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不解决一切免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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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不解决一切免谈
三个问题不解决,一切免谈
这些年来,我们几乎天天讲、年年讲调整产业结构,那么这个结构调整得怎么样;调整的机制是什么?
往那儿调?
动力何在?
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甚至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产业经济学是日本人发明的,在欧洲,人家不讲产业政策。
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形态下,才有产业政策,才讲产业结构。
在西方,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形态,人家对这个问题是存而不论的。
而且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我们调了那么多年,哪个结构是我们调过来的?
调的效果怎么样?
这都值得反思。
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要调整产业结构,要首先了解基本国情,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发展的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就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调结构,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得有个参照物。
为什么调不动,你想往哪儿调?
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存量结构,它和我们我们现在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的。
决定这个发展阶段的又是我们社会和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个层次的矛盾
那么,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对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一个排队,把矛盾摆出来,看哪些是高层次的矛盾,哪些是低层次的矛盾,心里得有个数。
比如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们看到结构有这样几个层次:
首先是产品层次,现在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大量产品过剩,在产品层次的矛盾,你就调不动它,然后接下来又有产业结构的矛盾。
实践证明,我们对产业结构调整没少花力气,产业政策经过制定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结果怎样呢?
还是调不动。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矛盾在起作用,那就是区域结构的矛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行政区域划分和经济区域划分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特别是我国实行那么多年的财政包干体制,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层层包干,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们的区域结构同构化非常严重,区域封闭,地方保护主义,带有分封制色彩的大大小小诸侯经济在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要受区域间流动的制约,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很难地区化,你说怎么调整?
那么为什么区域结构调不动呢?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矛盾,也就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社会的矛盾。
这个矛盾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诸种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总根源。
它直接制约着区域结构矛盾的调整更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工农两个产业存在着生产方式不对接的矛盾,一个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一个是小农生产方式。
我国的农业是2.6亿小农户在耕种19.35亿亩耕地,每户不到8亩地,农户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是生产、生活的统一体。
不管生产率有多高,它的产值中大部分是自给的,剩余很少,甚至没有剩余,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工业的生产方式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一个是现代的企业生产方式,一个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甚至隶农色彩的小农经济。
现在农民在要素转移上还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的限制,农民有了地,说是包干了,但是不种粮食行不行?
上面要下达种植粮食的面积,层层分解到户,你不种行不行?
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杜绝毁青苗的现象。
这说明我们的农民作为自耕农还不是完全的自耕农。
有一部分的经营权还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制约,还不完全是市场主体。
说难听点,有点隶农的色彩,连完全的自耕农都不算。
就算他是完全的自耕农,小农的生产规律和工业的生产规律也是不同的,是不能对接的。
他们的差别不是一二个级别的差别,而是一个时代的差别。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去谈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的要素、土地的要素及其他要素的流通是很难的。
那是纸上谈兵。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搞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会来调节这些结构,而实际上有一部分农民已经迈入了市场,现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民工潮汹涌澎湃,一浪高一浪,从这一部分来看,城乡差别作为一个动力正在使剩余劳动力往非农领域和城市走,但内在的统一制度、农村税收制度、管理制度和城市本身的封闭制度,特别是城市的高门槛也对这些流动产生很大的障碍。
(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博文:
探讨:
“我国户籍制度的弊端”一文,详细阐述了这种障碍)
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我国人口大体上是三七开,城里人口按国家统计数据是36%,但这36%是城市管理人口,而真正按城市生产方式生活的人口恐怕还不到30%,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人际关系的社会的社会结构占人口的70%多,在这么一个落后的人口结构条件下谈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要出大问题的。
我们根本不存在过剩问题
现在大量产品过剩,我们应当怎么看待这个过剩?
我认为,现在的剩余是不合理的分配结构所造成的购买力不足,使我们的一些产品销售不掉,不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不需要这些东西,或者是他有更需要的东西准备着要买,而不敢买他当前需要买的东西。
所以影响了当前的消费或即期消费。
因为当前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低,仅仅是全国平均城市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如果9亿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与城市一样的水平,我们现在所谓过剩的东西还不够用。
按照人口结构和城乡结构,城里剩余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物质消费结构的剩余,它是一个相对的剩余,相对于购买力的剩余。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购买力的结构去调结构就要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十几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几千万人的下岗,大规模的失业。
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1.5亿左右,与城里人一年266个法定劳动日相比,农地只能吸收他不足70天的劳动量。
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结构下,面对全球化的压力,面对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的呼喊,很多人很着急、很浮躁,就要调整产业结构,结果调得动吗?
本来还可以用的资产浪费掉了,如果你有本事把我们的劳动力调没了,调少了,这样的调到是可以的。
用外资的大量硬通货、高技术排挤咱们唯一的最丰富的资源去调结构,最后是得不偿失。
调的结果内需起不来,然后我们就片面地依靠外需。
我们的外向度已经达到45%左右,GDP里面4700-5000万的出口额,一个大国,45%要对外依赖,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现在欧美一发烧,我们就感冒,美国人对我们围追堵截、妖魔化中国,老想收拾我们,而我们却老盼着美国经济繁荣,他不繁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我们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就出不去,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依赖。
你越是依赖他,他就越要收拾你,他一边说对你们的贸易逆差这么大,你们还来那么多产品,一边偷着乐,因为我们的产品等于送给他白使,他还天天压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这样我们用产品换回来的,带着油墨味的纸——美元,岂不缩水了?
明明占了便宜还老是说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给你来个201条款,说你影响他的就业了。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的农产品一粒也不该从美国进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农民就业不充分,结果他的大豆进来1400万吨,与我国整体大豆的产量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处于主要矛盾三七开的阶段,使得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受到制约。
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到一边,去谈结构调整,要改变国际分工结构,要从垂直性分工到水平性分工,要搞高科技,等等……结果搞得怎样呢?
市场也让出去了,技术学到多少呢?
应该说成绩不少,但和我们的期望值差距还很大。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主要矛盾的状态,结构不是简单的调整,而是要做大现有的结构,直到劳动力充分就业,达到95%左右。
没有失业是不现实的,5-6%的失业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后备力量是必要的,如果能达到95%的就业率,一个国家整体性地才有资格谈论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
否则只能是一个尖端性。
用30%的精力去搞高科技、70%的精力还得去搞中科技和低科技,还得适应现在的劳动力素质和现在的劳动力能力和消费需要,这样的结构才符合中国的现实,否则盲目赶超,费用就颠倒了。
农民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死负荷
一些城市,由于财政包干制,造成一些官员为了美化、亮化、绿化、率先现代化使城市过早地盆景化,过早地贵族化。
中国城市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广大农民在农村负担过重,造成了两个中国,就很麻烦了。
平时我们总看到,中国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实际上在整个大陆上,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那就象两个中国一样,一个中国是以沪、宁、杭、广州、深圳、厦门为代表的高楼大厦,美国纽约、华盛顿也不过如此,我们的这些城市已经不是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了,而是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小布什来中国开APEC会议也感叹“我们上当!
当年谈WTO怎么没把中国当发达国家”。
但实际上另一个中国又怎样呢?
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5、6亿的大中华核心圈里面,他们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
他们的平均收入又如何?
现在全国平均把上海也加进去才2600元一年,平均才0.75美元一天,(还不能全部作为生活费)因为它是一个纯收入概念,里面还有生活费、生产费。
在2600元一年中,真正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不到40%,这是个大平均。
2000元以下的占很大比例。
农村这样的消费结构,原因是他们的就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能够调用的硬通货,把我们能用的本事都去搞跨越式、超阶段、率先现代化去了,这些农民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死负荷。
有一次,一个老外问我,中国加入WTO以后,你有什么担心,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哪个国家因为加入WTO就跨了的?
但也没什么指望的,也没看见哪个国家加入WTO国民经济翻一个跟头就上去了。
他问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参加参加WTO是为了第二次修改WTO规则时有发言权。
我问,你们现在技术、资本在全球流动了,那劳动力能不能流动?
现在美国的钢铁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如果中国提出劳动力全球化流动,我给你澳大利亚5000万、给你美国5000万、给你巴西8000万劳动力,那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怕,核心就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考虑我们的国情,不考虑以上这些现状,谈什么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就调不动,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回顾这几年,从治理整顿开始,只能是物理疗法,这一段太热了,我们来一个冰冻西山,把它冻在哪儿,等条件变了,就开化了,原来是什么病还是什么病,因为主要矛盾还没有转化。
我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瞄准最终消费结构的变化上面,这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360行一年忙到头,是为谁忙的?
是为人忙的。
人的素质的提高,就是消费结构的最终升级,人际关系的升华,这才是发展的本质。
瞄准它,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健康发展。
现在消费结构卡在那里?
卡在“住”上。
卡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看最终消费。
现在各地政府想的是GDP有多高,我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上几个大项目才能支撑我这个GDP有多高。
他是在倒着干活的,他不是“以人为本”干活,所以GDP马上就出问题了。
有时就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甚至有增长,负发展。
社会犯罪率上升的地方,“黄、赌、毒、黑、邪、腐”样样都有,甚至还有蔓延的地方,那就是负发展,那就是人的素质下降,人际关系恶化。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合,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是就业,就业率下降,收入低,“黄、赌、毒、黑、邪、腐”就必然就上来了。
这两个正好是一个跷跷板,就业多“黄、赌、毒、黑、邪、”就下去,社会犯罪率就低,社会就安定;就业少“黄、赌、毒、黑、邪、”就上去,社会犯罪率就高,社会就不安宁。
前些日子,《北京青年报》报到说,在北京有个老头79岁了,租了一间房子,天天上街去偷。
79岁了,走路直摇晃,很难,上公共汽车上去掏人家钱包,当时掏了一个年轻人的钱包放在兜里,然后警察说,你拿出来,别人都不信,他能偷东西吗?
都这么大岁数了,大家还都替他说话,真拿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都那么大岁数了,如果能过上最基本稳定的温饱生活,他怎么会到街上去偷?
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到这个阶段了,需要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
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的矛盾。
作为政府要找到这个矛盾的统一性,那就是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解决了,产业结构不用调,它自己就会动。
只要解决了社会保障,劳资双方就找到了统一性,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
现在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资金是政府拿一块,个人拿一块,企业拿一块,它都是分割在各地的,应该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把这个建立了,城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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