,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纲领给予高度评价。
国民党对此却十分恐慌,发动在港的国民党报刊扬言,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梁漱溟在招摇撞骗,并大骂民主人士是“第五纵队”。
为击败国民党的慌言和破坏阴谋,政团同盟中央常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张澜、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于11月16日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出席,会上,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次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召开,张澜等参政员根据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以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党派身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积极筹备成立地方组织。
1943年,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成立,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楚图南、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学者先后加入政团同盟,从而使政团同盟在各界人士,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声望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和发起成立各种组织,促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如黄炎培、章伯钧、闻一多等主办的《宪政》月刊、《中华论坛》、和《自由评论》等,在国统区形成声势浩大鼓吹民主宪政的社会舆论,闻一多主办的《民主周刊》更是成为民盟的喉舌。
张澜等领导人组织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座谈会”等等使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发展到青年学生以及工商界。
这些举措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并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这一运动。
在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的密切合作下,民主宪政运动变成群众性活动,不仅推进了民主运动,也扩大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影响,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入政团同盟。
限于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成员,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召开。
会议决定取消政团同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盟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选举张澜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常委,推选张澜为主席。
至此将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
到1945年盟员共有3000人,其中无党派加入的占70%,先后建立云南省、广东省等地方组织,一批在学术界有地位、社会上有威望、在斗争中有经验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后,被选派进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各地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加入民盟,民盟的战斗力日益加强,极大地推动盟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使民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光耀史册的民盟先贤
上面我们概略地介绍了民盟的历史成因。
从粗略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盟一诞生就置身于尖锐的政治旋涡之中。
我们的民盟先贤也正是从这风口浪尖中脱颖而出,民盟的优良传统也从他们身上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首任民盟中央主席黄炎培(1878—1965)
黄炎培的革命生涯,从办学投身教育事业开始;民国初,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
1916年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五四运动时,他以江苏教育会负责人身份,召集上海各校校长开会声援,发动全市罢市罢课斗争。
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识到“专职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创办《生活周刊》,宣传革命。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学阀”罪通缉黄炎培。
黄遂逃亡朝鲜和日本,进行考察。
回国后撰写《朝鲜》和《黄海环游记》两书,以朝鲜亡国的痛苦告诫国人,并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的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救国通讯》杂志,鼓吹抗日救国。
1932年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团结抗日。
淞沪抗战爆发,发动上海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征募军需品支援十九路军,并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金融,直到上海沦陷。
1939年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代表职教社派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首任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访问延安,著名的“延安对”—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历史发展周期律”对话,就是那次访问的独特经历。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话,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黄炎培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介绍解放区实情。
1946年1月,作为中国民主同盟9人代表团成员参加旧政协,提出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
1948年,与民主建国会其他领导人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
黄炎培内忧外患、兼济天下的革命经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尤其是他在抗战前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的形势及后来访问延安回答毛泽东的提问时所谏革命“历史周期律”的大义诤言,反映出民盟领导人的卓越胆识与风采。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1872—1955)
张澜幼年随父耕读,25岁中秀才,先后执教乡塾和书院。
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期间因倡议那拉氏(慈禧)退朝,遭清廷押送回国。
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小学、中学和女校,实行新式教育。
1911年,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孙中山赞扬。
1915年,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1955年2月逝世止,共14年。
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3年,著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
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出任旧政协民盟首席代表。
内战爆发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
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1月,致信民盟三中全会,支持恢复民盟总部。
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软禁,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澜字表方,因为他德高望重,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到普通百姓,都尊敬地称他“表老”。
1954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对张澜说:
“表老啊,你的德很好!
你是‘与日俱进’!
”这简短的几句话,既是毛泽东对张澜的尊重和称赞,更是毛泽东对张澜与党合作肝胆相照的政治品格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1875—1963)
沈钧儒1875年生于江苏苏州,15岁中秀才,1903年,乡试中举人,1905年,以新科进士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后继入补修科。
在日期间,钻研日本宪政运动史,参加立宪运动。
1907年秋,与熊范舆等回国领衔上书,向清廷请愿速设民选议院;1908年,毕业回国后,三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失败后转向革命。
1912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与反袁倒袁活动。
1920年,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总监察厅检察长。
1922年6月北上,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捕。
获释后,回沪从事教育和律师工作,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创办正行女子中学,任校长。
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当选为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并参加全国律师协会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先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
1936年末,与章乃器等被国民党逐个逮捕,世称“七君子之狱”,获释后受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议院。
1939年,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2年,率救国会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
1948年1月,与章伯钧等在香港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领导机构,负责总部领导工作。
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秘密进入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55年2月至1956年,代理民盟中央主席。
1956年2月至1963年6月,任民盟中央主席。
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的沈钧儒先生,那时是内忧外患竭诚报国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其后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领导机构、负责民盟总部领导工作、迅速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更是高举与党合作大旗的民盟领袖。
民盟中央主席史良(1900—1985)
史良,女,1900年3月生,江苏常州人。
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历任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副主席,第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9年10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会长,参加学界联合会,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领导常州全市学校的罢课。
1922年武进女师毕业后,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
1925年五卅运动中被捕,释放后主编《雪耻》,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6年,在法政大学就读期间,参加学潮,组成护校团,后脱离法政大学进入上海法科大学。
1927年,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1930年,任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训政科主任,1931年后,回上海开业任律师,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加入了共产党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任该会律师,办理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多起案件。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组织妇女界救国会,被选为理事;参与发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史良等人到南京请愿,11月被捕,为“七君子之狱”一员。
在监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抗战开始,才被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救亡运动。
1938年,任新生活运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女慰问总会理事。
抗战中,她十分注意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在训练妇女干部方面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2年,随救国会集体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领导民盟华东地区的地下斗争,任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
1949年9月21日,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追求民主百折不挠的史良,在“七君子”事件和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转入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时期,她仍领导着华东地区的民盟组织继续战斗,这种竭诚报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敬仰!
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1910—2005)
费孝通1910年11月生,江苏吴江人。
1944年加入民盟,历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1987年1月,在民盟五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历任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96年11月26日,民盟七届五中全会接受其辞去主席职务。
并推举其为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任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6年,赴英,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
1938年,获博士学位,撰写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江村经济》。
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并负责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
这期间他深入农村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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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 同盟 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