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进路我的革命轨迹 第一部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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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进路我的革命轨迹第一部分
梁进路——我的革命轨迹第一部分
作者梁进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级干部,曾经历抗日战争等一系列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此文写于1996年,作者已于2003年3月辞世,这是他留给孩子们的回忆录。
他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历史细节,留下了宝贵资料。
我的革命轨迹
--作者:
梁进路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的革命生涯也有60年了。
我是紧跟在长征后面走过来的人。
我从193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如流的岁月催人老,现在我已是77岁高龄的老翁了(注:
此文写于1996年,作者已于2003年3月辞世)。
老年人好回忆过去,对一些陈年旧事大多淡忘了,但对革命阶段中的重大事情,还是记忆犹新,永远难忘的。
我的革命经历是平凡的,但当祖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能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为之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未动摇过。
可以说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我贡献出了全部精力,“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一)参加革命
1934年,我在山西定襄县立第二高小毕业,无钱升学,15岁的我就到河边村劝业工厂当了工人。
劝业厂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官僚资本。
工厂有织布、做军鞋、织军用裹腿带等工种。
我开始是打络子一天能赚一角钱,后来织裹腿赚多点也只有一角二分钱。
除去吃住则所剩无几。
1935年秋,部分工人闹罢工,到阎锡山的东花园去请愿,要求增加工资,结果被军警驱散,带头的几位工人被开除。
不久我离开了这家工厂,由我父亲介绍到太原一家米粮店当小伙计。
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顾客送粮食,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推独轮小车,这时我已经能推五六百斤东西了。
1936年冬,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晋绥军无线电信学兵队招考学兵的广告,条件是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高小文凭的可报名。
我就去应考了,结果被录取。
这样,我就过上了学兵生活,着军服,佩戴上等兵的领章,每月6.3元的军饷,吃一月4块多的包饭。
我们每天军事操课和无线电收发报训练各占一半,生活是很紧张的,还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
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宣言,指出“抗敌救亡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事业”,并成立了军政训练班,吸收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参加训练班。
1937年春节时他们还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宣传抗日主张,一时太原市的救亡气氛很浓。
但学兵队却宣布不准参加抗日救亡组织,也不准参加这类活动。
1937年3月,,我们要好的六七个同学在星期天到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找到“牺盟会”总部,申请参加了“牺盟会”。
以后我们在星期天常去那里参加活动,如参加形势报告会、演讲会、学唱革命歌曲等,还可以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
我们秘密参加牺盟会的事,一直没有被发觉。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我党领导八路军出师晋北,开展了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会战”。
八路军129师在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之战;115师的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敌决心。
当时我听说家乡定襄的许多村子驻有八路军,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平型关大捷的胜利,号召人民参加八路军。
我即辞职回到家乡,找到定襄牺盟会负责人智生元同志,接上了牺盟会的关系。
当时生元已被任命为华北抗日义勇军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之职,正要去上任。
生元同志原在我村师家湾当小学教员,并任中共定襄县县委委员,我们过去就认识。
他说:
“现在县委正在筹建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已定名为定襄学院,县委书记张连奎同志兼院长,你就报考定襄学院吧。
”于是,我于10月考进了定襄学院,11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放弃了忻口,太原吃紧,定襄、五台、崞县等几十个县的旧政权已瓦解,那些贪官们已弃城卷款南逃了。
共产党组织了“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代替了旧政府,组织和号召人民进行抗日活动,安定了人心。
县委书记张连奎是北平师大毕业的,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受命回到定襄家乡,组织起了中共定襄县委员会。
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头脑敏捷。
他知道要开展工作,首先要培养干部。
他找到几位有活动能力的、德高望重的同志在神山村原县立第二高小的校址上办起了定襄学院。
原二高小建造在神山村的遗山上,“神山古刹”是定襄八景之一,前临牧马河,后傍古寺庙,有千佛殿、藏经楼、龙王堂、三义庙等庙宇,还有一高耸的魁星塔是遗山的象征。
元朝史学家元好问号“遗山”,曾在此读书、修史,遨游五台山、雁门等地。
我现在还保有原遗山全景照片。
定襄学院于10月开学,教员颇为整齐,有原二高校长彭伯周,他讲授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
他是个共产主义者。
在二高时,他讲授语文、历史课程,但他却另编讲义讲授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
他宣传苏联消灭了阶级压迫,人人过着平等的生活。
智良俊老师是负责学院行政管理的,他是共产党员。
范富山老师教授社会发展简史;邢道山老师是县里著名的书画家,他教绘画和音乐;师祥甫老师是原二高的教师,他组织文化娱乐、编壁报、演话剧等宣传活动。
张连奎院长数次到学院对学员进行形势教育,还教唱革命歌曲。
这些热血青年在学院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
1938年1月28日晨,忻县城日军进攻定襄城,枪炮震天响。
神山距县城不足20里,学院领导就组织大家向山区东峪转移。
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路上高唱救亡歌曲。
当唱到“松花江上”时,不少人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侵占定襄城之敌,杀死群众8人,火烧了定襄中学后,于30日退回忻县城。
这是日寇第一次侵占定襄城。
我们当晚撤到东峪的南庄村,第二天同学们就酝酿着去参军打鬼子。
我们找到学院领导,提出了参加八路军的要求。
经领导和二分区司令部交涉获同意。
时值春节,正是阖家团圆过大年之际。
我们36名同学直奔五台县东冶镇,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教导队,被编为第二排。
还有十几名同学被派到县区“动委会”和群众团体做地方工作了。
(二)参加八路军
二分区教导队是培养连排干部的单位,上级是把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人当成干部培养的,对我们进行了正规的军政训练。
那时我还不满18岁,但已是同学中年龄较大的一个。
因我在无线电学兵队当过几个月兵,受过军事训练,军事动作、军人姿态较好,就让我当了班长。
在教导队学习刚三个月,二分区司令部就被转移到代县的峨口镇。
政治部驻在一个叫穆阁的村子,据说是穆桂英的梳妆阁。
我们走了四天才到目的地。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行军,每天走60里,还要背着步枪、背包和一条米袋子,所以许多人掉队了,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大孩子。
第二天行军就好些了。
我还算好,能时不时地帮掉队的扛扛枪或背背包什么的。
到峨口后,教导队就宣布结业,分配工作了。
我和七位同学被分配到民运科任科员,其他有的被分配在除奸科当侦察员,有的当了秘书,有的当了译电员,年纪较小的几个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去了。
1938年5月初,政治部民运科长燕蔷带领我们民运科全体加上勤务员、马夫共13人到冀中扩军。
我们由繁峙县沙河镇出发,途径五台山过海拔2800米的鸿门岩仍是冷风习习。
我们在菩萨顶住了一晚,经龙泉关到河北省的阜平城、曲阳县,与115师的骑兵营会会,然后由定县的清风店过了平汉路到了定县的翟城村。
燕科长将我们3人留在翟城村扩军,他带上其他人去了安国县。
那时安国还未被敌人占领。
安国古名祁州,是全国有名的药材集散地,市面还称繁华。
我们在这两处进行扩军。
当时日寇虽占领了平汉线的县城与大村镇,但广大的乡村它是占领不了的。
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就要参加抗日军。
当时我们是以八路军独立第二师的名义,燕科长为主任。
由于是正牌八路军,所以扩军很顺利。
当时冀中正是群雄割据,即所谓的“主任遍天下,司令赛牛毛”的时代。
有三五个人、一两条枪就可称司令、称主任的大有人在。
当时冀中有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是我党领导的队伍;还有国民党领导的河北民军,其司令张荫梧,经常和我们搞点摩擦。
我们扩军的方式,主要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道理,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动员群众参军,还要运用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领导作用,要他们团结一部分人组成连、排,集体参军。
我们还以少年先锋队名义号召小学中年纪大点的参军,到文工团、卫生部门去工作。
两个月后我们已经扩大到千余人。
我们返回冀西时,在定县清风店过铁路,被敌人打了一下,跑散了不少人。
回到沙河镇,将带回的500多人,编为二分区六大队二营。
8月份,我们第二次去冀中扩军。
这次比第一次的规模要大,并由分区政治部主任汪之力带队。
我们到达唐县西大洋后,由我带一个班长、两个战士留在路西的定北县和唐县一带扩军,汪主任则过了路东,带了一些连营级干部,仍以独立二师的名义进行扩军。
这次给我的名义是政治部民运科科长。
我们先在唐县一带,后转移到定北砖路镇,和定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但是在第二天拂晓,日寇袭击了定北游击队,牺牲了五六个战士,我们四人突围出来了。
这次经过两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大了100多人。
回到分区后这100多人被编为分区特务营第二连,并由一连抽调了一些骨干,编成150人的一个连队,任命我为这个连的政治指导员。
还由一连调来了连长聂永富同志和副连长李正刚同志。
他俩都是四川通江人,是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
还有排长李海青、班长乔家成等十余名红军战士。
从此,我就在二连战斗、生活了近3个年头
(三)三年连队战斗经历
二分区特务营,是一支军政素质较高,能打硬仗的队伍。
一连是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三营十一连的大部分编成的,其中三分之一是红军战士。
二连的班排长也大都是有战斗经验的红军战士。
连长聂永富带来了红军的好作风,管理方法好,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受到战士们的爱戴。
但我这个指导员却没有连队工作经验,可是我有敢闯敢干、善于学习的精神。
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在上级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胜任了工作。
1939年春,晋察冀军区提出“创造铁军连队”运动,有7条标准。
我连经过一年的工作和几次战斗锻炼,被二分区评为首批达标的连队,还代表二分区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
各分区均派出一个连队在大会期间逐项考核达标情况。
我连军政科目都达到优秀,只有篮球没有参加比赛。
大会于11月7日在唐县的军城召开,这时日寇对我北岳区的冬季扫荡已经开始了,大会还没结束,驻地就听到了炮声,于是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总结中号召四个分区的受阅部队再来个打胜仗比赛,掀起了比赛打仗的热潮。
一分区部队在涞源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日军旅团长阿部中将,使日军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这时扫荡之敌正转向二分区。
我连迅即由军区返回,一天一夜爬了两座雪山走了130里路,才赶上了高洪口的歼灭战。
12月3日,由阜平向五台城撤退的鬼子已退过长城岭,二分区的主力四团和特务营侦知敌人的行动后,于4日拂晓前进入敌人必经之地的五台南高洪口埋伏起来。
初冬的五台山群峰已粉妆玉琢,清水河也被坚冰覆盖着。
我们忘掉了严寒,忙着布置火力点,选择冲锋路线。
南北高洪口是和龙台大道平行的两个村子。
清水河在大道以南流过,村边有条一人深的水渠,是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营部给二连的任务是将行进之敌斩断,切下一截来,并封住切口,不让敌人跑掉。
我们安排一连打中间,三连是预备队,四连担任尾击部队,计划以“揪其腰断其尾”的战术,将“切下来”的敌人歼灭之。
天亮了,积雪的大道上,蒙蒙的晨雾中,敌人的行军纵队露头了,人马中夹杂着辎重行进着。
营的重机枪开火了,各连都吹响了冲锋号,各种火力都倾斜到敌人头上。
我像平时战斗演习时那样,站到高处大声喊着:
“敌人动摇了,冲啊!
”连队战士们端着刺刀高喊着杀声向敌人压去。
被切下的“尾巴”有300多人,在我军突然的火力下死伤了一片,活着的被围在清水河畔顽抗着。
我们投去了雨点般的手榴弹,炸开了水面,使想从河上逃命的鬼子掉进了水中。
他们有的头先下去,有的只露个脑袋,我背着驳壳枪和5颗手榴弹,都“送给”了鬼子。
岸边还有几对在拼刺刀,只见战士张金山正抱着鬼子在翻滚着撕打,两人的枪都甩在地上,班长陈双城上去给了鬼子一枪。
激战不到半小时,在二连阵地上的鬼子就被消灭了。
这时一排长蔡海发现一个藏在大石头后面的鬼子,就指挥着一排从三面包围着他,喊着刚学会的日语口号要他投降。
但这个鬼子突然从大石头后一跃而出,一手拿手枪将一排长打伤,一手抡着战刀将上去捉他的班长打伤,又砍中了战士张顺来的头部。
愤怒的战士们这才用排子枪将其打死。
原来他是日军的木内大队长,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大部人马被消灭了,只好用一拼而死的办法向天皇尽忠了。
当时他的手枪掉在地上不知被谁捡走了,战后清查时也没下落。
我当时上去解下了他的枪套背着,后来营长要我交出手枪,我说手枪不知被谁拾去了,我只拿了个套子。
他就发火耍军阀主义,弄得我很不痛快,还哭了一场。
后来才知道是战士乔云义捡走了,他负伤被送医院了。
后来这支手枪被分区政委赵尔陆要去作为纪念品了。
1940年春,日寇的春季扫荡来得比往年早,五台城集中了500多鬼子,于3月6日经高洪口在当晚进到河北村,7日晨出发向我耿镇进犯。
我四团进行狙击,激战一天,挫败了敌人进占耿镇的企图,让敌人又退回了河北村。
该敌于8日晨经高洪口向五台城撤退。
特务营营长何能彬政委郑元宏指挥一两个连跑步经唐家庄直插南高洪口,正遇到敌人一个中队兵力的后卫部队经过,立即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战斗形成了对峙。
后来敌人从南高洪口后山向我营的侧面迂回,正面敌人亦发起了进攻,我营处于两面夹击之中。
这是一次指挥失当、后援无济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何营长负伤,二连连长聂永富牺牲,我带一个排掩护连主力撤退,排里伤亡亦较大,副排长杨宪武负伤致残,跟我的通讯员崔文秀也牺牲了。
我在向唐家庄跑步撤退时,被一块石头绊倒了就趁机爬着歇歇气。
这时天已黄昏,我就一拐一拐地向唐家庄退去。
这时,我听到头顶的山上有敌人说话,就藏在一个土窑洞内,听着敌人下山进入了高洪口,我才到唐家庄找到二连连部。
文书董敏看到我时既惊奇又高兴地说:
“我已将你牺牲的报表送营部了。
”原来是我摔倒后休息了一会儿,战士们看到我没马上起来,以为我被敌人击中了,闹出这场误会。
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高洪口战斗。
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华北八路军发起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编成的西路军主力开始出击正太路东段娘子关地区。
特务营作为西路军的偏师行动于正太路北侧的孟县地区,准备战役发起后即将孟县城北龙华河河谷地带的上社、下社、会里三据点之间的通讯设施、公路交通彻底破坏,并相机攻击歼灭这三据点之敌。
以下社为中心的三据点是串在一起的三个村子,会里在滹沱河边的山上,这样就构成了分割我分区的封锁线。
三据点居中的下社是这个中队的指挥中心,它是进攻我分区的前沿基地和作战物质的囤积地。
这里有日寇独立第四混合旅团的一个加强中队,共有兵员200余名,再加伪军、伪政权人员共计400余人。
他们的火力配备较强:
下社、上社、各有山炮一门,迫击炮和九二式重机枪各据点各有一门和一挺。
这些据点里都筑有碉堡,下社的村子里还修了土围子,屯集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8月25日夜,我对下社发动了攻击。
营里以两个连为主攻,还组织了40人的“奋勇队”,队长是一连连长赵兴玉同志。
我们由一个连佯攻山上的炮台牵制敌人,“奋勇队”上去攻占了寨门,俘虏伪军数人,缴获步枪两支。
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通道,为避免大的伤亡,我们撤出了战斗。
接着的几天我们日夜袭扰该敌,弄的他们很恐慌,整夜乱放枪炮。
8月23日晚,营里组织了对北会里的攻击。
北会里共有两个炮楼,一连攻击上面的小炮楼,二连攻击下面的主炮台。
一连的一位排长用大砍刀砍开铁丝网,向外壕和敌炮楼投掷了百余颗手榴弹,他不幸中弹牺牲。
二连突击队冲过铁丝网,占领了厨房和浴室。
但在对主炮台的攻击中,连长刘广远负了伤。
由于我军没有攻坚的经验和装备,只靠手榴弹,虽然也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解决不了战斗。
北会里之敌于9月1日撤退到下社,据点被我收复。
9月1日,分区政委赵尔陆来到特务营,和大家一起分析敌情和我军动态,认为下社之敌经我军数次袭扰和攻击,更加动摇和恐慌。
再加上我西路军主力在完成了破击正太路任务,攻克了娘子关及井径煤矿,破坏了敌人的燃料基地后,正率部向孟县以北转进。
因此,下社之敌随时都有向孟县城撤退的可能。
赵政委审时度势,认为在运动中歼敌更有利,决定立即调整战斗部署。
9月2日,全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赵政委在会上讲了话。
他的讲话,既是战斗动员,也是作战命令。
他讲了华北我军雄师百团在各个战场团歼日寇的胜利,告诉大家下社之敌随时有逃跑的可能,我们要将该敌消灭在运动之中。
并要求特务营和十九团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
他还表扬了特务营在进攻下社和北会里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并说明收复这三个据点以扩大二分区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意义。
赵政委很善于作鼓动工作。
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后,情绪更加高涨。
当晚我们就对下社进行了袭扰,敌人的枪炮声彻夜不停。
部队在夜间调整了部署,将一连配置于下社以南的碾子坪村,以狙击下社出逃之敌;将二、三连仍置于下社附近,准备追歼出逃之敌;分区的游击二支队则安排在黄沙口附近,以阻击上社来援之敌。
赵政委将指挥所设置在下社以东的930高地上的一个小庙中,亲自指挥我们打下社。
9月12日,十九团攻克了东会里,其中一部向上社逼近,3日孟县城和西烟镇增援上社日军百余名。
4日,上社驻敌上百人进到黄沙口,遭到二支队阻击;下社敌一部进到碾子坪,遭我营一连阻击,两路敌人企图会合未逞,各返回原地。
5日,上社之敌200余人再次进到黄沙口,下社撤退之敌绕路由下细腰村爬山绕过碾子坪于下午5时进入樊家汇村,与上社接应之敌会合后,即慌忙向上社退去。
下社敌人进入樊家汇村时,那个杀人魔王绰号“二百五”的小队长还疯狂地屠杀了11名无辜群众。
这是这伙敌人在覆灭前夕又欠下这中国人民的一笔学债。
但血债总是要用血来还的。
我连进入下社时,村里零乱极了,到处扔着没有枪栓的步枪,有些枪身被砍了几战刀,共有30余支。
敌人煮好的大米饭还冒着热气,打开的罐头还没有吃就慌忙撤离了下社,我查看了一下仓库,有很多弹药,还有大衣、军毯、雨衣、米面、烟、酒什么的,有许多箱。
群众说:
“日本人用汽车拉了一年的东西都给八路军留下了。
”
敌人退到上社后,未多停留就向孟县城方向撤退。
6日晨,十九团三营的两个连也进入上社,我们两支兄弟部队迅速追击下去,在兴道村抓住了这股敌人。
兴道村位于上社与孟县城中间,两旁都种着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现已是果实累累的成熟季节了。
当我们追击到兴道村时,十九团一部于5日晨西马河驿出发向上社逼近,已到达神泉普田地区,6日上午九时,这样前堵后追就形成了在北兴道、南兴道、东兴道、乔上等村的一个大包围圈,鬼子在我围歼下,伤亡很大,有些鬼子钻进了青纱帐抵抗挣扎。
村落里、田野上、青纱帐里,到处是喊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
特务营一连沿着兴道村东边迂回包抄敌人,二连和三连在后面紧追着敌人,这样就形成了大包围圈中又有小包围圈,敌人被我东一片、西一块地分割吃掉了。
我连在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一门山炮,战士们高兴得上下摸着大炮,有个调皮的小战士还骑在炮身上欢笑着。
这时,不甘心失败的鬼子军官,驱赶着十几名士兵,高举着战刀,呀呀地叫着扑了上来,妄图夺回山炮,但在我班长张甲申等的一顿手榴弹猛砸下,大都报销了。
我们搜索残敌时捉到一个日军小队长,他的脸被手榴弹的烟熏得黑黑的,后查明他就是那个日军在下社的杀人魔王“二百五”。
还有四个日军的随军女人也从高粱地里哭哭啼啼地走了出来,都是朝鲜人,大概就是所说的“慰安妇”吧。
此役,特务营配合兄弟部队收复了北会里、下社、上社三个据点,加上兴道歼灭战,共消灭日寇一个加强中队及一百余名增援部队。
单说我连就缴获山炮一门。
迫击炮一门,长短枪40余支。
进攻下社时,我们曾发现30支没有枪栓的步枪,这次又正好从一个麻袋里缴获了枪栓,枪和栓配了套。
我们还击毙了石冢中队长并缴获了他的两套新呢子礼服及武器装备。
至于打死打伤敌人之数则不好以连为单位进行统计了。
战役后期特务营正在围攻五台西天和据点时,日寇对我军区的报复扫荡开始了,我连遂接受新任务撤离了西天和。
有个笑话顺便说说:
在西天和山上,我和连长都穿着鬼子的黄呢子大衣在说着话,有个老乡对我俩说:
‘报告太君,本村平安无事。
“我俩都哈哈大笑。
原来是西天和附近的村子每天都要向敌人送情报。
老乡看到我们大笑,认出了我们是八路军,他也笑了。
12月初,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扫荡后,特务营又以进攻的姿态,以连为单位活动于五台城豆村一带,打击小股出没之敌。
我连在东南茹村打击了五台城出犯的伪雁门道警备队,打死打伤了20余名敌人,缴获步枪数支,用新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1941年初,日寇对我二分区的五台、孟县地区开始了春节扫荡。
由五台城出动的敌军600余人,带牲口百余头,进到河口村向我耿镇方向进犯。
4月4日晨,营长郑元宏率领一、二连到河口与高洪口之间的王家庄搜索前进时,发现有一股正在王家庄和瑶芝村之间的河滩上大路边停留的敌军。
他们很可能是对我军的行动有所察觉,正在进行战斗部署。
郑营长当机立断,迅速占领瑶芝村南高地,指挥九二式重机枪向还在停留的敌人猛烈扫射,两个连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那时,我已改任营的分总支书记了,郑营长要我和赵兴玉连长率两个连向敌冲击。
敌人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队形大乱,死伤了一片,有的向后退却着,有的零乱的抵抗着。
可惜,因配合作战部队来迟一步,未能给该敌以夹击。
敌人经过整顿,仗着兵力优势,对我发起了反击。
不幸,郑营长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时,被敌人击中胸部牺牲了。
我和一连的赵连长,打退了敌人的反击后撤出了战斗。
此一仗给敌人造成很大的伤亡,打掉了它的锐气,这一路扫荡之敌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可算我们的第三次高洪口战斗。
郑元洪同志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时年16岁。
二分区政委赵尔陆著文沉痛悼念这位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将鲜血洒在五台山区的模范干部、模范营长。
悼词中说:
“他力求进步增加知识、学而不厌的精神,在其不断的学习中得到巨大的进步。
”悼词高度赞扬了“元宏同志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坚决勇敢地完成了党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在英勇的战斗中,郑元宏的名字已使敌人闻之胆寒。
他率领着”勇营“(特务营代号)打死了敌人的木内大队长、石冢中队长、藏重大队长......”。
百团大战后,在干部鉴定时,郑元宏同志被评为模范营长、模范党员。
我也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干部。
1941年5月,特务营被编为分区二十六团第一营,营长刘维山,赵兴玉为副营长,我为副教导员。
我原在的第二连调为分区特务连,四连改成了二连。
我的三年连队战斗生活就结束了。
在三年的连队工作、战斗中,我得到了锻炼。
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除前面说到的几次战斗外,还有柏兰镇配合十九团的阻击战、白家庄攻坚战、反击顽军新二师的战斗及奇袭五台河边村的战斗等。
在这三年中我们同时参军的同学已有5位牺牲了,他们是五大队七连副政指张明远同志,在高洪口被袭时牺牲;特务营三连指导员韩熙康于柏兰镇战斗中牺牲;二十六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王挺旺于反扫荡中牺牲于孟县仙人村;二分区司令部译电员梁道荣在反扫荡中死于蛟潭庄;分区政治部民运干事齐仁谦也在反扫荡中牺牲。
经1941年的反扫荡后,我分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开展“线外的线外”游击战争,上级决定将二十六团分到两个地区队,二十六团番号撤消。
我营分到滹沱河以北的五区队(又称河北区队),在山阴、代、崞(今原平)一带活动,为河北区队的一大队。
其余二、三营的大部分到滹沱河以南的四区队,活动于忻、定(定襄)、孟、阳(阳曲)、寿(寿阳)等地活动。
“线外的线外”即封锁线以外,也称为“敌后的敌后”。
由原二十六团团长曾美同志任区队长的这支携带重机枪的部队,一到山、代、崞这一带,就被敌人发现了。
敌人很为恐慌,不断组织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战斗十分频繁,差不多三五天就打一仗。
我们区队处于五台城、东冶镇、崞县城三角地带、这几个大据点也是敌人进攻我军区的前进基地,能随时调动兵力。
五台城北沟有个村子叫王全庄,半个月之内就打了三仗。
我曾给分区小报写过一篇通讯《王全庄三次战斗记》。
1941年春夏之交,部队发生了大量夜盲患者,有的连半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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