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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学概要
韩国文学概要
韩民族度过历史的逆境,经历苦难而生存下来。
因此,韩国文学上这种忍受苦难考验、顽强地反复地进行生存斗争的印象很深刻。
同时,不得否认地,韩国文学受到东方伦理观支配的传统社会性向制约,比起动态的、转向的文学更倾向于怀古主义或是以过去为主的思考方式。
但是,宏观地看韩国文学就会发现,从原始时代至今的漫漫长途中,每逢岔路口,韩国独立的传统根基和面对历史现实的独特创作不但没有枯竭反而绵绵不断地发展延续,流传至今。
一方面,韩民族自远古时期开始就拥有自己表达想法和情感的固有语言,但是记录这种语言文字的出现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即,朝鲜时代初期创制训民正音以前,韩语只能借用音韵和语法体制都不同于韩语的中国汉字来记录发音和含义。
这就是三国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乡札或者说吏读。
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依照中国传统汉文体进行创作的文学活动也非常兴旺,即使在韩文出现以后也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左右。
通常,韩国文学的时代区分方法是依照历代王朝的变迁史来划分的。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成立之前的文学称为“上古时代的文学”;这三国鼎立时期的文学称为“三国时代的文学”;从高丽创建到灭亡时期的文学称为“高丽时代的文学”;从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时期的文学称为“朝鲜前期文学”;之后直到甲午改革时期的文学称为“朝鲜后期文学”;这些总称为古典文学。
与这些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概念——新的文学出现了,受西方文化影响发展形成的文学被称为“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区分为两类。
1.古典文学
1)上古时代
韩国文学的黎明期要追溯到遥远纪元前后的时期。
我们认为某一民族的境遇或者文学是以诗歌、舞蹈、音乐等相融合的综合原始艺术的形态出现的。
韩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古代记载中出现了浮于的迎鼓、东礼的舞天、高句丽的东盟以及马韩、辰韩、矣韩等三韩的祭天仪式。
在这些歌舞和饮酒的习俗中我们能找到古代歌谣的来源。
因此古代歌谣体现民族固有的信仰或者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人而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
换句话说,与此相似的综合艺术是为了同时起到社会统一的政治作用、用超自然力量抵御恶灵的宗教作用、以及为了消除劳动疲劳,过上安定生活的经济作用而实行的。
但是,人类的生活逐渐从原始状态中脱离,生活方式逐渐分工化。
艺术也由综合形态逐渐解体、分化,表现方式变得多样,独立出诗歌、舞蹈、音乐等个别的领域。
就这样单独分离出来的诗歌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口碑文学。
文字出现后,把它们记录到文献中,以神话、传说或者古代歌谣的汉译歌等形式流传至今。
收录了这样的神话和传说的古代文献有以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一然的《三国遗事》为首的李奎报的《东国李相国集》、李承休的《帝王陨记》、等,被称为金石文的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很具划时代意义。
这些古代记录中记载着称为国祖神话的檀君神话以及高朱蒙的建国神话、新罗始祖的神话、嘉洛国的首露王神话等。
另外,如果在古代文献中寻找古代歌谣,会发现包括《三国遗事》的《嘉洛国记》中的《龟旨歌》在内,《三国史记》的《高句丽本记》中琉璃王祖的《黄鸟歌》,还有中国晋朝时期崔豹的《古今注》中的《公后引》(也叫公无渡河歌)等汉译歌以及其由来一并记载在古籍上。
此外,新罗那个时期创作了《兜率歌》的记录记载在《三国遗事》《新罗本记的》的儒理王条内。
以上的记录当然都是用汉字记载流传下来的。
根据纪元后85年建造,现存于平南龙岗郡海云面的禅系贤神祠碑来看,大概能够推算汉字传入韩国的时期。
重要的是,对于韩民族来说,在没有自己文字的时期,汉字反而是表现韩国固有思想或感情的工具。
借用音韵和体制完全不同的外国文字——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定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创作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异常艰难。
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从很早就与接触了大陆文化。
尤其是在因地理条件与中国交流最密切的高句丽,国立教育机关教授汉字和中国古籍;另一方面,早期就出现了编纂高句丽历史的《留记》,后来由太学博士李文真改编为《新集》。
还有乙支文德将军的《与隋将于仲文诗》作为韩国最早的汉诗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广开土大王碑的碑文是证明高句丽曾拥有宏伟版图和灿烂文化的活着的证据。
此外,高句丽人用他们开拓满洲和韩半岛宏伟版图的气概创作出了雄浑壮阔、动态的叙事文学。
形成了包括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在内的《儒理王传说》、《温达说书》、《美川王说书》、《好童王子说书》等众多的传说和说书。
高句丽的歌谣方面,迄今只留下歌名的有《来远城歌》、《延阳歌》、《溟州歌》等。
唐朝将帅李勣灭亡高句丽时看到古都的文物非常吃惊,下令焚烧所有的典籍,所以今天我们无法了解高句丽文学的整体情况了。
百济在陆路上受高句丽的影响,海上经常接触中国六朝的文物,所以被认为汉文化水准非常高。
百济的情况与高句丽相似,相传高兴曾在375年(勤具首王1年)编写的叫做《书记》的历史书。
王仁首次向日本传播了《千字文》和《论语》,并初建了他们的汉文学,这使得日本文化产生一大变革。
百济占据韩半岛西南部地理位置,享有温暖气候和丰饶水土。
抒情性的文学在这里兴盛,出现了《禅云山》、《无等山》、《方等山》、《智里山》、等许多平和、美丽的歌谣。
流传至今能了解其内容的只有《井邑词》一篇。
新罗受高句丽和百济的阻挡,在接受中国文化上最为不利。
但这反而起到使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慢慢融合的作用,使新罗在三国中达到最高的文化水平。
大多数人认为汉字传入新罗的时期与高句丽和百济差不多,但是居七夫编纂《国史》的时期是545年(真兴王6年),比百济落后了将近两个世纪。
真德女王写的《致唐太平颂》虽然是用来讨好唐朝的屈辱颂诗,但是从它的韵致以及珠玉一样的内容来看,新罗拥有高水准的文学水平。
崇尚歌乐的花郎的登场成为日后乡歌文学成长的摇篮。
根据《三国遗事》的记录,早在古新罗时代就已经出现《薯童谣》、《彗星歌》、《风谣》等乡歌作品。
此外,《会苏曲》、《勿稽子歌》、《优息乐》、《----歌》、《实兮歌》等许多歌谣和说书作品收录在《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
另外,在三国统一前后的时期,强首、薛聪等学者的登场大大活跃了文学界。
2)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达成统一三国伟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实现民族统一的政治层面,还在于首次建成韩半岛单一固有文化的文化层面。
到了这个时期,新罗的国力从牵制高句丽和百济势力上转移到国内,为兴旺发展民族文化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恰逢黄金期的唐朝文化刺激了新罗,新罗朝廷每年派遣很多留学生去中国,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吸收和接纳。
已经在前朝就传入的佛教在这个时期稳固了地位,支配着新罗贵族层僧侣和花郎的精神生活,同时成为新罗艺术活动的源动力。
因此,在成熟的文化环境中诞生的就是吏读以及作为它的标记手段的乡歌文学。
()生存的时期前后整合的吏读,就是通过借用汉字的音和义,为了标记韩国语而创造的一种借字文字。
吏读的首创构成了韩国固有的乡歌文学,同时成为韩国文学上最早的完整文学。
现存的新罗时代的乡歌只有《三国遗事》里记载的14首,但它对理解当时的文化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创制乡歌的最早年代在真平王代以前,作品主要分布在往后直到宪康王代的280多年间。
在这些乡歌作品中,明月师的《祭亡妹歌》、忠谈师的《赞耆婆郎歌》、永才的《遇贼歌》等因其出色的修辞技法和崇高的诗精神而得到很高的评价。
《处容歌》经后代的润色和补充成为朝鲜时代的宫中歌舞。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形成了超越现实世界追求永远净土的观念根基。
一方面,真圣女王时期,大矩和尚和魏弘编写了叫做《三代目》的乡歌集,但是现已失传。
统一新罗时期的抒情文学达到了佛教文学的鼎盛,这一时期诞生了以抒情文学和不亚于它的佛寺缘起说话为主的众多说书文学。
于此相同,新罗的说书中,流传至今的是将三国时代和统一新罗时代的记录重新抄写的通解书。
《三国遗事》、《三国史记》等古籍中收录了许多以《延岛郎》、《细岛女》、《薛氏女》说书为首的三国统一之前的说书文学作品。
还有用拟人法讽喻王的《花王戒》,描写人生虚无的《调信梦生》,金现感化老虎的《虎头》等。
尤其是《调信梦生》,它虽然是透出浓烈的佛教上教训气息的佛教说书,但是它压缩的主题和结构严谨的构成已经达到了小说的境界。
《花王戒》是薛总写的作品,这是一大特点。
这之前的说书没有明确的作者,只是传承下来的口碑文学,到了这时候才出现了个人作品。
同样,统一新罗时代成立的说书文学在日后的朝鲜后期以发达的古代小说根源说书的形式重现。
例如,朝鲜时代编写的《兔子传》的根源说书是金庾信的传记里的《龟兔说书》,《兴夫传》的根源说书是《旁说书》。
除此之外,从正式的汉诗到四六儷文均衡地发展的统一新罗时期的韩文学代表有姜秀、金仁问、薛从、金大问、崔致远等。
尤其是崔致远,他的文名甚至传到中国,被称为东方韩文学的始祖。
它的《桂苑笔耕》保留了下来,还有《东文选》等他的诗文流传了下来。
3)高丽时代
新罗时代的乡歌直到高丽初期仍然存在,被后人维持、继承着。
尤其是生活在从新罗末期到高丽光宗时期的高僧均如吟诵佛教净土思想的《普贤十愿歌》,这11首成为最后的乡歌作品流传至今,大放光彩。
均如写的这11首虽然没达到高深的艺术境界,但是从它的佛教文学气息和洗练的修辞技巧可以看出新罗时代乡歌的形象。
均如德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数十首,但是已经全部失传了。
此外,睿宗(在位时间:
1105---1122)为了追悼高丽开国功臣壮节公和申崇谦而写的《悼二将歌》以及郑叙在流配地思念君主而写的《郑瓜亭曲》等,在形式上虽然多少有些变化,但却是仍遗留了乡歌特点的高丽歌谣。
这时,文人编写的诗歌形式中出现了别曲。
这里的别曲,是一种新登场的诗歌形式。
它是在当时盛行的八关会或燃灯会的歌舞百戏中为了配合表演而创作的具有分章形式的长歌。
看了《处容歌》就能了解到,新罗时期的乡歌作品《处容歌》是单章形式的短诗,相比而言高丽时期的诗歌变长了。
由此,变化、发展了的高丽的诗歌在高丽中期以后更加盛行直到末期。
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以《西京别曲》、《青山别曲》为首的《郑石歌》、《维鸠曲》、《歸乎曲》、《相杵歌》、《履霜曲》、《满殿春》、《双花店》等众多歌谣。
一方面,与此相同可被称为别曲异形的汉文体歌词景畿体歌是由《翰林别曲》开创先河,被称为“别曲体”或“翰林别曲体”,《关东别曲》和《竹溪别曲》都属于这类作品。
这些高丽中期以后的诗歌作品恰好反映了蒙古侵略和武臣政权专横等时代状况,内容呈现出退缩的享乐的倾向。
到了高丽末期,在戚臣和武臣的专横以及蒙古势力的驱逐下,作为国家新型指导理念兴起的朱子学,即,儒学者写的新型时调出现了。
成立的初期,时调由呆板的汉语句子构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润色成为用抒情性韩语自由构词,既简洁又优美的固有定型诗。
与此相同,除了短歌型时调以外,属于长歌型律文诗的歌辞文学也正是这时兴起的。
如此看来,高丽时期的文学在诗歌文学中就好像发挥了收集水又放走水的蓄水池的作用。
就是说,高丽初期闪现出新罗乡歌最后的光芒,之后又创立了高丽当代文学---别曲,向前推进,由于传达了时调和歌辞的萌动,使其发展成为朝鲜诗歌文学的奇葩。
一方面,高丽初期朴寅亮的《述异传》和高丽中期一然所写的《三国遗事》等书中,能找到继承、发展了统一新罗时期叙事文学说书的神话、传说、民谈和佛教说书的痕迹。
同样,叙事文学在不断地整序、统和的过程中,随着记录者个性或是取向的不同逐渐明显地显现出创作性特点。
这个特征从高丽中期开始直到高丽末期。
有名的有林椿的《菊醇传》和《孔方传》,李榖的《竹夫人传》,李詹的《诸生传》等假传体小说。
但是,高丽时代叙事文学的白眉篇是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和李承休得《帝王韻记》。
这两篇作品虽然借用汉诗的五言或者七言的韻文体来叙述,但是,其中流露出对待外敌毅然的抗拒精神,既庄重又雄伟的构成和描写使之成为杰出的民族英雄叙事诗。
4)朝鲜时代
韩国的文学在某些情况下大体上分成高丽时代以前和朝鲜时代以后两个时期。
这源于1446年世宗的训民正音的创制使韩国文学从朝鲜前期开始获得了言文一致的标记手段,从而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韩国文学。
虽然新罗时期就已经有了韩国固有的乡歌文学,但是它的表现手段吏读文字不能完全表达韩国的思想和语言;虽然高丽时期有诗歌文学,但是那是还没能固定的流动文学。
因此,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韩国文学是依靠韩文的出现才找到并确定了它的位置。
同样地,由于韩文的创制,从朝鲜建国初开始众多开国功臣为赞美王朝创业写的颂祝歌---乐章得以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经典和古籍的翻译、编纂也活跃地进行着。
首先,世宗1446年颁布了训民正音后,为了了解它的实用性,让郑麟趾、安趾、权题等人编写了乐章代表作之一的《龙飞御天歌》。
韩文字颁布的第二年出版发行的这本乐章是包含了125章的朝鲜王朝创业的颂祝歌,也是韩国最早的韩文文献。
继而世宗亲自编写了佛教赞歌《月印千江之曲》并出版发行,它作为仅次于《龙飞御天歌》的最古老的韩文文献流传下来。
与此相同,月章体诗歌中,虽然朝鲜初期有很多有名的韩文体颂祝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的痕迹就渐渐消失,时调和歌辞成为诗歌文学的主流。
时调和歌辞能得到如此稳固地位的原因在于修辞,这两种形式都具有自由构词的形态特征。
即,时调既简洁,又符合取向朴素的儒学者的抒情方式。
歌辞既现实,又具有表现劝说性儒教理念的恰当形态。
高丽中期就已萌生的时调直到朝鲜前期都没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这时发表的时调大多是高丽遗臣吟诵的,代表作品有郑梦周的《丹心歌》,吉再、元天锡的《怀古歌》等。
但是到了死六臣的《忠义歌》,金宗瑞的《战阵歌》,还有孟思诚的《江湖四时歌》等的时候,时调的内容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
即,这是鲜明地体现作者自身立场和生活的个性文学。
与此相同,走进发展阶段的时调文学,过了一段时间,涌现出李贤辅、宋纯、黄真伊等优秀作家,充分发挥了它的真正价值。
此外,还有两大性理学者李滉的《陶山十二曲》和李珥的《高山九曲歌》,直到郑澈的时调,朝鲜前期的时调文学达到了顶峰。
朝鲜前期的歌辞文学与时调的情况相同,它是韩文创制以后依靠国字表现手段大大兴盛的自由形诗歌。
最早的歌辞作品,通常要算圣宗时期丁克仁写的《赏春曲》,因为它的形式和内容编排的非常好,是初期歌辞文学的代表作。
之后,歌辞文学经历了宋纯的《仰亭歌》,直到郑哲的多篇作品,终于迎来了黄金时期,此时歌辞文学大大繁荣兴盛。
在他的诗歌集《松江歌辞》中收录、流传的作品有《关东别曲》、《思美人曲》、《续美人曲》、《星山别曲》等,一共四篇。
其自由自在的韩语构词的既豪放又悲壮的诗风可以称得上歌辞文学的巅峰。
此外,朝鲜代表前期的歌辞作品有曹伟写的晓示流配歌辞的《万愤歌》,杨士彦吟诵的歼灭倭寇内容的《南征歌》,白光弘写的影响了郑喆《关东别曲》的《关西别曲》,车天辂的表达自己无所事事在自然中被埋没心情的《江村别曲》、许田旁敲侧击官员丑态叹息长工的《雇工歌》等。
散文方面,经过了朝鲜前期,依靠韩文体的文学依然是主流。
金时习编写了韩国最早的小说《金鳌新话》,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文学的著作还有徐居正的《东人诗话》,鱼叔权的《稗官杂记》,成俔的《傭齋总话》,金宗直的《笔齋集》,赵光祖的《静庵集》等。
此外,翻译文学领域中,刊印发行了七书,即“四书”和“三经”,以及《小学》、《孝经》等的言解本。
《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佛经以及《杜诗言解》、《黄山谷诗集言解》等翻译文学书也接连不断地出现。
尤其在这个时期,成俔等人编纂《乐学轨范》的时候,此前一直只由口传形式存在的《动动》、《井邑词》等许多古歌才固定在文献中,这是划时代的事件。
5)朝鲜后期
如果说韩文的创制是大体上将韩国文学史分成两部分的分水岭,那么壬辰倭乱就是大体划分朝鲜王朝历史的分歧点。
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后的朝鲜社会涌起了大变的浪潮。
由于两次战争,物质上的损失不言而喻,同时精神上的冲击极其严重。
通过战争,百姓切实感受到两班贵族阶层的无能,这激发了平民的不满,知识分子之间开始发起了对现状强烈的批判意识。
同样,平民的觉悟也反映在文学中,一段时间后,带来了平民文学的兴起和兴盛。
朝鲜前期的文学是主要倾向于贵族阶层的诗歌文学,后期在平民阶层扩散,不仅时调作家人数激增,作品内容也非常丰富多彩。
以精通歌辞的朴仁老的《五伦歌》等70多首时调作品为首,张经世的《江湖恋君歌》,以及李恒福、金尚容、南九万等人的时调都是数得上的作品。
内容上,有痛恨昏暗党争的李德一的《党争嗟叹歌》,壬辰倭乱的勇将李舜臣的时调,吟诵丙子胡乱的悲愤和耻辱的凤林大君、金尚宪、李廷焕等人的时调。
但是,不论怎样,代表这一时期时调文学最高峰的是尹善道。
《渔父四时词》、《山中新曲》之类的作品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自然诗人的风貌,还最大限度发挥了时调文学的价值。
尹善道时期到达顶峰的时调文学,此后由平民作家负责注释,出现了金圣器、金裕器、金天泽、金寿长、朴孝宽、安玟英等,他们既是作家又是唱曲家。
像这样流入庶民阶层的时调产生了叫做“辞说时调”的新形态,它在编纂歌集收录和整理时调的平民歌客之间十分盛行。
即,这些作品有金天泽的《青丘永言》、金寿长的《海东歌谣》、朴孝宽、安玟英合编的《歌曲源流》等。
此外还出现了《古今歌曲》、《南熏太平歌》、《东歌选》等许多歌集。
一方面,歌辞文学领域,继承朝鲜前期大家郑喆,后期出现了可以和他组成双杰的朴仁老。
他的作品以壬辰倭乱时期作的《太平词》和《船上叹》为首,还包括《陋巷词》、《莎堤曲》、《独乐堂》、《岭南歌》、《芦溪歌》等,一共七篇歌辞流传下来。
但是,把朴仁老的杰出事例除外,歌辞文学一度被时调排挤,没能充分显示其气势。
因此,英祖以前为止,只是李元翼、李光、巫玉、任有后等人继承着歌辞的命脉。
但是肃宗以后,歌辞和小说一同,重新兴盛了起来,长篇歌辞开始被广泛地创作。
有英祖时期金仁谦的《日东壮游歌》、正祖时期安肇焕的《万言词》、宪宗时期汉山居士的《汉阳歌》、哲宗时期金镇衡的《北迁歌》、高宗时期洪淳学的《燕行歌》等,都是从1000句到4000句不等的长篇歌辞。
此外,还涌现出了众多有名或是无名作者创作的歌辞作品。
还有,岭南的妇女之间主要流传着当时盛行的内房歌辞。
作为朝鲜后期值得大加记载的文学形式,不可能不提到清唱。
对于清唱的形成过程,至今还没有定论。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根源说话向清唱转化后,过了一段时间,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清唱系统的古代小说。
虽然清唱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唱的不能确定,但是根据记载,它的始唱者是肃宗末期的何汉潭和崔先达。
有以《春香歌》为首的《沈青歌》、《兴夫歌》、《兔子说唱》、《公雉说唱》、《배비장说唱》、《壅固执说唱》、《변강쇠说唱》、《华容道》、《江陵梅花说唱》、《武淑说唱》、《淑英娘子传》等,一共十二场。
高宗时期申在孝把十二场整理成了《春香歌》、《沈青歌》、《葫芦说唱》、《兔子说唱》、《가루지기说唱》、《赤壁歌》的六场。
即便如此,代表朝鲜后期文学的仍是古代小说的开花。
世祖时期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出现之后,朝鲜的小说进入了发展时期,光海君时期出现了许筠的《洪吉童传》。
这部小说常常被认定为最早的韩文小说。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作为打破阶级思想,启示改革的社会小说,提出了划时代的主题。
许筠之后,引领朝鲜小说走向更高水准的作家是金万重。
他被流放到南海的时候,为母亲写的《九云梦》和为了使皇帝忏悔执笔的《谢氏南征记》是金万重小说中组成双壁的两篇作品。
此外,作家米常写的《善彰感义录》作为和金万重同一时期写的章回小说,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不久之后,进入英祖、正祖时代,迎来全盛时期的朝鲜小说与实学的勃兴和中国小说的流入一起大大兴盛。
流传至今的数百种有名或者无名的作家写的古代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所产。
代表这个时期的作者首先要算朴趾源,他创作了《许生传》、《两班传》、《虎叱》、《闵翁传》、《广文者传》、《马长传》等十多篇短篇小说。
虽然是用汉字写的,但是这些是韩国事实主义小说中灿烂的杰作。
朴趾源的小说确立了严格的批判精神,揭发了当时两班阶层的无能和伪善,这一点是它占据着卓越的地位。
一方面,这时受中国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军谈小说和艳情小说。
如果说前者是男性的文学,那么后者就是女性的文学。
属于军谈小说系列的有以《壬辰录》为首的《赵雄传》、《刘忠烈传》、《林庆业传》、《苏大成传》、《张人杰传》、《郭再祐传》、《张翼星传》、《女将军传》等。
艳情小说类有以《春香传》为首的《淑英浪子传》、《玉丹春传》、《云英传》、《李进士传》等。
虽然大多数都流传下来,但是其中的白眉要数《春香传》。
此外,《蔷花红莲传》等家庭小说,以《沈青传》为首的道德小说,《玉楼梦》等一系列的奇缘小说,《兴夫传》等寓言小说等等多个类型的古代小说层出不穷,丰富了小说文学。
被称为“宫廷记事体”的新型文学也发展起来,出现了《癸丑日记》、《仁顕王后传》等。
类似的宫廷文学更深发展,惠庆宫洪氏的《闲中录》、《意幽堂日记》等形成了女流文学。
2.现代文学
韩国的现代文学是指从本世纪初开展的新文学运动开始,经过8.15光复运动,直到现在形成的文学。
以1894年甲午改革为界线,在韩半岛上,从上层政治制度开始,直到下层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兴起了跟随西方先进文化的近代运动。
这个新机遇叫做开化期,韩国的新文学运动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虽然“开化”有着很强的西欧化含义,但是它不是轻视或超越国籍或民族的近代意识。
要注意把宣传民族自主独立意志作为主流的这一点。
实际上,说韩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从这开化期开始才真正萌发也并非言过其实。
如此看来,韩国的现代文学以民族意识和近代自我意识的关系为根基,其源于把握面对民族的独立繁荣和日治挑战的对抗,以及艺术方面的创造两个局面的紧密关系。
1)开化期
开化期的文学可以概括地分为翻译、唱歌、新小说三种形态。
翻译包括圣书和赞颂歌的翻译,后来出现了J.버니언的《天路历程》(1895)的翻译,继而出现了通过日本转译的形式实现的赵重桓的《长恨梦》、李相协的《海王星》等翻译作品。
在韩国近代文学中,这是具体说明受到西欧文学影响的事例。
唱歌在1890年代后半叶随着《独立新闻》的发刊而出现。
李龙宇的《爱国歌》、李重源的《同心歌》等宣扬独立思想的内容成为中枢。
唱歌此后以7.5调、8.5调的形态发展,诞生了崔南善的称做《大海对少年》的新体诗。
要算新小说的初代表作,那就是1906年在《万岁报》上发表的李仁植的《血与泪》。
继而发表了同作者的《鬼的声》(1907),李海朝的《贫上雪》(1980)、《自由钟》(1910),崔瓒植的《秋月色》(1912)等作品。
虽然这些作品的主题包含了自主独立、近代民主思想、对已成旧习的批判、打破迷信等近代的内容,但是劝善惩恶、人物的定型性、人为的结局等要素和古代小说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接下来出现的春月李光洙发表了被称为“近代小说开始”的长篇小说《无情》,之后又发表了《开拓者等》作品。
这些作品虽然被放在开化期小说的延长线上,但是它在依靠日常语言的散文语句、作品结构的确立、长篇小说的可能性等方面被评价为存在问题的作品。
2)近代文学导入
1920年代处于韩国的新文学运动期间,所以称之为开化期。
这么说来也算是韩国文学近代化的一个关口。
当然,说起文学的近代化,首先,环境会成为问题,需要所谓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大前提。
但是韩国新文学的情况是:
由于10年的国权剥夺,近代化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不毛之地。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新文学运动展开了,由于19世纪近代化思潮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的传入,形成了文艺思潮。
许多报刊趁着这样的思潮登场了。
《泰西文艺新报》上发表了金意、黄锡禹等人的自由诗。
在文艺同人报《创造》上能看到大量的日本浪漫派诗以及朱耀翰的휘트먼적意志、田园讴歌、都市痛骂等理想型倾向的诗。
接下来,发行了《蔷薇村》(1921),金意、南宫壁、罗惠锡、吴相淳、黄锡禹、廉想涉等同人编写的《废墟》(1920),朴锺和、洪思容、卢子泳、李相和、朴英熙、罗稻香等同人编写的《白鸟》(1922),梁柱东、李章熙、柳叶等同人编写的《金星》(1924)等。
这些同人报上出现的诗大部分都是虚无的浪漫主义主调。
这里还应追加金素月的民谣性情恨,韩龙云的求道的诗精神等。
反对李光秀启蒙主义而出现的,以金东仁为首的田荣泽、玄镇健、廉想涉、罗稻香等人是1920年代初期的代表作家。
着这些作家中,金东仁由于提出否定启蒙性的纯文学并播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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