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讲义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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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史讲义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城市发展史讲义:
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一
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
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
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
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
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707年)虽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
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
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
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
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
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
“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5]。
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
坊市制度,几近驰坏。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
二
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
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
“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
“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
“春风十里扬州路”等。
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
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
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
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
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
起先,很可能同样基于“恶其殷盛”的原因,隋炀帝于大业二年(606年)将汴州撤消,改隶郑州,降低了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621年)恢复,但仅为普通大州。
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要对象,唐王朝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
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来,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广之。
这次修城又称“筑罗城”,就是修筑外城,从建中二年(781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规模相当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东方人讹言:
上欲东封,故城汴州。
(李)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仪、李维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9]。
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
进入中唐,与扬州相比,汴州因为“王室藩屏”[10],监控关东藩镇,守护长安,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
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
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史留用,唐政府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改革漕运后,江、汴、河、渭分段运输粮食,除粮纲经过汴州外,又规定“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钱、帛等物的中转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东、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这样,汴州与扬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
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
至唐末,北部中国战乱不休,民穷财尽,城市凋弊,长安、洛阳今非昔比,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闪光点。
经济发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
按天宝七年(748年)算,整个扬州地区有七万七千一百五十户,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口,较初唐增加三倍还多[12]。
按理,城市人口增加更快。
特别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北人大批南下,扬州城人满为患。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三月,扬州城区大火,烧毁民房千区,十月,又遭大火,烧毁民房数千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
今人推测,当时扬州城市人口(包括市内和郊区)约十九万,城区人口可达十多万人[13]。
汴州时领县六个,人口约五十八万,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则将近十五万人。
再加上“大军十万”驻扎,人口压力当比扬州为大。
同扬州一样,汴州也为四方人士趋之若鹜之地,刘宽夫谓之“当四会五达之通,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14],流动与侨居人口相当之多。
比较城区大小,扬州城周遭在三十五里以上,汴州城“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明显小很多。
据此,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扬州。
人口过密,居住混乱,城市秩序已很难控制。
当时的汴州“邑居庞杂,号为难治”[15]。
封闭的市坊制度根本无法维系,居民侵街现象非常严重,到后周世宗修展东京时,已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曰:
先是大梁城中(按指唐时修筑的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
上曰:
近广京城,于存殁(mo)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可见,普遍的侵街占道,能通大车的街道都不多了,强行拆迁,才能拉直开阔。
“于存殁扰动诚多”,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阻力很大。
不得已,知开封府王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强制执行,曾当街杖死一名工作“驰慢”又不服责备的厢校[16]。
即便如此,还只是部分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不可能全部拆除。
柴荣勇于承担“怨谤之语”,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辇毂(niangu)之下,谓之诰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
此地比为藩翰(藩,屏障。
翰,通“干”。
栋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阗(tian),闾巷隘狭。
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
近者广开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
[17]
这种种混乱的局面,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体形成了。
三
侵街这样严重,坊墙肯定破坏不堪。
市场也不再受局限,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
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从王建诗句“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东、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
这里所说的汴河东、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
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侵街严重的现实,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
因此在扩展街道时,“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9]。
现代学者认为,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
坊墙,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调动居民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坊”和“市”的围墙,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
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
“其标内,俟(si)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随后,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
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
沿汴河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北面街。
《梦梁录》卷一六《酒肆》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挂栀(zhi)子灯习俗时说:
“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限制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限制行人的,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为欢迎皇帝游幸,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
经过这样的变化,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
当时“街巷”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
街巷上有临街店肆。
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21]。
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
北宋东京开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赵匡胤所建。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政权。
“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
陈寅恪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宋都开封的原因
1.1.关中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
经过多年的垦拓,地力衰减,加上战乱,关中凋敝。
而南方此时开始繁荣。
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
关中作为政治中心要接受经济中心的支持,其最大的问题漕运的艰难。
特别是经过黄河的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运到长安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
在为了便于统治全国,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况下,接受南方给养的便利性已是选择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五代。
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定都汴洲。
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他的发家之地,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时汴州有利的经济地位。
与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xu)。
他以唐室后裔自居,故在灭后梁后,迁都洛阳。
但由于赋税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一旦离开漕运便难以为继,因此后唐洛阳常闹粮荒,终于引起兵变。
后晋时,汲取了后唐的教训,又将国都迁回汴州,改名东京。
石敬瑭天福二年(938年)有诏曰:
“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
……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残伤之后,车陡既广,帑廪咸虚。
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
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
爰自按巡,益观察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
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这不仅是后唐,而且是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建都东京的真实原因。
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诏书中说:
“浚都(东京)重地,汴水名区,控襟带于八方,便梯航于万国。
眷言王气,允称皇居。
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
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颁诏修城时也谈到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
“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
1.2.开封的发展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是中国都城由西向东历史性的转移。
这次转移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
在军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东京完全是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北宋的都城,也就是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开封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漕运体系的发展建设史。
早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的郑庄公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开封。
开封漕运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断时续且十分漫长,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
第一,战国时梁惠王开鸿沟;第二,隋炀帝开大运河;第三,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
如此之后,形成了发达的水路运输体系,使开封成为“天下之枢”。
相应地,这也是开封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1.3.开封的漕运体系
经过以上漫长曲折的过程,东京的漕运体系已基本形成。
到北宋立国,又多次修浚,使其更为完善。
其中直通东京城内的主要河流有汴河、蔡河、金水河和五丈河,号称“四水贯都”。
五丈河,又称广济河,因河宽五丈而得名,位于京城东北部,是通向山东一带的主要水路。
金水河,又名天源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从荥阳黄堆山引京水至东京城西而成,过中牟后名金水河,原为补五丈河水源而开。
由于金水河水清而甘,故成为东京城内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
首先是保证皇宫、官府及寺院的用水。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经新的开挖修整后,沿河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民众也得以为饮用水源。
总的来看,其漕运功用不是很大。
蔡河位于京城南部,闵水、洧水、水通过此河而会。
由东京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缭绕从陈州门西普济水门出城,流经通许至陈州东南入于沙河,以通陈、蔡、汝、颖诸州。
这样,京西北路漕运多仰此河,如陈传良语:
“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
蔡河又沟通江南达于长江,每年运淮河粟米六十万石。
故其航运价值十分巨大,仅次于汴河。
汴河是四条河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它实际上是隋朝大运河中通济渠的一段。
再先是秦汉间的鸿沟,西汉时的蒗荡渠,东汉时已有汴河之名,魏晋时又叫官渡水,隋唐时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
宋初,汴河受黄河水以通淮泗,由于黄河水泥沙含量大,致使河道淤积严重,每年都要清理,劳费不赀。
所以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引伊洛之水为源,“导洛通汴”,自此淤沙减少,航运更加通畅。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六《河渠二·汴河》:
“汴河……,宋都大梁诸水,莫此为重。
……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之产,百无众宝,不可胜记。
又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给焉”。
孟元老说:
“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
《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本来,内陆水道运输的困难在唐代已经得到解决,随着宋代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航运在数量和涵盖地区方面进一步增加。
南宋叶适曾记:
“江湖连接,无地不通。
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凝隔”[16]。
所以,东京漕运体系形成后,便把东京与全国各地血肉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给了东京以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性的机遇。
1.4.开封军事地理上的不足
军事地理上的不足是影响宋东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山川之险。
“以兵为险”。
1.5.城市形态:
三套方城,皇城居中。
1.6.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
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解放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
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
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
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
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
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力。
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
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
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
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
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而商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
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解放,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
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6.2.坊市解体的原因
(1)政策因素
在政策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
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中央集权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便暗含有这层意思。
结果,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
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政府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
但支费实在太大,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
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大批农村劳动力。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
可见仁宗景佑初年(1034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
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年),年轻力壮的男丁大都被吸引到军队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大为降低。
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大为减损。
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
“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
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
“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
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
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
“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
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
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佳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
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大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
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
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政策,形成商业大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
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在东京城中大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中央集权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大批的军队,其次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大的关系。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
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
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
大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
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
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
这一切既与北宋的中央集政策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大特征:
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
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
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
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大,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
(3)城镇体系因素
再从城镇体系因素看,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到宋代,形成了以经济中心为主的城镇体系。
这个体系与行政序列的城镇体系虽然不完全吻合,却也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以此构成宋代全国性的商品物资流通网络。
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下,又取得了商品流通核心的地位。
这样就对它的商贸设施,诸如邸店、行市等,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市制的突破在所难免。
1.6.3.东京街市的形成过程
要完整总结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过程,最好一直放眼到战国时代。
东京时称大梁,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迁都于此后,开凿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大大改善了大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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