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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李近维郑锦涛的城市史
三联生活周刊:
广东东莞30年巨变:
李近维郑锦滔的城市史
2008年12月12日13:
22 三联生活周刊
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项核心要素在东莞的演绎,及其与之对应的制度安排,差不多浓缩了30年来中国发展的大部分情景。
东莞作为标本的意义,当然重大。
郑锦滔,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分工管经济,这项工作与农业的光荣比较起来,才是他真正的压力。
1991年从东莞市市长之位转任东莞市政协主席,1997年退休。
李近维,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作,同时兼办公室主任。
1980年李近维分工调整,分管农业。
1981年,郑锦滔升为东莞县县长;1984年,李近维升为县委书记。
1994年,李近维从惠州市市长之位又回到东莞,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广东东莞30年巨变李近维、郑锦滔的城市史
◎李鸿谷
1978年,东莞县外贸出口3938万美元,创汇总额3938万美元。
这是中国其他内地的县所不具有的一项优势。
我们的问题起点是:
东莞县将从这部分创汇收入里分得几成?
这个疑问在东莞已经找不到准确答案。
不过,这个额度问题却是当年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跟中央商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他统计的数据是:
1978年广东外汇收入20亿美元以上,但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
王全国代表广东,希望中央将这一比例扩大一些。
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王全国描述广东实际,“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中央的权力太大了。
”
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如何先行一步,或许将政治问题化约为财政问题,线索将更清晰。
但是,失去政治背景观察,亦将褊狭。
1978年,邓小平一年时间有着极高密度的出访国外与视察国内城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者张爱茹寻找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源头,最后认为始自这一年邓小平在天津的视察。
这是真正有价值的政治背景。
回到当年王全国面临的具体问题:
广东每年财政上交中央多少合适?
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要求12亿元,而广东则认为8亿~9亿元才能保证发展。
最后的结果,一年多之后,1980年3月终于达成一致:
广东每年财政上交中央10亿元。
在达成这一数字之前,中央已经对广东许多改革措施给予确定,这其中当然包括设立特区等一系列政策。
1980年,中国开始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在多数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在广东实行的是“划分收支、定额上缴、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制。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主张下,财政部财科所的《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里,将这年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命名为:
分权体制。
前一年,邓小平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撰稿人描述“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的关键是: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或许分权体制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考察相对微观,有着3938万美元外贸出口收入的东莞县如何突围。
当年的县委书记李近维的反应很直接:
“争夺香港资源。
”那一时期的香港经济,一般描述都将其定义为“从工业化走向多元化阶段”(1971~1981年),“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采取出口导向型策略的新兴工业经济地区逐渐增多,竞争日趋加剧。
台湾地区、韩国的出口额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先后赶上香港地区。
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有经济衰退迹象,保护主义抬头”。
外力的挤压下,劳动力与土地成本更为低廉、且交通相对方便的深圳与东莞自然成为香港小资本商寻找的发展之地。
有着外贸经验的东莞县,以“三来一补”方式,迅速建立体制承接了这部分急需转移的香港资本,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由此转型。
这之后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此调查,结果表明:
“这几年,东莞市已有2/3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
”而且这一年,外来务工人员首次超过本地劳动力,东莞开始吸纳并解决全国劳动力就业问题。
如果将观察东莞变化,由数据转入更为内里的制度结构,它的“三来一补”方式的结果,亦如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一般,构成了“市—镇—村”三级结构的分权模式。
这是它能够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之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形成挤压力,只不过这次形成转移的是台湾IT业。
东莞再次承接这部分转移资本。
比之前10年“东莞奇迹”的描述,这次被命名为“集聚效应”的产业转移,成为经济学家更为注意的现象。
它提供了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另一种可能性的示范。
30年时间,2007年东莞市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9.8倍。
而在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城市里排名,东莞亦排名第12位。
当年的农业大县,目前统计第一产业(农业)所占比重,仅为0.4%。
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讲演里,林毅夫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以此论观之,无论前述中国的中央/地方结构之变的制度安排,还是东莞自身形成的地方制度结构,都有可深入探究之处。
东莞城市演变的历史及其成就,是我们观察这座城市的起点,中国高速发展被认为的“比较优势原则”,在这座城市有着近乎标本性价值的体现。
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项核心要素在此的演绎,及其与之对应的制度安排,差不多浓缩了30年来中国发展的大部分情景。
东莞,作为一种标本的意义,当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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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广东东莞30年巨变:
李近维郑锦滔的城市史
(2)
2008年12月12日13:
22 三联生活周刊
从乡村到城市
与珠江西岸比较,位处东岸的东莞,其实地理条件不如西岸的中山、顺德等县。
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郑锦滔坦陈,“我们土地多”。
当东莞真正像自己所希望那样成为一座城市之际,李近维、郑锦滔讲述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平常,波澜不惊,在这个漫长的故事中,道出了一座城市的演变史。
◎李鸿谷
土地与劳动力
1978年,郑锦滔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双学大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东莞县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3亿~4.5亿公斤,排在全国前三位。
郑锦滔被安排在大会上专题发言,介绍经验,这当然很光荣。
这一光荣,现在听起来有点恍惚。
东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7年东莞第一产业(农业)比例仅0.4%——这与初到者的感观完全一致,即使去到东莞最偏远的村庄,那里也只剩村名而已,要找到农田很难。
坐在东莞市政协会客厅,郑锦滔讲述的当年的东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
除了粮食,东莞每年还会向国家上交40万头生猪,当然这里还种植花生、黄麻、水果……全国供销社每年要定农产品价格,必须来东莞调查。
与其他粮食主产区稍有不同的是,东莞因为地利,靠近香港,每年有草制品、烟花爆竹、蔬菜水果出口,1978年外贸出口达到3938万美元。
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郑锦滔,分工管经济,这项工作与农业的光荣比较起来,才是他真正的压力。
当时县委决定办3件事:
建氮肥厂,修万江桥、开办运河百货商场。
这3个项目需要资金约1500万元。
当时东莞县一年财政总收入约6000万元,但机动财力也仅300来万元,“甚至向干部借一个月的工资”,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终于完成这3个项目。
“我们的工业不行,工厂太少了。
”郑锦滔告诉我们。
这是郑锦滔与东莞的压力之源。
在线性时间的逻辑里,我们由结果去寻找前因,会自然将注意力放在1978年9月来到东莞虎门开办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太平手袋厂,以及这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
“三来一补”真实地改变了东莞,但回到历史现场,仅仅聚焦于这一单纯的线性关系,将会使我们失去对更精彩现实的体察。
简单而言,东莞的根本是农业。
李近维同样是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不过当时他分管党群工作,同时兼办公室主任。
太平手袋厂与它的创办人张子弥,当然县委所有官员都知详情,由此打开突破口,顺理成章。
但是,当时不唯东莞,任何一个中国的县城,农业才是根本。
“一般而言,县里是第三把手管农业,但东莞农业太重要了,所以分为山区、丘陵、沿海、水乡、埔田,县里主要领导各抓一块,都是抓农业。
”当时的现实是“以粮为纲”,一路演变,李近维告诉我们,“结果是以粮唯一”。
5年后,1980年李近维分工调整,分管农业。
与珠江西岸比较,位处东岸的东莞,其实地理条件不如西岸的中山、顺德等县。
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郑锦滔坦陈,“我们土地多”。
但东莞土地,有山区、丘陵、水乡、沿海与埔田(低洼地),条件复杂。
李近维分管农业后,最用心琢磨的是如何在种好粮食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
这其间的困境在于,上交国家的粮食分3种:
公粮、余粮与三超粮——国家对应这3种不同名目的粮食,公粮相当于税收,是征收;余粮给很便宜的价格;而三超粮价格相对高一点。
细算下来,种粮食收入极其有限,远不如种植经济作物;而同时,东莞地形复杂,全部种水稻也不合理。
再加上水稻种植季节性强,抢种时节人手跟不上,县里还动员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去帮助插秧、收割,而闲下来,农民又无所事事。
更复杂的一层国家与地方的博弈在于,1969年国家提出一个新名目“战备粮”、“光荣粮”,长安镇(现在的镇即当时的公社,下同)很积极,老百姓把历年的存粮都拿出来卖了,结果第二年就把这一年上交与出售的粮食数量定为了硬指标,年年都按这个任务交售。
如此一来,长安镇的粮食任务年年都无法完成,结果这个镇逃港(偷渡)最多,恶性循环,地多人少反而还不够吃,收入自然微薄。
按东莞地理构造而言,多种经营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也是均衡而合理地使用土地、劳力,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和丰富各种食物的关键,这是李近维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在“以粮为纲”的条件下,政治上往往被批判为“重钱轻粮”、“重副轻农”,是资本主义。
对于地处东莞南边的长安镇,逃港是个政治问题,县里下决心整治,把“保仔”肖灼全派去,坚决刹住逃港风。
跟我们说起“保仔”这个词,李近维独自笑了起来,“香港有个张保仔,是个海盗,有胆。
当时有本小人书很流行,老肖从小就很有胆识,大概是这个原因,人们也就给他一个外号叫‘保仔’”。
突破似乎在“保仔”肖灼全。
除了治理逃港,他还有完成粮食的任务——1980年3月,从麻涌镇调到长安镇担任镇委书记的肖灼全很头疼,3月份快到插秧季节了,可全镇4万亩稻田中还有7000多亩没有完成翻土,另外有几千亩压根儿就没有耕种过。
肖灼全跟我们说,当时“壮着胆子”提出一种解决方案:
2万亩种水稻,1万亩改为鱼塘养鱼,另外1万亩中7000亩种香蕉、3000亩种水草。
“养鱼和种香蕉都不分闲忙,水草在水稻收割之前收,时间错开了,劳动力也就利用起来了。
”时任县委书记的欧阳德对此放心不下,专门找肖灼全谈话,商量的结果,“先从一个生产队试验”。
结果实施改制的生产队超额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由此全镇铺开。
此后,东莞依地势由低至高,养鱼(低洼地)、水稻、花生、蔬菜、柑橘、荔枝一层一层往上种。
就东莞全县看,长安镇调整种植业结构并非最早。
只不过早期它是有能力完成粮食任务的乡镇才比较容易实行。
东莞北部的石碣镇即为此例。
曾任镇长的刘旭枝告诉我们,他们2.4万亩耕地因为没有一点山坡地,通过间种套种,一亩田可以达到400%的利用率,一年有4季收成,“每年春耕插秧后在水稻里套种黄麻,六七月份收早稻,然后收黄麻,八九月份种上晚稻,11月收割完毕后种上冬季蔬菜。
就连田埂间也密密麻麻种满了黄麻和黄豆,或者水稻田里套养鱼”。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一个正常劳动力可完成2.5~3亩耕地的水平,石碣3万多人的劳动力,仅需1万多劳力即可打理全部的土地,多出了2万人,怎么办?
腾出部分土地开展多种经营,土地价值比单纯种粮大为提升;一年四季均衡用工,特别是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富余劳力很快涌现出来了。
30年后跟记者回顾当年的农村东莞,李近维想要告诉我们的关键是,土地与劳动力。
经济学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在李近维的农村现实里,已有两个成为关键。
站在时间的此点前溯,在这个时刻,其实观察东莞变迁的恒定不变的要素已经出现:
土地与劳动力——正是这两项要素基于农业的创造性重组,另一项稀缺要素“资本”,迅速产出。
东莞城市发生史之源头在此。
10年后,东莞已由农业县升级为地级市,但中共中央办公厅来此调查一个多月,总结东莞的成功,农业仍是最为核心的考察指标:
“这几年,东莞市已有2/3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但农业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大发展了。
”
从这两个关键要素出发,再来观察东莞的“三来一补”之价值,结果昭然。
土地价值经过第一轮的调整用地和用工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升值后,第二轮升值当然是工业制造业。
对于刚刚洗完脚、上到地面上来的农民能够干什么?
无论李近维、郑锦滔,还是当时的东莞县委一班官员,选择没有其他,“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
1978年,国家给予广东特殊政策促其发展,当时邻县以贷款大办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为突破成为榜样,郑锦滔被要求去学习。
郑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学习结果”:
“我们坚决搞三来一补。
”李近维则说当时:
“别人说三来一补不好,我不怕,好不好我心中有数,你说不好,我们机会就更多。
”
1981年,郑锦滔升为东莞县县长;1984年,李近维升为县委书记。
上任后,李近维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
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大项目
1951年,郑锦滔当上厚街镇三屯村的农协主席,有了第一份工作。
这一年他19岁,在村、乡干部位置上打拼多年后,1969年郑锦滔调到东莞县“革委会”当常委。
李近维解释说,他和郑锦滔都是“工农干部”——与工农干部对应的,当时还有一类“三门干部”,即从家门、校门、机关门一路而来的有知识的干部,比较之下,“当时工农干部更吃香”。
不过,李近维由“工农”而“干部”挺不容易。
1958年,14岁的李近维初中没上几天,家里实在供不了,辍学回家。
李近维长得瘦小,1.6米左右,加之年龄又小,干农活实在吃力。
不过,他读过一段时间的初中,在村里已经很有文化了。
东莞糖厂招工,村里把这个报名指标给了李近维,这是重大机会。
“村里干部告诉我时,已经是下午时间了,赶到糖厂还要两三个小时”,从家里到望牛墩镇要过横沥、洲湾两个渡口,从望牛墩再到糖厂还要过寮厦、黄泥曲与东向3个渡口,东莞水网交织,交通实在不便。
这天李近维算是赶到报上名了,结果在通过了体检的100多个报名者里,最后却只有他与另一个腿不好的报名者被淘汰。
“当时大家都叫我‘细佬’,长得小啊,另外我年龄也小,所以他们不要我。
”不过,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比后来上大学都难的机会,10多年村里只有3个人离开农村成了工人,李近维当然不想回去。
他就在厂里待着,跟所有工人当学徒,两年后终于转正成了“一级技工”。
早年的故事,核心是穷与机会的稀缺。
由此转到“三来一补”,李近维向我解释,“一个能够让穷人富裕的机会。
与办国有企业比较,一个厂能吸收多少劳动力呢?
所以,中国人想致富根本是要有充分的就业”。
这是李近维最为真切的一己之愿,但回到历史现场,情势又相对复杂。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地处南方的广东与东莞,与香港接近是最为关键的条件。
当年统计,东莞有香港同胞六七十万人,还有众多的海外侨胞。
站在现在的角度观察,这当然可以说是东莞的“先天条件”,但在当时,政治变动刚刚开始,谁也不敢真正大笔投入内地——“从我们的角度讲,因为无本钱,只是出劳力,三来一补能够帮助农民迅速完成转化;而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小资本的三来一补进来,风险小,资本回收快,容易抽身离开。
”李近维解释,三来一补在东莞的发生,其实是一个缜密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小资本的三来一补却是一个示范,如果做得好,更大的资本就会跟着来”。
微观选择的理性之外,如果回到东莞县的角度,“其实当时大家都明白,想要发展,依托香港才是关键。
广东任何县的干部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县也都拼命争夺这一块的资源”。
资源争夺格局,构成另一种更为久远的动力,而东莞的那个历史时刻,“政府的关键是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都参加到对‘香港资源’的争夺里。
这又与三来一补小资本低技术含量的特征相匹配”。
东莞县将这一部分的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了乡镇与村庄,采取“人盯人”战术。
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
郑锦滔是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4个小组负责谈判,3个小组帮助建工厂,1个小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1个小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1个小组专门搞运输”。
后来,东莞县的这一套做法被总结归纳为政府“一条龙”服务模式,效率由此大大提高。
与郑锦滔讨论这一过程,其间的关键是,因应三来一补的资源争夺,东莞不经意间建立了“服务性”职能与惯性,基因里增添了新元素。
如此高效运转,1984年东莞县全县生产总值已达25.36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分别是1978年的2.6倍,3.3倍,4.4倍。
东莞遂成明星,各级干部开始关注,也有了李近维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基础条件。
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来东莞调研,他对此地如此高速发展充满疑惑,要求县委书记李近维给予答案。
李近维的解释叙述起来5分钟不到,“第一,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在不影响老百姓吃粮和完成国家征派购任务的前提下,逐年调整了30万亩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每亩可比种粮多收入2000多元,30万亩每年可增加六七亿元。
第二,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从农业中拿出了20多万人搞工副业,以平均每人每月工资200多元计算,一年又可多收入四五亿元,两项加起来就是10多亿元。
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
土地、劳动力重组创造出来的资本,结果已然分明。
有深厚经济学理论背景的于光远马上明白了东莞的奥秘。
不过,当时对东莞这种创造性模式的异议并非没有。
郑锦滔回忆说,“当时一位新上任的副总理来东莞考察,他说,东莞有了满天的星星,却没有一轮明月”。
郑锦滔解释说,“明月”就是大项目大企业。
追求“明月”成为县长郑锦滔的重要工作内容。
“明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资源争夺。
争夺大项目的,不仅仅是东莞县。
记者在此间调查,各方人士叙述起来较为激烈的大项目之争,当属后来落户惠州市的“南海石化”。
1988年,东莞脱离惠阳地区升级为地级市,惠阳地区亦地改市成为惠州市。
中海油与英荷壳牌将合资办炼油厂的大项目——风声传出,东莞立即行动起来加入这一竞争。
除了东莞,还有珠海、中山与深圳均下场角逐。
这是一场充满曲折故事的争夺,当时惠州市计委主任李汉松将调到东莞任副市长,惠州方面听闻此议,立即将他从炼油厂的项目上换了下来;而李汉松就任东莞市副市长后,果然也参加到炼油厂的项目里,只不过他代表的是东莞而非惠州。
几轮下来,只剩惠州与东莞进入决赛。
这时,最初设计的50万吨/年的炼油厂,亦因壳牌公司的参与,最终演化成投资43亿美元、80万吨/年乙烯装置和1200万吨炼油厂的超级项目——仅以炼油厂规模而言,已是开始设计的24倍。
郑锦滔说他为这个项目与惠州市副市长林树森打到了最后,而郑锦滔的对手背后还有从东莞调过去的市长李近维。
后来这个项目落户惠州。
其间更具戏剧性的是,1998年在海牙最终签署这个项目协议时,1994年已经从惠州市长位置回到东莞任市委书记的李近维,以“省长助理”之名,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到海牙。
“当时,我的名片上印着省长助理,我给别人发名片,总要解释,我还有几天的任期。
在回国的飞机上发名片,我说我的任期还有几个小时……因为下了飞机,我的‘省长助理’就没有了啊。
”李近维因为熟悉这个项目的所有环节,所以虽然回到了东莞,签署协议时,他当然需要参加,虽然他的身份已是东莞市委书记。
大项目竞争戏剧性故事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利益。
以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这个项目而论,其对下游石化产业带动效应为1∶50。
按此比例,年销售额为17亿美元的南海石化对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可达850亿美元。
如此额度,激烈竞争自不可免。
这种以县市为单元的竞争,亦如东莞下面镇与镇、村与村竞争格局一样,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经济发展动力之源。
记者到广东采访,当地官员对此并无任何回避。
东莞高级官员接待外资客人,在酒席里谈到东莞的优势时,总会很坦然以珠江东岸西岸为界描述这种竞争:
“第一轮,东岸拿出个香港,西岸拿出个澳门,结果东岸赢了,因为深水岸线在东岸;第二轮,东岸派出深圳,西岸派出珠海,东岸也赢了,东岸不仅有深水岸线,相对更靠近香港也是个大优势;第三轮,东岸出场的是东莞,西岸出场的是中山、顺德……”这一轮的竞争,当然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在前述背景下,东莞的胜券已经暗含。
所以投资东莞,是明智选择。
回到1984年,郑锦滔的问题是,东莞发展什么大项目呢?
郑多方找寻,最先确立了彩色显像管项目,这个项目投资要20多亿元。
当时国家计委与电子工业部搞了一次彩管招标会,上海、北京、天津、河南与广东是竞争者,不同的是,广东是东莞——一个县作为代表参加。
这次招标会结果东莞很惨,其他4个省市在会上发言,都获得了合格的成绩,只是东莞最后得了57分,不合格。
郑锦滔当然不甘心,找到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央求无论如何也派一个副部长来东莞考察考察……那次招标会,东莞的劣势很明显,别人是一个省以省财力为依托,而东莞只是一个县。
另外,东莞一座县城,哪里有搞这个项目的人才呢?
对“最佳敢斗奖”的东莞县,主管官员很赞赏之外,也解释说,“这样的项目,以东三省能力,3个省都搞不起来,你们一个县,太难”。
郑锦滔哪里情愿就此放弃,他挽回颓势的第一步,是马上从北京飞咸阳,咸阳4400厂是当时唯一能生产彩管的军工企业。
郑锦滔找到这个工厂的厂长王念琴,谈了3小时,王念琴有了离意,要到东莞来创业。
郑锦滔又有要求,希望王能在彩管生产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带来一个工程师,结果后来王念琴果真带来了28个工程师。
有了王念琴的承诺,郑即刻从咸阳又飞回北京,找到国家计委电子司的司长,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王念琴来东莞。
王念琴当然是这个行业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加盟,在国家计委这一边,已经挽回了招标会的部分颓势。
回到东莞,郑锦滔开始为这个项目寻找资金。
当时东莞计划上两条生产线,一条21英寸,一条25英寸,计算下来,进口设备大约要1.2亿美元,建厂房要6亿元人民币。
郑锦滔领着县里的计委与银行各路人马去香港募资,结果果真从香港中资银行管理处、香港中国银行还有嘉华银行借到了1.15亿美元。
从香港回来,也迅速把建厂房的钱凑齐。
人才与资金,郑锦滔与东莞县都准备好了,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考察,觉得不错,这里有市场亦有外汇——而且并不用国家的外汇指标,条件合格。
这个漫长的故事,似乎有了光明的结果。
讲到这里,郑锦滔稍有停顿,我跟他一道放下心来,结果郑锦滔喝完一口水说,“看上去这个项目要成了吧?
可是,后来碰到了更大的麻烦”。
东莞的彩管之梦当然不可能密不透风,佛山、深圳知道此事,马上决定上马彩管项目,报告先后报了上去,其后果,郑锦滔说,“上面说,别人好几个省都没有争取上,你们广东一个省要上3个,不行,只能上一个”。
当时深圳是特区,东莞自忖争不过,而只上一个,东莞哪有机会?
这个项目拖了下来,拖到了1989年。
郑锦滔最后走通这条彩管建厂之梦的关键,是说服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叶选平给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写了封信,陈述原委希望他支持。
但是,这项决定并不容易下,郑锦滔待在北京等批复一直没有音讯。
后来,北京格局日益复杂,“6月2日,我被叫去国家计委,邹家华说批给你们吧”。
彩管项目落定。
接下来的“技术性”麻烦在于,东莞要上25英寸的彩管,这在当时属“超前消费”,结果在电子工业部又卡了一道。
好在变通之处在于,东莞之位置,大尺寸彩管“可以出口”。
这个大项目,作为国家在“八五”期间第一个彩管项目,终于在1990年10月与日立公司签署彩色显像管设备供应及技术转让合同。
两年后,彩管上市,当年就开始赚钱。
而那个25英寸彩管,不仅没超前,反而东莞马上投入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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