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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书面文学创作的萌芽
黎族书面文学创作的萌芽
王海
黎族没有书面文学创作的传统,建国后至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除了一些传统形式的黎族民歌被人们用文字记录并刊载在相关的出版物上以外,很难再看到有黎族作者的署名作品见诸报刊。
目前笔者能够搜集到的,仅有两篇短文。
一篇是署名“黎族青年邢关英”的读者来信《为什么美国总要把我们的好事说成坏事》,发表于1956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约360字,内容是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把我国劳动改造的政策诬蔑为“强迫劳动”一事表达自己的愤慨,认为“我国政府把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使他们变成新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最人道主义的教育方法。
它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却把这种公道的作法说成是‘强迫劳动’,这是一种诬蔑和诽谤的谎言。
”表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诽谤。
”另一篇是发表在1964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署名刘坡令的500余字的短文《做红色的宣传员》,内容是作者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后的感想,表达了一个黎族青年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感恩之情,以及“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要很好的学习,领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认识,把各兄弟民族的宝贵经验带回去,把生产和文艺工作搞好,做一个会劳动又会文艺的农村红色宣传员”的决心。
可以肯定,在整个十七年间,这两篇黎族作者的署名文章不是一个绝对数字,但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书面文章的黎族作者屈指可数却是一种客观事实。
进入文革后,这种情形渐渐有所改观,相对有了更多一些黎族作者的文章开始偶见报端,从而出现了一种属于萌芽状态的书面文学创作现象。
文革时期出现的黎族书面作品,主要分诗歌和散文两大类别。
一.诗歌创作
本时期的诗歌创作大都属于“民歌体”,在形式上与民歌并无二致,主题也完全一样,都充满着时代政治的气息,不同的是普通民歌无具体作者,而这里所说的这类“民歌体”作品是以个人署名的方式发表的。
譬如《广东文艺》1975年第1期曾发表了一组总题为《五指山头唱颂歌》的黎族作者的署名诗歌作品,试录如下。
陈文平(黎族,社员):
东风催动百花开,金鼓银锣敲起来;
四届人大召开了,颂歌一曲震四海。
黄文泽(黎族,保亭团委书记):
人大精神放光彩,全国军民喜开怀。
家献诗学大寨,山山水水巧安排。
杨文贵(黎族,保亭县委书记):
文化革命八年长,打倒刘、林两黑帮;
大批大干新跃进,各族人民斗志昂。
认真学习新文献,人大精神传四方;
大海航行看指南,革命路上有方向。
基本路线是总纲,阶级斗争永不忘;
坚持革命反复辟,毛泽东思想永领航。
又如,署名黎族战士黎见东的《军民共绣红太阳》[15]:
五指山峰高声唱,南海欢腾掀巨浪;
敬献北京表忠心,军民共绣红太阳。
线线连着北京城,针针绣在忠字上。
绣出太阳红艳艳,五洲四海全照亮。
金丝银线绣不尽,满腔热血涌胸膛;
千言万语成一句:
伟大领袖万寿无疆!
还有,中央民族学院黎族教师文明英的《毛主席来过五指山》[16]:
毛主席来过五指山,驱散乌云见青天,
黎家持弓闹革命,赶走豺狼建家园。
毛主席来过五指山,文化革命起烈焰,
牛鬼蛇神一扫尽,毛泽东思想红满天。
以上例子显然都是属于民歌形式的个人创作,除了个人署名,从主题思想到表达方式都与一般的新民歌相去无几。
除了民歌体的署名诗歌创作,本时期也出现了少量形式上摆脱民歌模式的新体诗作。
例如中央民族学院黎族教师苏儒光、文明英合作的《国庆佳节想念您》[17]:
毛主席啊毛主席!
黎族人民心向北京飞。
国庆佳节想念您,
年老的阿妈淌喜泪。
多少次摆好红藤椅,
盼望您老人家来坐几回!
毛主席啊毛主席!
黎族人民心向北京飞。
国庆佳节想念您,
年老的阿爸笑微微。
多少次捧着糯米酒,
盼望您老人家来尝几杯!
毛主席啊毛主席!
黎族人民心向北京飞。
国庆佳节想念您,
年轻的歌手排好队,
千歌万曲震天响:
“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
”
此作发表后被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少数民族诗歌选《颂歌声声飞北京》,并获好评:
“《黎族人民心向北京》通过年老的阿妈在国庆佳节的时候,‘多少次摆好红藤椅’、盼望毛主席来坐几回,年老的阿爸‘多少次捧着糯米酒’,盼望毛主席来尝几杯的真挚感情,抒发了黎族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想念心情。
”[18]
署名李风光的《毛主席光辉照黎家》[19],也是一首在形式上有所突破的诗歌作品:
是什么风吹得漫山遍野翠绿?
是什么雨浇得大地盛开百花?
呵,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什么画卷,
页页描绘着祖国江山的金彩霞?
敬一杯爽口香甜的椰子水,
献一朵世上稀有的木棉花,
捧一把大寨田里的新良种,
采一担黎寨的开春茶。
咱黎族人的心意献出来,
我们用优美的歌声作回答
——是文化革命的春雨洒,
才有五指山上的遍地花!
是毛主席的光辉照黎家,
才有我们黎族人的好年华!
上面两首诗作,撇开其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主题不谈,仅就表现形式而言,至少是体现出当代黎族文学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方向靠近了,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黎族作家文学的历史开创而言,却有着一定的标志性意义。
二.散文创作
文革期间的黎族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是散文创作。
这里所说的散文,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包含所有非韵文体的署名文章。
如黄永和、王定番、王天义、陈国能联名发表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20],黎见东的《黎族人民心愈红》[21],唐镕的《趟水和坐船》[22],吕亚仁的《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23],邢内光的《毛主席亲!
文化大革命好!
》[24],龙敏的《昌化江畔》[25],黄菊英的《变与不变》[26],王萍昆的《在五指山区锻炼成长》[27],陈世仁的《村红寨红人更红》[28],杨文彬与解放军支农人员陈雄联名发表的《从拿工资到记工分说明了什么?
》[29]等。
这些文章大多是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形势的需要,为配合各种政治运动而撰写的大批判稿和以歌颂文化大革命为主的学习心得、生活记录。
黄永和等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是一篇针对刘少奇所谓“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稿,文章开篇写道:
“刘少奇这个孔子的门徒,为了实现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他在黑《修养》中就拚命贩卖什么‘爱人’、‘忠恕’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孟的黑货。
他还胡说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等等。
刘少奇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代理人,也照着其黑主子的调子,极力鼓吹什么‘民族地区阶级分化不明显,阶级矛盾不尖锐’,‘民族地区没有什么阶级’,等等。
这全是骗人的鬼话!
”接着,文章通过“解放前,我们黎族地区就一直被那些黎头、奥雅(地主)、峒主(恶霸)统治着”,而“解放后,黎族地区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熄灭”等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在我们黎族地区,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十分尖锐。
”最后表示: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把刘少奇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倒批臭,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
吕亚仁的《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也是批判稿,内容为“批林批孔”,大致也是通过文革前后新旧事例的对比,以铺排的政治流行语为“火力”,集中批驳批判对象的“反动论调”,揭露其“反动本质”。
以下两段文字分别是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其时代固有的文风特点可从中略见一斑:
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以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前进的时候,叛徒、卖国贼林彪打出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迫不及待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在这一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
但是,乌鸦的翅膀怎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林彪一伙的黑话丝毫也不能抹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
两千多年前,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就多次演出反对革命的丑剧。
他对当时社会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恶毒谩骂,横加诅咒,狂叫“克己复礼”,妄图复辟奴隶制度。
林彪一伙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罪恶目的也和孔老二一样,就是要“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
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让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把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我们革命战士决不答应。
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邢内光的《毛主席亲!
文化大革命好!
》的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同样的文风,同样的模式: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迎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周年。
面对“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追昔抚今,我们黎族人民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啊。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漆漆黑黑,胡说什么“问题成堆”,“积重难返”。
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
我们黎族人民心里最明白。
……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把我们拉向资本主义,那是痴心妄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心心相连,我们的命运和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坚决和他斗到底。
直接歌颂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如陈世仁的《村红寨红人更红》。
文章从“东方升起红太阳,太阳的光辉把五指山黎村苗寨照得亮堂堂;毛主席把我们黎族苗族贫下中农救出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地狱。
我们焚毁了黎头、苗霸的田契地约,分得了王龙、奥雅(地主、恶霸)的粮食、田地;龙仔、苗奴(长工、奴隶)当牛做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谈起,回顾公社化十年来“我们黎族苗族人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的幸福历程,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恶毒地诽谤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在少数民族地区不适宜’,大肆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黑货,大刮‘包产到户’的单干妖风”,歌颂文化大革命给黎族乡村带来的新气象: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人民公社光辉映新村,村红寨红人更红,毛主席的书读了眼亮心更明。
每天,我们黎村苗寨的男女老幼迎着东方,向着朝阳,高唱《东方红》,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天天坚持,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田头、地头、家庭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
村寨的生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设立了革命宣传台,办起了文化室、夜校,处处都是对毛主席的“忠”字海洋。
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以往连自己年龄都记不清,现在,却能滚瓜烂熟地背下几十条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过去只能用包米粒放进竹筒里记工分的苗家人,如今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闯将。
刚懂话的小孩童就会唱《东方红》,会喊“毛主席万岁!
”黎族苗族一代新人正在成长。
多少人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成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好社员,有的还到北京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绣出黎族苗家最美丽的百花,表不尽我们对毛主席的深情;唱出黎族苗家最美好的山歌,说不完人民公社带来的幸福。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
我们怎能不放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这些文章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帮风帮味浓重,缺乏真情实感,无法摆脱当时流行的假大空的行文模式,而且真正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表达不多。
除了大批判稿,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记录文革生活的叙事性文章。
这些记叙文同样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在表现形式上则与文学更加贴近了一些。
譬如黎见东的《黎族人民心愈红》是一篇人物报道,记叙一位六十三岁的贫农老阿公黄德春积极学习“毛著”的先进事迹,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指山上的黎族人民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爱读毛主席的书,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的主题。
文章描写了老阿公积极参加学习班和认真学习“毛著”的具体表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阿公第一个报了名。
在学习班里,老阿公是一个最积极的学员。
每天早晨,当公鸡还没有打鸣的时候,他就起床来到学习班,点起明亮的山竹火,掏出一条特意从六里地以外买回来的白毛巾,细心地把毛主席像框擦得干干净净,把学习班收拾得利利索索。
办完这一切,就向毛主席像深深鞠一躬,然后,借着山竹火光,戴起老花眼镜,翻开那本不知翻过多少遍的《为人民服务》,一字一句认真读起来。
直到公鸡叫出第一声,他才爬到山上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台,咚咚咚地敲响鹿皮鼓,对着寨子高喊:
“太阳出山罗!
到学习班集合罗!
向毛主席表忠罗!
”
在学习班里,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用功的学员之一。
他常对人说:
“毛主席是咱黎家的大恩人,毛主席的书是咱贫下中农的革命宝书。
上山打狼没枪不行,干革命不读毛主席的书不行!
”每天早晚和饭前饭后,他都要戴上老花眼镜,学几段《为人民服务》,在那本笔记本上,画满了圈圈和道道。
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请教解放军战士和寨上的年青人,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下来,他就用那小本本子,一笔一划地抄下来,田头做工田头学,早晚做饭灶前学,晚上挑灯学习班里学。
现在,老阿公已经能熟练地背诵《为人民服务》和十多条毛主席语录了,他还教老伴背会了七条毛主席语录。
寨里的人都称赞他说:
“山上的扁柏越长越绿,老阿公人越老心越红,成了咱学习班最积极的老学生啦!
”
文章还描写了老阿公对学习班的关心:
有一次,生产队的水轮泵坏了,学习班的电灯不亮了,老阿公就毫不犹豫地拿出家里仅有的一斤多猪油,交给学习班点灯用。
人家劝他拿回去,他生气地说:
“猪油不吃可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行!
”
不久,猪油点完了,水轮泵还没修好,山沟里交通不便,一时难以买到猪油。
这可急坏了老阿公。
忽然,他想起五十多年前,父亲被山甲头人赶出寨子,带着他逃到一个山洞里,父亲就采摘野果子,熬油点火,抵御野兽。
于是,老阿公便背上背篓,腰插砍刀,攀悬崖,登高峰,跋涉三十多里,来到这个五十多年前住过的山洞旁。
他整整干了一天,满满地采了一背篓肥大的野果子。
摸黑回寨后,他饭也顾不上吃,马上用饭锅熬制成油,送到学习班去。
通观全文,既有完整的故事发展,也有形象具体的细节描写,还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把握。
仅就谋篇布局和表现技巧而言,与同时期其他黎族作者发表的文章相比较,《黎族人民心愈红》已经是一篇比较成熟的散文作品了。
在叙事性文章中,署名广东南茂农场黎族下乡知青唐镕的《趟水和坐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全文如下:
有一次,我和贫下中农下地去干活。
走到河边,正赶过河的人很多。
摆渡的小船一时忙不过来,得排队等候。
这时,一个贫农大爷说:
“今天的活可是赶紧的活,等船把时间浪费了,还不如趟水过去快。
”于是,一些贫下中农都趟水过河了。
我当时心里想,趟水,多冷,裤子湿了怪麻烦的,还是等一会坐船过河好了。
这样,我和几个同学仍然坐船过河。
趟水过去的贫下中农,有的裤子都湿透了,大早晨,天气还有些凉,他们一点也不在意。
一到地里,他们就忘我地干起活来。
这件事,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斗争。
贫下中农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我总象做了错事一样。
原来,我总认为自己也是贫农家庭出身,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和贫下中农没有什么两样了。
但是,那天碰到的具体事,暴露了我和贫下中农并不一样,而是比贫下中农差得多。
为什么贫下中农趟水过河?
因为他们想到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争分夺秒,抢农时,为国家多生产粮食。
他们不贪图个人利益,个人舒服,而是以革命利益为重。
自己呢?
首先想到的是图舒服,怕冷,怕麻烦,没有想到紧迫的生产任务,头脑中没有牢固树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时,自己还没有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
趟水和坐船的差别,正是自己和贫下中农政治思想上的差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差距。
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越学越亲切。
我决心学习贫下中农那种全心全意为革命的思想,学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和贫下中农一道干活,心里感到热腾腾的。
干什么活,我都不怕苦,不怕累,贫下中农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贫下中农说:
“唐镕变了,和我们近了。
”
这篇短文属文革时期盛行的那类带有明显政治功利性质的应景之作,文中人物言行虚假,作者对生活事件的观照和把握缺乏真情实感,从内容上看不值得称道,但从写作技巧上看则不无可取之处。
文章写的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而恰恰是“我”与贫下中农在这一小事上的不同表现,令“我”意识到“趟水和坐船的差别,正是自己和贫下中农政治思想上的差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差距”,由此可以见出作者试图通过对比的手法,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这种写作构思显示出了作者在文章技巧上的努力。
三.书面创作产生的原因分析
黎族文学书面创作之所以萌芽于文革时期,原因主要有以两个方面。
首先是黎族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黎族虽然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30]。
自唐宋以来,封建王朝的贬官谪士已经开始在海南岛兴教传播汉文化,黎族人民也逐渐不断地接触汉文字,使用汉文字。
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黎族地区生产力极其低下,生存环境恶劣,广大民众实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解决温饱,所以真正有条件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者属于凤毛麟角,而绝大部分普通黎族民众的意识中从未有过“文字”的概念,也不可能产生学习文化的迫切需求。
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都决定了黎族文学不可能在建国初期便出现书面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黎族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教育方面而言,自建国初期起,党和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黎族地区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效。
据《海南省民族志》资料显示,从1951年开始,海南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每年保送一批黎族青年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以及其他各个院校学习。
1952年,海南民族地区兴办小学452所,比1949年增长4.7倍,在校民族学生达到1.54万多人,占当时人口的9.05%。
各乡村普遍办起业余夜校,进入夜校读书的学生达10万多人。
至1966年,海南民族地区已有小学1778所,普通中学36所,均比1952年增加4.3倍,在校学生分别达到7万多人和1万多人。
教师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中小学教师由1954年的1633人增加到1965年的9486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1930人,占教师总数的20%。
[31]
建国后黎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各色黎族人才,也为黎族书面文学的出现唱响了前奏。
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过程,自建国到文革开始之前的十七年里,大批业已学成的黎族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而黎族书面文学创作的萌芽发生于这一时段,这也应该是属于顺理成章之事了。
其次是政治运作的客观促成。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和斗争武器,整个中国的文学都已纳入国家政治运作的轨道,文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政治行为”。
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体中的一员,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一样,黎族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中当然是不可缺席的。
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本民族自己在文革政治运动中的“形象代表”,于是一些具有标志性身份的黎族作者便成为被重点扶持或者组织的对象了。
譬如前述《广东文艺》1975年第1期曾发表的总题为《五指山头唱颂歌》中的三位黎族作者,其身份就分别被着重标注出来:
“陈文平,黎族,社员”,“黄文泽,黎族,保亭团委书记”,“杨文贵,黎族,保亭县委书记”。
其他作者的情况也少有例外,如《军民共绣红太阳》、《黎族人民心愈红》作者黎见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作者黄永和等,身份是“解放军某部黎族战士”;《毛主席亲!
文化大革命好!
》作者邢内光是“一等功荣立者、黎族战士”;《趟水和坐船》作者唐镕是“广东南茂农场黎族下乡知识青年”;《村红寨红人更红》作者陈世仁是“海南岛保亭县铜甲大队党支部书记海南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变与不变》作者黄菊英是“保亭县八村公社革委会常委”;《国庆佳节想念您》的作者苏儒光、文明英是“大学教师”;等等。
这些作者大都是身份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工农兵成员或知识青年,以及各种先进人物。
在当时政治气氛浓烈的环境里,报纸刊物是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要在上面发表作品,作者的身份是首先要被考察的,必须具有代表性,要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
因此,那个时期的黎族作者还不可能具有清晰的写作自觉,他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行政方式被组织、扶持出来的,甚至有些文章不一定是真正出自他们的手笔,或不完全是出自他们独立的写作。
譬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从拿工资到记工分说明了什么?
》,署名是“驻五指山区解放军某团支农人员陈雄”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畅好公社畅好大队贫农杨文彬”,从排名次序和实际情况分析,这篇文章应该是出自解放军支农战士陈雄之手,作为黎族作者的“贫农”杨文彬只是一种符合“需要”的标签而已。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文化教育还未能在黎族农村普及,识文断字者在民族地区属稀缺人才,已多被选拔安排就任相应的公职,普通的黎族农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农村中似乎不大可能有具备书面写作能力者。
又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作者吕亚仁,是一名在1974年西沙群岛对越保卫战中荣立一等功的解放军黎族战士,其英勇事迹当时广被宣传,是备受瞩目的英雄人物,但实际上他只上过两年小学,仅凭个人能力完成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文章也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
当然,以上所言只是从常情常理角度作出的推论,或者上述所举恰恰属于例外也未可知。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文革政治需要以文学的方式传达,文学则通过政治的运作得以呈现,黎族作者较早的一批书面文字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当然,文革时期出现的这批书面文字作品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如前所述,大多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学。
但这些文字作品的出现,对于原来没有文字更无书面文学创作传统的黎族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它客观上奏响了黎族作家文学的前曲,尽管这支前曲的声音非常微弱,但毕竟为后来黎族作家文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最初的准备和铺垫。
注释:
[15]见人民日报1968年2月1日第4版“同声歌唱毛主席”专栏
[16]见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日第4版
[17]见人民日报1972年10月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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