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绩效中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合法性逻辑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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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绩效中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合法性逻辑解析
经济绩效中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合法性逻辑解析
一、缘起与问题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几乎是现代化必经坎途,现代化“喧嚣”反映了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多元因素及相互纠葛。
从文化的视角,这反映了社会成员在价值层面——包括合法性思维——存在的差异和冲突,从而表现出观念、行为、制度和组织等方面的分歧、摩擦或变迁中的返覆。
在当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以追求绩效增长并获得绩效合法性为主,但同时暴露出稳定问题,表明绩效合法性并未完全如愿。
一种直观判断是,绩效增长的理论与实践出现偏离。
以往的绩效增长突出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成就,而当前的精准扶贫等政策则反映国家正在重构绩效合法性的实践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王权支配社会”的思想正铺叙着国家在绩效生产及其合法化逻辑中发挥自主作用的大历史背景。
“合法性”舶来于西方,但其逻辑却贯穿东西方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整个历程。
高度合法性不仅使统治成为可能,也是国家臻于善治的大前提;低度合法性则表征了政治衰败的因素,更勿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围绕合法性问题的学术研究,以西方学人为主体的学术关切多集中在其要素构成、判别标准、来源基础或影响因素上,且各有分歧。
尽管不同学人对合法性内涵持不同观点,然而“有效性”基本成为了合法性内涵的最大公约数。
在现当代国家统治实践中,经济绩效则是国家有效性的重要体现。
当有效性成为合法性的内涵要素之一时,相应的,绩效——作为“有效性”的实践结果——便自然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基础或影响因素,从而建构起绩效合法性逻辑起点。
然而,绩效合法性理论的国别研究结论却表现出严重的模糊性,表现在:
1.在经济绩效与合法性关系方面,世界范围内累积的相关知识并未呈现出清晰图谱,分歧体现于:
良好或糟糕的经济绩效是否促进或削弱体制的合法性,从而影响新兴民主制等的巩固或持续,这与绩效合法性对于国家建构的普遍性意义形成反差;2.在既有研究中,尽管一些学人的观察变量中涉及到国民经济状况、GDP数据、个人收入、个人经济经历或家庭收入等,但绩效的结构特质及意涵并没有成为学人们的自觉观察对象,而该结构特质可能是深入揭示绩效合法性内在逻辑的关键;3.针对中国,虽然绩效合法性实践可溯至西周,以往研究也尝试从绩效合法性角度对中国转型问题进行分析,但这些讨论多未能从中国特质对绩效合法性的机理予以阐发,无法正确认识绩效合法性的中国逻辑;4.当代中国GDP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位,但也出现了财富两极分化、贫富群体比例严重失衡,多数大众虽在个体绩效的绝对量上有所增长,但分配极化问题却也会动摇“现行政治体制最原初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消灭阶级差别)”。
二、基于经济绩效的合法性论争
(一)在地方知识和普适规律间摇摆
绩效合法性理论分歧一直悬而未决,集中表现为绩效与合法性关系的讨论。
该关系假设:
政府通过满足社会绩效需求,从而证明其统治正当。
此功能尤为威权政体或转型国家倚重,但目前讨论主要集中于新兴民主国家(如东欧民主转型国家)。
从大众政治文化看,新兴民主国家下的合法性逻辑(包括绩效合法性)是一个变化连续体,因此,针对这些国家的绩效合法性研究对我们讨论转型中国的绩效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对政治信任或支持的研究也出现于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但如果政治信任的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都能部分解释现实,那么对于中国分析而言,新兴民主国家或转型中国家的比较价值更高,毕竟西方社会似已迈入价值观变迁过程。
针对合法性的最初研究多表现为规范性特征,其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从“公意”角度对合法性问题的阐释构筑了本文的立论基础之一(来自社会大众的合法性评价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经验主义角度对合法性三种理想型的归纳表明了合法性的实证分析趋势。
尤其在20世纪,更多学人开始从政治信任或支持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制度运行、延续或变迁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合法性讨论视角。
围绕绩效合法性的讨论背景囊括了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新兴民主国家和转型中国家。
其讨论焦点在于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或支持到底有无保障作用?
从而解释或预言政体的稳定、变迁或回潮。
该核心问题蕴含了三个小问题:
(1)经济绩效与政治信任或支持存在因果关系吗?
(2)如果该关系存在,传统研究认为高绩效会对政治信任或支持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但中国也如此吗?
(3)如果不同研究结论都部分揭示了相应国家中的状况,为何经济绩效与政治信任等的关系会在不同国家间呈现差异?
对成熟民主国家而言,约瑟夫·熊彼特算是较早认同绩效对于制度支持重要意义的学者。
在民主制下,政党之间通过承诺提供各种绩效来参与选举竞争,而当选者的承诺兑现状况将影响之后的政治支持。
但总的看,学人们就西方民主体制的正当性已逐渐达成默契,如弗雷德里克·D·韦尔(FrederickD·Weil)对美国、英国等6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糟糕的国家绩效并不会削弱大众对民主制的支持。
尽管民主制被认为有较强的合法性自证能力,但大众在该体制下所表达出的政治信任或支持仍存在时空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针对政府在绩效供给方面的能力等,如二战后西方多国政府在政治信任方面的普遍下滑。
就第二类国家,很多研究表明,绩效合法性对新兴民主国家及其体制巩固具有重要保障。
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Dalton)从国家经济状况、个人经济收入和相对剥夺感等方面,对东德人的民主规范支持态度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出于对西方经济富裕、东德经济衰退、个人经济状况等的考量,东德人比西德人更支持民主规范或制度;关于后共产主义中央和东欧政治转型经验的研究表明,在诸多影响公民民主制支持度的因素中,针对个人或国民经济状况变迁的感知是最重要因素;以上研究成果巩固了经济决定论,其它类似结论很多。
新民主体制中被感知到的有效性取决于该体制的经济绩效,并因此与民主的合法性存在关联。
从有效性角度,经济增长可促进提升人们对新民主体制的认同度,且国民经济越强大,民主越可能扎根;而体制无效性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导致体制的不合法性。
但也有很多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倾向从文化或政治因素角度来解释对民主等体制的支持差异,这与政治信任的文化生成论有所关联。
持该观点(可称为“经济无关论”)的学者认为绩效对合法性的支持作用并不强,甚至不存在。
史天健通过对大陆与台湾的比较发现文化因素对政治信任影响很大,且大陆政治信任中的文化因素影响强于台湾。
美国学者罗森·瓦西列夫(RossenVassilev)从保加利亚经济状况和受访者经济状况等因素出发,发现经济方面的失败并没有导致人们对民主制丧失支持,动摇了“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大众政治态度”的一般观点。
杰弗里·伊万斯(GeoffreyEvans)等人在对八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现有的、整合过的多国宏观经济数据无法解释大众对民主制的支持。
个人经济经历与民主规范之间只是存在一些比较弱的关联”。
相近观点同样得到不少学者印证。
对此,经济决定论者辩称,长期绩效危机终究会威胁民主制,更不用说权威政体了。
总之,“经济决定论”者认为,民主制必须主要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为自身赢得合法性;而倾向于文化或政治解释的人反对这种经济简化论,声称公民对民主制的认同感更可能会受到他们如何经历民主制自身的影响,而非市场或经济因素。
有趣的是,东亚经验更表明绩效因素的重要性,东亚社会对高绩效有着持续需求。
其中,以当代中国为对象,一些学人(如钟杨,赵鼎新,陈捷,史天健,BaogangGUO等)也从多个方面来分析绩效与政治信任、支持或合法性之间关系,或者绩效合法性理论及其局限性。
比较政治学者钟杨等人通过对北京地区人群的实证调查发现,“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确实有助于加强相关执政党的合法性。
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目前政体之所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因”。
而赵鼎新则对绩效合法性理论及其限度给予了较充分讨论,他不仅将绩效合法性归为一种重要模式,而且强调了绩效合法性的内在缺陷。
应该说,绩效对于当代中国的合法化作用得到了学界的较普遍认可。
上述反映出人们通过探讨不同国家中(经济)绩效和政治信任或支持之间关系,以此考察政治转型或巩固的可能,但也彰显出绩效与合法性的复杂关联,并分野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无关论”,且引发了持续争论。
有关政治信任来源的讨论提供了两种理论视角——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而本文核心关注则是制度生成论中的绩效因素与政治信任或支持的关系问题,或称为制度生成论的现实存在性问题。
围绕绩效合法性理论,既有研究多将绩效作为逻辑起点,用以解释政治信任等合法性问题,但殊不知,绩效及其合法化机制也是一个有待被阐释的对象。
另外,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兴民主国家,对转型中国家仍欠缺深入讨论,但转型中国家又最倚重该合法性模式,使得学术关注与实践意义间存在割裂。
进一步言,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表明了东亚社会对高绩效的敏感需求,对处于东亚儒家文明核心位置的中国而言,尤其考虑到中国在绩效及其合法化模式方面的长期传统(《荀子》、《孟子》),以及近现代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追求,这些均意味着绩效合法性对于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
基于此,我们要问,当代中国的绩效合法性逻辑机制是什么?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近代化和现代化诸运动之后,如果古老的绩效合法性模式仍旧延续下来,其特征是否有了新变化?
其逻辑意涵为何?
(二)绩效中的结构问题
“有效性”表明了绩效合法性对统治实践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是当代国家“有效性”的关键体现,那么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就不应出现“经济决定论”与“经济无关论”的分歧,但经验结果与此相悖。
对此解释包括:
其一,因局限于单一国家内,人们的经济评价在一个时间点上倾向朝同一方向移动。
这一内在的收敛可能会减弱被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其二,从合法性的资源内容上,价值观的转型使得经济因素及其影响成为一种次要考虑,经济因素在个体心理层面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部分抵消;其三,经济增长被视为当代几乎所有国家“有效性”的关键内容,但由于文化传统等的不同,这一假设并不能适用所有国家。
某些社会对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受到了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干扰。
以上表明,结论分歧可能是缘于我们对绩效某些特质及与之关联的后果或价值因素缺乏关注:
正是绩效的某些属性、形态结构及与此相关的观念基础才形塑了绩效与合法性的多样关系及其逻辑。
在尝试讨论上述分歧的同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仍是中国绩效合法性的特殊逻辑。
针对当代中国,国家在绩效生产方面也表现出自主性,如国家大型项目或规划的动员实施,那么这些并非直接满足个体的绩效生产是否具有合法化作用以及方式如何?
同时它是否以及如何体现了国家在有效性方面的阶段性功能?
另一方面,不同学人的研究间接反映出转型过程中的个人绩效可被视为一种独特且复杂的合法化因素,其最终的合法化效果并不必然是促进性的。
以上表明了关于绩效合法性的进一步认识还需从结构属性上探寻。
以往研究对绩效的理解存在很大模糊性,要么从内容角度直接摘取若干方面来予以分析,要么虽然有结构性的要素勾勒,但未形成进一步的自觉阐析。
事实上,国家可能在两种意义上生产绩效,从而积累合法性:
在个体意义上,通过改善个人绩效来提升个体所作出的合法性评价;作为一个共同体,出于国际安全、竞争或荣誉的考虑,它也会追求宏观绩效,如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贯彻。
相比较,从社会评价角度,宏观绩效水平的提升要比微观绩效易得,国家可“以点出发,以点‘代’面”,通过选择性的“典型示范”和传播控制来表现宏观绩效成就;而对微观绩效而言,国家必须时刻照顾到“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改革以来虽然可以很快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先富带动后富”面临诸多困难。
总之,宏观绩效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它必须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局部的象征作用,进而赢得社会对国家宏观绩效成就的认可,促进社会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与支持;微观绩效则是兑现真实的、易被个体感知和评价的绩效承诺,且是一种全面性的提升和分配。
微观绩效和宏观绩效分别代表了国家创造绩效的两种选择路径。
正因绩效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特质,绩效合法化机制呈现出多重交叠结构,社会的合法性认知也表现出复杂图景。
在辨识经济绩效的结构维度之后,图1显示了经济绩效与合法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此,我们将从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来观察合法性状况。
针对绩效,我们将以个人经济收入来观察微观经济绩效。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使得我们的分析对象在改革起点上处于一致或相近水平,而改革后的个人经济状况的分化则较好反映了近30年个体经济绩效发展状况,意味着个人经济收入对个体经济绩效而言是一个较好观察指标;另外,本研究拟从城市人均GDP和国家经济成就评价来分析宏观经济绩效。
虽然国家经济成就评价可促进观察宏观经济绩效及其合法化作用,但因其主观属性而可能导致的信息偏在,我们将进行补充分析:
从城市层面看,作为人们生存的近距空间,城市经济绩效在某种意义上客观反映了国家经济绩效状况,并由此加强和巩固了我们的分析和结论。
具体的,我们拟提出如下三点假设,并展开讨论:
(1)整体上,绩效合法性具有不可削减特性,但更重要的,它还具有代际自我递减性;
(2)微观绩效对合法性的关系,在体制环境和外部经济特征等因素作用下会呈现为负向调节作用;(3)宏观绩效对合法性关系,在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呈现为正向调节作用。
三、经济绩效与合法性:
特征、关系与解释
为分析相关问题,我们将使用定量方法来揭示一些关键事物现象及内在关系。
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于2013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价值观调查》。
数据收集是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获得,调查人员主要以经过规范培训的大学生等为主体,样本覆盖中国34城市的居民,包括4个直辖市、25个省或自治区(新疆和西藏除外)的省会城市,以及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厦门。
每个城市的样本量为100,共随机抽取3400个有效样本,且在性别比例、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级等方面较好的保证了均衡性和代表性。
另外,本文所使用的城市人均GDP采集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一)绩效观念分层及现状
人们在评价经济绩效时,并非从单一维度出发。
从公众视角看,国家经济状况与个人经济状况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两者差异程度是否能够支持类型划分和比较,有赖进一步分析。
首先,我们将以大众视角观察两种绩效的当前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绩效的表现受到广泛认可,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说,足可反映中国近期的不凡绩效成就。
该成就不仅表现在GDP增长上,还包括国家在城市化、公共服务、国家大型项目、高科技发展和国防力量等诸多方面。
虽然这些绩效部分涉及社会生活所需,但很多项目也在服务于国家更远期的战略需求。
公众对这些绩效生产行为所表达出的支持明显与理性选择理论或经济人假设不相符合,动摇了政治信任制度生成论的理论基础,“支持”背后可能存在其它因素。
如图4,中国城市GDP增长显著,但也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特征。
根据图3,从经济发展成就评价看,绝大部分(73.3%)受访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社会对宏观绩效表达出的积极评价反映了宏观绩效的成功。
另一方面,城市层面的绩效表现开始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从最低水平的南宁市(35133元)至最高水平的深圳市(123247元)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宏观绩效成就是对体量方面的总体概括;但个体绩效水平未必有同样的发展效果。
从图2看,个人经济收入分布呈现出很大差异。
绝大多数人处于中下水平;受访群体的收入分布呈现出哑铃型,中间收入群体人数变少。
从经济收入看,微观经济绩效分布严重失衡,这种不平衡性容易滋生相对剥夺感。
另一方面,尽管改革成就使个人绩效获得普遍改善,但经济发展也催生了各方面的分化,除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还可能会有批判性公民的成长、价值观变迁等。
总之,除了绩效增长自身的限制外,无论是从微观绩效的绝对增长量,还是从个体间相对增长量的对比变化,亦或从个体绩效增长带来的衍生后果角度看,以微观绩效来满足合法化功能都可能面临着一些潜在困难,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
上述表明,当代中国个体绩效普遍较低,而宏观绩效较高,两者间存在显著差距。
如果说宏观绩效是对个体绩效的一种综合反映,那么两者水平应呈一致性,但上述差异表明国家在绩效发展方面拥有自主性,其背后存在一些驱动机制:
其一,国家在资源提取和再分配方面的强大能力,使得个体绩效和宏观绩效开始偏离一致性水平,显示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其二,社会内部出现了较严重的财富分配分化,使大部分成员的个人绩效处于低水平;其三,在象征意义上,国家通过控制传播媒介来进一步灌输和巩固宏观绩效成就,并从国家现代化目标实现角度来使其合理化,并影响了个人绩效的增长诉求。
以上表现了个体经济绩效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二)政府信任与体制支持中的合法性
从实证视角对合法性所进行的研究常采以政治信任或支持的角度(如戴维·伊斯顿、史天健、钟杨、陈捷、李连江等),本研究将从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两方面来勾勒当代中国合法性状况。
根据表1,信任政府的公众比例约65.9%,而表示缺乏信任的公众占比约27%。
从结果看,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高。
在表1中,绝大多数人(75.9%)认为目前中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同时近一半人(51.9%)支持通过渐进方式对体制进行改革,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对现体制的合法性水平评价不够理想。
虽然较多大众对体制环境有不满之意,但并未导致大众对政府信任的普遍降低,较高水平的中央政府信任结论与既往观点一致。
而在政府信任与体制支持间出现的差异现象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继承了较强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权的核心统治群体持有较高的依赖感和信任,即使大众对体制环境不满。
对转型社会而言,高政府信任是一种积极信息,有利于转型社会在变革中保持稳定。
但总之,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间的不一致表明合法性内部存在着矛盾或张力。
(三)合法性与经济绩效关系的中国经验
学人们对经济绩效与合法性关系的探究多局限于特定维度,且缺乏对经济绩效结构属性的关注,未能分辨微观绩效和宏观绩效,导致对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内在关系认识不足,对绩效合法性模式的实践趋向做出错误预判。
关于经济绩效的合法化作用,微观与宏观的合法化逻辑可能不同,尤其对于转型国家,其原因可能包括:
首先,因由近现代历史经历驱动的“现代化”集体诉求强化了宏观绩效在成员中的普遍认同感,使宏观绩效及其合法化机制可以部分脱离于个人绩效的成败体验,从而获得独立性。
其次,近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主义获得成长,个体绩效诉求的合理性被重新认识,并形成了不同于宏观绩效合法化逻辑的新路径,但市场化还催生了更细腻变化,这将在下文讨论;最后,权威体制和媒介控制为两种绩效合法化逻辑提供了外部条件,使国家更易于塑造宏观绩效成就印象:
微观绩效可由个体直接感知和评价,但宏观绩效难以被个体有效了解,它需要中间组织进行信息聚合、转译和传播,而这些组织的活动将影响宏观绩效合法化效果。
如表2,不同传播媒介的使用会使大众在宏观绩效印象方面存在差异,倾向使用较传统媒体(如电视)的大众比使用新媒体(如互联网)的大众有更高水平的宏观绩效感受。
以上表明两种绩效及其合法化差异的背景因素。
沿此,受调控的宏观绩效所造成的后果是:
其一,现实意义下,宏观绩效的提高可促进提升合法性,但如果宏观绩效未能取得预期目标,那么就需要根据下一原则和实践情形来判别宏观绩效的合法化机制和效果;其二,象征意义上,国家通过舆论宣传、传播控制、符号塑造,宏观绩效的象征意义被挖掘并达到最大化,并能继续部分维持或促进提升合法性;其三,象征与现实之间也存在交叉区域,表现为政府通过选择性的将资源投入于生产特定的宏观绩效,最终促进统治合法性。
尽管绩效的合法化功能有着牢固学理基础与经验支撑,但其内在缺陷不可忽视,如赵鼎新言,绩效合法性具有不稳定性,且根源于绩效的不可削减性和绩效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然而,赵氏并未对绩效合法性的缺陷给予足够阐释,实际上,即使绩效可以保持持续增长,但因代际更替及评价机制的作用,绩效的合法化功能仍将面临难以克服的衰减趋势。
如图5,国家经济成就评价随着代际更替而逐代递减,反映出:
对特定代际群体而言,他们的绩效评价会局限于其自身经历的绩效变迁状况,并将其经历之前的绩效成就视为理所当然或起点,表明特定代际群体持有的绩效合法性水平存在天然上限,即使绩效可获得稳定增长,绩效评价的代际递减效应也会逐步侵蚀绩效增长所带来的合法性提升。
针对政治与社会变迁,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视角,对社会变迁机制进行了阐发。
以政治改革、市场经济、社会分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中国变迁自有特殊之处,但也部分践行了现代化发展模式。
因此,现代化理论中的相关社会变迁机制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基础。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对这些理论机制进行检验,而是将其置于总体理论框架下,来阐释当代中国绩效合法性的深层逻辑。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强调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如下变化:
(1)在横向空间层面,已形成的收入分配分化格局反映了分配公平问题,这将催生对公平分配的心理需求和对收入分配控制政策的支持;
(2)在纵向时间层面,经济发展带来大众经济收入普遍提升,但个人经济绩效的改善可能会激发个体更强烈的绩效需求;(3)经济发展促进相关社会在教育、信息传播、识字率等方面的改善,从而提升社会公众认知能力和批判精神,并影响绩效合法化过程;(4)经济发展使得物质条件改善,并促进人们价值观念变迁,个人表达需求不断增长,从而影响绩效合法化过程。
表3显示了个体经济收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分析表明,随着个体经济收入的升高,公平分配需求会降低,经济改革速度感受会变慢,受教育程度会提高,这些回应了我们提出的前三种观点,而第四种对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要求更高,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并不突出。
表4显示了以政府信任和体制支持为因变量,以个人经济收入、城市人均GDP、国家经济绩效为自变量等所建立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及分析结果。
作为控制变量,诸如社会信任、社会价值观、政治兴趣和生活幸福感均可能影响公众的绩效合法化逻辑,尤其是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关系得到很多研究关注。
根据分析结果,微观绩效对合法性两方面均构成负向调节,但调节的显著性主要体现于体制支持,在政府信任方面存在不稳定性。
然而整体看,微观绩效对合法性的影响更多是一种削弱效果。
针对宏观绩效,我们拟从城市人均GDP和国家经济成就评价两方面观察。
主客观数据均显示宏观绩效对合法性构成正向调节,部分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讨论。
尤其仅从客观角度看时,个人绩效与城市绩效的合法化方式在方向上表现出明显不同,表明针对绩效所做的结构性区分具有合理性。
尽管以上变量间关系的显著性和解释力并不很突出,应谨慎推断;但我们认为,显著性和解释力水平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变量测量时的计分点数。
比如,在本研究数据中,政府信任仅使用了4个计分点;而体制支持仅使用了3个计分点;经济成就仅使用了4个计分点;因此,该测量方法已将真实差异程度大大缩小,同时降低了不同变量间所能呈现出的真实关系水平。
由此,比较弱的关系反而表明这些因素间存在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
那么如何理解该种差异性的合法化机制呢?
差异化原因是什么?
1、将城市人均GDP和国家经济绩效变量剔除后,经济收入对政府信任构成的负向调节变显著;2、经济收入对政府信任构成显著的间接影响(直接性影响的显著性不是特别稳定),且其中受教育程度发挥了中介效应;经济收入对体制支持构成显著影响,同时受教育程度发挥了中介效应。
如果绩效本身是单维的,不存在结构分化,那么两者自身及其合法化效果应呈一致性。
但前文分析否认了这一判断,两者不能一概而论。
宏观绩效对微观的背离显示了国家在决定绩效生产和输出方面的自主能力,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一种象征作用,这种作用并不着意于何种绩效以及绩效质量如何、甚至无需社会的评判和支持,宏观绩效在取舍和实施方面的合理性来源于现代化目标诉求的历史正当,而其正当性对公众具有强大话语权。
不同的是,微观绩效由于反映个体绩效状况,难于被国家力量普遍形塑,且易于被公众感评,使该绩效评价更具有现实性。
进一步,为何微观绩效越高,合法化效果反而减弱?
尽管人们可能认为,微观上的绝对改善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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