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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当代审视
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当代审视
由中国人学学会主办、重庆市綦江区古剑山管委会承办的“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15届学术年会,于2013年11月8日至11日在美丽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重庆市綦江区古剑山旅游度假区召开。
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志尚教授、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中国人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靳辉明教授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及党校系统的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王玉庆,环境保护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生态司司长、中国低碳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彭近新,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原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豫秦等几位来自生态环保领域的专家教授作了主题发言。
这些从事生态问题研究一线专家的报告,以事实说话,通过图表、案例、数据等手段,介绍了我国目前生态问题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全面分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种种表现,一幕幕惊心的事实,为大会的研讨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和事实依据,使大家耳目一新,进而提高了对生态文明建设必要性的认识。
会议共收到论文60多篇,围绕“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其中最集中、最热烈的有如下问题。
一、关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涵义
研究生态文明,首先要理清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涵义,对此问题,与会学者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研讨。
有无“原始文明”?
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早期有生态,无文明。
后来出现一些文明现象(如采集、渔猎、火的发明使用等),但还不是文明社会。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有学者不同意“原始文明”的提法,认为原始社会不能算是文明社会。
有的学者则认为,文明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志,也有人认为,文明是以城市的产生为标志。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是指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原始社会也创造了物质和精神成果,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存在“原始文明”时期。
生态与文明:
有学者认为,生态与文明所表达的意义不同,生态指的是生命或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它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文明专属于人类,指的是人类的状态或境界,它通过超越自然,实现对社会人的塑造。
生态问题一旦纳入文明的视野,就与人分不开,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的关系,纯粹的“自在自然”和“原生态”谈不上生态文明。
文明和文化问题:
学者们在思考生态文明时,追溯到文明和文化问题,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讨论,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文明是大概念,文化是大概念中的小圈,是观念形态的东西。
原始社会人猿揖别的是劳动,不能说原始社会有文化无文明。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精华,是结晶,也是一个过程。
文明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人类实践引起自然状态的变化。
文化中不全是精华,原始社会创造的一切成果当然应该属于人类文化的范畴中。
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来自哪里?
有学者认为来自于文明危机的压力。
没有压力,人类就进步不了。
如农业文明时代,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很多,迫使人类进步,进入工业文明。
人类生存经常处于种种危机和压力下,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所处时代文明的危机,只有反思才能做到人类的自觉。
今天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也是来自于生态环境的压力。
“生态文明”的翻译问题:
“生态文明”这个词最初是从英文ecologicalcivilization传入的,中文译为“生态文明”,这种译法在学术界比较认同。
但党的十七大文件英文本则译为conservationculture,直译是“保护性文化”;党的十八大文件英译本译为ecologicalprogress,直译是“生态进步”。
学者们指出,“进步”与“文明”两个词含义是明显不同的,为什么译者坚持不用civili―zation呢?
看起来是一个翻译问题,但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生态文明的不同认识。
我们应该放宽眼界,从更深刻、更广泛的视角理解生态文明,不能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生态环境文明,更不能理解为保护生态环境,当做被动应付当前生态问题的权宜之计。
生态文明是一种何种意义上的文明?
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应对和化解工业文明危机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另一种观点则不同意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
并认为,我们党现在之所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着眼于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要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治国理念,而不是探讨文明形态的问题。
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不断完善,到现阶段要把生态文明纳入其中。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后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完全否定和遗弃,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对以往的农业文明,现存的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保存,同时更有超越。
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应该是以人和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为主导和标志,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各方面文明成果在内的,使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新的文明形态。
对中国人来说,实现生态文明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的重要奋斗目标,生态文明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综合性的质量指标。
生态文明与“生态风险”:
有的学者提出了“生态风险”的概念,并从生态风险的角度深刻反思和剖析了生态问题。
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明是作为对生态风险的反思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从生态风险走向生态文明,需要我们确立一种风险的生态文明观。
即在生态文明中要体现作为对生态风险反思的“风险”元素,自觉地将风险意识纳入到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把握之中,与这种要求相适应的是,要求人们确立一种风险生态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即是超越生态风险,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价值理想的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
二、关于生态危机及其根源
与会学者通过大量数据、图片资料的历史比较、中外比较以及现实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性,探讨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的空间特征:
有的学者提出了生态危机的空间特征,认为当今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空间维度日益凸显,空间消灭了时间。
具体表现是:
生态危机从地域性到全球性;从伤害性到死亡性;从部分性到全体性;从生态领域到社会全方位的新特性。
它表明生态风险与危机深度加剧,危害加大,无处可逃与无人可免,治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具体讲,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层面:
(1)近代以来随着人类主体性的增强,人对自然的控制观念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出现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人们一味强调征服自然、驾驭和支配自然,无限制地开发掠夺自然资源,让自然匍匐在人类脚下,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2)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理性的肆虐,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观念的不断膨胀,使人类在观念上与自然分离,把自己置于自然的对立面;(3)现代化进程中的片面发展观,错误的政绩观所致。
二是制度与体制层面:
主要是国内生态治理的“不给力”与国际空间的生态不正义。
在国内,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政府相关机构职能不明确、监管责任不到位,“唯GDP论”的政绩观及干部考评机制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机制原因。
在国外,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空间的拓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占有空间、重组空间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即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的空间聚合,既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以缓和的重要方式,并且藉此在全球范围内转嫁了生态风险。
随着资本的扩张性,使生态危机遍布全球。
三是经济技术层面:
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盲目性,“经济人”在追求效益中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都是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技术层面上技术自身的自反性以及人类运用技术的不当导致的结果,特别是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是当今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生态危机不是技术的错,而是科学家的良心,一些科学家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不是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而是危害人类。
四是资本的逻辑:
与会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其“罪魁祸首”是资本的逻辑。
资本的自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征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资本必然是反生态的。
况且,资本本身没有自我纠正生态危机的功能,不仅可以把对人的剥削,而且也可以把对自然的破坏纳入“利润的逻辑学”。
也有学者提出,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自然资源的特殊性和市场失灵。
自然资源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稀缺性和公共性。
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是无限量地使用免费的、代价极小的稀缺资源;由于自然资源的公共性,从而使“公地的悲剧”不断发生。
市场失灵是说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一是不能合理地评价自然资源,二是不能合理和公正地配置自然资源,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存在,资源浪费与“生态困限”同时存在于市场经济中。
三、生态危机的出路
生态危机不仅在中国,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其出路何在?
与会学者作了自己的诠释。
关于生态危机根源和出路的误区:
有学者归纳了目前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生态危机思路的三种误区:
第一种根源在于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出了问题,从而企图把消除生态危机寄希望于进行道德革命,通过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环境问题;第二种根源在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从而企图单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第三种根源在于市场化不彻底,从而企图单纯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
上述三个根源和三种解决途径都是错误的。
那么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究竟何在呢?
是资本,是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
关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有学者指出,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永远是一对矛盾,要发展必然要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这是一个悖论,今天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都是各级政府大干快上的结果,领导人一方面口口声声喊生态文明,实际上每天都在破坏环境。
也有学者提出,我们的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
一是过去的发展已经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二是今天的发展怎样不破坏,还要持续发展。
这就涉及人的行为选择。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补好工业文明的课。
实际上环境和经济比较,环境是优先不了的。
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难题是保护环境能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如果不能,只是花钱,这样的保护没有前途,保护环境一定要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当前存在几个较突出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人的生存和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片面的政绩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等。
面对生态危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与会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生态危机的态度有两个极端:
生态悲观主义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必须放弃现代性的模式,回归原始的生态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浪漫主义则刚好相反,认为现在的生态问题只是现代性特定阶段才有的现象,随着技术等的发展会自然解决。
与会学者提出必须寻找第三条路径,寻找现实可行的改进做法,是现代性自反性的重建路径,姑且可称为“生态现实主义的立场”。
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
针对上述矛盾及目前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形势,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应对生态危机的对策措施,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几个出路:
第一,思想文化层面:
加强生态文明及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注重生态意识的培育,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积极培育理性生态人,改变过去人对自然一味强调征服、改造的陈旧观念。
有学者提出,要敢于创新,走自己的路。
中国农业文明时期多方面都领先,但为什么工业文明时落后于欧洲?
应该反思。
中国强盛时,西方人没有学习中国,不是中国干什么西方干什么,而是搞集约化生产,搞技术革命,结果发展了。
今天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折中,如果西方人干什么,中国人也干什么,永远也赶不上西方,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路。
第二,经济技术层面:
转变生产方式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要科学布局主体功能区,并加强主体功能区及相关配套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改变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习惯,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制度、机制层面: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利益引导、体制转变、政绩观改变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四,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通过法制、监管及经济杠杆等手段减少或克服资本对生态的副作用,在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与限制资本的消极影响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四、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
生态原本是自然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结构,是按照自然规律发育和发展的,根本不涉及文明不文明的问题。
一旦进入文明的视域,生态问题就不仅仅是自然界自在的关系了,就成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了。
所以,不能离开人、离开人与人的关系谈论生态问题,生态文明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
既然生态文明的实质是人的问题,那么,研究生态文明,必须对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正是我们这次会议确立的主体意图所在。
关于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思考: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生态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纯粹的自然关系引发的,而是由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凸显出来的。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忧虑和关切,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当然主要是保护生态环境,但实际上是改善和保护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以保护人的正常发展。
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尽管涉及方方面面,但实质都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谈论生态文明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建设生态文明又离不开人的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但既然生态问题是由人的观念、行为引起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生态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调整和转变人的发展方式,必须对人自身的观念、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和节制,必须要有生态自觉,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作出反省。
有学者指出,“理性经济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利益的驱动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变为“决定”作用。
一方面要发挥好“经济人”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克服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当前遇到的新问题。
而培育“理性生态人”,实现由“经济人”到“生态人”的发展,既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有学者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决定人类文明的高度,人类文明寓于现实中的个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生态文明体现了人在自律基础上对全面发展的追求。
有学者对发展的本意进行了诠释:
即一是生存下去,二是发展下去,三是要幸福。
自然环境是人类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基础的基础,而我们的发展则破坏了这个基础。
发展的目的是使人幸福,只有把基础的基础保护好,才能谈论人的幸福,否则都是空话。
五、生态危机与人的主体性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声讨“主体性”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危机之所以产生,就在于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都是“主体性”惹的祸,西方学者由此提出了“主体性的黄昏”,认为主体性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改变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人与自然都是主体,没有什么主客体之分,把人和物同等看待。
但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观点和方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不能把主体地位和主体的作用混为一谈。
实际上,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把人的主体作用发挥到了极端。
所以,真正要反思的不是人的主体地位,而是要反思人类的主体性是不是得到了合理发挥。
主体性发挥得过了头,就会产生“反主体性效应”。
马克思主义人学早就阐明了这个观点,认为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人和环境是相互生成、双向运动、相互影响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生成的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考察生态文明不能见物不见人,只看自然,看不到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态文明的意蕴。
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人是生成的过程,生态文明也是生成的过程,生态文明问题的凸显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第二,不能以否定或降低人的主体地位来解决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问题。
生态文明问题说到底是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必须通过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才能解决。
“环境中心主义”把人降低为物,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人所特有的实践本质和实践生活的基本方式。
仅仅面向自然,只能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而面向人,面向人力资源的开发,人类仍然有光明的前景。
第三,如果说生态文明是价值问题,那么,在价值世界,人永远是中心,否则,就无法判断人的行为的合理性,生态文明建设就失去了价值支撑,就连文明与不文明这个最简单的问题都难以界定。
会议还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社会全面进步问题。
学者们认为,我们应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以及“魅力城市”“美丽乡村”等目标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党的执政文明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辛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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