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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天命鬼神和与中庸
《论语》:
天命、鬼神、和与中庸
一,对鬼神的态度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所关注的完全在于现实的人生,而不关心人死后的事很难关于鬼神的事。
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一个特点,就是关注现实的人生。
先秦时候人们的思想,并没有讨论人死以后的事情,或者鬼神,或者另外一个世界。
先秦百家争鸣,基本上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述而》)
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说不讲鬼怪,暴力,作乱,和神。
这是一段话,孔子不讲这些东西,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
“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知死。
”(《先进》)
孔子所关注的是生。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1]从重要性的程度上看,生重于死,应该首先关注生;[2]从生死的关联上看,生死相通,不知生即不能知死。
樊迟问知,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雍也》)”
这个地方“务民之义”的“之”字作动词用,去到某个地方的意思。
务民之义,使百姓走上(符合义的)正道。
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保持敬畏,同时也保持距离,也可以说是敬而不信。
孔子说这就是智慧。
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甚至多数人是信鬼神的,可孔子说,实实在在把老百姓引导到正道上去,敬鬼神而远之才是聪明的做法。
孔子不信鬼神,但非常重视天命。
二,天命
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季氏》)
《论语》最后一章:
孔子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尧曰》)
都说明孔子重视天命。
他还说“五十而知天命”,认为知天命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
这是论语子罕篇的头一章。
说孔子很少讲利,与命与仁,与是赞许的意思,他赞许命和仁。
从这里看,天命的问题是和他仁学并提的,命和仁,是他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
有一种解释,说这一章荧光这样断句: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很少讲利和仁和命这三样。
很少讲利说对的,但怎么能说孔子很少讲仁呢?
所以这种解释不能成立。
孔子思想中的天命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
人们常常以现在的思想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说天命就是规律,或者说天命就是大道,知天命就是融会贯通,内心完善,合乎大道的要求,因此内心有一种定力去应对外界。
等等。
这样讲似乎也有道理好像也能够说得通。
但是细想下来就不对了。
要说孔子当时就知道客观规律,恐怕不一定说得通,当时整个人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那么是不是就是融会贯通了所有知识,把握了大道,有了内心的定力呢?
也未必如此。
究竟孔子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讲天命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究竟“知天命”在孔子思想里面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这要联系到《论语》中谈到命的一些内容来看。
要看一看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谈命的,他谈的命是指的什么?
,
这涉及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方法的问题。
读《论语》,不能只是看它的文字,然后用现在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知识,用自己现在的思想去解释。
要了解孔子当时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设身处地,从孔子当时所处的环境,体会他为什么这样讲的意思。
理解孔子说的天命,就是这样。
我们不仅要看上面所引的他讲的这些话,还要看他在实际生活中在什么情况下讲命,从这里去体会他讲的命是什么意思?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
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宪问》)
有个叫公伯寮的人,在季孙(鲁国的当权者)面前说子贡的坏话。
然后有个叫子服景伯的人就告诉孔子,说现在公伯寮跟你有过结,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难办的话,现在以我的力量,我还能把他杀了,抛尸街头示众,你要不要我给你办这个事?
孔子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我的道究竟能不能推行,都取决于命。
能行,是命;不能行,也是命。
公伯寮他能改变命吗?
他能把命怎么样呢?
子畏于匡,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孔子被匡人围困。
孔子说,文王不在了,他的文化还在。
天如果要抛弃这个文化,那我们这些后死的人就不会了解这些文化了;如果天还没有要抛弃这个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子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述而》)
《史记·孔子世家》上有一个记载,说桓魋曾经想要杀孔子,孔子就讲了这段话。
我的德是天赋于我的,桓魋他能拿我怎么样?
有一次孔子感慨说,“莫我知也夫!
”没有人了解我啊。
子贡也说,为什么谁都不能了解你的道理呢,孔子说:
“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
这几段说的都是人家要害他,人家诽谤他,人家不了解他,他的道行不通,在这些情况之下,他就谈到天命,他说这些都取决于命。
还有一段是讲生活中的事情。
他的弟子伯牛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去探望伯牛,从窗户那里拉着伯牛的手,就说,
“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雍也》)
看来他要死了,这是命吧。
这么个人居然有了这么个病,这么个人居然有了这么个病。
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
伯牛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弟子,现在病成这样,他也没有办法。
这几段都是孔子具体谈命的一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道行不通,心爱的弟子病了,遇到这些不愿遇到的事,遇到麻烦了,但是又无可奈何,这样的时候他就谈到命。
从这些具体情况,就可看出,他不是了解了客观规律,不是融会贯通,把握了大道,恰恰相反他是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把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支配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情况,归之于命。
所以这个命,我想是有一种命运的意思在里面。
他不是把命说成神灵,而是一种命运。
尽管孔子把这样一些问题归结到命,在命的面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但也不完全是宿命。
他对天命的态度,还有另外一面。
不为人所知,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这反映了他求诸己的态度,一切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努力,不管结果如何,不怨天,不尤人,还是要很努力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论语》里面讲到,子绝四,其中有一个叫毋必,就是说孔子不去追求一种非做到不可的结果。
他还说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
他一方面觉得无可奈何,一方面又不灰心,也不会放弃。
但也不是硬干,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是抱着一种现实的态度,也就是尽人事而知天命。
主观的方面来讲,尽力去做;成与不成,则归之于天,不是说非做到不可。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还有,前面讲到的这些话,“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然后讲,“公伯寮岂如命何”,这个事我支配不了,你公伯寮也支配不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做的都是符合天命的,任何人都不能拿我怎么样。
被匡人围困,他说“匡人其如予何?
”桓魋要杀他,他也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这么做是对的,是符合天命的,你能违背这个天命吗?
从这些里也可以看到,天命也是孔子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
在那样一种不为人知,道行不通,又不断遇到很多的挫折的困难情况下,孔子能够坚持下来,他靠什么?
就靠这样的信念,我所做的一切,是符合天命的。
或者用另外一个话,我这是替天行道。
他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是符合天命的。
有了这一点以后,任何人的打击,任何人的讥讽或者反对,他都不怕。
所以在相信天命的基础上,孔子有很高的自信。
因此我想,他为什么这样重视天命呢?
就是有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至少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要能够认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自己达不到的领域,这就是天命,这样才能在自己的行为中有一种现实的态度;冷静面对这种情况,遇到问题也不会很轻易地灰心。
同时另一方面,在认清天命以后,可以在知命的基础上建立起坚定的信念,任何人奈何不了他,在打击和挫折面前就不会动摇。
能够认清哪些是人力所不能支配的,从而建立起现实的态度,冷静面对;同时又在对天命的把握上建立起坚强的信念,不气馁,不灰心,这就是他五十而知天命的内容。
从孔子的经历看,孔子50岁出仕,不久就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余年,也不见用。
不为人知,道之不行,以及被围、绝粮等等,都在这段时间。
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今天我们当然不信天命。
但是在孔子知天命思想中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就是既能冷静面对客观的条件命运,不做盲目的追求,又有坚强的信念,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灰心,孔子的这种精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要想做成一些事,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不同的是,我们的这种精神不是建立在“知命”上,而是要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条件的研究、把握和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定信念上。
子曰:
“予欲无言。
”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阳货》)
这一章中所说的天是自然的天,没有神秘的色彩。
通过天并不说什么而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孔子告诉弟子,人道也不是全靠言说,而是要通过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行来传播。
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冶长》)
《论语》中孔子多处讲到天和命,但不见有孔子关于天道的言论。
三,和
有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学而》)
我们知道孔子治国就是靠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功用,最重要的就是和。
礼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了使社会达到和谐。
反过来也可以说,和谐就是礼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
接着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先王,以前的圣王,先王讲的治国之道,这一点是最好的,不管大小事情,都要按照礼来做,都是以和为贵。
但是也不是说任何地方都能够这样干,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个我们下面再讲,
“和为贵”,这句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讲,特别是要理解一点,就是中国古人提出和为贵,它不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或者一种主观的追求。
它不只是说,有了这个愿望,大家觉得非常好,就应该这样。
而是说,它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的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
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古人就看到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和的基础上形成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和。
当时讨论到和与同的区别的问题。
当时史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了,就能够衍生万物;如果是同,它就完了,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这是对整个宇宙的认识,有和才有万物,才有世界,才有发展,没有和,什么都不存在。
这句话非常抽象,不容易理解。
晏婴的一段话就非常具体。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
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和,什么叫同。
第一个是煮汤。
要煮一锅汤,就必须有水,有火,主料要有鱼或肉,还要有其他佐料,酱、醋、盐、梅等。
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再由厨师来调剂,什么东西多放一点,什么东西少放一点,多了去掉一点,少了加一点。
还要掌握火候,各种因素配合的非常协调,达到和谐,最后才能做出一锅好汤。
这叫和。
那么同呢?
晏婴说如果你烧一锅水,不断地烧,不就烧干了吗?
烧干了就再续点,再烧,干了又续,这叫“以水济水”,最后是什么呢?
还是水。
永远做不出汤来,“谁能食之”?
谁能吃呢?
第二个例子是奏乐。
要演奏一首乐曲,要有多种乐器,它们音色有清有浊;演奏的时候节奏要有快慢,各种乐器还要有一个强弱的配合,要调适到非常合适,才能达到一种和谐,奏出美妙的音乐。
这叫和。
什么叫同?
他说“琴瑟之专一”,只有一种乐器,一把琴或者一只瑟,而且奏出来的只有一个音符,这能成为音乐吗?
只能是噪音。
“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谁能听得下去呢?
晏婴也说到政治上的君臣关系。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左传·襄公二十年》)
国君肯定的事情,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臣子应该指出来,然后才能完善;国君否定的东西,如果有合理的成分,臣子应该指出其中合理的地方,把他的否定纠正过来,这就叫和。
“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
”(《左传·襄公二十年》)
国君认为正确的,臣子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对的,臣子也说不对。
不提反对意见,随声附和,这就叫同。
从理论上概括,就是史伯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任何一件事物都是一种和,所谓和,是多种成分在一起,“相成”“相济”,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用史伯的说法,就是“以他平他”,达到和谐的状态。
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形式,整个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都以和的形式存在,存在在和的状态中。
把这个和破坏了,没有和了,宇宙和万物的基础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认识。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所以提出“和为贵”。
所以说,和为贵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望,而是有一种很深刻的认识在里面。
在《论语》里面,除了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外,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把对待和、同问题的态度,提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上来。
所谓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实际上也前面讲到的晏婴关于君臣关系的那段话已经讲到了。
君子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也能给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来讨论;而小人不同,他只会逢迎拍马,你觉得怎么好听,他就怎么给你说,从来不提不同意见,也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容不得别人给他提意见。
就是拉帮结派,搞一言堂。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不只是讲和为贵,不只是说一定要以和谐为目标,而是提出了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一个原则。
处理人际关系也好,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各种思想的关系也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现在我们讲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实际上也是采取这样的原则。
所谓和而不同,首先前提是承认有不同,就是我尊重你的不同意见和利益,不要求你一定要改,也不要求你都要听我的;然后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来求得不同东西的和谐,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反过来,布什说,同意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不同意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搞单边主义,就是同而不和的态度。
这样世界就不会有和谐。
和谐是有原则的。
《论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
“乡愿,德之贼也“。
(《阳货》)
什么叫乡愿?
乡愿指什么样的人呢?
乡愿指的是那种八面玲珑,四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这样一种人。
社会上这样的人还不少。
孔子说他们是“德之贼也”,这种人是败坏道德的。
这个“贼”不是偷东西的贼,是败坏的意思,这种人是败坏道德的。
所以讲和为贵也好,讲和而不同也好,我们现在讲,要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文化,不是不讲原则的。
讲礼之用和为贵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句话没有解释,“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不是只要讲和就好,所谓知和而和,就是说你光知道要和谐,一味就是讲和,而没有一个礼来节制它,也是不可行的。
一切要依礼而行,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则。
所以讲和,要有一定原则。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和谐忽视了,只强调斗争,只讲斗争,而不注意和谐。
认为讲和谐就是妥协,这是过去的错误。
现在我们纠正了,强调和谐了,而且要把它提到很重要的地位,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讲和谐,忽视矛盾斗争。
这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和谐中把握差别,把握斗争的方法和斗争的度。
讲和谐世界,有人说中国人讲和谐,和为贵,这个思想太高明了。
如果像美国布什,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那么什么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这种想法非常不现实。
现实中间,和谐和斗争是分不开的。
它不仅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要看到有社会制度的不同,最核心的是有利益的不同。
在这个基础上的和谐,是不同利益基础上的双赢。
我们讲要双赢,要合作,就是在不同利益的基础上,求一个平衡,最后能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
当然首先要有这个愿望,全球化不能不建立一种和平的、合作的关系。
但是这中间有矛盾、有斗争,平衡、双赢本身要通过斗争才能达到。
最基本的,在各方的实力的基础上求平衡,还有斗争的方法。
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斗争方法,这样有利于和谐。
再一个要把握好这个度,不是无休止,不计后果地去斗,而要有一个度。
四,中庸
中庸的问题和和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论语》里面,直接谈中庸的也不多。
直接讲到“中庸”这个词的,也是只有一条。
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雍也》)
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它是最高的了。
但是现在老百姓中间已经很少有这个东西了,很久都没有中庸这样一种德了。
直接讲到中庸的,就这么一段,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应该说,只读《论语》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不够的。
不过《论语》里面还是有一些和中庸相关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到“过犹不及”的这段话: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
“然则师愈与?
”子曰:
“过犹不及。
”(《先进》)
师是子张,商是子夏。
子贡问孔子,子夏子张两个人谁更好一点呢?
孔子说,子张有点过,子夏有点不及。
子贡说,那是不是子张要好一点呢?
孔子回答一句话叫“过犹不及”,过分和不及同样不好。
这句话非常重要,子贡的话可能跟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有点相近。
我们有一段时间流行左比右好,就好像过要好一点,宁左勿右。
孔子他不这么看,他说过犹不及,别以为左一点好,实际上过和不及是一样的。
这里面就提出一个要求,怎么样才是好呢?
叫无过无不及,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后来朱熹作《四书集注》,他注到《中庸》的时候就讲,什么叫中?
中是“无过不及之名”。
就是你既不过,也不不及,就叫做中。
这个中不是调和折中,也不是取一个等距离的中心点;中的概念,是无过无不及,或者用我们现在一个话,就是适度。
刚才我们讲和,和是各种成分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关键就在于要适度。
炒菜也好,奏乐也罢,适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炒菜,大家都知道要放盐,这件事看来最简单不过,但十分重要。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一定要适度味道才好。
所以适度是达到和谐的前提。
适度也是中,中庸的要求是无过无不及,而这一点正是能够达到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北京故宫三大殿,第一太和殿。
太和是周易上的话,讲整个宇宙都能够达到和谐,最高程度的一种和谐叫太和。
再一个殿叫中和,什么叫中和?
有了中才能够和,所以把和和中联系在一起,叫中和。
所以也可以说,中庸就是要通过中,通过使万物适度来求万物的和谐。
以中求和,这就是中庸。
我们说过了以和为贵,现在我们进一步知道,要达到和的目标,就要行中庸之道。
这个适度,或者说中的要求,无所不在。
一切的事物,都有适度的要求在里面。
《论语》里孔子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也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内容来体会中庸的思想。
比如有一段:
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颜渊》)
崇德,就是提高道德修养。
辨惑,就是辨别迷惑。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和辨别迷惑。
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徙义。
徙,就是迁徙,徙义就是按照道德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去恶从善,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
什么是辨惑呢?
对一个人,喜欢他,爱他,就要让他生;厌恶他,就巴不得他死。
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死。
这就是惑。
这种情况,我们在生活中也常看到,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有点问题闹翻了,就恨不得要人死,甚至真动手杀人。
这就是惑,犯糊涂了。
你爱也好,恨也好,不能走极端,走极端就违背了中庸之道。
再有,孔子讲《诗经·关雎》,他说关雎这个乐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达欢乐的时候不过分,表达哀愁、悲哀的时候,也不伤心。
这就是从正面讲,为什么说它好,好在哪里,在适度。
哀乐是人之常情,人人都有。
但是有的时候乐会乐过了头,悲哀也可能过头,最后都会伤害身体,影响和谐。
所以哀乐也要把握好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合乎中庸的,因此孔子赞赏它。
还有:
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路》)
所谓狂,是说他有很高的志向,要进取;狷,是指有所不为。
狷者,这样的人不是非常地进取,但是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不会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
孔子认为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不是最好。
因此他说,最好是得中行而与之,最好是找到那个能够符合中道的朋友,退而求其次,可以找狂者或者狷者。
这其实也体现了一种中道。
这里中道不是指把握狂或狷的度,不是讲狂和狷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说不要偏于这一面,也不要偏于那一面。
只有狂这一面也不好,只有狷这一面也不好,要兼取两者之长,既要能够进取,又要能够有所不为。
在《论语》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讲,但是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思想。
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加以注意。
中庸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适度。
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问题,对待问题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待传统。
社会进步了,我们就发现传统有的内容过时了,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
所以近代以来,就有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对传统的批判。
这种批判是需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有的批判过了头,走了极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这就错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还是要依中庸之道,不能彻底否定,还是要继承传统的优秀的成分。
肯定了传统不能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之后,现在也有人又偏向了另一面,走向另一个极端。
说传统什么都好,对传统不能批评,一切都应该按照传统来做。
这样对传统文化,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也是一种惑。
,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家庭关系,过去是家长制,强调要服从,要守规矩,不注重孩子个性的发展,这是一面。
现在说那样不好,要尊重孩子的人格,鼓励孩子的个性发展,就说家庭关系也好,师生关系也好,父子关系也好等等,都应该是朋友。
这话也不错,人格上应该平等,应该尊重孩子的人格,应该鼓励他个性的发展。
但是有的地方也过头了,儿子对父亲也直呼其名,也说他是我哥们,甚至什么都听孩子的,不能管了。
这就又偏向了另一面。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一般的人格平等和个性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还有具体的各种关系中地位差别的问题。
父子关系也好,师生关系也好,上下级关系也好,这个关系里面,父子、师生、上下级既是在人格上平等的,又是在地位上有差别的。
所以不能只讲一个方面,要兼顾两个方面。
偏向那一个方面,都不合于中道。
关键是要把握好度,而这个度是会不断变化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比如,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合适,我们否定了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样就有了贫富差别。
这在当时促进了社会发展。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现在我们遇到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贫富差别过大以后,又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导致不和谐。
要解决这些矛盾,又不能回到过去,说还是平均主义好,还是大锅饭好。
于是就要调整贫富差别的度。
怎么把握好这个度,既要有贫富的差别,又要把这个差别掌握在比较合理的度上面,不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这个度,在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还会有变化,需要我们随时随地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
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去研究它的实际情况,了解这个度究竟在什么地方。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讲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中庸,不是说只靠一个理念就能解决问题,而必须要很认真去研究实际情况,把握实际的规律,实际的要求。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把握度,它可能是随时变化的,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对象来讲,它的变化需要你实际地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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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 天命 鬼神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