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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论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
原子论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
——“社会建构”与“民主和平”的共谋
石之瑜殷玮郭铭杰
2013-01-2921:
52:
53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8年6期
作者简介: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殷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候选人;郭铭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肄业生。
内容提要:
作者对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借用量子力学提出了两点回应:
其一,社会建构主义所发展的历史情境是一个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适用,而由社会建构主义所加以统合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其二,社会建构主义的国家概念涉及了丰富的情感成分,不可能不与思想认知互动而径自抽象且稳定地存在。
从这两点,作者推论出社会建构主义与民主和平论的共谋关系。
关键词:
原子论本体社会构建民主和平
一、引言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译本)一书中,温特开宗明义地写道:
“在这本书中,我发展了一个关于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理论。
”①然而,如果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温特不可回避地需要回答:
国际体系是由该社会中的什么行动者来建构?
温特说,“由于国家是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优势的主体……它们应该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批评一个国际政治的理论是‘国家中心的’,就像批评一个森林的理论是‘树木中心的’,一样没有什么意义。
”②换言之,温特虽然以国际体系的社会性重建国际政治的本体论,但他依然坚守国家中心论。
不过,温特并没有提供坚守国家中心论的充分理由。
将树木模拟为国家,而把森林模拟为国际体系,即便这种模拟准确无比,也只能说明树木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但仍不能说明什么时代或什么人会把森林视为保护对象、汲取对象、生活空间、陌生与危险之所在等。
这既无法阐明对树木、森林以及其概念之间关系的种种认知,又无法解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情感反应,从而也就不能判断个人会希望借由森林来主张回归自然、人定胜天或是永续经营。
结果,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享国家中心之本体论,让温特不可避免地饱受其他建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火力集中的批判。
③为此,温特最近提出了尝试性响应。
在名为《自我批判》的文章中,他大方地承认,国家不是本体上的存在,但同时也借用了量子力学的观点辩称,“国家中心论”依然是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有效认识论。
④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作为认识论的“国家中心论”,其实是一种与“民主和平”共谋的“社会建构”,以便在社会效果上达成温特所断言的国际政治终点:
即依循目的论发展而成“世界国家”。
本文首先将简述在国际政治学中对“国家中心论”的批判以及温特对此的回应。
其次,笔者还认为,温特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脉络和有赖于社会建构主义加以统合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对于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适用。
最后,通过检验国家安全论述,本文要说明的是,即使是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仍富含情感成分,不可能不与思想认知互动而径自抽象存在。
二、社会建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回应
国际政治学界的国家安全论述,每以国家为前提。
晚近国际政治学围绕着“国家是什么”的议题而掀起过一阵热烈辩论。
后现代的批判者指出,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有着共谋关系,国际政治学家一方面引导国际政治,另一方面赋予既有的国际政治以某种正当性、合法性;而在实践上,国际政治的运作也引导了国际政治学的发展。
批判者进一步将焦点集中于“国际”的提法,指陈主流国际关系如果认为所谓的“国际”即为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国家就成为不可质疑的基础。
⑤后现代的质疑因而包括“国家是否存在?
”、“是不是以主权疆界加以区隔之后,两个国家的互动便成为国际?
”等诸多问题。
⑥
依照后现代的叙事,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并成为人类行为的单位及制度,这是各种时空因素交错杂汇下的结果。
其中,人为意志有之,历史偶然性亦有之。
从“国家”这一名词的出现到其后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历史脉络均不同,且文化殊异,因此加入国际政治的起点、背景与环境尽皆不同。
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在英语世界的国际政治学界,最新一波的回应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温特为首的社会建构主义。
⑦社会建构主义一方面承认批判者所指出的国家之虚构性,另一方面却又回到主流国际政治学,认为国家的存在已属合情合理。
温特指出,即便形成国家的历史过程不具本质性,但时至今日,国家业已形成,对于人类世界具有强大拘束力,可以引导甚至规范国际政治的发展,且被多数人接受。
也就是说,国家就算在历史上是透过人类实践所建构虚拟出来的,但在今日的国际政治学中仍具备不可动摇的本质性,故国际政治学以国家为单位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开展出以核战、安全为焦点的议程,仍属合理。
为了加强论证以上观点,温特遂以自然科学赋予国家某种正当性。
⑧他引用量子力学,一方面呼应了后现代对于国际政治生活本质破碎流动的观察,另一方面却又巩固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正当性。
以下我们将介绍温特的后现代转向,再检视温特如何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
⑨
温特引用量子力学指出,亚原子(sub-atomic)现象皆具有不可化约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duality),“在某些实验条件下(物理现象)的最适切描述是波,其他条件下则是粒子”。
⑩量子力学另一项重要发展是海森堡(Heisenberg)的测不准定理(UncertainyPrinciple),说明科学家不可能“同时测知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
(11)于是,科学家不可能“测量量子现象而不对其干扰”,任何观察行动皆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因为测量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将改变对亚原子层次粒子的准确描述”。
(12)这对科学本体论意味着什么?
温特指出,“测量问题”挑战了另一项古典世界观的假设,即主体/客体的区分,并挑战了真实客观性(trueobjectivity)的可能性(哪怕是原则上的)。
在量子测量时,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共构了单一体系,而非如古典物理学所说的两个体系。
主体/客体区分远非既定(given),而是从测量过程中孕生,切分(cut)了先前不可分割的整体状态。
(13)
如此,可知观察者与观察对象是相互构成的,无所谓观察者在此、对象在彼,透过工具可把观察对象的客观存在状态反应至观察者认知之中的说法。
相反的,观察者只要对对象进行观察,就会改变观察对象的存在状态。
量子力学这一震撼性反思所带来的启示是:
国际政治学家据以研究、建立、设想国家概念之类的认知活动,会改变国家存在的状态,亦即改变它们号称客观的身份、所要作用的对象与意欲分析的课题。
因此,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研究、被代表的客观国家。
社会科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者诸如福柯(M.Foucault)与巴特勒(J.Butler)的批评相符,而温特则自称为之补上了“量子基础”。
(14)
然而另一方面,科学家又发现,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因互动关系而使研究无法客观的现象,是在一定层次之下才如此的。
温特指出:
“重要的是,‘量子物理’的发现在宏观的层次上并不必然使古典‘物理’的世界观失效,因为量子状态一般在分子层次以上会‘去相关(decohere)’而成古典状态,这也是日常世界以古典姿态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原因”。
(15)量子物理只在微观层次起作用,古典物理仍“宰制”了宏观层次,故古典物理法则便可以客观适用,观察对象状态稳定、结构井然、易于掌握、独立于观察者之外。
(16)这样的区分非仅在实验室里有效,且在“自然(Nature)”中处处皆是。
(17)如此一来,量子现实总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宏观层次的粒子状态,一个是微观层次的波状态,此二者“不可化约”、“相互排斥”,且“个别不完整”。
(18)于是,温特指向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威斯特伐利亚(epistemologicalWestphalia)”,其中实证主义者(粒子)与诠释主义者(波)相互承认,各安其位,共同组建一个整体的国际理论。
(19)这也呼应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合并“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与“诠释主义的本体论”的尝试。
(20)这对国际政治研究有何影响?
国家又于温特理论中扮演何种角色?
量子物理的二象性使温特得以一方面大方承认国家身份的矛盾与流动,另一方面仍持续宣称以国家作为行为者的正当性。
他指出,国家是“结构的、自我组织的系统”,而其“意向(intentions)”是真实存在,与个人的意向一般。
(21)然而,在国家内部“关于何种意向更为应然”的冲突仍会存在,就像人对自己想做什么有所挣扎一样。
毕竟,“宏观(国家)层次”的种种行为会在“微观(个人)层次多元展现”。
(22)如此一来,温特在三言两语之间便巧妙地将“国家以上层次”连接至宰制宏观问题的古典法则,而将“国家以下层次”划归了微观测不准的量子世界。
温特如何处理无以量度的国家内部身份冲突?
温特指出,必须检视国内政治。
然而,他的社会理论非关“国家身份”,而关乎“国家体系”,“不能被化约为个别国家”。
唯一的问题,便只有冲突是不足以“结构化(structured)”进而产生“唯一的集体意向(unitarycollectiveintentions)”。
据温特观察,现实世界中国家身份往往稳定,因为身份如果真的“混沌(chaotic)”,国家将“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合理行动,其他国家也无以与之互动”。
不依照法则行动的国家不是没有,但被温特指为为数极少的“失败国家”,(23)不影响国际政治的结构研究。
因此,国际体系是一稳定结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国家间互动有其法则等国际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假设,便可一一援用。
综观温特论证至此,哲学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分明晰可辨。
对物理学家而言,就算在本体论层次,量子状态无法被确实掌握观察,但在认识论上,对日常世界的认识可以透过观察分子以上层次而达致,以古典法则便能充分掌握日常世界。
对社会建构主义者而言,要本体地了解国际政治,虽须追究至流动纷杂的量子状态,但掌握了分子以上的国家层次便能理解国际体系。
无法掌握的国家本体(波)与可以观察的“国际”认识论(粒子),并行不悖。
温特分两个层次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虽然这毋庸置疑,然这两个层次是否为本体论与认识论,却有疑义,此处稍加说明。
温特强调物的本体便是二象,貌似在本体论层次便欲包容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
这看似有别于他先前的立场: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其知识体系区分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与诠释主义的本体论,以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媒介(via-media),相容本相冲突的二者。
然而,细察温特在文中如何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其实可知他是在本体论上谈波,在认识论上谈粒子,仍然无法同时观察波与粒子:
国家身份的本质是量子,但关于国家间互动的知识,却来自古典法则。
国家的本体论层次固然是量子状态,认识论上固然要求一个“认识论的多元主义”以深入理解国家问题,(24)但只要涉及“国际政治”,所有关于本体论的争论便戛然而止,唯有古典的认识论可以适用。
如是,面对国际政治学,只要掌握国家以上层次的法则就足以让决策者在国家内外进行实践。
此即“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
不问宇宙中的构成本体是什么,因其既无法掌握,且试图掌握时,依照测不准定理,也将遭致改变,不如停留在国家以上层次即可。
一旦问题停留在国家以上层次,掌握国家间互动法则时,举凡权力平衡、以均权主义原则保护自身利益、即权力累积、遏制其他国家崛起、保护国家疆界等现实主义法则,在此皆可循例引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降,强调国家间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广受批判,因其有利于世界上一部分人,却不利于另外一部分人。
批评者相继指出,在追求建立国家的过程当中,强权政治有利于大国、世界市场有利于资本家、国家安全建制巩固了父权、主权疆界支离破碎地切割前殖民地国家各族群。
结果,小国、无产阶级、女性、前殖民地人民纷纷在以国家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体系之中牺牲。
无论这些批判如何揭穿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但社会建构主义者仍可以宣称,这些都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论问题,而非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就以多数前殖民地国家为例,其人民目标往往正是致力于建立西化的现代国家,故依然跳不出现实主义的国家前提。
国家既然已经运作,受国际体系制约,又何必浪费时间追问已经失去意义的国家来源?
社会建构主义者于是把国家重新放进分子以上层次,认定为稳定现象,不论其背后隐藏多少波动混沌,都是本体论层次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家,国际政治学家处理的问题自是认识论层次。
面对批评者,社会建构主义以“认识论的国际政治学”回应之。
然而,如此响应并非突发于历史真空,而有其时空脉络。
以下将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学科背景及其所巩固强化的国家概念两个层面进行剖析,探问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国际政治学的分析角度,是否真能停留在古典法则上?
三、社会建构主义的历史脉络
首先,就社会建构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那时社会建构主义的呈现仅是一两篇文章而已,尚未流行;90年代中期之后才蔚然成风,广受学界注目。
其中转折,多少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于解释国际政治现状的相继失败,急需理论加以整合发扬所致。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学的主要辩论存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互动受相对权力大小制约,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为了长久摆脱战争的威胁,即使会一时违反当下权力/权利的考虑,仍有可能在国家间形成制度,久而久之成为规范。
举例而言,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若发生争议,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加拿大既是较弱一方,应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遏止美国,但加拿大素来没有这么做,便使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美加之间的关系。
而人们无法想象美加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认定战争威胁为国际政治主要存在状态的现实主义,因而便遭到质疑。
自由主义者之间遂有民主和平论的滥殇,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必不是由民主国家来发动。
(25)几经修正之后,这番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民主和平论的面貌推出,不再谈论战争由谁发动,而是强调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在非民主国家间,或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间便有可能发生战争。
言下之意,世上如果都是民主国家,则战争不会发生;如有战争发生,战争责任便必在不民主国家身上。
民主和平论来自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并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战争的发生或民主与否能不能找到一个社会共同认知的标准?
能否判断是由谁发起的?
(26)以1984年英国发动的英阿福克兰群岛战役(英阿马岛战役)为例,英国宣称若非阿根廷民族主义威胁岛上利权,便不会有战争。
如此,说不清战争起点为何,由谁发动。
再如鸦片战争,英国当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
若是,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吗?
或只是相对于中国清朝更民主?
民主和平论所指,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不会对相对不民主的国家发动战争?
还是绝对的民主国家不会对绝对的不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27)各种各样可能的质疑不仅挑战民主和平论对战争行为的解释,更从中突显出其政治意义,乃在宣判非民主国家的战争责任。
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其若与非民主国家争战时,责任必然是转移至非民主国家身上。
(28)
冷战时,美国全力围堵苏联扩张,和平论拥护者忧心国力受影响从而导致对其他国家相对优势逐渐丧失。
日本等经济体在经济上直追,欧洲趁势崛起,似乎都是反映了这样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时,基辛格提出对国际政治的新解读,认为世界有五大强权,五个强权之间形成一种分合的态势,如此美国就不必独自承担国际安全的责任,冷战成本由各国分摊,实际管理责任美国仍继续肩挑。
(29)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力似渐衰退,自由主义者提出挑战,指出现实主义说法有误:
观诸时势,美国已衰,日本与欧洲应起而争取霸权,挑战美国,重建国际政治中心,但实际上却无。
现实主义者回答,霸权即便陨落,优势消失,其他国家为了维系国际格局,让霸权建立起的秩序继续运作,各国仍会努力维持(美国的)霸权。
遂有书名谓《霸权之后》,(30)该书认为,虽然霸权已不再是美国,却仍是由美国所创造出来的秩序,世界各国为了持续对世界秩序的破坏者进行规训,便编织出霸权,透过标举一个霸权国家,来维系一个霸权秩序。
举凡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东亚各“小龙”,都愿意分摊,撑起霸权国家及其代表的秩序。
自由主义者认为,各国在既有霸权之下维系并安于国际秩序,着眼长远,而非短视于眼前。
自由主义者的国际秩序当真得以维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内战发生了近似种族洗清的骇人行径登上国际舞台,引起各国注意。
欧美国家却不介入,导致塞尔维亚穆斯林的危险处境,足以令人怀疑其是否赓续了对伊斯兰的历史性的鄙视。
(31)此类事件反映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态势:
世界秩序并没有如自由主义学者所言,因为苏联东欧垮台进入自由主义世界,历史终点杳如云烟,民族主义继续专擅,国家与国家之间依旧战争不断,世界市场也未曾主导人类。
社会建构主义便在此国际关系历史脉络下发生,自然具有其历史意义。
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一个历史进程,(32)最早在没有霸权秩序之时,国际社会处于权力均衡的丛林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式文化(Hobbesian)”,一如现实主义所言。
(33)发展至次一阶段,国家之间可以建立起自由秩序,以理性态度面对战争,进入了“洛克式(Lockean)文化”,一如自由主义者所言。
(34)不论是现实主义的无政府(anarchy)文化还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文化,都被整合在五段式的历史阶段论当中,国际社会终将演化成单一的“合法暴力垄断者”,“世界国家(worldstate)”这个论述意欲整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35)其出现点足以在根本上为民主和平论提供哲学基础。
“进步史观(progressivism)”指出,历史终点站终将到来。
(36)温特主张,行为者在现实主义文化之中必须为获得承认(recognition)奋战,故视彼此为“敌人(enemies)”,也因此现实主义文化长期而言并不稳定,终将前进至自由主义秩序。
(37)在自由主义秩序之中,国家相互认可彼此,再非敌人,而是“对手(rivals)”;人与国家不再需要为了“征服”而战,即有战争也是“为了领土或其他利得”。
(38)在此秩序中,人们的“集体身份(groupidentity)”——即国家——已获承认,为国家牺牲已不像在现实主义秩序中是为己而战,所以人们自然要远离战争,因为理性个人“不喜欢在战争中死亡”。
(39)国际政治学家于是可以期待个人会对国家施压,国家也会意识到“武力使用作为外交手段”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战争成本”。
最终,此文化中的国家将“整体地扬弃战争,改寻非暴力手段解决外交政策问题”,“至少在同样不愿开战的国家之间是如此”。
(40)如此一来,温特便接合了民主和平论,暗示了某些特定国家间不会有战争的理论基础。
他甚至在文中承认了他的理论与“民主和平逻辑”的相似性。
(41)
对温特而言,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是个迟早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建构主义这样的视野下,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也对,只是有些国家似乎提早进入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有些还停留在现实主义;仍在现实主义秩序的国家,继续遭到战火摧残,需要增加军备来保护,因此战争在已进入与尚未进入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之间发生,也属合情合理。
(42)社会建构主义进一步发现,已经进入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其国家内部本来也是自由主义市场秩序,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进入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何时何地会发生这自由主义秩序无人能推断,但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国家是理性的,只要有朝一日进入自由主义秩序,便不肯回到现实主义世界秩序之中。
如此,社会建构主义便为民主和平论建立了论述基础。
面对现实主义无法解决霸权为何维系,自由主义却又无法说明霸权秩序出现之后为何仍有各式各样后遗症的窘境,社会建构主义辩称两者都对,只是国际政治学家必须看见其中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最终世界国家的无可避免。
如此在国际政治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中,社会建构主义乃应运而生,补充说明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不能解决的现象,指出了进程,同时提供了历史进化的法则,让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能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之内被认可。
四、社会建构主义中的国家与情感
如前所述,在社会建构主义把国家重新带回国际政治学之前,许多批判学者已指出国家论述只是以国家身份为名义来分配资源的阴谋。
社会建构主义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赋予历史阶段位置之后,间接为国家在国际政治学上的位置重新找到基础。
国家本身不必再另寻位置或回应批判,因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以之为基础互动,也从中找到互动准则。
温特甚至赋予国家一种能动性,认为国家不仅如国际关系学者所公认的“像(asif)人一样”,甚至认为国家根本(really)就是人。
(43)如此,国家有自己的理性、身份、利益、信仰,就连何时从现实主义秩序迈入自由主义秩序,也可由国家决定。
(44)至于国家如何做出决定,对社会建构主义而言,这是本体论问题,国际政治学者作为社会科学者无以说明,决定权在国家手上,遂赋予国家一种国际政治学层次的能动性。
而社会科学家的无法介入,也就表明国家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稳定的存在,不会因人而转移,于是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45)
国家能不能就此被建构主义当成客观存在?
回答此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能与主观认知相分离?
反之,有没有一种主观认知,客观上不存在?
如果我们要区分国家是主观认知还是客观存在,就必须说明此二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否则事物尽是主客皆具,不必区分此中差异。
这样的主客二分引来了我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质疑:
如何发现国家是客观存在?
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用主观认知来决定所研究的行动者是国家?
国家是现实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抑或是客观存在于两者之外?
温特从认识论出发,把国家当成已经存在来进行研究。
这意味着国家存在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人们认知之外,不受认知影响,而是影响着人类认知行动。
“人都必须具有一个国家身份”的想法,即便饱受批判,人类行为终究受其牵引制约。
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革命家,还是需要面对税赋与警察,思考如何把握国家的位置,才能进行反对。
如此一来,国家自然是客观存在的。
细思之,国家的存在如何被行为者认知?
在认识论上已经存在的国家为何不能够被推翻?
行为者认识国家的方式是透过语言与各种象征,而非来自上帝的本然指引。
从太空望地球,并无国家疆界可见,必须看见岗位哨亭,碰上身份检查,人们才得以认知到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的,被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透过社会学习所认识。
如非在现代国家里成长,即便看见岗哨也不了解国家的存在。
(46)透过不断教导与制约,国家乃成认知上无法摆脱的行为思考前提,超越个人,取得客观性与社会性,为人们所共同认知。
然而,对于同一国家的认知显然因人而异,同一人对于不同国家的认识常相去千里,这是因为每一个特定国家标签对每个人所激起的情感尽皆不同。
认知心理学家发现,凡认知背后皆有情感附着,情感往往先于认知而存在;接受一项刺激时,情感涌现往往是一刹那,关于其社会意义的认知却要思索以后才能从记忆中召唤而出。
(47)对国家的认知不同,其背后的情感意义也就不同。
由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空白的,皆需要被认识,因而必须依赖语言与象征物,情感遂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自然附着于人们对特定国家的看法之上。
如果国家是社会共同认知的集合,而此认知又满是情感附着其上,则一个客观的国家便不可能存在。
温特先用社会理论试图接合本体论与认识论,再用量子物理进一步延续其论点,却始终坚持国家虽有量子/后现代的一面,国际政治学家总能运用法则结构性地观察掌握国际政治。
若国家在本质上便无以脱离认知与情感而存在,温特便不能只在本体论或微观层次自我批判,就连其对国家体系互动所具结构性的坚持,也必须全面省思。
既是如此,国际政治学家为何必须稳定国家状态,提供结构法则,说明互动关系?
此处,我们提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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