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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平等历史道德与平等
道德平等[历史、道德与平等]
【内容摘要】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亨,以平等概念为核心、以规范性论证为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种颇具深度和启发的重构与反思,尤其以对诺齐克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中自我所有概念的深入剖析为起点,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可能的逻辑困境进行了新的理解和叙述,力图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规范道德基础和价值源泉。
【关键词】平等;规范;自我所有;历史;道德。
【作者简介】任建党,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院长办公室政策研究高级主管,哲学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尤其是规范性意义上的道德基础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易于忽略的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马克思所采取的将道德观念及其基本原则进行历史辩证法式的意识形态化批判与解构所决定,一方面是由于强调现实历史运动而非抽象道德论证或说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取向所决定。
然而,随着当前世界历史变迁和哲学讨论语境的双重变化,作为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的柯亨(G.A.Cohen),致力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一系列规范性的政治哲学重构,希望为社会主义继续发展提供更为根本的价值基础和道德辩护。
一、为社会主义辩护:
柯亨平等
理论的提出
随着上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挫折与低潮,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如何回应以规范(Normative)道德哲学论证为基础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挑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进步提供更加深入有力的理论辩护,这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更是一个复杂棘手的理论难题,对于任何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
由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突出的学术成就,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道德和政治哲学教授G.A.柯亨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受尊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平等主义的良心”[1]。
在他看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从理论思辨的高度重新介入规范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从而使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一种更为基础的道德正当性。
基于特定的个体经历、历史反思和坚定的社会主义平等信念,柯亨在其名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发表之后,将理论兴趣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政治哲学,相继发表了《来自马克思的主题:
历史、劳动与自由》(1988)、《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1995)、《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会如此富有?
》(2000)等大量著作和论文,开始了第二次辩护之旅――为社会主义辩护。
促成这一根本性的思想转变的因素中,极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诺奇克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1974)一书至关重要,柯亨称之为使自己“开始从教条主义的麻木中苏醒过来”[2],从而不得不对规范政治哲学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理解与思考。
在柯亨看来,诺奇克通过一个经典的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张伯伦论证[3],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及其不平等结果进行了一次相当精致而深刻的规范性论证。
他认为,诺奇克立论的核心基础就是对“自我所有”这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逻辑起点的强烈辩护,即:
因为个体对其自身及其能力具有完全的自然权利意义上的所有权,只要他不运用这种所有权妨害其他同样拥有这种自我所有权利个体的自由(即使这种作为自然权利的自我所有,由于个体的自然天赋差异会在现实过程中引起某些后果性的条件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也是道德上正当的。
而马克思终身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现象之不正义的隐含逻辑起点也是“自我所有”,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像诺奇克这样明确地对其做出过规范性的说明或论证。
所以,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够从更为深入的规范理论层面,澄清自我所有原则在诺奇克与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就会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整体构造可能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
而当前各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平等诉求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比较温和的以争取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处于主流地位的保守党理论与实践的反驳和冲击之所以不成功、不彻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或者忽略了从规范性角度进入更为深入的正义领域。
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正当性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批判,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道德上是否是可以辩护的问题上澄清了其规范内涵,才能够为当前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提供更为根本的价值基础和思想动力。
促使柯亨实现思想转变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两大现实前提正确性的反思。
一个是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标准的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群体;一个是日渐明显的全球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马克思物质乐观主义的共产主义预言形成了巨大的现实挑战[4]。
因此,柯亨指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会有富足的物质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在稀缺的条件下寻求平等,因此,我们比过去更为清楚的了解,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寻求的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以制度的形式把它加以实施。
这种认识应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努力的指南。
”[5]
二、自我所有与剥削:
柯亨眼中的
马克思困境
按照威尔・金里卡在其《当代政治哲学》中的理解,诺奇克立足于自我所有概念基础上的“资格理论”由三组基本原则组成:
第一,转移原则,任何通过正义途径的所获之物都可自由地转移。
第二,正义的初始获得原则,即为人们最初是如何获得那些可以按照第一原则而转移的事物提供解释。
第三,对非正义的矫正原则,即如何处理通过不正义途径的所获之物或通过不正义途径而转移的财产[6]。
柯亨指出,按照诺奇克的逻辑,“如果不平等的条件是正当产生的,是受道德保护的,那么牺牲私有权而去减少不平等的条件就是对人权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7]。
相反,不仅不能侵犯,社会还必须尊重人的私有权,因为它反映了作为根基的康德式原则,即:
个人是目的而绝不仅仅是手段,不能在未得到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就为着他人的目的而牺牲或利用他们。
针对诺齐克的论证,柯亨以精密的分析哲学方式和规范道德论证做了逐条反驳,而反驳的结果却令他十分震撼:
马克思关于剥削现象不正义的论述,恰恰是建立在不自觉地使用自我所有这个诺奇克式的核心概念之上。
即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工人是自己劳动能力和成果的合法所有者,而资本家却通过使工人被迫为其劳动并榨取剩余价值,“盗窃”了本属于工人自己所有的一部分劳动成果。
“我们不曾想到,我们所继承的资本主义批判竟然以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前提为基础”[8]“为什么诺奇克对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要大于他对任何平等派自由主义者的打击?
”这个问题成为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基础。
柯亨指出,由于对自我所有原则某种不自觉地隐含与使用,马克思剥削理论在规范层面存在几种可能的内在逻辑困境:
第一,福利国家的税收转移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转移都是对自我所有的侵犯,为什么一个是正义的而另一个是不正义的?
第二,在初始资源平均分配的前提下,不是由于强力或欺骗而是由于节俭与才能导致的新的贫富差距,这种没有侵害个体自我所有的“干净的资本主义”是否是不正义的?
第三,最初失去自然资源与剩余劳动被剥削这两个因素,哪一个是工人受到资本家剥削更根本的原因?
即如何理解剩余劳动价值理论的正确性。
第四,如果剥削是一种基于不均等的资源分配而导致的剩余劳动的强制性单向流动,那么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公正与剩余价值榨取的不公正这两者中哪一个是根本的?
哪一个是派生的?
对于这四个马克思剥削理论所蕴含的可能的逻辑困境,柯亨在经过详细分析论证后指出:
第一,随着当代工人阶级结构特征的分散性变化尤其是受剥削者与贫穷者身份的逐渐分离,坚持自我所有原则反而给马克思剥削理论带来理论困境。
第二,由于其内在前提在自我所有层面的一致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出身干净的资本主义关系”在逻辑上就几乎是很难反驳的。
第三,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很难与平等主义目的相结合,它甚至可以用来服务于非平等主义的目的,比如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恰恰是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不平等做辩护的。
第四,要区分因果根本性与规范根本性,初始分配状况的不正义性相对价值流动而言依然是规范性上派生的,尽管它在因果性上可能是在先的。
通过对自我所有原则在马克思剥削理论中含义与地位的深入挖掘,柯亨发现,不论是承认还是否定这一原则,未经规范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面临着很多相当复杂的理论困境需要重新理解和辩护。
这一方面涉及到与诺奇克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的自我所有基础究竟如何区分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与自由主义哲学相比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一旦接受自我所有原则将面临着多大的理论代价。
柯亨的这种规范性批判,为我们在当代语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剥削理论中诸多基本命题的规范含义,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新角度。
三、正义与超越:
共产主义何以可能?
如果说对自我所有原则在诺奇克和马克思理论构造中不同地位与作用的反思与澄清,是柯亨的规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维度,那么从自我所有概念出发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反思,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视野。
也就是说,在柯亨看来,马克思通过生产力无限发展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设想究竟是否可能,又是如何可能超越以正义理论为核心的规范政治哲学研究范畴?
尤为核心的是,自我所有这一规范政治哲学正义理论得以建立的逻辑前提和基础是如何被“超越”的?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曾经有过多个角度的不同论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与恢复的哲学人类学角度来描述这一概念,即共产主义是一个扬弃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状态过程的最终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具有普遍交往特征的世界历史角度,来论述社会个体如何克服分工导致的异化现象;直到《哥达纲领批判》,又对共产主义的特征做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规定,即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最终实现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两大要素,而这两大要素最终实现的同时“资产阶级的狭隘法权”就被“超越”了[9]。
但这种超越是如何可能的,他并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规定。
柯亨指出,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生产性资源无偿地归一切人所有,而个体仍然有效的拥有对自身的所有权。
个体随自己的心愿自由地发展自身,这不但不会阻碍别人的自由发展,而且成为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高度富裕即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天赋较好的人没有必要为了维护条件平等而把他的才能提供给天赋较差的人使用,因此也没有必要为了达到这种平等而反对或改变自我所有。
他将其比喻为一场和谐共处而自我实现的音乐会[10]。
与此相应,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收入的自我所有权,从而隐含着由于劳动能力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
对于这种不平等,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放弃自我所有原则本身,而是借助“技术的麻醉剂”(即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而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来回避了这一问题。
即在物质高度富裕的状态下,再也没有必要根据劳动贡献的大小而领取报酬,因此也没有必要保留自我所有权,“使维护自我所有不在必要的条件也就是使摒弃自我所有原则不再必要的条件。
当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劳动的实现不再需要根据自我所有原则而获取补偿,也不再需要抛弃这一原则所必需的威胁”[11]。
也就是说,长期的富裕使天赋不同的人们的物质利益广泛地取得一致,富裕消除了因人们利益冲突而引起的正义问题。
但是,由于对生产力无限增长这个前提假设的怀疑,柯亨将思考重点转移到了马克思未曾关注太多的个体动机层面:
即由于现实资源的客观约束存在,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主体动机结构方面如何能够实现?
这样,共产主义社会与正义问题的关系根本上就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像马克思所乐观估计的那样是无限的?
第二,处于这种共同体之下的个体动机是否还存在冲突?
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那么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正义问题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问题的根本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性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
“今天几乎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匮乏、冲突、多元以及理性的不完善是人类的永久特征;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12]。
这种关于人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一方面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对启蒙以来具有决定论性质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反省的一种非形而上学化趋势。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以柯亨为代表的一部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带有激进浪漫主义色彩的传统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开始进行了新的理解与反思。
四、结语
通过前文对柯亨分析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问题意识和思想脉络的简要分析,我们发现:
这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对马克思总体理论体系进行的简单伦理学补充,而是以一种特有的强调规范性论证方法和直觉性道德信念前提的当代政治哲学方式,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历史主义唯物理论的一种根本性的重(下转第102页)(上接第96页)构与辩护。
这种重构与辩护,涉及到我们对历史与道德、平等与自由、正义与人性、规范与辩证等多种概念范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不同层面的互相冲突与对话。
他的思考,为我们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当代效应,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审视维度与思想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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