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docx
- 文档编号:30358482
- 上传时间:2023-08-13
- 格式:DOCX
- 页数:17
- 大小:449.09KB
中国农民工.docx
《中国农民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农民工.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农民工
李树茁等:
中国农民工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分析
李树茁 任义科 费尔德曼 杨绪松 2006年8月18日17:
09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文章采用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专项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分别从二人层次、三人层次以及整体网络层次,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网络特征。
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及整体网络特征指标均明显高于社会讨论网;由于受性别、职业和年龄等因素影响,不同地点、同一类型社会网络特征以及同一地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特征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网络 整体网络 特征
【作 者】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任义科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费尔德曼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所长、教授;杨绪松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李汉林,2003)。
由于长期的二元体制隔离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加之农耕文化的影响,农民工社会关系形成了天然性、同质性和乡土性的特点(司睿,2005)。
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李培林,1996),这样的社会关系网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却难以靠它获取城市资源,因此,再建构社会网就成为必然(曹子玮,2003)。
流动农民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结构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非制度化信任为基础的,这种人与人互动所形成的纽带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李汉林,2003)。
社会网络的研究对象正是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肖鸿,1999),网络分析是在社会关系层次上将微观个体和宏观结构联系起来。
社会网络分析单位主要不是行动者(如个体、群体、组织等),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刘军,2004)。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包括个体网络(或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方法和整体网络(或社会中心网)分析方法(肖鸿,1999)。
个体网络没有明确的边界,除了中心个体外,个体网络成员之间通常没有联系。
因此,个体网络主要用来分析社会连带,而不是分析网络结构(罗家德,2004)。
整体网络具有明确的边界,它主要研究小群体内部的关系,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关心个体的观念和行为如何受到网络内其他成员的影响,以及个体如何通过网络结合成社会团体(蔡禾、张应祥,2003)。
因此,整体网络分析能很好地揭示社会网络结构(罗家德,2004)。
社会网络在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
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网(李良进、风笑天,2003;王毅杰、童星,2004)。
社会支持包括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VandelPoel,1993)。
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而言,非正式社会支持关系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良进、风笑天,2003)。
国内对支持网的研究仍然是研究个体网络特征,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具有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等特点(王毅杰、童星,2004)。
农民工支持网个体网络特征反映了他们与城市人接触困难,进而难以在文化层面上与城市文明同化和交融(王毅杰、王微,2004),但却不能揭示农民工支持网的整体结构与融入城市之间的关系。
社会讨论网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内仅有个别学者以个体网为视角研究社会讨论网,且研究对象还没有涉及到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如张文宏等(1999)对天津农民讨论网研究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讨论网具有高趋同性、高紧密性和低异质性。
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但其局限在于仅对重大问题讨论网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对不同内容(如婚姻、生育等)的讨论网进行比较研究。
对农民工而言,讨论内容可能很多,但婚姻家庭、生育、避孕和养老方面的讨论更为重要,这些讨论会影响农民工的观念乃至行为,进而影响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网络特征还没有得到相应研究。
文章利用深圳农民工的整体网络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网络特征进行研究,主要分析支持网和讨论网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以及密度、聚类系数和平均距离等整体网络指标,比较农民工不同社会网络特征的差异,并讨论其社会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05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
这次调查点分散居和聚居两类,本文采用的网络数据来自聚居类调查点。
聚居类样本的抽样分别在深圳市的南山区、龙岗区和宝安区进行。
依据研究目标在上述3个区抽取了包括三类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即男性为主、女性为主和男女比例相当)的5个公司。
首先,对每个公司的目标人群进行编码,形成5个公司的整体网络边界;然后,采用名单识别法让被访者在相应的抽样名单中挑选与自己有社会支持和社会讨论关系的其他被访者。
调查共发放聚居类问卷551份,获得有效问卷547份。
聚居类整体网络数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支持网的数据,具体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会交往支持网的数据;另一类是社会讨论网,具体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数据。
这样,在5个调查点共获得35个不同类型网络的整体网络数据。
5个聚居类调查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二)方法
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可用一个邻接关系矩阵来表示,如果成员i与j之间存在关系,Xij=1,否则Xij=0。
这样,5个公司7种不同性质的整体网络可以用35个邻接矩阵表示。
由于网络成员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例如,网络成员A支持B,但是B却不一定支持A;因此,本文研究的35个网络均为有向关系网络,对应的邻接矩阵是非对称的。
二方关系是研究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向二方关系有三种同构类:
单向关系、互惠关系和虚无关系(刘军,2004)。
单向关系和互惠关系的数目占所有可能的二方关系总数的比例反映了网络成员间单向交流和双向互动状况。
比例越高,表明网络成员间的联系越多;虚无关系则相反,该种关系占所有可能的二方关系总数的比例越高,说明网络成员间的联系和互动就越少。
三方关系是研究3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三方关系中任意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是二方关系,即三方关系是由二方关系组成的。
在有向网络中,三人组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构有64种,其中同构类却只有16种(Wasserman等,1994;刘军,2004)。
三方关系同构类如图所示。
用3个数字表示三方组同构类。
第一个数字代表互惠对的个数,第二个数字代表单向对的个数,第3个数字代表虚无对的个数。
对于相似的三方组,其后加一个字母来区分:
T表示传递关系,C表示循环关系,D表示向下关系,U表示向上关系。
如030T表示具有单向传递关系的三方组,030C表示具有单向循环关系的三方组。
分析三方组同构类,是把整体网络还原为16种统计量,从而简化对整体网络结构的分析(刘军,2004)。
三人组中互动的二方关系越多,表明网络成员在该群体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他们的观念越容易在该群体中传播或被他人影响。
以二方关系为基础,表示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的指标有:
密度、出度中心势和入度中心势(Wasserman等,1994)。
有向网络中密度为
其中n代表网络的规模。
密度可以从关系总量上表示网络成员的关系疏密程度。
密度值越大,说明网络成员间的关系越密集。
出度中心势和入度中心势分别反映整体网络中个体出度和入度的差异程度。
出度中心势的值越大,说明个体的扩张关系能力的差异就越大。
入度中心势的值越大,说明个体受网络成员欢迎程度的差异就越大。
中心势计算公式为:
聚类系数是指与同一个个体交往的另外两个个体间也交往的可能性大小,是从整体上反映网络成员关系的稳健性。
聚类系数越大,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就越稳定。
其计算公式为:
聚类系数反映的是关系传播的广度,而平均距离则体现了关系传播的深度。
总之,通过农民工的整体网络特征,可以揭示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
结构决定内容(罗家德,2005),不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农民工群体不同的相互融合状况和不同的关系传播特点。
本文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数据计算是通过编制相应的程序,运用MATLAB7.0软件来完成。
整体网络层次的特征指标是运用UCINET6.0网络软件来计算。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5个调查点网络规模不同,不同地点、同一性质网络指标的可比性相对较弱(刘军,2004)。
因此,本文重点对同一地点、不同性质的整体网络特征进行比较。
三、结果与讨论
(一)二方关系
对比同一公司社会支持网的三种类型关系占二方关系总数的比例,发现不论农民工来自哪个公司,也不论他们的性别结构、年龄构成、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如何,他们的社会支持网二方关系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见表2),具体表现为:
(1)农民工群体的虚无关系都占绝大多数比例。
单向关系比例很小,互惠关系比例更小。
表明农民工群体间的单向交流很少,双向互动更加困难。
(2)农民工群体在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的单向关系、互惠关系比例基本相等,且都明显高于情感支持的单向关系、互惠关系比例。
表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日常帮助和社交方面,很少进行情感交流。
对比不同公司、同一类型的支持网,发现公司2和公司3的3种支持网单向关系比例明显高于公司4和公司5的相应关系比例,公司1的关系比例在5个公司中最小。
这表明,年龄较小、大部分未婚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和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间的社会支持较多;男性农民工群体次之;年龄较大、大部分曾婚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工群体间的社会支持和互动最少。
对比同一公司农民工4种社会讨论网3种类型关系占二方关系总数的比例(见表3),可以发现:
(1)与社会支持网的情况类似,仍然都是虚无关系占绝大多数比例,单向关系比例很小,互惠关系比例更小甚至为0。
表明农民工群体间在婚姻、生育、避孕和养老等方面的单向交流和双向讨论关系更为稀疏。
(2)同一公司农民工对不同性质问题的讨论关系比例不尽相同。
在4种讨论网中,对电器公司而言,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更多关注婚姻和生育问题;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和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更关心婚姻和养老问题。
而对建筑公司而言,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更为关注生育和养老问题;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较为关注婚姻和生育问题。
总的来说,从业于电器公司的农民工更关注婚姻问题,其原因是这些农民工多为女性,且女性往往可能在婚姻方面处于弱势,她们更希望有美满的婚姻。
从业于建筑公司的农民工更关注生育问题,其原因是这些农民工多为男性,他们可能更看重传宗接代、后继有人。
婚姻、生育和养老问题较为大众化,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讨论较多,而对于较隐私的避孕问题,可能由于乡土文化影响,农民工通常不太愿意讨论。
比较不同公司、同一类型的社会讨论网的二方关系比例,得到与社会支持网相同的发现。
对比表2和表3,可以发现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的二方关系比例明显小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比例。
这说明农民工之间主要是通过社会支持加强交流和互动,很少进行婚姻家庭、生育、避孕和养老等方面的讨论。
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群体间只有那些关系密切且相互间社会支持较多的人才更可能讨论婚姻、生育、避孕和养老等话题。
(二)三方关系
对比同一公司3种社会支持网16种三方关系同构类占三方关系总数的比例(见表4),发现无论农民工的背景情况如何,他们的三方关系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1)每个公司农民工群体三人关系中,003同构类关系都占三方关系总数的绝大部分比例。
表明在农民工群体中,大多数情况是三人中任何两人之间都没有社会支持关系。
除003外,其他三人关系结构很稀疏。
(2)012的关系比例较大,说明在3个农民工中间,其中只有两人之间有社会支持关系的比例较大。
030C和300这两个三方组同构类的关系比例最小。
说明在3个农民工中间,有单向传递关系和双向传递关系的比例都很小,进而表明农民工在群体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差。
(3)每个公司情感支持网003的比例都高于实际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比例,说明在情感支持网中3个农民工相互间没有情感支持的比例最高,同时也说明了情感支持网其他三方组同构类的比例会更小。
这表明农民工在情感支持方面比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更差。
对不同公司、同一类型的社会支持网进行比较发现与二方关系一致的结论:
即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群体间和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间,三人支持结构模式多于公司4和公司5男性农民工群体;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群体间三人支持结构模式最少。
对同一公司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的三方关系比较,得到以下发现:
(1)在每个公司农民工群体中,大多数情况是三人中任何两人间都不讨论有关婚姻、生育、避孕和养老方面的话题。
(2)在3个农民工中,主要是其中两个人有社会讨论关系,三人中两两之间有讨论关系的情况极少甚至没有,说明农民工的社会讨论关系很难在三人中传递,因而他们的观念也就难以进行有效地交流和碰撞。
(3)每个公司的农民工群体仍然在婚姻、生育和养老方面讨论关系的同构类较多,对避孕话题讨论关系的同构类很少。
比较不同公司、同一类型的社会讨论网发现,公司2的婚姻讨论网三方组的关系结构最多,这是因为该公司女性农民工绝大多数年龄较小,正处在找对象阶段。
公司5的生育讨论网三方组关系结构最多,是因为该公司男性农民工群体年龄较大且绝大部分已婚,可能正面临生育孩子或教育子女问题。
公司2和公司3的避孕讨论网三方组关系结构最多,说明年龄较小、大部分未婚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和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都较多关注避孕话题。
公司2和公司5的养老讨论网三方组关系结构较多,说明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且大部分未婚的女性农民工群体讨论话题较广泛,养老话题也在其讨论之列;绝大部分已婚的男性农民工群体关注养老话题较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实际养老需要。
对比表4和表5发现,农民工社会讨论网三方组同构类明显少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同构类,且相应关系比例也要小得多,说明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结构与社会支持网有巨大差异。
(三)整体网络特征
其一,分别对比同一公司、不同类型的3种社会支持网,可以发现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农民工具有不同的特点(见表6)。
1.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关系密集程度不同。
对每个电器公司三种支持网而言,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和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更倾向于社会交往;而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社会支持则主要体现在日常帮助。
对建筑公司农民工三种支持网而言,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群体社会支持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交往;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群体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日常帮助。
与二方关系、三方关系结果相同,无论从业于电器公司还是建筑公司,也无论婚姻和文化状况等如何,农民工的情感交流都很缺乏。
2.农民工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交往能力差异不同。
(1)农民工在寻求社会支持的交往能力差异不同。
对比出度中心势指标,可以发现,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和公司3的男女混合农民工在寻求日常帮助方面的能力差异高于其他两种社会支持;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在寻求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
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群体在寻求情感交流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而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在寻求日常帮助方面的能力差异比其他两种社会支持的要大。
(2)农民工在接受社会支持的交往能力差异不同。
对比入度中心势指标,可以发现,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在接受他人的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和公司3的男女混合农民工在接受与他人日常帮助交往的能力差异较大。
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群体接受他人社会交往的能力差异较大;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群体接受他人在日常帮助方面交往的能力差异较大。
(3)农民工寻找社会支持的交往能力差异大于接受社会支持的交往能力差异。
每个公司三种支持网的出度中心势指标都高于入度中心势,表明农民工寻找社会支持更主动、活跃,而接受社会支持相对较为被动。
3.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关系传播情况不同。
第一,农民工社会支持关系传播的深度不同。
对比平均距离指标,发现与其他两种社会支持相比,从业于3个电器公司的农民工在情感支持方面的关系链更长、更容易延伸情感支持关系。
而对从业于建筑公司而言,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延伸他们的情感支持关系;而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延伸他们的社会交往支持关系。
第二,农民工社会支持关系传播的广度不同。
从聚类系数指标对比中,发现与其他两种社会支持相比,从业于3个电器公司的农民工在日常帮助方面交际范围更广,关系更稳定。
而对从业于建筑公司的农民工而言,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在日常帮助方面交际范围更广,关系更稳定;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交际范围更广,关系更稳定。
比较5个公司、同一类型的社会支持网发现,就实际支持网而言,公司2农民工关系密集程度最高,寻求和接受实际支持的能力差异也最大;公司1农民工关系链最长、最容易受处于链中间的个体控制;公司5农民工关系最稳定。
就情感支持网而言,公司2农民工关系密集程度最高,寻求情感交流的能力差异也最大,且农民工交往最易受处于关系链中间个体的控制;公司4农民工接受情感交流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1农民工的关系链最长;公司5农民工的关系最稳定。
就社交支持网而言,公司2农民工关系密集程度最高,寻求社会交往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5农民工接受社会交往的能力差异最大,且社会交往关系最稳定;公司3农民工交往最容易受处于关系链中间的个体控制;公司1农民工关系链最长。
由此可见,不同公司、不同人口学特征农民工的同一性质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结构有很大的差异。
其二,分别对同一公司、不同类型的4种讨论网进行比较(见表7),发现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农民工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的关系密集程度与二方关系、三方关系的结果相同:
从业于电器公司的女性农民工更关注婚姻问题;而建筑公司的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是关注生育问题;农民工对避孕这类隐私问题很少与他人交流。
2.农民工在社会讨论方面交往能力的差异不同。
一方面,农民工在寻求社会讨论的交往能力的差异不同。
在四种讨论网中,公司1女性农民工和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在寻求讨论避孕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而公司2女性农民工在寻求讨论生育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
公司4男性农民工在寻求生育和养老话题方面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5男性农民工在寻求讨论生育话题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
另一方面,农民工在接受他人社会讨论的交往能力的差异不同。
在四种讨论网中,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在接受讨论生育话题的能力差异较大;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在接受讨论婚姻话题的能力差异较大;公司3的男女混合农民工则在接受讨论养老话题方面的能力差异较大。
公司4和公司5男性农民工在接受讨论婚姻话题的能力差异较大。
此外,与社会支持类似,农民工寻求社会讨论较主动、活跃,而接受社会讨论较为被动。
3.农民工社会讨论关系传播情况不同。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讨论关系传播的深度不同。
在4种讨论网中,公司1和公司2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延伸他们在婚姻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且这种讨论关系被其中少数个体所控制的差异也最大;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更易延伸他们在生育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且生育讨论关系被少数个体所控制的差异较大。
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延伸他们在生育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且他们的婚姻讨论关系被少数个体控制的差异较大;而公司5的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延伸他们在婚姻、生育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且这种讨论关系被少数个体所控制的差异较大。
二是农民工的社会讨论关系传播的广度不同。
在4种讨论网中,公司1的女性农民工在避孕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更广、关系更稳定;公司2的女性农民工在婚姻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更广、关系更稳定;公司3的男女混合农民工在生育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更广、关系更稳定。
公司4的男性农民工在避孕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更广、关系更稳定;公司5男性农民工在生育话题方面的讨论关系更广、关系更稳定。
比较不同公司、同一类型的社会讨论网发现,就婚姻讨论网而言,公司2女性农民工关系最密集,最容易受处于链中间个体的控制,且接受讨论该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3男女混合农民工寻求讨论婚姻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1女性农民工关系链最长;公司4男性农民工关系最稳定;就生育讨论网而言,公司5男性农民工关系最密集,个体接受讨论生育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关系最稳定;公司3农民工寻求讨论生育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关系链最长,且最易受处于链中间个体控制。
就避孕讨论网而言,公司2农民工关系最密集;公司3农民工寻求和接受讨论避孕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1农民工接受讨论避孕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关系链最长,最易受处于关系链中间个体的控制;公司4农民工关系最稳定。
就养老讨论网而言,公司2农民工关系最密集,关系链最长,最易受处于关系链中间个体的控制,个体接受讨论养老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3农民工寻求和接受讨论养老话题的能力差异最大;公司5农民工关系最稳定。
可见,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关注的话题不同,对同一话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
比较表6和表7发现,与二方、三方关系相同,农民工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网络特征指标普遍小于社会支持网的指标。
四、结 论
从二方关系角度研究发现,不论什么样的人口学特征,农民工社会支持关系很少,社会讨论关系更少。
就社会支持而言,农民工在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方面较少,在情感交流方面就更为缺乏。
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农民工交流主要发生在流动带出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次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农民工的社会讨论主要发生在有社会支持关系的小群体间,而且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性别农民工讨论的关注点也不同。
通过研究三方关系发现,农民工三人关系结构稀少。
就社会支持而言,与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相比,农民工的情感支持三人结构更少,且三人中多以两人间有支持关系,三人中两两之间都有支持关系的情况极少,这表明农民工在群体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差。
与社会支持相比,农民工社会讨论的三人关系结构更少,说明农民工的观念不太容易在三人结构中传播和交流。
4种讨论问题中,农民工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这些较为大众化的问题上谈论较多,从而在这些方面的观念和态度较易传播;而对于避孕这样相对隐私的问题,农民工的三人关系结构非常稀少,相应的观念与态度几乎无法交流和传播。
对比整体网络指标发现,对社会支持而言,不论从业于电器公司还是建筑公司,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社会交往支持,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则主要体现在实际支持。
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支持方面交往能力差异不同。
女性为主的农民工更易延伸情感支持关系,在实际支持方面交际范围更广;男性农民工则更易延伸社交关系,且在社交方面交际范围更广。
对社会讨论而言,同一农民工群体在不同社会讨论方面能力差异也不同。
电器公司的女性农民工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可能会传播得更远,而电器公司的男女混合农民工和建筑公司的男性农民工在生育方面的态度和观念会传播得更远。
不论从业于电器公司,还是建筑公司,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避孕问题方面讨论关系较广。
男女混合农民工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农民工在生育问题方面讨论关系较广;而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未婚的女性农民工在婚姻问题方面讨论关系较广。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生存和发展双重压力,尽管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积极地维护和投入,这种努力毕竟是有限的。
通过相关的公共政策引导,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工之间的交流,如加强厂际联络、创办社区俱乐部等,提供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的平台,降低维护关系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 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