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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深教师对中国教育的深度看法
一个资深教师对中国教育的深度看法
古斯塔夫.勒庞(1841年—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在他的著作《乌合之众》里,对当时的法国教育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有一种教育是害人的教育
勒庞说:
“在当代,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一个人,教育会使人们彼此之间变得更平等。
”但“许多哲学家证明:
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害处就远远大于好处。
”
或许勒庞的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是他却为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提了一个醒:
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必然是善的,至少存在着某种“恶”的教育的可能。
这种“恶”的教育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功利上都是有害的,毒害儿童、戕害社会。
因而我们在强调重视教育、发展教育,鼓吹教育兴国的同时,必须警醒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兴国利民。
误人子弟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教师的懈怠与无能时,当一种本质有害的教育被坚决而认真地实施时,危害更大。
“应试”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脱离现实
接着勒庞指出了当时法国教育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了一个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上,即通过努力学习教科书的知识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智力。
”“由于采用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地强化许多手册上的知识。
一个年轻人从上小学直到离开大学,就只能抱着书本死记硬背,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就没有用武之地。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服从和背书。
”
“一个人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他靠的不仅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是我们从书本里学不到的。
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是长时间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
“刻意的人为训练,机械式的填鸭式教学以及沉重的课业负担,漠视时代的不断发展、漠视年轻人很快就要面对的现实世界、漠视年轻人必须学会适应的社会,……漠视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具备的丰富常识和意志力。
”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教育革命的对象指向“应试”是找错了对手,或者说将当前教育的落后性定性为“应试教育”是没有抓住要害。
当前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不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要,不能适应个人发展对教育环境的新要求。
而这种不适应的根源就在于教育脱离了社会实际、脱离了生活实践。
从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表现在考试对整个教育行为的扭曲和异化,但这仅仅是一种表征而已。
以片面的考试成绩为追求目标、课业负担过重只是教育病态的外部症状,而不是根源。
以简单消除症状为目标的治疗方案都只能治标不治本。
取消考试就可以医治旧教育的弊端了吗?
小学升初中没有任何升学压力了,可这种脱离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的毫无生命力的教育在小学丝毫没有扭转。
何况考试作为教育的评价手段之一应当有其存在的价值,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好成绩也应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所当然的追求。
难道不在乎考试成绩的教育才是良性的教育吗?
同样的,简单地减轻课业负担也是值得考虑的,所谓的快乐教育有时只能是教育的娱乐化。
毋庸置疑,在社会现实中任何成绩的取得,不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发展进步领域,都离不开大量的枯燥的艰苦的劳动。
学习的快乐是建立在探究欲望的满足和自我发展的实现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在轻松消遣上。
减轻课业负担的关键在于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上,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发展课题上。
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内涵没有改变,还只是用在背诵记忆语言条目、公式定理、标准答案上,即使课业负担再轻也无助于教育革新目标的实现。
这种课业负担的减轻只能表现为教育的荒废和民众的不满。
应试教育与“愤青”的大量出现
对于应试教育的危害,勒庞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以书本和考试为主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缺乏生存能力的人”。
“它使服从它的人及其厌恶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非常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便是,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也不想再做农民……这种制度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只是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
”
“虽然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
所以,那些没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职位的人就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可以说,掌握一些排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
对于勒庞的上述观点,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一、勒庞把这种坏的教育看成一种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用书本和考试培养出来的人只适合到一种地方工作,这种地方可以脱离现实,不解决实际问题,只要用语法和词句来应付问题。
那显然就是旧体制中的官僚,坐机关、下命令,开大会、讲空话。
通过获取文凭,从而获取进入官僚体制的敲门砖,是应试教育的利益驱动机制和生命力所在。
二、社会变革必然要求教育变革。
当社会转型,现代社会逐渐从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契约社会发展时,大量的只有文凭而没有实际生活本领的人将被淘汰。
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后备官僚不适应社会发展了,社会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能开拓市场的推销员、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等等,而这就需要教育为之发生变革了。
三、旧教育会成社会发展的阻力、甚至是破坏力。
如果旧教育在强大的惯性中继续发展,大量的只有空洞的书本知识的人被培养出来,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文凭只能是一张废纸。
这些被社会现实淘汰的人就可能因为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
勒庞恰好生活在法国的大革命时期,或许他独特的视角来自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但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好的教育应当顺应社会的发展、立足于社会实践
“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所需要的是以经验为主导的专业教育,因为只有经验才是人们最好的老师,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劝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
”
“经验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要使一个年轻人的经验得到成长,他必须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
也许勒庞的观点有些偏激和理想化,但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好的教育本质特征:
适应社会现实、立足社会实践。
为此,我们可以认清教育改革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方向,那就是接受社会发展的检验,面向社会和生活实际,为社会发展提供所客观需要的人,为受教育的人提供必需的社会本领。
好的教育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有利于增进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必须是源于经验的。
封闭的、僵化的的教育必然会落后于社会前进的脚步,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一句话,把有毒的教育清除出去,让健康教育建立起来。
第一篇异化的教育价值观
学开车与拿驾照
课余时间,两位同事说起了考驾照的事。
一位同事显摆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到了驾照——有路子好办事。
但另一位同事接着马上讽刺他说,有驾照但不开车,因为技术不过关,从来不敢上路,引起了一阵哄笑。
据我所知,培训驾驶员的地方叫驾校,既然是学校那当然也是搞教育的。
报名驾校的人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拿驾照——驾驶车辆的合法准入资格,当然同时还得学会开车。
我这里想提一个问题,假设有两家驾校:
A校承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你通过考试,顺利拿到驾照,但不保证技术过硬;B校则以要求严、训练紧著称,保证你学到高水平的驾驶技术,但所用时间却比前一所学校长。
你会选择那一家?
不同的选择反映的是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选择前一所驾校的人,看重的是通过考试——获取进入一个领域的资格与权利;选择后一所驾校的人,关注的是学习的质量——学到真正的驾驶技术。
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也同样地表现在我们的其他教育领域。
大家习惯地把前一种教育称为应试教育,把后一种称为素质教育,还习惯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这两种教育在许多方面并不矛盾,甚至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技术过硬当然能够顺利拿到驾照,拿到驾照当然意味着技术过关。
单纯从概念上对比,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我们同样也看不出二者的对立来,为考试进行的教育同样可以注重素质的培养,推行素质教育为什么就不能强调考试成绩呢?
两种教育价值取向是怎样分裂的
看来,在现实的社会中有某些复杂的力量在左右着教育的发展,使得教育本来完整统一的价值目标被割裂了。
首先应该说明,我们举的例子很特别,驾校进行的是一种单一的技能培训,它的实践性很强。
一般来说,通过考试就意味着具有了能够开车的实际本领。
即使一个人通过某些办法取得了驾照,但不会开车并不能够使他获得实际的利益。
但在普通教育领域里就不同了,比如一个人通过大量的背诵条目、定理这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又经过了充足的习题训练,他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书面考试获取一纸文凭,而这份文凭又代表着特定的社会身份与利益。
这种局面就可能导致通过考试与提高素质的分裂,因为这种考试只能片面地检验学生的某些能力——主要是记忆再现理论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往往是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
让我们假设驾驶员考试如果只考查理论课目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前面我们所说的情况:
一个能够在驾驶理论中考取高分的人却根本开不了车。
只是为了尽快取得驾照的人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会了开车。
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的教育中太普遍了,比如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外语,而我们都知道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握一门语言,而语言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工具。
但实际情况是一个学生经过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总共九年的学习,能够实际运用这个工具与人熟练交流的人寥寥无几。
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学生笨或者外语教师不努力,而在于我们不是教给学生如何使用外语而是训练学生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如何会做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和作文模板。
至于大学生则还要继续学习四年,直到被强制通过四级考试为止,此后他们当中大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基本上再在工作生活实际中不会用到自己所学过的外语知识。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这是一个只要驾照不要驾驶技术的典型例子。
考试是如何异化教育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
让我们接着前面驾校的故事来说,假如真的有一家驾校,只管考驾照不管教会开车的话,会不会生意可做呢?
不要简单地做出否定性的回答。
那得看是不是有人只想要驾照而不在乎是否学会了开车的技术。
假如有一家公司,它在招聘员工时要求必须有驾照——并不一定能开车,而且这家公司的员工一旦聘任就是终身制的。
只要有人提供了驾照原件并且不是假证件,就可以应聘,否则免谈——即使你是一个驾驶高手也不行。
这无疑就会滋生驾照的需求市场,从而提升驾照的价值。
这样的话,社会上必然会对驾校A趋之若鹜。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
那些真正传授驾驶技术的驾校反而会被淘汰,招不到学生,只好倒闭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社会需求是如何将考试这一教育评价手段提升为教育目的从而扭曲教育的了。
再来看社会现实,我们的用人机制,尤其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选人、用人时主要看的就是一张文凭,而不管这张文凭背后体现了多少实际能力。
浏览一下各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的简章,无不要求第一学历本科以上,甚至硕士以上。
即使你可能真的具备了胜任那个职位的所有素质,但没有驾照,就只能被拒之门外了。
文凭代表了一种身份、一种准入资格,一种社会资源的占有资格。
而一旦进入这些领域,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哪怕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不能胜任,也无法辞退,即使退休了仍可以享受较高的福利。
这张文凭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宝贝,一旦拥有,一生无忧啊!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各个城市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办证的野广告了,甚至连腰缠万贯的打工皇帝也非得从国外买一张野鸡大学的洋文凭来装点门面。
身份等级社会的残余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仍是一个身份等级社会:
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身份,而且每种身份形成的等级是相对封闭的,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尤其是农民与工人、干部之间的划分是十分严格的。
这种划分还有户籍制度从法律上加以确定。
城镇居民的子女没有工作的叫待业青年,工厂招工只从他们当中录用。
农民的子女只能是青年农民。
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的跨越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考试,获取文凭。
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应该还记得,入学的同时户籍也随之发生迁移,这就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转变,永远地跳出了农门。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你无法阻止千千万万渴望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出身命运的人去挤高考那条独木桥。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有一所学校说,我可以让你全面发展,但却不能给你一张文凭,它的命运可想而知。
前不久从电视中看到一则新闻,某报社记者参与查处一个非法举办的小学“奥数补习班”,却遭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辱骂和阻挠,一个满脸蔑视的女孩甚至向记者吐口水。
这让记者感到出乎意料,她本以为自己是来解放这些孩子的,没想到却被当成了迫害者。
孩子和家长的想法是朴素的:
你不让我们上补习班,我们就不能升入重点中学,不能升入重点中学就考不上好大学,就无法过上好日子。
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谁就是坏人!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们放弃对应试教育的迷恋,唤醒他们对素质教育的认同,最好的办法是提供一个机会平等、自由开放、鼓励竞争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校长的乌纱帽
不同级别的校长
张校长、李校长和王校长是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一次省教育厅召集的会议上相遇了。
同学相遇,倍感亲切,三人决定晚上聚一聚,共叙同窗情谊。
他们当中年级最小的王校长抢着安排了当晚的聚会,当年的张校长、李校长分别是班里的班长和团支书,年龄又大两岁,也就坦然接受了。
别看都是中学校长,可三个人的境遇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
张校长是一所贫穷乡镇的中学校长,论行政级别属于股级干部,学校经费常常入不敷出,干的是个穷差事;李校长是某县一中的校长,级别属于副处级,待遇不低,出入有专车,学校里人事财务一个人说了算;最厉害的是王校长,是一所地级市市一中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处级,学校是省重点,地方名校,在当地牛的厉害。
当晚,王校长一声吩咐,随行的办公室主任就做好了全套安排,吃、喝、洗、唱一条龙。
当年的小师弟——王校长自然是风光无限,而曾经的班长张校长则有点自惭形秽,人家的跟班都比自己的级别高(市一中的办公室主任是正科级)。
哎!
都是校长,这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尽管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事业单位,但在行政化管理的教育体制下,每个校长头上都有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
小到副股级的小学校长,大到部级的大学校长,他们往往不是以一个首席教育者或教育家的面目出现在师生员工面前,而是以代表某种行政权威的官员身份高高在上。
对于每个校长来说,学校就是自己的辖区,学校里的人事、财务、教学等等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
对于学校里的教师员工来说,校长决定着每个人的荣誉得失、职称晋升、绩效工资等大事小情,掌握着每个人的前途命运。
在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上,是典型的校长负责制,尽管有校委会、教师代表大会等形式,但基本上都是个摆设而已。
这种管理体制实际上是把一个学校的发展系于校长一人的品德和能力,人们常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就缘于此。
但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不称职的校长就能败坏一所学校。
假如校长的任职资格和选拔程序又无法保证的话,则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管理模式的坏处不仅仅在于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和腐败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行政权力极大的扭曲了学校的教育本色。
教育是科学,是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人的事业;学校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组织。
行政化、层级式的学校管理模式了学校应有的尊重科学、尊重个性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命令、追求绩效的功利环境。
一份教师成长路线图
某学校为了激励青年教师成长,为他们制定了一份职业生涯规划图:
“普通教师—班主任—级部主任—学校中层—校级领导”。
通过这份公开以学校文件的形式发布的教师成长路线图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行政化管理模式下的学校生态环境和官本位的价值引导。
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认同这份路线图背后体现的价值序列,但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它主观上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教师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制造“教而优则官”的现实。
不论你的教学多么优秀,如果你没有捞上一官半职,那往往意味着你的失败。
教师的关注点不再是研究教学和教育规律,而变成了研究校长的偏好和琢磨获取升迁的路线图。
育人即使被关注,也不再是目标,而是获取升迁的手段。
在这种环境下,学校公然被异化为官场,权力崇拜、等级森严。
整个学校以校长的权力为中心运作,教师也以谋求权力和升迁来体现自我的成功。
学生的成长和科学育人被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教师的个性育人没有了应有的空间。
一个教师的成就不是体现在他的育人成功和教学水平上,而体现他在学校层级结构中的地位上。
一线教学的普通教师处在这个结构的最底层,他们没有教学的自主权也没有参与学校管理话语权。
脱离教学一线的管理们者高高在上,他们按等级瓜分了学校里的利益和荣誉。
如果可能,大家不妨统计一下每年各省表彰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普通的一线教师的比例往往低的惊人。
因为在过学校推荐这一关时,多数普通一线教师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有些学校老师们甚至根本连评选通知都不曾知道。
同样地,各种外出培训、考查学习的机会也同样被大大小小的头目们按级别瓜分了。
以校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层掌控着一个学校里的全部利益分配格局,那就那怪教师们崇拜并追求权力了。
学校里难得看到的校长
在一些规模大的学校里,普通老师一年到头难得见几回校长,有的校长都认不全自己的部下。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校长在偷懒,其实他们很忙,只不过不是在学校里忙而已。
一个美国的基础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访问,在参观一所中学时,我方校长热情地给客人介绍他的“班子”成员:
这是业务校长,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这是后勤校长,负责财务后勤工作;那位是行政校长,负责人事行政管理……”一位美国校长好奇地问:
“这些工作都有人负责了,那么请问校长先生您在干些什么?
”负责翻译的外语教师十分为难,迟迟不敢翻译。
刚才的那个问题,即使翻译过来,中国校长也不好回答,回答了美国校长也不好理解。
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管理体制下工作的美国校长很难理解中国同行的苦衷。
这些什么也不具体负责的中国校长们也很累,他们经常为自己鸣冤叫屈:
当校长不容易呀!
校长在忙更重要的事情:
跑关系。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学校的内部管理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校长权力不过是整个行政权力在学校的延伸和反映。
校长在学校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旦出了学校,他马上就陷入了各种外部权力的制约当中。
不但是上级行政主管——教育局的领导可以干涉学校的工作,就是一些看似不相干的权力部门都可以伸腿“办”你一下。
比如,财政局控制着经费拨付,自然惹不起。
曾经听说过一个段子:
一位校长在陪财政局一位科长吃饭时,科长大人刁难说,你喝一杯白酒,我就给你加拨10万元经费。
校长以慷慨赴死的态度连干5杯,当即被送进了医院,这种牺牲精神被传为美谈。
还有其他的什么审计、物价、消防、公安、驻地的居委会等等七姑八大姨的,那一方侍候不好,都可能带来麻烦。
一个能干的校长,基本上是成天地不着家的,他需要去协调关系、争取资金和政策、迎来送往。
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一位官员,而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经常听到鼓吹“教育家”办学的议论,我很担心在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办学环境没有相应改善的前提下,一个教育家能否办好学校。
去行政化有多难
用行政模式管理业务部门,比如会带来错位和扭曲。
正如卫生部领导去操刀上手术台一样,一位官僚哪怕是一个能员去管理学校难免也要出问题。
用行政思维去看的教学育人工作,难免就会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和效率,做出许多违背教育规律事来。
但发生在学校里的问题,根源却不一定在学校内部。
学校管理的去行政化绝非摘掉校长的乌纱帽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几年前,某地在全国率先掀起基础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曾广受赞誉。
该市取消了全市范围内所有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推行校长职级制。
从表面上看,这一尝试很有意义,推行校长的职业化,彻底脱离行政圈子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几年过去了,这项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从学校内部来说,校长的权力丝毫没有减弱,依然没有得到制约,学校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没有得到落实,没了行政级别的校长仍然是学校里的唯一权威,他的意志仍然决定着学校的发展和内部利益分配。
从外部来看,革去了乌纱帽的校长们更没有与主管领导讨价还价的资格,行政权力对学校的干涉也丝毫没有降低,甚至变本加厉。
一场看似根本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掩人耳目罢了,学校里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生态环境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而失去了行政级别的校长们却外部环境中觉得没了地位和面子,他们的积极性还受到了打击。
再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案例。
从2007年就开始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打出了“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旗,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经过历时一年的全球遴选之后担当校长职务。
朱清时是中科院院士,也是一名力主教育改革的个性校长,在他主持下的中国科技大是2001年来全国唯一没有进行扩招的知名高校,他本人对高校的行政化也是深恶痛绝。
一时间,南方科技大学的出现给了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期待。
然而在经过了一次次的抗争和妥协之后,我们无奈地看到南方科技大学不得不回归到体制的怀抱内。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整个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环境下,去行政化的学校如何举步维艰。
我们不妨再来对照一个来自英国的例子,体会一下中外教育体制的差别。
这是朱清时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的一个故事:
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
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3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
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
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
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
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
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
而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也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
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
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
”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
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
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牛津的“牛气”是以英国整个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为保障的。
英国的政府同样会有干涉教育的冲动,只是在制度约束下没有强制学校的条件而已。
可以预言,没有政事分开的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依法办学的社会环境支持,想清除官僚体制对学校的影响,简直不可想象。
第三篇恼人的职称
青年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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