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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学与历史研究资料
考证学与历史研究
关键字:
考证,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02)03-0070-09
考证,或称考据,是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
我们了解现状,必须进行调查研 究。
同样重要,历史家了解过去,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
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尝言:
“史料不具或不确,即无复史可言。
”以故,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自古迄今,考证史料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比较法”。
归纳比较版本歧异的,为“校 勘学”;归纳比较文件真赝的,为“辨伪学”;归纳比较记载异同的,为“考异学”, “考证”是其总称。
兹分科就其产生及其典型之作举例,以见考证对历史研究的重要。
一、校勘学举例
学术界言校勘萌芽于先秦,所举最可信的事例,是《吕氏春秋》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 史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
“晋师三豕涉河。
”子夏曰:
“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至于晋而问之,则曰:
晋师己亥涉河 也。
唐刘知几《史通·补注篇》赞刘孝标注《世说》,“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即用此 典故。
清刘寿曾以为订史之始。
(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2《周易汉读考序》)近世胡 适谓“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这一故事,最早体现 了史料校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学者如盲从“三豕”涉河,则岂非闹笑话!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尝言,考证盛于宋代。
其时,出现了一部校勘学的杰作— —朱熹《韩文考异》。
“韩文”,是唐大文豪韩愈的专集。
自唐迄宋,《韩文》的传本 甚多,颇有歧异。
与朱熹同时人方嵩卿撰《韩集举正》,详加评比。
《四库全书总目》 称其书“所据碑本凡十有七,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 符杭本、嘉yòu@①蜀本、谢克家本、李@②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 华》、姚铉《唐文粹》,参互钩贯,用力亦勤”。
但朱熹嫌其去取不当,“多以祥符杭 本、嘉yòu@①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 ,它本虽善,亦弃不录”。
于是“辄因其书更为校定。
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 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
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
有所未安,则虽官本、 古本、石本不敢信。
”(朱熹《韩文考异序》)这是比较科学的态度。
怎样评定是非?
朱 熹已弥补了单纯以善本校正坊本的不足,能够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判断,而告 读者以去取之由。
兹举其校《祭田横墓文》为例:
按此文开首有“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语,方氏从阁、杭、蜀 本作“愈东如京”。
二本均释韩愈是时往洛阳。
朱熹从洪氏本改定为“愈如东京”。
洪 氏谓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出长安,至河阳,继而有至东京洛阳之事。
朱熹补证:
查 田横墓在洛阳东20里,从河阳经墓下而走洛阳,乃是西向,安得言“东如京”?
且洛阳 也不应单称“京”,唐京乃是长安。
《韩文考异》为后人研究韩愈和唐史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
二、辨伪学举例
东汉马融辨伪今文《太誓》,是我国古籍辨伪的滥觞。
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按《太誓》是周武王灭殷纣的文告。
孔子以之编入《尚书》。
秦火后,《尚书》散失 。
汉文帝时,伏生传于齐鲁之间,得28篇。
武帝时,又从民间得《太誓》1篇。
这29篇 都用当时的隶书传写,合称《今文尚书》,以区别于从孔壁发现的以篆书传写的《古文 尚书》。
从现存先秦古籍所引《太誓》20余条看,此文对研究殷、周易代之际,提供了珍贵史 料。
其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语,两见于《春秋左传》,两见于《国语》。
盖春 秋列国的有识之士,已公认民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值得当世君主借鉴。
惟西汉所得 的《太誓》非真本,马融对之致疑。
马注《尚书》见《隋书经籍志》,现已失传。
所辨 《太誓》之词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
《太誓》后得,按其文似若浅露。
又云:
“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 ”,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gǔ@③俱来举火”。
神怪,得无在 子所不语乎!
又《春秋》引《太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国语》引《太誓 》曰: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孟子》引《太誓》曰:
“我武维扬, 侵之于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
”孙卿引《太誓》曰:
“独夫受。
”《礼 记》引《太誓》曰: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无良。
”今文《太誓》皆无此言。
我见书传多矣,所引《太誓》者甚多,弗复悉记 ,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马融所举《春秋》,系《春秋左氏传》。
《左传》襄三十一年、昭元年两引《太誓》 :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孙卿即荀卿。
所引《太誓》,见《荀子·议兵篇》。
余与 原书核实,引文均符合。
考《论语》、《墨子》、《管子》等也引《太誓》,以故马融 云:
“甚多”,但未尽列举。
近世陈垣论“校法四例”之三为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
其中云:
凡其书“有为后 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东汉马融已将此法施之 于辨伪。
古史辨伪的最大公案,为辨东晋所出本伪《古文尚书》。
按《尚书》为上古之政府文件,孔子删取百篇。
秦火之后,西汉时,济南伏生传《尧 典》等28篇,又河内女子献《太誓》1篇,合称《今文尚书》。
别有孔安国献从孔子宅 壁所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多16篇。
其书亡于晋永嘉之乱。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为传,较今文多25篇。
唐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撰 《正义》。
由是治《尚书》者都据东晋本。
宋吴yù@④、朱熹始疑其行文不古。
元吴 澄著《书纂言》,仅注今文,谓东晋晚出之书不可信。
明梅zhúo@⑤著《尚书考异 》,明白指斥梅赜作伪。
清初,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九经通论》,也辨梅赜伪 书。
阎若璩继起,沉潜20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震撼了学术界。
阎氏根据《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汉人所记有关孔壁《古文尚书》的资 料与东晋本作比较对勘,发现了一系列矛盾:
篇数不合,篇名不合,内容不合。
所谓“ 孔安国传”,也有矛盾。
按《论语》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何晏《集解》引孔 安国注:
“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
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
” (《论语·尧曰篇》)但东晋本《尚书·孔传》同样注此二语,却说:
“周,至也。
言纣 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出一人之手!
也就在“孔传” 中,出现了孔安国死后才设置的金城郡,暴露了后人作伪的马脚。
辨伪,往往有反复,使真伪愈辨愈明。
与阎氏同时人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辞》,掀 起了翻案的波澜。
但巧辩不能取代作伪的事实。
其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程廷祚著 《晚书订疑》,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都申阎斥毛。
明清诸儒还揭发了东晋本《 古文尚书》剽窃成书的劣迹。
于是人赃俱获,此案遂成定论。
学术界论清人辨伪之功,咸推阎若璩。
然而《尚书古文疏证》尚有取伪证的疏失。
阎 氏曾举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以揭伪《古文尚书》中羼入了魏、晋间语言,不知此文 也是赝品。
按陈琳系曹操智囊中的杰出文人,为建安七子之一。
《三国志》附见《王粲传》。
所 著《陈琳集》,见《隋书·经籍志》,已散佚。
此檄仅见于《昭明文选》。
清儒凌廷堪 疑之:
其一,何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皆不载?
其二,曹操南征孙权凡三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皆有岁月可考,何以此檄不明指何年?
经过核实,凌氏终于发 现了后人伪作的铁证,即檄文的发布者为尚
是判定为“齐梁文士所拟作”(《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书陈琳檄吴文后》),而为萧统辑入了《昭明文选》,以致 谬种流传。
任何史家必须辨别所据史料的真伪。
《资治通鉴》为史书的杰作,然而尚有误信后人 伪造的孔子《书序》之事,为朱熹所讥。
(朱熹《文集》卷54《答孙季和》)可见,辨伪 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
三、考异学举例
考证史料最繁重的工作是比较异同。
考异之作,始于东晋孙盛。
当魏、蜀、吴三国鼎 立以及魏、晋易代之际,史家各执一词,抑扬异致,读者必须加以比较抉择,于是孙盛 撰《异同评》与《异同记》。
孙盛字安国,生于西晋,长成并出仕于东晋。
《晋书》有传。
所著《魏氏春秋》及《 晋阳秋》均著录《隋书·经籍志》。
《晋阳秋》尤称良史。
《文心雕龙·史传篇》赞其 “以约举为能”。
《史通·忤时篇》有“孙盛实录,取嫉权门”之语,美其直书桓温枋 头之败。
孙盛勤于采访史料。
《史通·采撰篇》称:
“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 事,访诸故老。
”他搜集史料,力求完备。
裴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 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
”既有异同,就需评比,于是产生了《异同评》、 《异同记》。
其书不载于《隋志》,但学者犹能从裴氏《三国志注》见其鳞爪。
(1)关于赤壁之战与孙权攻合肥孰前孰后,《魏书》与《吴书》所记歧异,孙盛评定其 是非。
《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 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 乃引军还。
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裴注引孙盛《异同评》:
“按《吴志》,刘备先破 公军,然后权攻合肥。
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
二者不同,《吴志》为 是。
”《吴志》,即《三国志·吴书》。
(2)据蜀故老言,为诸葛瞻雪诬。
《蜀书·诸葛亮传》:
“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 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厥,董厥。
建,樊建。
裴注引孙盛《异同记》:
“瞻、厥等以 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 宇代维故事。
晋永和三年,蜀常史常璩说,蜀长老云:
陈寿常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 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
”按孙盛曾于晋穆帝永和三年以参军随桓温伐蜀, 见蜀常史常璩于成都,从访故事。
璩著有《华阳国志》传世。
又有徐众撰《三国志评》,见《隋志》及新旧《唐志》。
今亦失传。
裴松之《三国志 注》引此书凡七条,均属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涉记载异同。
史料考异的最早杰作是裴氏《三国志注》。
《史通·古今正史》评述了魏、蜀、吴三国史书并存而多不惬人意。
如说王沈《魏书 》“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其后孙盛撰《魏氏 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
陈寿《三国志》 “伤于简略”。
于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兼采群书,补注其缺”。
裴氏集书200余种 ,除补充史料外,又做了大量比较异同的工作。
他比孙盛进了一步,不单凭主观推理, 而重视寻求客观证据。
(1)据确凿文献判明是非。
如《蜀书·诸葛亮传》言:
因徐庶力荐,“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云云。
注引《魏略》曰: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当次受敌,而刘表性 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
”又引《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裴注据《 诸葛集·出师表》,判定陈寿所说为是。
“臣松之以为亮表云: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
则非亮先诣备,明矣。
虽见闻异词, 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
(2)核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某些记载不可信。
如《蜀书·马超传注》引晋著作郎乐资《山阳公载记》云:
“超因见备待之厚,常呼 备字。
关羽怒,请杀之。
备曰:
‘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 也!
’张飞曰:
‘如是,当示之以礼。
’明日大会,请超人,羽、飞并杖刀立值。
超顾 坐席,不见羽、飞,见其值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
”陈寿不言此事。
裴松之核 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其说为妄。
按刘备入川,“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 。
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
‘超人才可谁类比’?
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 飞立值乎?
”裴氏严斥《山阳公载记》:
“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工作,是补其缺略,并非专事考异。
宋司马光《通鉴考异 》,才是我国史料考异的第一部专书。
《四库全书总目》云:
“昔陈寿作《三国志》, 裴松之注之,详引错互之文,折衷以是,其例最善。
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 以去取之故者。
有之,实自光始。
”按光上表自言,他“研精极虑”,撰成《资治通鉴 》294卷。
“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
《通鉴》同修官三人中,最长于考异的是刘恕。
《宋史·文苑传》言,司马光“遇史 事纷错者,辄以诿恕。
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恕尤熟梁、唐、晋、 汉、周五代史事。
尝“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 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
归验旧史,信然。
”于助修《通鉴》外,别撰《十国纪年》一 书。
所谓“十国”,即五代时中原而外割据一方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 楚、南汉、荆南、北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司马光题《纪年》后云:
“世称路氏 《九国春秋》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书又过之。
以予考之,长于考异同。
”《纪年》现 无传本,但学者犹得从清初吴任臣所著《十国春秋》夹注的引文中,略窥其考异之功。
在《通鉴考异》五代一段中,尤多刘恕的劳绩。
兹即举以为例,论述其成果与经验。
《资治通鉴》取材丰富。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高似孙《纬略》所说:
“《通鉴》 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其中五代一段所参考的史书最多,约 近50种,碑碣数种。
以“实录”而论,司马光等所见者除梁、唐、晋、汉、周五代的而 外,还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后蜀后主实录》。
其中高远撰《南 唐烈祖实录》,至南宋时已残缺。
《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作13卷,并注明“缺第八、第十二卷”。
再后这些《实录》都已失传。
清“四库馆臣 ”读宋王禹@⑥《五代史缺文·自序》,谓以补《五代史》360卷之缺,不得其解。
不知 所补者即《五代实录》,凡36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范质《五代通录》条)已 为清邵晋涵辈所不及见者也。
可见,《通鉴》所参考的五代史料之丰富,是后人无法比 拟的。
《通鉴考异》所处理史料的纷错复杂之状,已远过于裴松之《三国志注》。
兹举数事 以见大略。
(1)参证群书,取长弃短,去伪存真。
《通鉴》:
唐明宗天成元年,“是岁,吴越王liú@⑦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 宝正。
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
《考异》曰:
“阎自若《唐末汛闻录》云:
‘同光四年,京师乱,朝命断绝,liú@ ⑦遂僭大号,改元保正。
明年,明宗锡命至,乃去号,复用唐正朔。
’《纪年通谱》云 :
‘liú@⑦虽外勤贡奉,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
其后子孙奉中朝正朔,渐 讳改元事。
及钱chù@⑧纳土,凡其境内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
惟今杭 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liú@⑦封此山为寿星宝石山伪诏,刻之于石,虽经
毁,其文尚可读,后题云:
宝正六年,岁在辛卯。
明宗长兴二年也。
其元年即天成元年 也。
好事者或传曰保正,非也。
’余公绰《闽王事迹》云:
同光元年春,梁策钱liú @⑦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
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
林仁志《王氏启运图》 云:
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
寻自改元宝正。
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 子成宗嗣。
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谬,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
至今两浙民 间犹谓钱liú@⑦为钱太祖。
今参取诸书为据。
”
(2)取证于碑碣等可靠史料,理清纪年上的交错混乱,分别是非,交代去取之故。
《通鉴》:
周太祖显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
《考异》曰:
“刘恕云:
《世宗实录》、《薛史·帝纪、僭伪传》皆云显德二年十一 月,刘崇卒。
《大定录》云显德二年春,mín@⑨(即刘崇)病死。
《纪年通谱》:
显 德二年,崇之乾yòu@①八年,冬,崇死。
显德三年,承钧改元天会。
(宋)开宝元年 ,承钧之天会十三年,死。
开宝二年,继元改元广运。
(宋太平)兴国四年,继元之广运 十一年也。
河东刘氏有国,全无纪录,惟其旧臣中书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归朝后所纂《 晋阳伪署见闻要录》云:
甲寅年(周显德元年)春,南伐,败归。
夏,周师攻围。
mín @⑨积忧劳成心疾,是冬,卒。
钧即位,丁巳年(显德四年)正月旦,改乾yòu@①十年 为天会元年。
又云:
钧丙戌年(唐天成元年)生,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
右谏议大夫 杨梦申奉敕撰《大汉都统追封定王刘继yóng@⑩神道碑》云:
‘天会十二年,今皇 帝践祚之初年也。
’‘十七年,继yóng@⑩卒。
’末题:
‘广运元年,岁次甲戌, 九月丙午朔。
’今按周广顺元年辛亥,mín@⑨即帝位,称乾yòu@①四年。
显德元 年甲寅,mín@⑨之乾yòu@①七年也。
mín@⑨卒,钧立。
显德四年丁巳,钧改 乾yòu@①十年为天会元年。
宋开宝元年戊辰,钧之天会十二年也。
钧卒,继元立。
开宝七年甲戌,继元改天会十八年为广运元年。
据历,是岁九月,丙午朔。
(太平)兴国 四年己卯,继元之广运六年也。
钧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显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 九矣。
钧及继元逾年未改元,盖孟蜀后主、汉隐帝、周世宗之比也。
诸书皆传闻相因, 前后相戾,惟《晋阳见闻录》、《刘继yóng@⑩碑》岁月最可考正,故以为据。
”
以上既是一幅北汉主三代的世系图,也是一帧北汉与中原诸朝纪年的对照表。
这是刘 恕从杂乱的史料中,进行归纳比较的结果。
不读《通鉴考异》,即无由深知《通鉴》取舍史料的广博而审慎。
近人傅斯年指出, 从《通鉴考异》,可以看到我国史料学的成熟。
然而司马光等仍有“以意忖度”的失误。
例如关于后唐庄宗封秦王李茂贞为秦王问题 ,《通鉴考异》的结论就是错的。
按欧阳修《五代史·李茂贞传》与《通鉴》均谓李茂 贞以岐王进爵秦王,当在后唐同光之世,即庄宗灭梁入洛之后。
而《庄宗实录》记李茂 贞于同光元年十一月遣使贺收复,已称秦王,自后皆称秦王。
至二年辛巳制,有“秦王 李茂贞可封秦王”云云。
《通鉴考异》认为“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
”并断言:
“必是 至是时,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据《旧唐书》及凤翔《法门 寺碑》等确凿史料指出:
“《实录》所书本不误,温公以意改之,却非其实。
”盖早在 唐昭宗时,已改封李茂贞由岐王为秦王。
至是,后唐庄宗“乃因其旧封授之,锡以册命 ”。
故云:
“秦王可封秦王。
”“《欧史》之误,与温公同。
”温公,即司马光。
近人曹聚仁写《现代中国通鉴》,深感取信于读者的不易。
他说:
“历史的基本条件 就是要传信,不能‘传信’,只好‘存疑’,假使最低限度的真实性都站不稳,即就不 必谈其他了。
”(曹聚仁《现代中国通鉴序》)由此可见,史料考异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 要!
四、清儒对考证学的广泛运用
校勘、辨伪、考异所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却相通,都是“归纳比较法 ”。
清代学者曾以之施于一切诸学。
其尤著者,如顾炎武、江永等以之考古韵分部;戴 震以之校《水经注》,分清久已混淆的经注;王念孙与子引之以之明三古辞气……皆有 功于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兹举《诗本音》与《经传释辞》各一例,以见清儒善于运 用“归纳比较法”。
按“行”字,《唐韵》已有二音。
行列之行(Hang)入十一唐;行止之行(Xing)入十二 庚。
《诗本音》卷1,《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下注 :
“考行字,《诗》凡三十二见,《书》三见,《易》四十四见,《左传》一见,《礼 记》三见,《孟子》一见,《楚辞》十三见,并户郎反。
其行列之行,行止之行,五行 之行,同是一音。
”即皆与阳、唐为韵。
这就是顾炎武运用归纳比较法,取证于《诗经 》及其他先秦韵文,以考古本音之例。
又按:
《诗·终风》的“终风且暴”之“终”,《毛传》、《郑笺》都训为竟日,嗣 后经师因循墨守,直至王念孙始发其覆。
《经传释辞》卷9,“终、众”条云:
“此皆 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
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
”“下文‘终风且霾’,‘终风且 @(11)’,义并与此同”。
王氏又列举《诗·燕燕》之“终温且惠”,《北门》之“终 窭且贫”,《伐木》之“终和且平”,《甫田》之“终善且有”,《正月》之“终其永 怀,又窘阴雨”为证,谓“终与既同义,故或上言终而下言且,或上言终而下言又。
说 者皆以终为终竟之终,而经文上下相因之指,遂不可寻矣。
”这就是王念孙运用归纳比 较法,研究《诗经》,明古人辞气之例。
正如王引之所说:
“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 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辞序》),可证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人不仅能读某字的古音,发现它的个性,而且能概括若干类似的 古音,找到它们的共性。
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即典型之一例。
钱氏把今读轻唇 音之字,逐一核之先秦汉魏之书,发现古人皆读为重唇音。
如“敷”读若“布”;“负 ”读若“背”或“倍”;“佛”读若“弼”或“勃”;“文”读若“门”;“弗”读若 “不”;“偾”读若“奔”;“方”读若“旁”;“封”读若“帮”;“勿”读若“没 ”;“无”读若“模”;“妃”与“配”同,“凤”即“朋”字之今形……由此得出“ 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5)的结论。
在研究古代语言学 方面,清儒的主要成果就在经过层叠使用归纳比较法,发现某些共性,如“阴阳二声相 配”说、“古四声不同今韵”说,等等。
这都是原理和规律。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儒还发现了古代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一些习惯。
例如汪中作《释三 九》。
“三”者数之成,“九”者数之终。
汪氏发现,古人措词,往往以“三”见其多 ,但不必尽为三;以“九”见其极多,但不必尽为九,所言“三”、“九”皆非实数而 是虚数。
他取证于先秦及西汉之书。
《易》:
“近利市三倍。
”《诗》:
“如贾三倍。
”《孟子》:
“陈仲子食李三咽。
”《史记》:
“三致千金”……所言之“三”,都以 喻多,而非实数。
同样情形,《楚辞》:
“虽九死,其犹未悔。
”《孙子》:
“善守者 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史记》:
“若九牛之亡一毛”,“肠一日而 九回”……所言之“九”,都喻极多,也非实数。
清代学术界最尊学贯天人的“通儒”,而提倡从精密的考证入手。
钱大昕所谓:
“通 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遗序》)乾隆、嘉 庆之际,考证学达到高峰。
如上所述,清儒善于考证,实际即善于运用归纳比较法。
但 他们是不自觉地运用此法。
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乾嘉诸老。
五、“实证主义”促进了考证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考证学巨子,虽已发明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考证条例。
如顾炎武取明陈第之 说,列本证、旁证以考《诗》之本音,开有清一代古韵学的先河。
戴震治学,自言不外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徒段玉裁本此二语,撰成《说文解字注》。
(陈奂《说文 解字注跋》)然而他们都未能表达自己思维的方法,从感性认识的变化程序来阐明考证 学的法则。
连什么是考证,乾嘉学者也没有给人正确的答复。
如江永曾解释为:
“考历 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有据者也。
”(汪藩《经解入门》)这还不能表明一个科 学的概念。
其后焦循不满意惠氏学派对“汉学”的盲从而欲取消“考据”之名,(焦循 《雕菰集》卷13《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也因不明白“考据”乃是治学的法则 ,与思想“保守”并不同科。
直到近世,胡适吸取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学说,用以总结乾 嘉考据的经验,才能为中国学术史填补缺陷,发明了考证学的理论。
在20世纪初期,实证派在中国学界亮相登台,从一个侧面,标志学术文化的发展。
其 涉及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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