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杨绛的教学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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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杨绛的教学资料
杨绛在文革中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剃了阴阳头。
那天晚上,她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花了一夜时间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那时,钱钟书被分配去打扫大院,杨绛的任务则是清洗厕所。
她仔细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然后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和大小两个盆,放在厕所里。
不出10天,污垢重重的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
她还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
在任何困苦面前,内心的安宁都能为她撑起一方天。
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这一举动立刻遭到了批判。
批斗会上,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
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0年文革,钱钟书夫妇备受折磨。
从干校回来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
胡乔木曾对这本书下了16字考语: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出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
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社会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
这篇来自杨绛的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
老王一辈子很苦。
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
“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
他孤苦伶仃。
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
临死前,还为作者送去了当时极其奢侈的香油与鸡蛋。
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
他需要钱,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自己的义务,或者少收钱。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
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
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
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
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
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而作者说她“愧怍”,也体现了杨绛对老王的愧疚,感激,以及尊崇人人平等的观念。
也呼吁关怀不幸者。
文章著于1984年。
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
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
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一般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之后都会以自身的不幸去控诉。
同是天涯沦落人,杨绛的散文中闪过时代的影子,使我们在这种大时代下看到了老王的一颗金子般的心。
善良别有一番意味,这种意味绝不仅仅是对善良的肯定,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东西。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老王”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老王身上的品质确可以看成是来自底层的光芒;但杨绛创作本意却未必在这里。
那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杨绛突然描写这样一个底层的车夫,她的用意何在?
她有什么样的隐语和意图?
在杨绛先生的《隐身衣》中。
杨先生曾问钱钟书: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
”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
后来,杨绛对隐身衣还有一个解读:
“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
习惯于“隐身哲学”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
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之所以很难读懂,原因在于对“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解读。
而这恰恰是杨绛给这篇文章所穿上的隐身衣。
“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
谁是不幸者?
老王自然是不幸的。
物质上艰苦,精神上凄苦。
因为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
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
但如此不幸的老王却给了作者一家很多温暖。
表现在“三送”上。
送冰。
送医。
送好香油、大鸡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送”是老王作为车夫这个身份的“送”,是生意上的往来。
而后一次“送”,是人情上的往来,是最后的告别。
不可不察。
老王如此不幸,却又如此善良。
但需要注意,善良的不仅仅是老王,杨绛一家也是善良的。
这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的彼此取暖,互相驯养。
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车。
不愿减半收费,付给他应得的报酬。
尤其是,关心老王的生计,把自己降格为货。
女儿给老王送大瓶的鱼肝油,也可以看出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善意。
既然杨绛一家如此对待老王,也算是仁至义尽,为何还要愧怍?
原因我们都是读者意识,只从读者的层面来理解,把这些看成是杨绛一家对老王善良的回应。
但杨绛的作者意识恰恰相反。
她深刻反思了自己,她的愧怍大有来由。
一、对老王只有物质上的帮助,没有精神上的抚慰。
比如从老王“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看,他是绝不肯要钱的。
这是一个大限将至的人最后的感恩之情。
老王是将杨绛一家作为最大的恩人和亲人来对待的。
然而,杨绛还是进屋取钱。
老王明白,一旦取钱,就是交易;一旦交易完成,自己就得离开。
于是赶忙止住,说,“我不是要钱。
”
杨绛说的却是“我知道,我知道”,事实上,杨绛什么也不知道。
既不知道老王来做最后的告别,也不知道老王内心的孤苦,更不知道老王这次来的深重含义。
于是,老王走了,没有坐一坐,也没有喝一口茶。
老王这一路的感受究竟是怎么样的?
老王人生谢幕时的心情究竟如何?
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去关心。
作者很多年之后,才悟出这一点,深切的愧怍油然而生。
二、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关于老王的身世,遭遇和处境。
我并不是特别上心。
与老王压着嗓子问,“你们家还有钱吗?
”不能同日而语。
偶然散步,看见老王蹬车进院子,也没有去看看,只是后来闲聊时问起。
最后一次,明知道老王病得不轻,没有让座,没有一口茶,没有送行,直到过了十多天,才问同屋的老李。
听老李说老王的后事,我的反应却是“我也不懂,没多问。
”更没有想到去老王的坟上看一看。
就算写这一篇《老王》的文章,也是在老王去世很多年之后。
由此可见,作者对老王的很多善良和关心只是礼节性的,并没有真正如老王一样,心底里揣着别人的冷暖,作者由此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三、反思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在杨绛和老王交往的过程中,也许物质交易是清楚的;但在情感上收支是绝不公平的。
杨绛,只是付出应该付出的;老王,却是付出超过应该付出的。
杨绛,是你蹬车,我坐车,我自然应该给你钱;你送了我东西,我当然也应该把钱给你。
诚实交易,两不亏欠。
而老王,则是,我送朋友看病,不该拿钱;我送东西给看得起我的人,不是想要钱。
杨绛,是已知对方已经病得快成了僵尸,却没有主动去打听或看望一下;而老王,明知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却硬是支撑着病体,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表达感恩。
杨绛,因为金钱和劳力已经做了平等的交易,心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也就没有一直把对方放在心上。
而老王,在常年的冷眼和歧视中,突然感觉到杨绛一家把自己当做人看待,这样的大文化人竟然不嫌弃自己,平等对待自己,这是何种恩德,于是耿耿于怀,死前,一定要把心愿还了才能瞑目。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这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仅仅是亏欠感的重复,因为亏欠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应该越来越淡才对,不可能越来越加深。
那么,经历了时光的淘洗,世相研磨之后的的愧怍感,一定具有更深的内涵。
这种愧怍首先来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平衡,自己仅仅把和老王的关系定位于诚实的交易。
但最深刻之处却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把握这一点,必须要结合作者为何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运者?
杨绛是一个幸运者吗?
肉体上的,默存不知怎么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地位上的,老王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
经济上的,老王哑着嗓子,你还有钱么?
人格上的,老先生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
要知道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钱钟书被剃成“十”字头,杨绛被剃成“阴阳头”,杨绛痛苦万分,连夜做假发套,夏天满头是汗。
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
那么,杨绛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者呢?
因为,与老王这样的人相比,“我”是一个幸运者。
老王死了,但“我们”却幸运的活了下来,自己的不幸已经是幸运。
更重要的是,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实在称不上不幸,不值得反复咀嚼。
没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只有不幸者和更不幸者。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杨绛把“我”对“老王”的愧怍,说成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缘由。
同为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杨绛看到文革后有同伴们摇身一变,批斗身边的文革中得势者,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缺少一种忏悔精神,只想到自己的经历和伤痛,却无视身边那些更孤苦者。
而事实上,自己从与老王的交往中,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清高与冷漠,感受到悲悯与忏悔的稀缺。
实质上杨绛将一己的生活经验推广为一切人的生存体验。
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杨绛为自己的清高和冷漠愧疚,这是忏悔的开始。
假如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如果我能够无视不幸的老王,漠视他的情感和感受。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文革中更加幸运的人对我们所施加的伤害呢?
钱钟书在《干校六记:
小引》中写到: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
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
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
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杨绛之所以写《老王》,与钱钟书的这段话大有关系,那么,愧怍的矛头也自然应该指向“旗手、鼓手、打手”们。
但杨绛却绝不肯说,她只忏悔自己。
以自我忏悔的方式,提醒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
李存光先生说:
“主要在于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的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
文章到了最后,杨绛从更广的社会层面上,关注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所作所为。
针对具体的谁已经没有了意义,被凸显的是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对照。
人生总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中,作为幸运者,应该为不幸者做些什么,才不会心存愧怍?
这是把具体的“我”对“老王”的愧怍,上升为“幸运者”对“不幸者”愧怍的最主要原因。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幸和不幸者,幸和不幸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幸运者,又是不幸者。
那么,作为幸运者该如何对待不幸者?
其实,我们如何对待不幸者,就是别的幸运者如何对待我们。
比如当“我”能够冷漠清高的对待老王,那么,比我们更加强势的人不是也有理由冷漠清高的对待我们吗?
因此,杨绛的愧怍还提醒我们,唯有用民主思想,平等意识,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从物质上,更要从精神上对待不幸者,关爱弱势群体,将来的我们才不至于心存愧怍。
《老王》一文,与老王并没有多大关系,老王只是杨绛的隐身衣,杨绛的愧怍之路,或者说是借助反思自己来反思知识分子,批评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这才是杨绛先生的本意。
[3]
读问之间思“愧怍”——我教《老王》
编辑
肖培东
杨绛先生的《老王》,是一曲淳朴人性的颂歌,还是一段精神灵魂的拷问?
是一腔情感收支不对等下的自责,还是一则正义良知反思中的呐喊?
《老王》,语言冲淡却字字含情,朴素平和却别致耐读。
不细读,不足以真切体验老王悲至极致的不幸;不深问,不足以深刻感悟作者感人肺腑的愧怍。
这一读一问,就架成了我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走向“愧怍”的桥梁。
读,读出老王的“不幸”。
老王,一个卑微群体的缩影,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物,众多的不幸加诸其身。
老王,在作品中已是垂老暮年之态,一只点着微弱油光的灯盏,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苟延喘息。
“老”已是人生的憾事,一贫半盲,孤苦伶仃,病如残烛,更足以让我们为这样一个羸弱悲惨的小人物掬一把同情之泪。
看,老王住在“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的“几间塌败的小屋”,并且还“住那儿多年了”。
看,老王只有一只眼,“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行将就木时,“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听,老王有一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他只能指望自己,只能靠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贫困的深渊里苦苦挣扎。
听,老王直着身子行走离去的脚步声,那里蕴有生命极限的凄凉痛苦与恐怖。
贫且贱,孤又残,命如此,运更惨。
只因为“脑袋慢”,“没绕过来”,就成了单干户没有了组织保障。
如此失群落伍还不算,人力三轮被取缔更是雪上加霜……老王,在人生绝路上步履维艰。
杨绛先生在叙述老王的不幸时语调平和、节制,这样的素朴清淡,课堂上若不加细细咀嚼,学生在叙述老王之不幸时多容易浅显视之,随意道来,老王的不幸也就有了相对的距离感。
这样,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读出看似平淡的文字中饱含着的深情,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感悟体验环节。
杨绛先生在写老王之孤时用了这样一个句子:
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这一句看似平和冲淡,却至苦至悲。
“有个哥哥”,正当我们因老王还能有亲情的依靠而高兴时,猛然间“死了”两字却带给我们一种无言的伤痛;紧接着“有两个侄儿”峰回路转,希望尚存,但“没出息”又让人再次走向绝望的深渊。
在朗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读出节奏,读出情感变化,在“有个哥哥”和“有两个侄儿”后适当停顿,情感的跌宕起伏才有更真切的感受。
同时作者将“死了”与“没出息”放在最后,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老王孤苦无依的悲凉处境更入人心。
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写道:
“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
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
”读出不幸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
这样的句子还有吗?
还能从哪些语言中感受到老王不幸之深之痛?
学生开始认真品读“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一句,开始真情捕捉“他说,住那儿多年了”一句中“那儿”所蕴含的孤苦贫寒之痛等等。
也正基于这样有感情的朗读,原本明确无疑淡然而出的老王之不幸才能掀起心灵的震撼,也正因此,才有了如下更深的一“问”。
问,问出更深的“不幸”。
贫苦孤残这些都是文中明确无疑地呈现出来的不幸,那么较之于这些,老王还有没有更深的不幸?
教学就会聚焦在文中这样一句: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细细品味此句,拨开迷雾见不幸之极致。
匍匐在“有人”“这老光棍”“大约”等词上,我们就能够看清动乱年代里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社会的冷漠,世态的炎凉,老王的不幸更在于他在那个时代里的被抛弃、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
“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组织了,没有组织保障,就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挤。
果真,“有人”,自然是跟他同业的人力车夫,“这”词的鄙视奚落还不够,“老光棍”更是谩骂讥讽之极,“大约”,恶意戏谑,践踏尊严。
世相如此,老王在这乱世中则更显得孤苦,这个如草芥一般卑微的人力车夫,他的悲惨就更为必然。
这一问,学生披文入情,由浅入深,直抵不幸的内核,“更深的不幸”才弥漫成社会的不幸社会的悲哀,我们也才能更真实地接近杨绛内心的“愧怍”,也才会更深入地去读懂读深文本的字字句句。
读,读懂“不幸”的背后。
在作者叙写老王的“不幸”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
循此问,再读文本。
《老王》一文,不同教材选编时解读角度不同,人教版八年级(上)以“爱”为主题,重点从唤起人们对“老王们”的“爱”入手解读文本,而苏教版高中教材则把《老王》放在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中,尝试着从探讨这些平凡的人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发光”的角度解读文本,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为关于善良与感动的道德颂歌。
这些对文本主旨的浅化,其实都是因为不能深掘天性温婉、隐忍的杨绛在她淡之又淡的叙述中深藏着的复杂情感。
那么,还是直接透过老王的“不幸”去寻找各种滋味吧。
写老王的不幸,我们自然可以读出老王的善良。
老王的善良体现在他的三次“送”的行为: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的大一倍,冰价却相等;他送钱锺书去医院,不愿要钱;弥留之际,他还送来香油和鸡蛋,来作朋友的最后的道别。
“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
‘你还有钱吗?
’”,是老王对处于落魄窘境中的杨绛一家的担忧;“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是老王对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无声的关爱;香油、鸡蛋更是弥留时最后的温暖。
写老王的不幸,我们总能在不幸的边缘看到作者一家人的善良:
一路上的闲话,大瓶的鱼肝油,对老王可能因为年轻时“不老实”而落下的瞎眼残疾依然寄予无限的同情,“自己不敢乘三轮”是怕再累着眼前这位善良羸弱辛酸的小人物……不必再去刻意计算鱼肝油与香油鸡蛋的价格比值,不必再去掂量情感付出的多少比例,“不幸”让两个本不处在同一世界的人物有了彼此的牵挂,同情、关爱、照顾和尊重在两人之间默默流淌,这就是足够感动的光芒与温暖。
两段不幸之流有了交汇,又何必强辨其中的哪一滴源于何处?
江苏颜敏老师说得好,“两个‘组织’之外的人,两个不幸者,以善良回报善良,以信任回报信任,在那个寒冷的岁月,抱团取暖,用诚实的品性、做人的本性守护着社会的良知,底层因善良、高贵的品质而焕发出人性的光芒”[1]。
但是,在温暖之外,作者更是冷静坚硬的。
撩起“不幸”的面纱,杨绛是用平和节制的语言真切而又超越性地写出了她对人世的观察与体验。
如果说“更深的不幸”中有杨绛对践踏人性的残忍世道的喟叹,“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两句中更隐有对文革这个特殊时代的荒谬残酷的贬讽。
这些语句,“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细细读来,反复咀嚼,我们方能在这些叙述中捕捉到作者潜隐着的时代针砭。
所以,人性和道德的绿洲外,我们更应该看到那片黑暗的社会荒漠,老王的极大不幸是时代的不幸社会的不幸,无论是卑如老王的底层劳动人民,还是学如杨绛夫妇的高级知识分子,荒唐的年代带给他们的是何等荒唐凄惨的命运。
而最能把这不幸中的百般滋味浓缩于一体的莫过于老王弥留送香油鸡蛋这一镜头。
惜墨如金的杨绛极尽描摹之能事,“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就是行将就木的可怜的老王最后的凄惨形象。
杨绛甚至是用直白到不近人情的笔法去展示这个凄苦的底层人,老王的不幸抽打着作者的心,也抽打着读者的心。
是谁让老王让作者等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而不得动弹,读完这样的文字,我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底层人的不幸与善良,更有作者温和内敛下的社会针砭。
老王拼着余生的力量给作者一家送香油和鸡蛋,是把善良、温暖、渴望做最后一次传递。
“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此时此境下唯有的这句最朴实的表达则让我们唏嘘于浑浊天地间仅有的善良与温暖。
杨绛的文学语言“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2],用心品读这一细节,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社会的解剖,也在不知不觉中升格,而“愧怍”也将随着作者及读者的天问浮出水面。
问,拷问社会的良知。
老王死了,“我也不懂,没多问。
”只是没问不代表无问,“不懂少问”的背后是杨绛无言的隐忍的冷冷悲凉。
无论穷富贵贱,回民死后都是三丈六尺布。
面对身裹白布凄然离世的老王,作者最想追问的是什么?
课堂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读进去又跳出来,代杨绛发问。
短暂的沉默后,学生问了,问出了杨绛的隐而不问,问出了朗朗乾坤下满腔正气。
“老王,你为什么死得那么得惨?
”“老王,是谁把你逼上了绝路?
”“谁,该为老王之死埋单?
”“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什么,只有死亡才能换来唯一的一次公正?
”“老王,你在那里还有这如许多的不幸吗?
”“为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好报?
”“谁会是下一个老王?
”……问自己,问老王,问天地,问社会,问未来,不一而足。
这个问题,更是点燃了学生的思维火花,调拨着所有课堂参与者的情感,也让我们再次走进文本情境,久久不得出。
也正是这一问,使得从“不幸“到”愧怍“间的课堂思维推进才有了一座自然的桥梁,教师对“愧怍”的分析才不至于因突兀深刻而居高临下,“愧怍”之思才水到渠成,“愧怍”之义才推向更深层。
思,体味“愧怍”的内涵。
读《老王》,最后的落脚点总在“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句上。
杨绛为何愧怍?
文本主旨为何?
是人教版教材以“对弱者的关爱”统摄杨绛的情感内涵,还是苏教版教材以“底层的光芒”俯视老王的道德行迹,抑或有他?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
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
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由“不安”到“愧怍”的心理求证。
“愧怍”之感出于人物情感收支的不对称是多数授课者的课堂终结,但作者已经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都不是”。
仔细想想,香油、鸡蛋、钱都是文中人物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表达谢意、呈奉关爱的载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与人的交往也不是拿斤两毫厘来计算的,正常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是天天掰着手指去算计彼此间的情感对等指数来过日子呢?
文本细读就是沉入词语,杨绛用“几年过去了”和“渐渐”等词句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先前亏欠感的简单重复,它已经历了充分的时光酝酿,包含了足够多相关有情世相的体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情感境界。
[3]文章写作于1984年,离故事发生的“文革”背景业已有年。
杨绛先生时年73岁,按颜敏老师之疑,一个智慧老者一直记挂于心不能释怀的念想,一个纠缠困扰作者几年光阴才渐渐明白的难题,思考如此漫长,求证如此艰难。
难道真像我们执教者想的那样,轻易便可破解?
难道杨绛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表达对像老王一样的广大底层苦难的关注和同情?
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段饱含泪水、令人唏嘘的动情往事?
细细揣摩“一再追忆”“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渐渐明白”等有着巨大暗示性的语言符号,结合老王“不幸”下的深层内涵,加之有了前面的代杨绛追问的铺垫,我们该能贴近作者郁积如此之久的“愧怍”。
“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的杨绛,在经历了诸多不幸后幸运地活了下来,“文革”的苦难促成了作者精神的升华,愧怍中求安宁,愧怍中显良知,她开始怀疑开始反省,她静心思考苦难思考不幸,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思考责任思考担当……面对每一个不幸的人我们都有愧怍,只是杨绛首先把自己浸入愧怍之海中,用“隐者”的心态去思索。
能把自己的如此不幸化为幸运的人是慈爱宽容的,能用一颗温和的心去直面不幸而愧怍的人又是冷静高远的。
她的愧怍,是知识分子用人类眼光、人类情怀去舔舐我们曾经的创伤去面对我们苦难后的岁月。
这份愧怍,是一个无辜生命体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是作者自我灵魂的无情审视,更是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的人类良知标杆。
[4]这,也许就是并不着力描写伤痛和愤慨的杨绛先生豁达平淡中的人生思索。
时代背景
编辑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写内容吗?
我觉得不是。
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这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善良吗?
这其实不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与善,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
所以,作者写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个黑暗,丑恶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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