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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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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
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
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作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作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
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
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
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
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
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
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
但是我自己丧了气。
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
也对“做作家”少妄想。
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
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
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
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因此,即回了博物馆。
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
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
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
有的熟习汉事有专著,如马非百。
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
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
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
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
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
下同。
,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
(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
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
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
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
一面学,一面讲。
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
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
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
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
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
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
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
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
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
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
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
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
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廿个学生改卷子。
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
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
,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
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
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
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
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
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廿分钟发言。
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
“……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
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
只压缩到廿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
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
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
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多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
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
这也显明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
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
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
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
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踏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了。
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
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
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
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
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
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作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
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二百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一百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
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
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
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
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
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
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作者1951年对于为一般观众作说明员的感受,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中有详细描写。
见《边城集》。
,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
所以故宫直到六四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
本馆也有这个习气,惟在专题展时稍好些。
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
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作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东西。
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
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
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
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
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
只有天知道!
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
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
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
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
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
不可能的!
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
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
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
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
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
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
”什么都说不上了。
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
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
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
一、我的生命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
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
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
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作。
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
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
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
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第一部分从文史料选第2节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2)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
看过后很满意。
问陪他的:
“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
”他们回答:
“有沈从文……”主席说:
“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十,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
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
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
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
我参加了大会。
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
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
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
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
抗战后。
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
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
二短篇集被毁去。
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年左右。
,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
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
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
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
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
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
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
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
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
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
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
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
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
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
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
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
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
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
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
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
得出正确认识。
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
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
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
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化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
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
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封面小花锦是十八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
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
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
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
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刻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
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千元一部。
六三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
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
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
有个“天宫”刻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
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
我当时正在丝绣组作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
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
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
为什么?
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
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化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即《游春图》。
作者1947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
,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
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士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
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
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
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
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
我还是毫无发言权。
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
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
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
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
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
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
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作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
这里自然包含一点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
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
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总在二百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
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
“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
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
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年9月被赶回原籍。
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
,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
六三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
,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
这案通过后,文化部或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
那么一分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
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
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
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十个月之后。
,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作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作下去。
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作“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
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
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作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曲的。
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
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
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词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
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
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
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
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后,发还本人的材料之一。
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
?
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沈从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京
(一九九二年二月沈虎雏整理)
第二部分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第3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1)
迎春节,凡属于北溪村中的男子,全为家酿烧酒醉倒了。
据说在某城,痛饮是已成为有干禁例的事了,因为那里有官,有了官,凡是近于荒唐的事是全不许可了。
有官的地方,是渐渐会兴盛起来,道义与习俗传染了汉人的一切,种族中直率慷慨全会消灭,迎春节的痛饮禁止,倒是小事中的小事,算不得怎样可惜,一切都得不同了!
将来的北溪,也许有设官的一天吧?
到那时人人成天纳税,成天缴公债,成天办站,小孩子懂到见了兵就害怕,家犬懂到不敢向穿灰衣人乱吠,地方上每个人皆知道了一些禁律,为了逃避法律,人人全学会了欺诈,这一天终究会要来吧。
什么时候北溪将变成那类情形,是不可知的,然而这一天年青人大约可以见到的。
地方上,勇敢如狮的人,徒手可以搏野猪,对于地方的进化,他们是无从用力制止的。
年高有德的长辈,眼见到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也是无可奈何的。
凡是有地位一点的人,都知道新的习惯行将在人心中生长,代替那旧的一切,在这迎春节,用烧酒醉倒是普遍的事!
他们要醉倒,对于事情不再过问,在醉中把恐吓失去,则这佳节所给他们的应有的欢喜,仍然可以在梦中得到了。
仍然是耕田,仍然是砍柴栽菜,地方新的进步只是要他们纳捐,要他们在一切极琐碎极难记忆的规则下走路吃饭。
有了内战时,便把他们壮年能作工的男子拉去打仗,这是有政府时对于平民的好处。
什么人要这好处没有?
族长,乡约或经纪人,卖肉的屠户,卖酒的老板,有了政府他就得到幸福没有?
做田的,打鱼的,行巫术的,卖药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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