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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明
新华社记者杨明
新华社记者杨明《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
真没想到足坛会有这么黑!
哪里还有什么王法、良心、道德!
嘴里叼把哨子,居然每场能叼出老百姓打工一辈子换不来的收入,真真令人发指!
皇天在上、公理在下,不惩治这帮黑哨,天理难容。
中国足协,一个注册资金500万人民币的社会团体,行使着处罚权、行政管理权和国家代表权的民间机构,居然变成了超越法律之上的部门,它在足坛领域可以呼风唤雨,掌握着球员和俱乐部的生杀予夺之权,它的身份虽然在法律条文中都无法界定,但它的掌门人却被足球圈里的人视为“天子”。
这种反常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足球这种游戏,通过市场哈哈镜投射后,骤然变形,魔鬼般狂热的需求,在7000名“丐帮”般的足记们疯狂炒作之后,达到了把上帝都能吓死的程度。
媒体对足球掘地三尺的轰炸,培养了上亿的球迷,睁眼就是足球,闭眼也是足球,足球无处不在,足球笼罩着中国。
什么东西一进入中国的足球圈子立刻就膨胀、放大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新闻、内幕、流言,当然还有贪欲、欺诈、腐败和官僚。
由此,魔幻的足坛里便出现了许多狰狞的魔鬼,有场上的、场外的、假球、黑哨、黑社会和赌博集团,在这片温度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中,肆无忌惮地疯狂滋长。
欲望、各种黑的、黄的、见血的和吃人不吐骨头的欲望,在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里秘密地进行着罪恶的交易和勾当。
而天真幼稚的球迷,脸上画着油彩,头上绑着布条,用生命的热情嘶哑地呼喊助威着,他们哪里知道,比赛前比分就已经敲定了,胜负只是实现罪恶交易而不得不走过场的形式。
黑衣法官们、假球的参与者们,还有行贿的俱乐部的老板们,装模做样地各自表演着,一场良心交换给魔鬼的勾当悄悄上演。
当球迷沮丧地回家后,黑哨和假球的制造者回到宾馆,插上门闩,开始贪婪地点着成叠的钞票,乐到天亮。
不,有时候他们并不乐,一场才6万元,日他娘的,关键时非要黑他100万!
既然没有证人、没有白条、天知地知,管什么良心是否喂狗,一笔不敲下个豪华别墅不算能耐。
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足球圈里的行规和公开的秘密!
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多年而中国足协却说管不了!
这已经发展到几乎所有国内甲级联赛的球队,谁不给裁判送大笔银子,谁就别想在圈子里面混,上百个裁判被公认只有一个好人的程度。
当每一个好人被逼不得不学坏时,当整个环境和空气都充斥着毒素时,不时时务者和拒绝玩相同游戏者就是傻帽和异类,这种异化现象已经无数次证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俱乐部真傻吗?
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谁给谁不心疼。
不通过财务作账的钱干吗不自己贪污了去?
你要是这么想,你就是傻帽。
如果甲B队冲A成功,光足协就发赏银500万,还有门票呢,还有广告呢。
给裁判100万,换来1000万,就是文盲也能算下这笔账。
既然别人都在一边骂,一边咬牙塞钱,是男人都得打脱牙齿和血吞。
现代心理学家奠基人荣格曾提出个“集体无意识“的命题,套在足坛上恰好适用。
这些生意场上精明的老板,只能闭起眼睛硬充横路竟二,集体傻,不算傻,都装不知道。
但是,终于有人玩不起了,这是两家辛辛苦苦攒钱过日子的民营资本家。
吉利老板李书福是个典型的农民,一个和葛朗台差不多的“铁公鸡”。
他介入足球完全是个偶然的巧合。
“冠名权1000万,再咬牙添上500万就能买下支球队,这是一筐鸡蛋和一群母鸡的区别。
他一狠心,买球队!
“从小商小贩起家的李书福就这样混混噩噩地进入了足球圈。
“我连足球是多少人踢的都不懂,根本不懂什么叫越位,更不知这里面有这么多黑名堂。
”
他在采访中透露,队里人开始说服他做场外工作时,精明的他领会了。
“行,给裁判买件呢子大衣,去他们家送几盒点心,去吧,我同意。
”
那人不动窝。
李书福又立刻领会了,一咬牙,“给他2000块钱,行了吧”。
那人还没说话。
被称为“绝对农民”的李书福真急了。
“有没有搞错!
我搞定一个新闻记者,500块就能见报条大稿子,一个破吹哨的,他凭什么挣钱比我还容易!
不给!
你们骂我是农民,我就是农民!
”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
吉利不给钱,前几场连续赢,名次居前,但是,接下来却连续五场不赢。
没办法,李书福痛苦地拔毛了,一直拔到广州那场众所周知的比赛。
李书福玩不起了,通过吉利球队他已经让自己的汽车全国闻名。
八个月的付出对他来说除了一种被人强奸的感觉外,也有收获。
所以,他宣布金盆洗手,退隐江湖。
在宣布退出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要是他能压住火,照着计划念通稿子就和足球彻底拜拜了,但是,这个总是笑脸盈盈的生意人,念着念着,心里的委屈启动了他肝脏里的怒火。
“我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发起火来,拼命压也压不住。
我现在后悔了,我通常很少压不住火的,”李书福透露。
李书福这样的生意人,没有文化,对当官的和记者平时都呈献媚状,他那打都打不消失的笑脸就是习惯于讨好对方的证明。
然而,他少有地愤怒了,他不容许别人剥夺他辛苦赚来的碎银子,他因此而成为了中国足坛上第一个主动揭黑的斗士。
“我一点不想出名,我就想埋头做我的生意。
其实我们已经退出了,有人说我们是故意炒作自己,其实。
。
。
其实。
。
。
其实。
。
。
。
”李书福以平均每讲四个字、伸手抓吃一条咸鱼干的速度进行着谈话。
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吃速毫不影响他的说话,他的笑容洋溢在红红的脸蛋儿上。
他好象还是个孩子。
整个场面对我来说奇特极了,宋卫平一直在旁边偷偷地乐,单无疑是他买的,话和吃的却吞吐于李书福一人的嘴巴。
宋卫平和李书福不是一类人,绝对不是。
这个人不象是个生意人。
这位从借款15万元发家到20亿的商人有他的价值取向和做人标准。
他大学学的是历史,毕业去党校当教师,给学员灌输的都是自由化观点,受到批判,被逼下海。
他搞足球是因为喜爱,和他经营的主业—房地产,没有直接关联。
此人出语不凡、见解独特、文化底蕴深厚。
如果说,一眼就能判断李书福是个农民,那么,不经过长聊或共事,你绝对难猜宋卫平的心。
我对他的好奇从一接触就开始了。
书中,他将是我反复提及的主角。
陈培德,一个中国官场上罕见的耿直之士。
老百姓对于他支持打黑的动机没有猜疑,但是,官场上的有些人士费尽心思地揣度他的动机。
真有无私、无畏,疾恶如仇的官员吗?
少见,太少见了。
他曾苦笑着说,“江苏体育局局长打电话给我,‘老陈,你怎么年龄越大越幼稚了’,我对他说,‘你怎么年龄越大越老奸巨滑了”。
中国的官场上有特定的游戏规则,溜须拍马、曲意奉承、查言观色、推脱责任,这是许多官员保乌纱帽的行为准则。
陈培德自嘲“我是官越当越小,年龄越来越大。
”这位局长大人九运会前曾“出过一次风头”。
他把乌纱帽掼在桌上,铁铮铮地向上表示:
“浙江坚决反对兴奋剂,只要我们的选手被查出一例阳性,我这局长就主动离职。
”
他在主动支持浙江两家企业揭黑的态度上也是另类。
谁的属地愿意出这种污秽丑闻?
想遮还来不及,遑论主动揭短。
但是,我对他动机的确开始看不明白。
这个快退休的人到底想干什么?
怀疑所有接触的人,成了我这次涉黑报道的基本态度。
人心难测,不能轻易地被人利用成工具。
陈培德,“众人皆浊我独清”吗?
让我们在书里洞察这神秘人物的秘密。
还有一个人物不能不提及,对了,就是阎世铎。
以一个官员的角度透视他,他反映出不同的层面和色彩;从一个人的角度去审视他,他的内心情感和秘密藏得很深。
无疑,这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含而不露,可能是他故意施展的障眼法;他的自负和自信混杂而成,他的官气和两袖清风,使他成为官场上有特色的人物。
“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阎世铎的一半是大家熟悉的官员,另一半则是我一直求索的秘密。
我一直搞不清,为什么,陈培德、宋卫平和李书福,以及社会大众,都不怀疑他的清廉,他难道和足坛腐败没有牵连吗?
就因为他上任才两年吗?
公认为清廉的官员在中国官场上,不论有没有能耐和业绩,已经被视为难得的好官。
阎世铎有一定的能力,也有一定的业绩,但是,球迷和媒体为何还要骂他呢?
是因为足协掌门人处在难逃挨骂的位置吗?
这些问号不断在我采访和接触他的期间里,翻滚变幻,而阎世铎的形象也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复杂,构成了本书的主旋律。
人物的复杂、事件的复杂、足球的复杂、裁判的复杂、司法的复杂、官场的复杂,而这所有的复杂本质上都折射出人心的复杂和人性的复杂。
刨析人性,这是千古难以揭开的谜底。
可能大千世界里,最难揭开的就是人性之谜。
裁判身份之谜还没有揭开,整个体育界腐败的谜还没有揭开,形成腐败的谜也还没有揭开。
在这本书中,一个谜套着一个谜,可以说是谜谜相套。
我们从一个角度或一个层面揭开一个谜的同时,便同步进入另一个角度和另一个层面的谜,更深更大的谜排在后面。
人类社会的进步大概就是揭谜的过程,没有这种好奇心和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萎缩。
进步的同时也注定着悲哀和遗憾的产生,正如这本有关黑哨的小书,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试图揭开一个大秘密的小角。
我怀着复杂、沉重、矛盾的心情,短时间内匆匆写就了这本书,留下的遗憾是多重的。
当最后一个句号结束后,黑哨事件还没有结局。
这次扫黑风暴会有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吗?
前言
出版这本书肯定是要冒风险的。
由于我跟踪采访了揭露黑哨和足坛腐败的全过程,由于我调查黑哨时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和承当反映内参的特殊任务,这使我亲眼目睹和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黑哨内幕和社会大众关心的谜团。
作为一名记者,我无法不遵守保密纪律;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将人们迫切想知道的、不在内参档案中的黑哨采访经历公之于众。
这里,我怀着对一切贪赃妄法之徒的愤怒、以一介普通公民的身份,写下这本《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
当打击黑哨的斗争进入了一个相当令人无奈、令人扼腕长叹,因种种体制壁垒和法律困境使诸多明显构成犯罪、人神共讨的黑心裁判和其它足坛丑类,居然因缺少证据可能会逃脱法律制裁的时候,社会良心和公理昭示我们:
虽然法律之剑可能对假球、黑哨无可奈何,但是,人间正义和大众民心却不能遭到无谓的强奸,我们起码可以把我们心目中认定的那些丑类推上道德和正义的审判台。
在叙述秘密采访和艰难取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牵涉举报人和涉嫌犯罪裁判。
在完稿之日,揭黑俱乐部并没有将"正版"黑名单公开曝光,中国足协并没有将已经"认错"的那些裁判公布姓名,我不想掩饰对中国足协的失望和对我国司法界的困惑。
除了内参稿件不能公开外,我不认为全国人民和媒体在这场反足坛腐败的英勇斗争中需要保密什么。
书中将以明线和隐线双轨纪实叙述,明线中有全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些信息,也引用了新浪网网民的反应和一些个人的精彩评论,旨在证明全国大众都参与了这场反黑战斗。
隐线是主体部分,则以调查手记的形式叙述作者追踪黑哨的独家内幕,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秘密"和外界广为猜测但难知内情的"谜团"。
揭露和曝光不是目的,我希望读者通过了解这些内情、真相,深刻思考产生这大面积腐败的根源和如何有效地净化我们生存的环境。
众所周知,黑哨只能算中国足坛腐败之一角,这种隐秘而令人憎恨的权钱交易更不仅仅存在于体育界。
虽然这场打假扫黑反贪斗争最终可能因种种原因夭折,许多黑哨依然在阳光下行使着本该被剥夺的权利,但是,这种反常的结局对我们似乎更具启迪作用。
大愤怒后的大悲哀可以令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反思和自省。
我以为,批判现实并不见得比道德启蒙更有效。
单纯寄托于法律来惩治和杜绝一切罪恶是种悲哀。
当环境迫使每一个好人都变坏时、当没有法律约束道德就变成垃圾时、当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和东方传统美德的泱泱大国处于"礼坏乐崩"、拜金主义盛行时,谁敢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道德君子、无暇圣人。
呼唤法律的同时,更要呼唤道德。
道德的约束力虽然没有法律有效,但却更加绵远和深邃。
对于一个道德水平普遍相对低下和法律条文上明显存在许多漏洞的国民来说,深刻反省和愤怒声讨虽然属于两个不同层面,但需同步进行。
腐败能够彻底铲除吗?
人心能够彻底净化吗?
希望《黑哨》一书能够唤起读者的冷静思索和对社会、法律、道德乃至人心和人性的无情拷问。
第二章密访阎世铎
1、“天子”脚下和“紫气东来”
摘自12月28日作者日记
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来北京,新华社体育部副主任许基仁让我加入黑哨采访。
我倒是早就想联系他,做点深入的调研。
上午,我和他一起去见阎世铎,黑哨报道我开始正式进入。
通过中国足协新闻官董华的安排,我们驱车于10点以前赶到中国足协驻地。
这个在国内大名鼎鼎的机构隐藏在一条清净的小马路上,确切的地址是北京龙潭湖丙三号。
外面有块不引人注目的小牌,那幢楼是个饭店,足协偏安一角。
我们将车停在楼对面。
下车后,警惕地看了看有没有盯梢的“狗仔队”,因为,阎掌门要面见方益波的消息已经被炒的漫天飞,足球圈内的记者都在关注这件事,我们不希望行踪被暴露。
除了几个老头和一个打扮像外地老乡的人在周围外,似乎没有值得怀疑的对象。
楼前冷冷清清,熟悉足协的人知道进入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小楼除正门外还有一个小侧门,那是个玻璃格子间,颇像卖烟的临时摊子,里面有个老头很负责任地用警惕的眼光和怀疑的口吻对每一个造访者打量和盘问。
我们没有走小门,从饭店正门进入。
左手一个通道门上写着“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球协会”的铜匾。
进入通道,发现墙上标有足协在二、三层的提示。
中国水上运动协会、足球彩票管理中心等机构在其他楼层。
我果断地按了二楼电梯。
看门老头从玻璃间追过来,问:
“你们找谁?
”
“找足协”
“找足协谁?
”
“已经提前约好了”。
电梯门适时地开了,在老头离我们两米之遥时,我们闪身进去,电梯外传进老头沙哑的大嗓门:
“嘿,别走!
”
二楼到了,狭窄的过道左手有一扇防盗铁门,虚掩着。
墙上有对讲的号码装置。
如果门锁着,不得到里面的人同意,看来只有贼才能进去。
我们没有犹豫,推门而进。
走廊窄且暗,有些墙皮已经剥落,每间办公室都小而且乱,有几间屋子里没有人。
我们直接找到新闻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女士在电脑上敲字。
此人应该就是程卫,我在美国报道世界杯女足期间和她有过电话接触。
“你们坐,”她帮我们整理了一下椅子,房间只有12平米,两张办公桌和两台电脑桌占了大半个房间。
她出去叫董华。
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足协的领地,好奇地打量起这间屋子。
房间显得很破旧,没有任何装修,白墙下面刷的是70年代公家单位普遍流行的苹果绿墙围子,水泥地面。
这种简陋的办公条件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和我原来预料情况是天壤之别。
这简直就像街道办事处!
财大气粗、每年管理、运营着几十亿资金和投入的中国足球最高管理机构、在社会上被传言为富的流油的中国足球的办公条件居然如此窘迫,实在令人无法置信。
在中国足协注册的有7000多名足球记者,这数量是全国体育记者总量的八分之七,谁能相信,管理和对付这些无孔不入、把“中国足球剥光了”的足记们的工作就由两个人负责,神仙都管不住记者,1∶3500,这个比例反差之大令人感到窒息。
董华进来了,热情寒暄。
他是1985年大学毕业后到《足球世界》杂志任记者,和许多老记是朋友。
我们属于同代记者。
董华拿出“白沙”牌香烟给我们抽。
他抽这种中低档香烟也令我有点吃惊。
“阎头马上就见你们。
真不好意思,大老远的把你叫来,”他对方益波表示。
“你看看,”他点着电脑上新浪网页说:
“你的大名已经被炒得漫天飞,谁都知道老阎要见你。
足球就是这样,能让你一天就成名,也能让你一天就载跟头,过不了几天,你就变成男李响了。
”方益波闻之苦笑。
我看到办公桌上有份《足球》报,没见到别的报纸。
看来,董华他们主要是根据网上的信息掌握动态。
如果没有假球和黑哨的事,中国足协年底将会是何等风光。
世界杯出线,44年的苦盼和折腾,铁树刚开了花,黑哨丑闻就又把刚见到点亮光的中国足球打回地狱。
中国足协遭遇了中国足坛历史上最大的危机,看来,这个年他们是绝对过不踏实了。
走廊上,遇到了张吉龙,寒暄了几句。
他进入单间办公室时,我向里瞄了一眼,发现他的办公室也和新闻办一样大,同样的寒酸,只是显的干净些。
9点55分,我们随董华进入了足协的会议室。
会议室是中国足协办公区内最“豪华”的场所,估计有80平米。
深棕色的桌子围成扁长的椭圆型,有17把椅子。
房间内有个净水装置,对面有两个百氏可乐的立式储冷柜,我注意到里面是空的。
在一面墙前摆着一面高50公分、长一米余的镜框匾,上面写有四个繁体大字:
“紫气东来”。
这几个字令我联想到了颐和园内的那几个具有帝王之气的题跋。
这块匾也令我一惊,
正是从这几个字里,我才猛然意识到:
中国足协虽然办公处像个街道办事处,但实质上却是具有主宰中国足球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
好一个紫气东来,我们现在处身于中国足球“皇宫”的“上书房”,等待着“天子”的召见。
秒针刚好指向10点,阎世铎西服革履、沉着镇定地走进门。
他夹着一个黑皮笔记本,端着一只茶杯。
直接到座位上,把手里的东西放好,郑重地绕过来和我们握手。
他那职业性的浅笑挂在脸上,脑门发亮,和往常一样,他的头发梳得精光。
“临危不乱,处乱不惊”,这是那天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
去年十强赛中,阎世铎在阿联酋的一家饭店中单独接受过我的采访,他从别人嘴里了解到我是个“有水平的记者”,所以,他把对中国足球的深层思索和中国队世界杯出线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观点,没有保留地提供给我,而我也信守承诺,没有提前发他的独家专访,直到中国队出线后才将对他的专访通过新华社公开发表。
阎世铎在国人心目中是个褒贬不一的人物。
现在,骂他的人趋多,但他的理论水平、文化底蕴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的干部中出类拔萃;他的自信和定力十足,对事情的判断和处理上有他的独到之处。
他鲜明的个性和十足的官员派头使他成为一个复杂而有别于其他官员的特殊人物。
他干练果断,但果断中混杂着自负;他绝不是那种对着文章把“翻下页”都念出来的官僚,他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风格,其中不乏出色的警句和老百姓语言中的精髓,而且,我觉得,他的即席谈话比他的笔头表达更出色。
假如他是个围棋选手,那么,他的大局观,也就是布局的能力,绝对不低于九段;假如他是个佛门弟子,他的处变不惊的定力和对世间万物都取平凡心对待的本领也绝对达到高僧的境界。
处在中国足协这个位置上,不会有不挨骂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阎世铎基本不看报纸和互联网。
他曾私下说,他喜欢看书,尤其是哲学书。
他曾讲过一个细节,说上大学前,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体育,上体育课的时候他常看书。
一次,被体育老师发现,批评他,他说,他这辈子肯定不会干体育。
但是,命运却阴差阳错,他最后上了体育大学,而且干上了足球协会的副主席和足球管理中心的头。
身在官场多年、但在足坛腐败环境中做到洁身自好;受到揭黑俱乐部老总和浙江体育局局长的不信任,但又被他们认为是中国足协官员里惟一的“青天”和廉正官员;经常发表宏观大论而受到媒体和球迷的攻击,但他的“出大事”预言和其他一些论断却不断地鬼使神差地应验,这使阎世铎的外在形象和真实面目在矛盾的漩涡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眼前,这张白皙、略显浮肿的脸隔着桌子就在我们眼前。
应该承认,阎世铎和米卢一样都是足球圈内令我看不透的谜一样的人物,勾起我莫大的兴趣
2、阎世铎到底表了什么态?
阎世铎没有什么开场白。
他判断出我们两人都不是长年浸泡在足球圈中报道的记者,所以,先给我们上了堂裁判启蒙课。
由于这次会见被渲染上极其神秘的色彩,谈话内容涉及到内参和中国足协对黑哨的表
态,而且,从谈话到公开表态间隔了长达7天时间,所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猜想,并成为不少媒体追逐刺探的目标。
《南方体育》1月4日刊登了《阎世铎和新华社记者谈话曝光》的内幕文章,该文被新浪网转载,影响极大。
这篇以阎第一人称口吻写就的文章,从细节到内容均是杜撰,我和方益波在新浪网登载声明,第二天,新华社发表了我们专访阎的长文。
不少人认定其中许多内容就是28日秘密会谈的东西,其实不是。
公开发表的稿件是他自己写的,那篇东西是阎世铎压了7天后,又经过补充改写形成的。
?
阎世铎这次秘密谈话一共有四种版本:
第一种是以下我整理的原始谈话;第二个版本是他自己写的六页纸;第三个版本是经过了不少改动的1月5日新华社公开发表的专访;第四个版本是《南方体育》登载的造谣稿件。
阎世铎通常不轻易表态,现在这次秘密谈话早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是为了证明我们没有泄露给其他媒体,我把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这次黑哨事件社会关注、国际足坛也关注,非同小可。
中国足协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所以,打电话让你们来,对于中国足协来说,请记者进京商量一件事,这样做还是第一次。
为了让你们对中国裁判有些了解,我先介绍一些情况,提供你们参考:
一、裁判工作:
我们裁判分为四级,国际级、国家一、二、三级,共6800人。
国际级裁判348人(不包括女足);裁判组成:
基本上由教师、工人、无业人员构成;裁判的性质:
业余身份做职业裁判;裁判的水平:
从整体看中国裁判在亚洲属于一流……职业三大赛事:
甲级联赛和足协杯,共346场比赛,甲A182场,甲B132场,足协杯36场。
每场4名裁判,共1384人次。
二、中国足协对裁判的管理工作:
第一、我们是培训和管理并重。
培养一个裁判通常要化5到6年时间。
我们是在职业道德和执哨能力上同时抓。
中国足协在裁判培训和管理上抓得比较好,对裁判的要求比国际足联要求的更严格,甚至有些过分。
”
阎世铎显然已经为这次采访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基本上是照着笔记本上写的东西念。
“我们为了防止裁判和俱乐部发生不正当关系,中国足协采取了许多措施。
其中包括提前一天通知裁判,裁判到达时足协派人接,到驻地后必须关掉手机,掐断饭店电话,不让裁判和俱乐部方面接触等。
可以说,有些做法是违反人权的。
”
“我们为了防止俱乐部知道谁吹这场比赛,都是派两个主裁去当地,主裁的宣布在比赛开始前当场有人开封,这里面有许多的选派、回避原则。
去年中国足协开会决定,加大内部监督机制,采取了裁判末位淘汰制度。
我们让每个俱乐部的老总给裁判打分,打分分两部分,技术分和职业道德分。
我们发现有几个裁判的道德分很低,今年已经给5名裁判停了哨,其中有被国际足联认可,准备选去吹国际比赛的名哨。
”
阎世铎一脸严肃地继续一边看笔记,一边对我们说:
“下面我讲第二点:
中国足协对裁判的支持和处罚并重。
在足球场上,裁判就是法官,我们足协首先是支持,但在处罚上非常严格。
只要有重大技术问题的和反映不干净的裁判,我们都进行了调查,对某些人采取了停哨处罚。
有人将裁判出问题可能和足协的人员有关,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不让足协的人员下赛区当比赛监督。
今年只是在最后几场容易出问题的比赛中,足协才选派了个别负责人下去,防止出事。
足协能做的工作就是这几项:
第一是培训;第二是教育;第三是管理。
”
阎世铎喝了口水,他那个大茶杯相当大。
“第三:
绿城、吉利俱乐部的问题。
1、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给钱和收钱问题,足协历来非常重视,坚决反对。
一旦发现后坚决调查处理,但现在主要是苦于没有证据。
中国足协是个协会,只能进行行业管理。
沈渝之战后,足协动员了许多人力和物力,花了大量时间去调查,最后由于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中国足协在反腐败上态度非常鲜明。
对球员超龄问题上,足协处置了500人。
对于今年甲B五个俱乐部涉嫌打假球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受到了多大的压力,但我们依然进行了果断的处罚。
中国足协对不正之风的态度历来是决不心慈手软,不管涉及到谁,没有任何的犹豫和退让,绝不害怕,要一查到底。
包括我本人在内。
2、关于给钱和收钱的问题。
假球是谁和谁打?
黑哨是谁给钱和收钱?
假球是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打,钱是俱乐部给,裁判收。
中国足协已经尽到了仁至义尽,苦口婆心。
这些是俱乐部的事,不是中国足协无作为,因为中国足协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行业管理。
?
处罚必须要有证据。
俱乐部要自律,裁判要自律。
我们要有个判断,是行贿的多还是索贿的多。
我们还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3、俱乐部反黑要用行动来证明决心,这就是说你要拿出证据来。
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打击这种行为,在反对黑哨、假球和净化中国足球环境上,中国足协和揭黑俱乐部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
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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