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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
“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
——哈克与威廉姆森之争
胡欣诣
2013-04-2510:
14:
28 来源:
《哲学分析》(沪)2012年5期
【内容提要】“语言转向”被看成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自20世纪后期开始,哲学界又逐渐对“语言转向”是否已成过去展开争论。
牛津大学的哈克与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的一系列往复辩难颇具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分析哲学阵营内部对“语言转向”的两种不同理解,而其背后则更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
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深入挖掘,可以愈发使我们认识到,“语言转向”不是哲学主题的转变,而是哲学性质上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语言转向/分析哲学/哲学观
自理查德•罗蒂主编《语言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书后,“语言转向”的提法不胫而走,用“语言转向”来概括20世纪哲学的特征(至少是英美分析哲学的特征),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可是,甚至等不到20世纪结束,各种形形色色新鲜出炉的“转向”就竞相登场,举其著者,比如“实用主义转向”(thepragmaticturn)、“认知转向”(thecognitiveturn)、“自然主义转向”(thenaturalisticturn)、“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等等。
①姑且勿论这些“转向”的具体主张如何,只是这一事实,便可促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的哲学是否仍然是“语言转向”的延续,抑或已是舍“语言转向”而另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当然,这是一个牵涉如何看待整个20世纪哲学乃至如何理解哲学本身性质的大问题,而本文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介绍两位当代分析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争论,提供一些思考这一问题的视角。
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Williamson)和哈克(P.M.S.Hacker)都是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
前者是当代英美主流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威克海姆逻辑学讲席现任教授,在哲学逻辑、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
后者则是国际知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休研究员,除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外,哈克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并尤为擅长分析哲学史的研究。
近些年,这两位牛津学者围绕“语言转向”展开了一些争论,并就哲学的性质和哲学今后的走向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②
一、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
2004年,在布莱恩•莱特(BrianLeiter)主编的《哲学的未来》(TheFutureforPhilosophy)一书中,威廉姆森发表了《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
》(“PasttheLinguisticTurn?
”)一文(以下简称《过去》),对语言转向为何已成为过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哈克在其批驳文章中对威廉姆森的观点有很好的归纳:
“首先,他赞成后克里普克的形而上学复兴;其次,他认为,随着当代心灵哲学的兴起及其对心灵表征这一观念的提倡,语言转向已为一个表征转向所取代。
”③
其后,在2007年出版的《哲学的哲学》(ThePhilosophyofPhilosophy)一书(以下简称《哲学》)中,威廉姆森又进一步对《过去》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改进与扩充。
④下面,笔者将以哈克的归纳为框架,综合《过去》一文与《哲学》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对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已成过去的主张加以介绍。
首先,“语言转向”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转向——表征转向或概念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
在威廉姆森之前两届就任威克海姆逻辑学教授的迈克尔•达米特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语言转向”的积极提倡者。
1975年,在《分析哲学能够成为系统的吗?
它应该成为系统的吗?
》(“CanAnalyticalPhilosophybeSystematic,andOughtittoBe?
”)一文中,达米特对于分析哲学与语言转向作了一个较为著名的表述:
有时候,哲学家声称他们是在以纯粹的理性方式来考察宇宙的最一般特征;有时候,他们声称自己是在考察人类心灵的工作方式;还有些时候,他们声称自己是在为关乎不同领域的知识主张(假如这些知识主张真的存在的话)提供证成。
只是在弗雷格手上,哲学的合适对象才最终被确立下来:
即,首先,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的结构进行分析;其次,对于思想(thought)的研究应当与对于思考(thinking)这种心理过程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对思想加以分析的唯一合适的方法是对语言进行分析。
⑤
按照达米特的这一表述,是弗雷格启动了语言转向,并由此开创了分析哲学传统。
上述引文的最后三点被达米特称为分析哲学的三个信条,根据这三个信条,达米特得出结论说,在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哲学便应当成为第一哲学。
对于达米特的这一表述,威廉姆森认为,用它来说语言转向大致不差,但是若用它来说分析哲学,就并非如此了: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那些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归入‘分析哲学’这一标签之下的人们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还愿意声称自己是参与了语言转向(我就不属于这少数人)。
”⑥即使是那些深受达米特影响的哲学家,如伊文思(GarethEvans)、皮考克(ArthurPeacocke)、坎贝尔(JuneCampbell)等,也不再给予语言以达米特所描述的那种中心地位。
“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在于直接分析思想而非通过分析语言这种迂回的方式。
”⑦而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便是,分析哲学中语言哲学的式微和心灵哲学的兴起。
威廉姆森如是说道:
“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圈子中已是老生常谈。
”⑧
不过尽管如此,威廉姆森认为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之间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所研究的对象——语言和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心灵的表现(manifestationofmind),就此而言,它们都可以归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下,这个范畴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
据此,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合起来看作是一个“表征转向”(representationalturn),而语言转向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的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
⑨换句话说,既然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原有的位置,语言转向自然也就是明日黄花了。
而在《哲学》一书中,威廉姆森又对上述提法作了一些修正,最主要地就是将“表征转向”的提法改成了“概念转向”(conceptualturn)。
因为,在他看来,伊文思等心灵哲学家与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前两个信条上并无分歧,只是在第三个信条上存在分歧,即分析思想是否一定得通过分析语言的方式才能进行。
这也就涉及语言和思想何者优先的问题。
不过,在实际的哲学实践中,有一个东西却是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都乐于谈论的,这就是“概念”。
一方面,心灵哲学家通常把思想的组成成分叫做概念;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家在实践中也更多地是谈论概念而非语词,概念被看成是同义表述的共同成分。
于是,概念似乎就成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
这样,不管对于达米特的第三个信条是否赞同,只要是接受了前两个信条,那就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概念哲学”(conceptualphilosophy),而这种概念哲学就构成了一个比语言转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向”。
其次,表征转向(概念转向)仍不能概括20世纪分析哲学的全貌,尤其是无法涵盖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复兴。
威廉姆森认为,即便可以通过上述诠释将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统一在一个更大的“表征转向”或“概念转向”的标签下,从而使得达米特关于分析哲学的描述仍能勉强成立,但这仍然不能看作是对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一个最突出的反例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复兴。
以索尔•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andNecessity)为代表,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的世纪中,对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占据了分析哲学很大的部分。
而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在威廉姆森看来,显然不是关于语言或心灵的。
“大部分的当代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思想或语言。
它们的目标是发现哪些是基本的事物种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关系,而不是我们怎么表征它们。
它研究实体与本质、共相与殊相、空间与时间、可能性与必然性。
”⑩
根据上述两点,威廉姆森的结论便是:
语言转向已然成为过去,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结构。
不过,威廉姆森又承认,这并不意味着:
语言转向是一个错误的转向,当代对于语言转向的诸多批评也并非意味着要求我们完全退回到语言转向之前的哲学形态去;错误仅仅在于,我们在语言转向上可能陷得太深了,哲学的未来恰恰是要在认识语言转向所存在的问题以后,在语言转向所带给我们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哲学贡献)的基础上继续朝前走。
而正是由于有了语言转向的知识创新与积累,我们将会比前人做得更好。
威廉姆森充满信心地宣称:
“后语言转向时代的哲学不是哲学的终结。
它甚至不是终结的开始,而可能是,开始的终结。
”(11)
二、超越语言转向并再次回归
2007年,在迈克尔•比内(MichaelBeaney)主编的《分析转向》(TheAnalyticTurn)一书中,哈克发表了《分析哲学:
超越语言转向并再次回归》(“AnalyticPhilosophy:
BeyondtheLinguisticTurnandBackAgain”)一文(以下简称《回归》)。
在该文的第三部分,哈克着重对于威廉姆森《过去》一文进行了批评。
而当威廉姆森《哲学》一书出版以后,哈克又于2009年在《哲学季刊》(ThePhilosophicalQuarterly)上发表了长篇书评《一个哲学的哲学家》(“APhilosopherofPhilosophy”,以下简称《哲学家》)再次予以批评。
针对前一节中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已成过去的理由,我们也可以将哈克的批评归结为如下针锋相对的两点:
首先,“表征转向”和“概念转向”的提法完全是错误的。
针对“表征转向”,哈克认为,语言或许可以说成是一种表征的媒介,但是,思想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表征:
认为当我们知道或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表征什么东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只是当我们说出(画出、雕刻出等)我们想的是什么、知道的是什么或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进行表征。
思想、知识和信念都是信息而非媒介。
(12)
据此,哈克认为:
“像威廉姆森教授那样认为可以将思想和语言融贯地归于表征这个更为一般的范畴之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也因此,说语言转向仅仅是一个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这也是错误的。
”(13)
而在《哲学家》一文中,哈克对于威廉姆森所说的“概念转向”也提出批评。
在他看来,把语言哲学家和心灵哲学家都称为“概念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都称为一种“概念哲学”,这完全是一种忽视这些哲学家实际工作内容的混淆视听。
而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威廉姆森根本没有就两者是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一词加以考察。
在哈克看来,如果说在伊文思等以“分析思想的结构”为己任的哲学家那里,“概念”被看作是思想的成分的话,那么在和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语言哲学家(特别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家)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概念”会抱有这样的看法。
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将“概念”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题,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却不是分析思想的结构。
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的《心的概念》、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以及伯林(Isaiah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
(14)
因此,“概念转向”这个提法和“表征转向”一样是误导的,说语言转向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转向的第一阶段,这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所谓的形而上学复兴,不仅构不成对于语言转向的超越,反而恰恰是忽视语言转向而造成的新的形而上学谬误。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一书的出版是当代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克里普克在书中所提出的“先天偶然”(aprioricontingency)和“后天必然”(aposteriorinecessity)的概念也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
哈克认为,形而上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两个概念为支撑的,他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两个概念而发。
(15)
其一,“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这被克里普克认为是先天偶然为真的命题。
而哈克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认为这是关于“一米”的定义,而不是对巴黎标准米尺具有某个属性(“一米”这个长度)的描述。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又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
因为,若说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那就等于说巴黎标准米尺和它自己一样长,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而若说巴黎标准米尺不是一米长,那我们也没法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此“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真理,它只是表达了一个语法规则(一个定义)。
其二,“水是”,这被克里普克说成是一个“后天必然命题”。
哈克认为,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这的确是一个经验的,也即是后天的发现,但这个发现并不是对一个“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发现,而是化学家为了科学的目的将这样一个经验发现规定为一条规则。
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化学领域,“水是”是必然为真,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化学领域有这样一个约定:
如果一个东西不是二氢一氧,那它就不是水。
哈克最后的结论是:
语言转向之后的所谓新的形而上学不仅不代表语言转向已经成为过去,恰恰表明当代分析哲学仍然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将语言转向视作历史遗迹抛到身后,而是要“再次回到语言转向”。
三、哲学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理解
两位牛津教授在“语言转向”的问题上提出了差不多截然相反的论调,究竟孰是孰非呢?
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看法,是由于他们对于语言转向的性质乃至于对于哲学本身性质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
我们注意到,威廉姆森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达米特的表述之上的。
而按照这样一种表述,威廉姆森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就是:
“对参与这一转向的人来说,语言总归是哲学的中心议题。
”(16)而哈克对于如此理解语言转向明显感到不满。
首先,哈克从根本上就对达米特关于“语言转向”的表述予以了否定。
在哈克看来,达米特的这一表述既谈不上是一个权威的表述,同时还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表述。
撇开对于弗雷格哲学的诠释问题不谈,单就分析哲学史上来看,把哲学的目标看成是分析思想的结构,这并不是整个分析哲学的共同信条。
除了在《哲学家》一文中以莱尔、哈特、伯林等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为例来表明概念分析并不就等同于分析“思想的结构”外,哈克在《回归》一文中还举出与弗雷格同被看成是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的开创者的摩尔(G.E.Moore)和罗素为例。
比如摩尔就认为:
“哲学的首要的并且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对整个宇宙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又比如罗素说,他所为之奋斗的整个事业是“尽可能好地去理解世界”,并将知识和无根据的意见区别开来。
(17)
其次,认为语言转向就是意味着语言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
在哈克看来,语言转向并不是意味着语言就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它更多地是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于语言及其使用的仔细考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方法。
语言顶多只可说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而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的,只能是先天的、概念的哲学问题。
(18)
最后,哈克还给出了自己对语言转向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转向有以下三层涵义:
(1)哲学的目的是(a)理解我们的概念图式的结构和关节(articulations),和(b)解决(由典范例子所刻画的)哲学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是由于在语词使用上的含混不清、隐蔽的误用以及自然语言中表面语法上引人误解的类比等等所引起的;
(2)哲学的一个首要方法是对语词的使用加以检视,从而解开概念混淆;
(3)哲学不是对关于实在的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它并不高于或等同于科学知识,它是对于一种特定形式的理解的一种贡献。
(19)
关于最后一层涵义,哈克在200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哲学学院第65期增刊《哲学观种种》(ConceptionsofPhilosophy)上,以“哲学:
对于人类理解而非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Philosophy:
AContribution,nottoHumanKnowledge,buttoHumanUnderstanding")为题作了专门的讨论。
(20)这里先就其基本观点略加阐述,待后面几节对于威廉姆森的哲学观作比较详尽的考察之后,将再对该文内容作进一步展开。
哈克的基本观点是,在很长时间内,哲学都被看成是一门追求知识的学问,但哲学自身的历史也表明,它始终不能成为科学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实在的知识积累的学科。
究其原因,哈克认为,我们从一开始把哲学看成是追求知识的认知学科(cognitivediscipline)这一预设就是不对的。
在他看来,哲学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特定的理解,即体现于我们语言使用中的、概念上的理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哲学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像科学发现那样的经验知识,也不是像数学证明那样的先天知识,而是对于我们的概念图式的一种更深的理解,而这一更深的理解能使我们避免我们所容易陷入的混淆。
哈克用一种形象的方式突出了这两者的区别:
“……对于科学知识上一个进展的典型反应是‘天哪,谁会想到这个!
’而对于一个哲学洞见的典型反应是‘没错,我早该想到这一点!
’”(21)
四、哲学例外论与反哲学例外论
从哈克的上述批评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最终都会牵扯到对于哲学本性的理解。
应当说,哈克上述关于语言转向以及哲学性质的表述,不仅是他自己思想的一个表述,就其具体语境而言,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恰恰是威廉姆森这一路的哲学家更愿意把哲学看成是一项追求关于实在的知识的事业,也即哈克所说的认知学科。
这样一种哲学观,威廉姆森在《哲学》一书的导言部分有明确的表述。
在他看来,自语言转向以来,有一种对于哲学性质的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即认为哲学并不像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那样提供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只是一种澄清意义的活动。
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事实问题,而哲学处理的则是语言或概念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在性质上是后天的,而哲学在性质上是先天的。
在威廉姆森看来,这样一种哲学观导致了一种哲学例外论(philosophicalexceptionalism)的主张,即“哲学的先天方法论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后天方法论;这种不同不是简单地对于同一种基本方法论在应用上的不同”(22)。
威廉姆森写作《哲学》一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反驳这种哲学例外论,或者用哈克的话说:
“他渴望证明这一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分析哲学的典型预设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哲学是独特的(suigeneris),并且是与科学根本不同的。
”(23)威廉姆森认为,这种先天和后天的区分掩盖了哲学与其他科学更深层的相似性。
“尽管在哲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确有方法论上的差异,正如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这种差异没有通常设想的那么大。
”(24)威廉姆森承认,与自然科学采用测量、观察、实验等方法不同,“很少有哲学家会在作出预测并通过观察加以验证这一充满风险的事业上表现出太多的兴趣”(25)。
他们更多地是采取诉诸直觉、思辨、推理等所谓的“扶椅”(armchair)方法。
并且威廉姆森也声明,他之所以反对哲学例外论,远不是说要哲学家去模仿自然科学家,甚至,他这本书还是要为扶椅哲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
他主要想表明的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不使得哲学成为一种与其他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哲学并不因为它主要运用扶椅方法而不能被称为科学。
哲学至少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扶椅科学(armchairscience)。
威廉姆森特别以数学为例来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
流俗的做法常常是突出某一些自然科学,并用粗线条的、模式化的方式来构想它们。
按照这种构想方式,扶椅方法在这些自然科学中仅仅处于边缘地位。
如果我们能避免这一做法,哲学的非例外性质就显而易见了。
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自然科学。
不管素朴经验论者(crudeempiricist)会怎么说,无论如何,数学都还是一门科学;无论如何,它也是在扶椅中进行的。
说数学问题是概念问题,这没什么意义。
如果数学是一门扶椅科学,哲学为什么不可以也是呢?
(26)
与这种关于哲学性质的反例外论相联系,威廉姆森还反对关于哲学主题(subjectmatter)的例外论,即认为哲学问题主要是语言或概念问题。
他认为,与这种例外论所主张的内容相反,很少有哲学问题是特定意义上的、与事实问题截然分开的语言或概念问题。
哲学问题是那些哲学家所倾向于要问的问题,于是也就不出意外地是更易于为哲学的而非其他的思考方式所把握的问题;既然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其他的思考方式并不是不同种类的方式,同样不出意外,哲学问题和其他问题也不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27)
威廉姆森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都能区分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非哲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学科分类而来的专业认同,并不代表哲学问题就是截然独立于其他科学问题的一类特殊问题:
“哲学系和语言学系或生物学系的区别要比哲学和语言学或生物学之间的区别要明确得多;语言哲学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是交叉的,生物学哲学和进化论是交叉的。
”(28)威廉姆森甚至说:
“虽然哲学家比物理学家有更多的理由来考虑关于语言或思想的问题,但哲学并不比物理学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种语言的或概念的探究。
”(29)
五、哲学提供“扶椅知识”
与上述观点呼应,威廉姆森认为,说哲学只澄清意义,而不提供关于世界的新知识,这也完全不能成立。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威廉姆森的这一观点。
首先,威廉姆森引述了他的前任威克海姆逻辑学教授威金斯(DavidWiggins)的一个观点。
作为威廉姆森眼中一位“杰出的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家”,威金斯强调:
“让我们彻底忘掉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某种知识,这种知识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而是关于语言或意义的知识。
”(30)因为,当我们在定义语词(比如自然种类词类)的时候,我们总是必须指向实有的样本。
用威廉姆森的话说:
“我们不能在不对实在本身予以反思的情况下对关于实在的思想或言谈加以反思”,“有什么东西存在决定了我们能意谓什么东西。
在知道我们意谓什么中,我们知道有什么。
这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以某种方法论上的优先性对思想和语言展开自足的分析。
”(31)
其次,威廉姆森认为,虽然哲学更多是一种扶椅上的工作,但扶椅上的工作同样也提供新知识。
“……思考是一种了解事物是如何的方式,正如感知是了解事物是如何的一种方式一样。
即便人们不能完全理解思考如何能够提供新知识,逻辑和数学也以压倒性的优势证明它确实可以。
”(32)又比如,在《哲学》一书中,威廉姆森还设专章讨论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模态知识”(knowledgeofmetaphysicalmodality)。
(33)但是,威廉姆森同时又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知识论中“先天/后天”的区分而将哲学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称作一种先天知识,这依然会是引人误解的。
因为“先天/后天”这一区分太过粗疏,只适合对认识现象作初步描述,而不适合更深的理论分析。
为此,威廉姆森建议我们用一个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概念来指称哲学知识,即哲学知识是一种“扶椅知识”(armchairknowledge):
我们可以承认有扶椅知识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它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在其中,经验虽然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性(evidential)作用,但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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