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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新世纪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陈柳钦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73)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ChinaInstituteofEnergyEconomics,英文缩写:
CIEE)是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传媒中国能源报为依托,在国家能源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的支持下建立的专业能源经济研究平台。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是全面研究中国能源经济问题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打造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决策、统筹协调、行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能源智库。
【内容提要】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石油安全压力增大;能源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能效低且污染严重;等等。
因此,中国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推进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能源优质化作为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能源资源节约优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多边合作为依托,以区域合作为基础,广泛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等等。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战略
一、能源安全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能源,作为直接或经转换提供人类所需光、热、动力等任一形式能量的载能体资源,是人类生存与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
社会越发展,人类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W.Schults)就指出:
“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是架构于能源之上,虽然能源可以象任何其他货物一样买卖,但它并不只是一种货物而已,而是一切货物的先决条件,是和空气、水、土同等重要的要素。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能源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严峻。
可以说,世界能源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或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等多层面的战略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更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命题。
能源是整个世界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驱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能源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日益突出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
1913年,英国海军开始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动力时,时任海军上将的温斯敦·邱吉尔(WinstonChurchill)就提出了“绝不能仅仅依赖一种石油、一种工艺、一个国家和一个油田”这一迄今仍未过时的能源多样化原则。
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逐渐与政治、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两次世界大战中,能源跃升为影响战争结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
可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那时便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能源安全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特别是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简称IEA)正式提出了以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
国际能源署的成立,这是发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联合行动,其宗旨是:
成员国共同采取措施,控制石油需求,在紧急情况下分配石油,并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储备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的石油。
邓小平1982年曾经指出:
“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
”邓小平将能源放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位,体现了他规划经济发展格局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能源对国计民生的至关重要性。
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
一般来说,所谓能源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即能源的供给安全;二是减少和降低能源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安全。
也就是说,一方面能源的供应量必须能确保国家运行的总需求,不能“缺血”;另一方面能源消费过程应尽量无害,不要“因血致病”。
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
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分配格局等多层次的战略性问题。
说到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学者埃德温·奥康诺(EdwinO'Connor)的下述论断尽管有夸大之嫌,但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权力政治观:
“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来统治陆地。
除此之外,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
”可见,能源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权力,它与政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国际政治特征。
能源安全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对外依存度相联系,还与一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军事影响力和控制力等相联系。
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能源安全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保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而保证自身安全。
能源安全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它是国家间相互关系模式的一部分。
可以说,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到所有的国家。
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原子型国家关系(Atomic-typestaterelations),还是一个深化的、事关国家稳定、地区协调、经济结构和个人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
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目前,各国学者对于能源安全的理解与界定,已经从简单的立足于能源供需安全进一步深化到综合性的理解。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呈现出与历次石油危机明显不同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它不仅仅是能源供应安全问题,而是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清洁利用传统化石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成为必然选择。
非化石能源形式——风能、太阳能等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减少碳排放,即属于环境友好型能源;缺点在于价格相对于化石能源较高,并且供应不稳定(主要针对其自然属性)。
核能和水电既是非化石能源,也是环境友好型能源。
但由于核原料的特殊性,核能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核泄漏以及核扩散的担忧,水电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利开发对周边自然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影响。
所以,传统的能源安全与非传统的能源安全很难兼容。
低碳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是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更为严格的约束条件,实际上是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的机会成本。
低碳这个约束条件的加入,增加了能源安全的复杂性,一国也很难完全实现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所有目标。
能源作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资源,重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
发达国家人均能耗高,需要大量进口补充境内能源资源的短缺,因此,能源发展战略除了考虑本国的资源因素外,极为注重涉及到国外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因素影响,甚至关注其他国家能源需求变化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及对自身的影响程度。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多偏重于建立当前自身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
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逐步加大了国家对国外企业开采和资源输出的控制。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存在许多共同性:
一是高度重视国内企业节能降耗技术的发展和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尽可能减少对能源的浪费;二是国内和国外两种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配置,能源资源来源渠道多元化、运输方式多样化,分散风险,运用市场手段转嫁和规避风险;三是高度重视国家能源安全及其对于环境质量、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托。
在全球能源安全问题的影响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
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能源安全的形态正在发生质变。
这给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科技和产业结构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保障中国能源安全。
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持续增长的经济带动能源需求也快速增长。
尽管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还很靠后,但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了位列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
按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22.52亿吨石油当量,比美国21.70亿吨高出4%,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国际能源署有一个说明,该项消费统计包括了原油、核能、煤炭、天然气和水电等。
有的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夸大了中国的能源消费。
当然,一些别有用心者制造和散布“中国能源安全威胁论”,说什么中国是国际能源的“掠食者”,中国无限制的能源资源“胃口”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这是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不仅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的能源问题。
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大肆炒作并宣扬所谓“中国能源安全威胁论”,2007年12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长达1.6万字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发布能源文件,详细介绍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全面推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
这部白皮书意在消除外界对中国能源需求迅猛增长的疑虑和担忧,它重点表明中国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撇开这些争论不说,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明,美国经济近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
10年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只有美国的一半,近年来中国工业化步子加快,大型工业带动能源需求迅速上升,能源消费最高每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国的繁荣都很难摆脱能源的高消耗。
中国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把发展速度调整到8%左右,能源增长率控制在4%上下。
但是,中国能源消费的零增长估计要到2035年以后才能实现。
届时中国能源消费量将达到43.6亿吨石油当量,而且仍将以煤为主,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增至25%和10%以上。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将依靠高碳能源作为驱动力。
既要保持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又要适应低碳经济时代对节能减排提出的新要求,对中国来说是个严峻挑战。
综合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
中国的能源生产经过5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能源紧张的矛盾明显缓解。
然而与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洁净高效能源,缺口依然很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供应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生产的增长幅度小于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之间的缺口逐渐拉大,能源消费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2003—2006年经济连续4年保持10%以上的高位平稳增长。
新一轮的经济高增长周期表现出了日益显著的重化工业特征,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06年已上升到70%以上。
经济的高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快速增长导致能源需求十分强劲。
2003—2006年,我国能源消费分别增长15.3%、16.1%、9.5%和10.4%,年均增长率达到12.8%。
“十五”期间,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短短五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增量超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的总和。
2008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由5.7亿吨增长到28.5亿吨,增长了4倍。
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上涨46%。
五年间,中国几乎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目前中国正处于以高加工度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驱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消费结构升级因素、城镇化因素及产业转移因素仍将发挥作用,将带动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对能源需求仍很旺盛,能源需求对增加能源供应的压力依然巨大。
而能源短缺,是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挑战。
中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如果按现有开发力度,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可开采储量仅能维持20年、50年、100年。
进口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50%以上,天然气的供需缺口则达到需求量的24%。
更何况,进口石油、天然气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问题,而是与外交、政治、国防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将持续较快地增加,能源供给压力加大,供求矛盾仍会长期存在。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运用多地区投入产出的能源需求情景分析模型,考虑中国影响能源需求的各种主要因素,预测了中国2020年的能源需求。
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28.88亿—38.80亿吨标准煤,届时原煤缺口约为3.21亿—11.74亿吨,石油和天然气均有巨大的缺口。
从图1中看出,2020年,国内常规能源生产将达到上限,但2020年不是能源消费的顶峰,以后仍然要持续增加,能源供给紧张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改变,因此,提高能效和探索新的消费模式将是长期战略任务。
图1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预测
2、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石油安全压力增大。
中国能源短缺并不是总量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
从1993年开始,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此后国内供需缺口越来越大;2002年,国内的汽车需求开始“井喷”式上涨,将本来因经济高速成长而不断加大的石油需求推向高潮;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2003年当年石油消费总量为2.7亿吨,进口石油总量达1.1937亿吨,其中进口原油9113万吨,石油制品2824万吨,同比增长31.3%,对外依存度达44.2%。
200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
2007年中国生产原油18665.7万吨,同比增长1.6%;2007年中国净进口原油15928万吨,同比增长14.7%。
2007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约为3.46亿吨,同比增长7.3%,达历史高位。
200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达到50%,已进入能源预警期。
2009年中国进口原油约2.04亿吨,比2008年增长约14%,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赖度为51.3%。
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2.39亿吨,出口303万吨,国内产量2.03亿吨,对外依赖度为53.8%,较2009年的51.3%增长了2.5个百分点。
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已达50%这一警戒线,说明中国既是一个用油大国,也是一个缺油大国,需要依赖进口石油解决国内用油问题。
这无疑会给中国石油安全带来很大压力。
据巴黎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的下限是4.5亿吨,上限是6.1亿吨,而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吨至2.0亿吨,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在55%以上。
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每天进口石油达690万桶,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70%;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8%、2030年将达到74%。
美国能源信息局(UnitedState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也预言,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2.8%、2025年将达到68.8%。
石油是世界各国的战略性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问题也就是石油问题,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石油安全。
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石油资源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不稳定的中东和北非洲地区,这些国家政治形势波动较大,增加了中国石油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90%的石油依赖于海上运输,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美国在新加坡设有樟宜基地,在印度洋上建有迪戈加西亚基地,其航母战斗群可以威慑几乎整个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区,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theMalaccaDilemma)”。
中国目前海军实力有限,无法有效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的石油安全随时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
鉴于中国对世界能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依靠国际石油资源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将使中国处于石油不安全状态。
石油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DanielYergin)认为,石油安全的目标是以合理的油价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并且不使国家主要战略目标陷入困境,这一点显然也适用于中国。
3、能源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能效低且污染严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也是世界上煤使用比例最高的国家。
从能源资源禀赋状况来看,中国的能源资源特点是“多煤、贫油、少气”。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或者说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
能源结构主要包括能源生产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从中国能源生产结构来看,原煤生产比例过大使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增加了很大的风险。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能源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90%,有时高达95%左右;20世纪60年代,煤炭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便仍保持在80%以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与发展,能源生产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煤炭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石油能源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以煤炭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煤炭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左右。
这种能源生产结构均衡性过差的状况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它的构成固然与资源的赋存情况有关,但与我们对能源结构的风险意识不强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对煤炭能源的过分依赖随时都会出现“煤荣俱荣,煤损俱损”的连锁性反应,它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造成波动性及大起大落的风险。
以煤为主的中国能源生产结构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也是以煤为主。
中国煤炭能源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也在70%左右,石油能源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基本与其在生产结构中的比例持平,而电力的比例却略有下降。
这种以煤炭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均衡性较差。
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例基本均衡,电力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能源消费结构的均衡性不断增强。
而能源消费结构均衡性是能源消费结构安全性的主要标志,因为均衡性的实质就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从世界发达国家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安全性来看,如果一种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5%,而其它能源的比例又过于小,这种能源结构的均衡性较差,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弱,对国民经济安全运行的保证程度就差。
若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能源的消费结构一方面均衡性较差,另一方面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化趋势也不吻合,表明中国仍然处在低效率和低效益的煤炭时代。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2030年,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占比例仍将占60%左右。
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经济增长带动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得越多就自然更多地消耗中国储量最多且成本较低的煤炭,而煤炭又是一次能源中热值最低污染最大的能源品种,且中国的煤炭利用以燃烧为主,在每年消费的煤炭中,有80%以上是直接燃烧。
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中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产生了能源消费居高不下,污染严重等问题。
煤炭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资源回采率低、浪费严重,安全事故多发、死亡率高,对地表生态和地下水系破坏大。
此外,煤炭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SO2、粉尘、CO2等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燃煤发电厂的二氧化硫的年总排放量已超过2500万吨,造成1/3的国土遭受酸雨污染,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直接威胁13亿人口和16亿亩耕地的安全。
这种长时期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使中国区域性污染日益加重,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严重关注,碳排放问题正在从环境问题演变成涉及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贸易的复杂议题。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CO2排放国,碳关税规则一旦实施,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受到严重影响,危及到中国的根本利益。
三、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应对
能源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能源安全不仅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而且事关中国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地位。
能源对于今日中国之意义,从来也没有如此重要过。
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需要保证以合理的价格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速度,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考量,采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予以应对。
1、推进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能源优质化作为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
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1)有序发展煤炭,推进煤炭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煤炭是中国最重要、储量最多的常规能源,未来的能源发展,必须坚持以煤为基础。
但煤炭的开采和利用会破坏环境,增加运力,且安全问题突出。
今后要加强对煤炭资源开发的统筹规划,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推进煤炭发展方式转变,依法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煤矿,大力整顿煤炭秩序,鼓励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大型煤炭生产集团,加大煤矿瓦斯治理和瓦斯使用的力度,推广高效洁净燃烧、烟气脱硫等技术,加快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发展煤化工,提高煤炭回采率和附加价值,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产业附加值和使用效率,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2)降低国际石油依赖,保证石油安全。
煤炭仍是中国的最重要能源,但石油也已成为国家的生命线。
石油是所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巨大的农业部门到迅速发展的汽车工业,从廉价的塑料制品到面向出口市场的众多工厂生产的高端电子产品。
在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中,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是出于对石油安全的考虑。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国内日益尖锐的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
此外,中国对外石油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还会对全球石油安全的地缘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今,面对国际石油价格的飞涨,中国经济再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了,而是随着石油价格的颠簸而剧烈地震动着。
因此,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提高石油安全程度,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途径实施多元化的能源战略,突破单一的能源外交模式,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合理石油储备布局,丰富石油储备方式,降低石油储备成本,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储备体系,确保国家石油安全。
(3)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调整和优化能源的需求结构。
中国的能源开发利用目前主要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有限的化石能源不可能取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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