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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八大冤假错案7
美国八大冤假错案7
七作为政治手段的伪证罪指控:
欧文·拉铁摩尔受难记
我认为〔拉铁摩尔〕是最高级苏联间谍。
——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
我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共产党人、苏联间谍、同情者或任何种类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利益的促进者;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八道。
——欧文·拉铁摩尔
我希望每个来到此地的证人都要宣誓,他的证词都经过仔细认真的检查;如果我们不能宣判他们一些人犯有行为不忠罪,也许我们可以宣判他们犯有伪证罪。
——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
1
伟大的事件往往造成错误的历史。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引起十分荒谬绝伦的解释,给几代人的美国社会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不良影响。
美国的墨水流量,可能抵得上中国流出的血。
蒋介石被打败后,他的党徒及其美国同情者继续在美国大地上挣扎。
237这种努力,激起了美国政治体系内一场实质性的内战,导致了深刻的政治分歧和许许多多的个人灾难。
中、美关系冻结了20余年。
而一些专家和决策人则被献上祭坛并被逐出美国政府。
迫害欧文·拉铁摩尔是中国革命的延伸和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内倾轧的焦点。
拉铁摩尔是个受到广泛宣传的学184者,对东亚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运动抱有好感。
他曾一度是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顾问,也是对蒋总司令政权的无能与腐败的严厉批评者。
在一个对传播坏消息的人们怀有敌意的时代,这些都不是值得妒忌的资历。
在某些人心中,拉铁摩尔远不只是一个坏消息的传播者;这些人指控他是美国境内首要的苏联间谍,比其他任何人对削弱蒋政权和促进其共产党对手势力的政策施加了更大影响。
1950年初。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出了这种指控。
尽管他不是始作俑者,但他赋予它以独特巧技。
的确,在1950年2月麦卡锡突然臆断出共产党颠覆活动并当场抖出他那著名的共产党间谍渗入国务院的数字游戏后,他别出心裁地提出,把一切赌注都下在他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最高间谍人员”这件事上。
但是,拉铁摩尔可不是易于到手的牺牲品。
他坚韧、机智、无畏,并有超凡的法律顾问为之辩护。
他与麦卡锡的对质暴露了这名参议员的浅薄,而拉铁摩尔则在自称“受到诽谤的严峻考验”后显得有点受创。
但仍不屈服。
当麦卡锡物色其他目标时,仍然继续讨伐拉铁摩尔(至少暂时地)。
然而,与拉铁摩尔被激怒的、复仇心切的和毫不留情的敌人相比,麦卡锡仅只是个可以弃之不顾的交通警察。
更可怕的对手终于缠上和钓上拉铁摩尔。
尽管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合法地证实他是苏联阴谋“自觉的明显工具”或为此而惩罚他,但他们使他受到广泛的讯问。
以便他陷入伪证罪的圈套。
重新开始的努力主要由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指挥。
此人为内华达州民主党人,是参院封建政治结构中强有力的贵族。
麦卡伦对那个时期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堕落所作的贡献,使麦卡锡的那一套相形见绌。
“麦卡伦主义”、而不是“麦卡锡主义”将是对那个时代更适当的描述。
有令人生畏的调查者的帮助,有建立“院外援华集团”的蒋的同情者的巨大资源作装备,麦卡伦指挥了一场反对美国决策人的叛乱。
与麦卡锡一样,他也需要拉铁摩尔的脑袋作为他的贡品。
但是,麦卡伦的讯问有更大的破坏性,他为对拉铁摩尔提出伪证罪起诉尽了大力,造成的后果在他死后许多年仍然存在。
他威逼和胁迫司法部的起诉班子达到了违反总统意愿的地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麦卡伦的讨伐,没有吸引住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全心全意的支持。
而少数几名勇敢的联邦法官,最终拒收麦卡伦献上的祭品。
然而,对拉铁摩尔的迫害,符合一些固执男女的政治意图。
一代人之久,拉铁摩尔和他的观点受到否定和压制,当时一些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也一样;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85不可调和的敌意,也在那次起诉中得到了反映。
但是,折磨拉铁摩尔有着超出他的命运或更大的外交政策问题的意义,因为对他的迫害冲击的正是个人信仰、交往和政治表达权利的核心。
2
当1950年麦卡锡对准欧文·拉铁摩尔提出指控时,拉铁摩尔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喻户晓的名字。
一年多以前,国会议员约翰·F.肯尼迪曾批评过“拉铁摩尔们和费正清〔教授〕们的有害意见。
但是,除此之外,如果麦卡锡只提到这个默默无名的学院教授,公众必定会感到失望。
可是对某些人来说,拉铁摩尔是美国最见闻广博、感觉敏锐的东方学专家之一;对另一些人来说,他长期被怀疑为企图推动亚洲共产主义革命的苏联秘密间谍;而对好斗的反共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这样一些人来说,他是个对亚洲政治具有“一种禀性愚蠢的可悲特性”的人。
1900年,拉铁摩尔生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但不久后,他的父母带他前往中国。
在那里,他父亲供职于中国的教育系统。
直到1937年,他没有作为一名居民回到美国。
12岁时,他曾被送往瑞士和英格兰读书。
他1919年回到中国,成为记者和商人。
他旅行过许多地方,尤其是满洲、蒙古和土耳其斯但这样一些博得他终生兴趣的亚洲内部地区。
他精通蒙古文以及中文与俄文,使得他能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发挥作用的重要人物和事态。
各种研究基金使他得以在整个30年代里对这一地区进行研究与写作。
1937年,日本人入侵中国后,拉铁摩尔回到美国,第二年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推荐拉铁摩尔去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但他的职责是欠明确的。
他热情地支持蒋,主张对蒋增加美式装备和对日停运战争物资。
1942年末,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与在重庆的战时情报局小组合作了几个月;1944年春,他陪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前往中国,后者是罗斯福派往中国解决与蒋介石的政治分歧的。
这次使命造成了史迪威将军的解职,不过拉铁摩尔对这个决定显然没有重要影响。
他唯一的另一次任政府公职是,1945年10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赴日的波利赔款代表团顾问。
拉铁摩尔30年代的著作,把他的游记与他对游历各地历史背186景的描述联系起来,并对当时政治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他定期为一批从事专门研究的、政治上敏感的读者写稿,发表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
该刊由太平洋关系协会出版,从1934到1941年,他任该刊编辑。
尽管他的《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9)、《满洲:
冲突之摇篮》(1932)、《满洲的蒙古人》(1934)和《中亚边界》(1940)这样一些著作得到了大量好评,但没赢得大量读者。
不过,有些美国外交官重视他的著作与专门知识。
1937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把他的一些著作送往华盛顿,强调他的以下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以为他们已偏离其革命目标的想法“就像假定苏联正在回到资本主义途中”一样愚蠢。
1945年初,拉铁摩尔的《亚洲解答》出版,使他声望大增。
这些著作对西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预见性地集中论述整个亚洲大陆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
拉铁摩尔是个不害臊的“亚洲第一”,这是对持有同样看法的他后来的对手全然不起作用的嘲讽。
他写道:
“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给予亚洲政策以最优先考虑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提醒人们注意苏联人对受其巧妙利用的被征服民族的引诱力,而这也是与他们不断上升的力量相称的。
他指出,不论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苏联的“民主”,美国必须认识到,有些亚洲人把它看成是民主的,因为他们可“使自己与之融为一体,而不是作为殖民地臣民从属于它。
”
拉铁摩尔高度赞扬蒋介石,但他认为,中国的局势要求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正当宗旨及其力量。
另外,他对共产党人不存错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革命目标。
虽然他赞同某种国共联合方式,但他尖锐而几乎傲慢不恭地驳斥了那些认为蒋介石正失去控制的“中国专家”和记者们的观点。
尽管他同情民族主义势力,并反对传统的帝国主义,但拉铁摩尔提出了一种将温暖海约翰和J.P.摩根遗骸的美式“门户开放”的观点作为对华政策。
“我们需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他写道,“以便我们能安全地向那里投资,并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出售我们的产品。
”
4年后,在声名远扬的前夜,拉铁摩尔根据中国、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前哨基地的革命大动荡,对他1945年显出惊人先见之明的分析作了一些补充。
在《亚187洲形势》一书中,拉铁摩尔冷静地分析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军事策略与深得人心的政治感召力巧妙结合之果。
他还论辩说,这种局势仍然在迅速变化,美国可以在商业与政治方面与正在形成的中国政府合作。
拉铁摩尔认为,共产党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继续革命;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利益需要美国政府在促进稳定方面予以合作。
他将蒋的台湾根据地代表“中国”的看法斥之为荒谬的见解。
最后,拉铁摩尔极力主张美国承认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
他说,如果我们尊重这种民族主义,我们将仍有足够的影响力劝说中国人把“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和政治民主”的特征融入“他们‘第三种国家’建设构想之中。
”他警告说,如果我们放弃4.5亿中国民众给俄国人和共产党人,那么,中国的政治结构将更加社会主义化。
拉铁摩尔的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第三种力量”的主张,实际上是该书的主题,并且可以预想到地激起了《工人日报》社论的愤怒与嘲笑。
然而,拉铁摩尔的批评者既不把他看成一个超然的评论者,也不认为他敌视共产党情报局。
变节的托洛斯基分子马克斯·伊斯门和任上海出版的自由主义杂志《中国每周评论》编辑将近25年的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B.鲍威尔,曾于1945年6月在《读者文摘》发表一篇文章,攻击那些认为中国可以安全地处于俄国人影响下的苏联同情者。
他们明确地谴责拉铁摩尔“也许是这种错误观念的最阴险传教士”,还谴责他的《亚洲解答》一书主张中亚心甘情愿地接受“苏式民主”。
更严重的是,1946年,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谴责拉铁摩尔宣传苏联政策,并称他是斯大林的长期辩护人。
这个攻击认为,拉铁摩尔对日本帝国体制和日本企业界的敌视,像他被指称的对麦克阿瑟占领政策的批评一样,堪与苏联的指责相匹敌。
对于拉铁摩尔来说,更狡猾和更危险的是蒋的中、美支持者结成的无定形的网络:
“院外援华集团。
”该团体的财政守护神和最直言不讳的政论家是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
此人是中国精细丝织品的进口商,并自称是共产党颠覆活动专家。
在1934年旅华期间,科尔伯格确信太平洋关系协会有一个毁损蒋的阴谋集团。
他设法建立了与下列一些人物的重要联系;这些人是:
亨利·卢斯与保守的专栏作家乔治·E.索科尔斯基等新闻界人士;来自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沃尔特·贾德(周以德)、来自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威廉·诺兰与约瑟夫·麦卡锡等国会议员。
科尔伯格后来承认,他曾向麦卡锡提供指控拉铁摩尔的“证件”。
科尔伯格不久便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和支配力量。
而且在那个团体内加强了对批评蒋的外交官与学者188的谴责。
他要求太平洋关系协会在它的成员内和它的理事会中调查亲共势力。
当后者拒绝对他的主张作出反应时,科尔伯格在1947年强逼全体成员投票表决。
但是,他的提议在1200多成员中只得到66票。
科尔伯格退出了太平洋关系协会,继续在公共论坛上攻击那些“出卖了”中国和美国利益的人。
在1949年红军跨过长江与蒋败退台湾后,科尔伯格的呼吁增加了吸引力。
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巩固了他们对大陆的控制,美国政策继续显著地变化,并预示着与中国新统治者某些不可避免的妥协。
1949年2月,杜鲁门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络人、公开对国民党政权表示同情的魏德迈将军建议,反对进一步援助蒋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同意,并于3月份告诉英国外相,“美国今后将探索一种更现实的中国政策。
”国务院已在准备一份“白皮书”,准备用事实证明蒋政权的无能与腐败和美国政府对改变事态进程的无能为力。
艾奇逊终于说服杜鲁门于1949年8月发表此声明。
这项决定表明美国抛弃蒋的决心、与共产党人作某些妥协的准备、并预示着来自党派对手与蒋的美国支持者的批评。
同样重要的是,早在1949年2月,美国政策试图阻止“苏联出于战略目的支配中国。
”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领导人之间关系紧张的现场报告的鼓舞,国务院希望鼓励毛仿效铁托主义的方针。
尽管有占领美国领事馆和使馆资产这样的挑衅,尽管有1950年7月毛攻击西方、并允诺向苏联“一边倒”的讲话,艾奇逊和美国决策人仍坚持寻求某些妥协性手段。
但是,由于杜鲁门不愿接受中国的新领导人、国内的压力、不完善的信息和中国政策的含糊不清,使问题到1949年底仍悬而未决。
在1950年的前几个月里,艾奇逊仍然认为承认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将北京与莫斯科分开是可能的。
他知道蒋在军事中已完蛋,而共产党的统治是有保证的。
艾奇逊还认识到,至少直到1950年11月选举之前,政治现实要求美国政策某种程度上的放任自流,因此,1950年1月他公开宣布,他甘愿在采取任何进一步正式行动之前,“听任尘埃自落。
”1891949年夏,在呈送“白皮书”给总统的一封信中,艾奇逊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内战的结果“脱离了美国的控制。
”美国在其能力范围内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
他断言,这个结果是“中国国内各种势力交互影响的产物,对这些势力美国曾企图施加影响,但未能做到。
”
艾奇逊强调共产党胜利的内因,显然是对以前企图将美国政策失败归因于共产党的影响和颠覆活动的回答。
但是,艾奇逊的公开姿态,是用政治上实用主义的声明使可能的批评者转向,对他们先发制人或予以姑息,而这却往往与他的决策产生矛盾。
例如,在呈送白皮书的信中,艾奇逊谴责中国的新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隶属”和屈从于苏联。
直到1950年11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艾奇逊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低音键上演奏这种主弦律。
第二年,当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称中国为“斯拉夫式满洲国”时,于是,这种主弦律开始在高音弦上弹奏。
艾奇逊心里却更清楚。
在1949年12月政府的秘密商讨会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
“毛不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权力的,不是依靠苏军取得职位的。
”
中国的权力转换,终于复活了国会中长期存在的对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怀疑。
许多国会委员会定期指责政府正在掩护共产党的间谍活动,而且未能有效地对1945年的《亚美杂志》案进行起诉。
《亚美杂志》是一份势衷于远东事务的左翼定期刊物,—一该案涉及《亚美杂志》发表了保密报告的问题。
在加拿大议会关于北美苏联间谍活动的报告公布和194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后,共和党控制的第80届国会的各个国会委员会对国务院忠诚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
曾为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过单人调查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人巴特尔·J.约恩克曼,对国务院有效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感到满意。
他向众院保证,国务院已“清除了”所有“已知或有理由怀疑的”颠覆分子、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
可是,约恩克曼的乐观情绪没有给其他进行各自调查的议员留下印象。
1948年3月,一个众院小组委员会就国务院忠诚计划的功效和结果讯问了一些行政官员。
几个星期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调查的人员就他们对国务院人事档案的调查提出报告,并向这个小组委员会提供了108名被指认为政治危险人物的全套档案。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人)卡尔·斯蒂芬主席指责国务院雇佣190了太多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团体和出版物有联系的人。
国务院的核实办公室主任回答说,只有57人——参议员麦卡锡后来的魔术数字之一——仍被雇佣,而且他们的案子都已经过彻底调查。
然而,斯蒂芬不满意,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
国会调查延续了一个不会结束的争端;然而,与其说是一些人,不如说是一些事件哺育了它。
1948年初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接管、当年后来的柏林封锁、共产党在中国获胜和1949年苏联的原子武器试验等,只是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
间谍和颠覆分子助长了共产党人的成功。
1950年初阿尔杰·希斯被判伪证罪、英国的克劳斯·富克斯和美国的朱迪丝.科普朗被判间谍罪,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信念。
搜寻替罪羊是理解世界大事复杂性的一个简便的代替方法。
与此同时,蒋介石和他的美国支持者则用他们简便的各种阴谋指控影响美国舆论。
有了众院1948年对国务院调查留下的全部档案,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把简单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捞取政治资本,麦卡锡反共的突然爆发是个人们常常谈论的故事。
1950年2月9日,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对一个共和党妇女团体讲演时,突然造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
共和党派出该党名人在林肯诞辰纪念日向其信徒们讲演;这些战略家们为麦卡锡选定惠灵也许是他们器重他的措施。
麦卡锡告诉他的惠灵听众说,他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在国务院工作的已知共产党人。
但是第二天他匆忙地声称,他的话被人误引,改口说那205人是“不可靠分子”。
越往西行,他越出尔反尔;在盐湖城,他说那205人中只有57人是“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
”
回到华盛顿后,麦卡锡在参院发言,详尽阐述他的指控,并提出一些同僚要求的“证据”。
2月20日,他在一次夸夸其谈的6小时演讲中,声称国务院曾有过81名共产党员,不过不是全都仍然在职。
当参议员们反复要求他提供细节时,麦卡锡依仗的是,间接诽谤、模糊联系和长期不能证实的指认,其中大多取自斯蒂芬的小组委员会听审。
当面对前后矛盾的总数时,他反击道:
“让我们停止这种愚蠢的数字游戏吧。
”总之,这是把参院传统的程式化议事弄得一团糟的可耻表演。
麦卡锡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件,绝对没有。
不过,他有他的出版物和读者。
他那不着边际又复杂难解、需要一。
名工匠的耐心和技巧仔细分析的“讲演”,完全是整理出来供渴求191快速而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之用的。
这位参议员和记者们正好互相满足了需要。
头条新闻为麦卡锡获得更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2月22日,参院一致训令它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是否有不忠于美国的人被或曾被国务院雇用进行一次完全彻底地研究和调查。
”这本不是个新问题;然而,这次这个问题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参院调查由军职人员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保守派领导人、来自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主持。
然而,该党自由派人士、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恩·麦克马洪和罗德岛的西奥多·格林设法在参院“俱乐部”政治中获得重大影响,占据了其余的民主党席位。
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奥瓦州共和党人伯克。
希肯卢珀各自代表他们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在这个委员会内,洛奇(当他出席时)和希肯卢琅基本上服从麦卡锡。
不过,洛奇后来提出一份独自的报告,断定他的威斯康星州同事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与类似的一些调查不一样,在那些调查中,本会顾问和调查者主宰着调查程序,而在这次调查中,5名参议员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活动。
的确,他们自己的内部冲突和他们通过31天(1950年3月8日至7月7日这一期间)听取对参议员麦卡锡考查的证词,导致了一场也许是最有意义的关于麦卡锡的作用和意图的参院论战。
参议员麦卡锡与该委员会一样认识到他的指控和“证据”的无稽。
但是,这位参议员没有承认招摇撞骗,却增加了赌注。
在3月初的参院发言中,麦卡锡把他的指控对准了一个更有普遍性意义的主题,说是美国官员的行为导致了蒋的失败。
他说,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计划比对自由而敬畏上帝的半个世界的理想和计划更忠诚的”官员们出卖了中国。
麦卡锡又一次找到一个诉讼事由,但这次他连接上了一个正在发展的问题。
他不仅为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前提,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抓获阴谋策划者的大胆方案。
麦卡锡提醒他的同僚们,政府从来没有因艾尔·卡彭众所周知的犯罪行为而惩罚他,只是判他犯有偷漏所得税罪。
麦卡锡说,同样;共产党人“太聪明”,要以其问谍行为“抓住他们”是困难的。
但是,新近所判阿尔杰·希斯和威廉·雷明顿的伪证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实例。
因此,他极力要求“仔细审查”每一个证人的证词,“如果我们不能宣判其中一些人犯有行为不忠罪,也许我们可以判处他们犯有伪证罪。
”这个以泰丁斯为首的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遵照麦卡锡的劝告,但是,它对其他人却起了作用。
192委员会调查麦卡锡的第三天,麦卡锡提出了他新发现的中国问题,接着摆出了至今为止最轰动一时的揭发。
他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虽然他承认拉铁摩尔目前未任政府职务,但他补充说,拉铁摩尔在国务院有他自己的办公桌,“得以自由进入国务院。
”麦卡锡从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引用了几段活,指出他与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关系,以及人们指证的共产党在那个组织内的影响,还重新提及1945—1946年伊斯门一鲍威尔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指控。
然而,在这个时候,麦卡锡主要只是以“交往之罪”攻击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与共产党组织的“密切合作与交往”以及与亲共分子的“友谊和密切合作”,使他成为一个“极其可恶的政治危险人物”,这个参议员指控道。
但是,结论是明确的:
拉铁摩尔“对苏联”在远东的“事业的好感”,已经给国家造成了“极大和无法弥补的损害。
”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委员会在参院秘密会议中与麦卡锡碰了头。
麦卡锡如今确信他对拉铁摩尔的指证内容如此充实,以致委员会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驱回。
他告诉他的参议员同僚,如果他们能“破这个案子,那将是本国历史上最大的问谍案。
”当麦卡锡与他的同事就他的情报来源争论时——他向他们保证那不是来自埃德加·胡佛——他坚持说,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将证明拉铁摩尔不是个无偏见的理论家,而“肯定是个间谍人员。
”他要求泰丁斯确信他对此案的“诚意”,还迅即补充说,拉铁摩尔是“希斯为其成员的那整个圈子中的最高人物。
”“最高”是他用得最多的词:
“我认为他是最高级间谍人员之一。
”还说过:
“我认为他是最高级苏联间谍。
”麦卡锡在秘密会议上的揭发,作为最高机密,没有保持多久。
他自己就用他认识这位“最高级俄国间谍人员”来逗弄记者们;在他作证第二天,他告诉记者:
“成败在此一案,我不会后悔。
”
拉铁摩尔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从委员会里泄漏出来。
3月26日,专栏作者德鲁·皮尔逊就麦卡锡的指控作了全面报道。
后来,麦卡锡以其特有的反复无常放弃了那种更为极端的评论,退回到他先前说的拉铁摩尔是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有无以计数的涉嫌朋友与活动的立场。
那时,欧文·拉铁摩尔随同联合国技术援助团正在世界的另一边阿富汗。
他的名字见报后,他于3月25日在喀布尔收到美联社要求他作出反应的电文。
“一派胡言。
”他反击道,并补充说他为麦卡锡把全部赌注压在他身上感到高兴。
他保证这个参议员将“丢193尽脸面。
”他对另一名记者表示,希望这次对他的公开攻击将有助于推销他的作品。
拉铁摩尔毫无困难地了解到麦卡锡指控的根源,立即认出了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和其他国民党宣传者的手法。
他还意识到,他的独立性和专门知识使他成为一个容易得手的方便目标,但他坚信美国人的常识将对那些实质作出正当评价。
拉铁摩尔没有低估麦卡锡的挑战。
他承认这些指控提供了一幅“可能存在的某人的明晰图像。
”他虽然不是那个人,拉铁摩尔知道他必须驳斥那些指控,他也清楚这是个陷阶:
“人们可能认为我正针对那些真正的指控自我辩护。
”
与此同时,拉铁摩尔夫人在华盛顿找到阿贝·福塔斯,他和瑟曼·阿诺德、保罗·波特建立了华盛顿最受尊重和最有势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作为“新政”中著名的总统选为顾问的非正式官员(阿诺德还曾任巡回法官),他们创建了成功的业务,尤其是代表大公司委托人与联邦政府打交道。
但是,他们也对影响华盛顿的恐惧与歇斯底里气候感到震惊,并准备在维护公益的基础上为个人辩护。
欧文·拉铁摩尔是他们第一批受惠者中的一员。
福塔斯热切地接下这个案子。
在查阅了拉铁摩尔的作品后,和在他的委托人返美前,福塔斯致函泰丁斯,邀请委员会调查者们审查拉铁摩尔的作品与个人档案,并允许他对指控作出回答。
阿诺德和波特也在信上签了名,以壮声威。
一封同样的联名信也送给了麦卡锡,要求他撤销指控,并通知他应为在没有参院豁免权的情况下所作评论负责。
4月6日,拉铁摩尔在福塔斯陪同下来到该委员会。
泰丁斯对待这位证人既有礼貌又谦逊。
(参议员们称他为“拉铁摩尔博士”,虽然他没有得到过这种学位。
在他读备好的陈述时,他们还给他提供休息的机会。
)他开始时对他的职业生涯作了长篇辩护,并有力地反击了麦卡锡。
他论证说,这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损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政府雇员中开创了恐怖统治,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秘密档案,而且未能证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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