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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BOARDS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翻译
创业型企业董事会:
独特监管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香港科技大学
[摘要]创业型企业的一些特征将其与上市公司区别开来,并且导致了不同的监管问题。
在本文中,我开发了一个理论框架,该框架链接了创业型企业董事会构成与监管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该框架丰富了公司治理的战略文献,并且提供了反直觉的偏差,即代理理论通常如何被概念化,强调了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降低时,一个不可预料的“主要问题”就会出现,同时提供了有关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依存关系的新见解。
该框架还通过补充现存资源配置文献中的重点,并通过在企业开设黑匣子的战略行动,拓展了对关键角色更丰富的视角以增加对创业型企业的研究。
更广泛地说,通过聚焦重要性高于上市公司但却缺少调查的某些方面,本文强调了丰富和发展公司治理权变理论的机会。
创业型企业每年接收来自专业投资者数十亿美元的年度投资(国家风险投资协会,2011年)并可能迅速成长为大公司(如最近的谷歌和“高朋”网,领英,脸谱,特斯拉,布鲁姆能源)。
但由于创业型公司股票不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交易,企业不受上市公司面临的市场纪律。
所以,作为先端机构,董事会是一个主要的企业治理机制。
此外,除了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企业董事会也可能严重影响公司业绩(日报、麦孤独、共谋,&道尔顿,2002)。
董事会作为企业的重要的治理机制,有一个重要的监管职能。
我将这种监管职能定义为董事会及其成员个人的一种追踪活动,这种追踪活动包括对高管重要行为的追踪,对高管行为的后果追踪,对企业业绩的追踪,这种追踪活动确保了在需要时采取正确的措施。
这种跟踪可以采用互动的形式,比如电话,电子邮件,正式的董事会会议,个人与企业员工讨论。
监管职能在创业型公司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企业和市场固有的不稳定性要求方向频繁和灵活的变化。
尽管董事会监管具有重要性,但现有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
尽管有大量文献检验董事会的监管职能,其重点是几乎完全集中在上市公司(Dalton,Hitt,Certo,&Dalton,2007;Johnson,Ellstrand,&Daily,1996;Zahra&Pearce,1989)。
虽然一些创业型公司同那些上市公司董事会具有相似的特征,比如他们的受托责任(格雷布纳&Eisenhardt,2004),但创业型企业的一些独有特性表明,创业型公司董事会可能相对于上市公司有独特的监管职能。
例如,相比于上市公司来说,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上市公司背景下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动机)在创业型企业似乎并大相关,因为创业型企业的CEO通常与公司所有者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大的一致性。
同样,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创业型企业往往处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少有闲置资源,在高度不稳定和变化的环境中运行,而且通常专注于创新。
这些因素表明由于高风险,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风险,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监管可能更与众不同,监管更频繁、更严谨。
更进一步说,不同于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创业型企业的外部董事往往有很强的财务激励,而这种财务激励往往与企业的成功及其自身的知识领域挂钩。
这表明创业型企业董事更有动力去监管,他们的监管更可能对企业业绩有有利影响。
总的来说,创业型企业和他们董事会的独特特点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监管职能进行研究调查。
本文目的是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和相关命题,以明确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监控功能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虽然创业型企业与上市公司在董事会监督方面有某些普遍特性,我更关注那些方面创业型企业独有的董事会监督。
为此,我建立了创业型企业独特的性质,以将其与上市公司区分开来。
我试图作出一些贡献。
我试图扩充对董事会监的研究议程,而不是一些常规的对大型上市公司的关注点(每日etal.,2002;道尔顿etal.,2007;休斯,2000)。
具体地说,我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链接创业型企业董事会构成和监管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此,我通过在文献资源配置方面补充现有研究重点以及通过提供更丰富的行动者的角度来打开在企业中的黑盒子战略行动,为创业公司的研究做出贡献。
同样,本文对公司治理的战略文献有所帮助,本文认为,代理理论预测在创业型企业董事会可能会更有效,但也可能由于创业型企业的独特特征而在理论上反直觉地偏离了传统代理理论。
更进一步,尽管代理问题在上市公司更为突出,“委托代理问题”在创业型企业中可能更重要。
我还建议监管和资源配置可以作为替代品,提出了有关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依存关系的新见解。
更广泛地说,通过结合创业型企业和公司治理,我强调通过公司治理的权变理论来更新治理的研究议程。
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我描述了典型了创业型公司,并通过与上市公司对比来识别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理论上相关独特的特点,这些研究内容在以前的文献中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其次,通过建立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独特的特点,我提出了针对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监控职能及其对企业业绩影响的研究命题。
对此,我得出了一个有贡献意义的结论。
创业型公司董事会
如上所述,我将创业型公司定义为小的、私营的、年轻的创业企业,且有来自外部专业投资者的重要外部股权投资。
创业型企业通常关注于基于创新的新产品或服务的发展。
下面我首先描述一个典型的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构成,然后通过与上市公司对比,详细说明创业型企业的一些独特特征。
典型的创业板董事会构成
一个企业通常开始于一项业务或技术的想法(拜尔斯,兰多夫,和尼尔森,2010)。
创始人可以通过投资自己的金融资本开始和/或从诸如朋友,家人和富人寻求它。
当企业进一步发展,创始人可能寻求专业投资者以外的股权投资,如风险投资(VC)公司和企业风险投资(CVC)公司(考克斯,Katila,与艾森哈特,2012;Katila等人,2008)。
在一个典型的新一轮投资中,现有的和新的专业投资者以金融资本换取股权。
作为此轮投资的一部分,董事会代表的新条款需要在投资者和现有的董事会之间进行协商。
新董事通常在新一轮投资中加入董事会(巴格利和Dauchy,2008)。
一个典型的创业型公司的董事会通常包括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
内部董事包括首席执行官(可能或不太可能是一个创始人)和可能的几个关键管理人员。
但是,随着新一轮投资的到来,董事会规模随之而扩大,外部董事的比例通常也会增加(勒纳,1995;罗森斯坦等,1993)。
外部董事包括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是专业投资者的代表,如风险投资公司和CVC公司。
但是,在一个企业并不是所有的专业投资公司都有权任命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卡普兰和斯特龙伯格,2003年)。
除了投资者以外的董事,其他外部董事可能包括持有重要股权的非执行创始人,和通常是在该公司的行业专家的独立董事(巴格利和Dauchy,2008)。
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独特特征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和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都是内部治理机制(法玛和詹森,1983)。
同上市公司一样,创业型企业的外部董事不具有公司经营权。
另外像上市公司,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要经过股东批准选拔,并对所有股东有受托责任(巴格利和Dauchy,2008)。
最后,创业板企业董事会致力于监督管理人员和公司业绩,这一点也与上司公司相同。
然而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监管很可能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管有不同的关键差异。
首先,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企业之间的分离程度要比上市公司少得多。
有别于上市公司的CEO们,创业型企业的CEO们(既包括创始人CEO也包括非创始人CEO)通常拥有显著股权(瑟曼,2006)。
上市公司有比创业型企业更大的资产负债表,且更容易获得像私人资源,如将私人飞机作为额外津贴的CEO,而费用多由股东承担。
这对滥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相比之下,创业型企业的资源有限,规模小,和小的现金流使得CEO的源滥用不太可能。
重复的股本融资的进一步使创业型企业的CEO们和股东保持一致(马蒂&Pfleiderer,1994;Arthurs&Busenitz,2003)。
尽管会有关于股权的“下一轮”投资(福布斯,Korsgaard,与萨皮恩扎,2010)的定价冲突,创业型企业CEO们和董事会通常仍是作为合作集团(格雷布纳&Eisenhardt,2004)。
因此,既然股东的利益和ceo通常一致,监督高管的代理问题与失调的财务激励问题则不如上市公司严重,而这些却是一个焦点问题(道尔顿etal.,2007;戴维斯,2005)。
其次,企业通常处在比上市企业(Lynall,金,&希尔曼,2003)更早的生命周期阶段。
这个早期阶段是体现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范围,产品,客户,身份和竞争(Aldrich公司和菲奥尔,1994;桑托斯和艾森哈特,2009);体现在他们几乎没有的闲置资源(乔治,2005;Katila与巴蒂尔,2005年);体现在在他们小的管理团队(瑟曼,2003年);以及在其特设的内部流程(宾汉姆和艾森哈特,2011;Busenitz和巴尼,1997)。
企业内外部的变化是常见的(艾森哈特,1989;Rindova&Kotha,2001)。
传统的财务指标,如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没有意义,甚至往往无法评估企业绩效(Armanios,2011)。
此外,创业型企业往往在产业结构模糊和不断变化的新兴市场中竞争(奥兹坎和艾森哈特,2009)。
相比之下,上市公司经营主要是在相对明确的市场,有明确的现有产品与明确的竞争对手,和他们有大量高才能的高管和其他资源。
与创业型企业相比,上市公司面对的不可预测性和变化较少(戴维斯,Eisenhardt&宾汉,2009)。
总的来说,这些观测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更频繁地变化,而且与上市公司有不同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监管可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创业型企业董事会成员可能监管详细的经营活动(埃尔利希,DeNoble,摩尔和韦弗,1994),产品介绍(张春&宫殿,2000),和甚至招聘和解雇相对较低层次的员工(Boeker&Wiltbank,2005;张春&宫殿,2002),而不仅仅是监管策略。
创业型公司董事会也可能花费更少的时间监控审计和合规性活动,比如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相关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可能占据上市公司董事会很大精力。
同样,由于更大的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创业型企业董事会成员可能会比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同行有更频繁地监管。
第三,创业型企业董事与上市公司董事有几个关键的不同。
首先,创业型企业董事经常有重大的财政刺激,使他们更有动机去监控。
许多外部董事直接代表了创业型企业的外部专业投资者(勒纳,1995;Rosensteinetal.,1993)。
这些投资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业务快速增长,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或收购事件,使清算的权益和投资实现任何回报(Gompers和勒纳,2001)。
投资者董事的进步和补偿,包括奖金,通常直接关系到董事会的流动性退出,投资者董事作为其投资公司的代表,以及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萨尔曼,1990)。
这与上市公司形成鲜明对比,上市公司外部董事通常有更多的限制,有与公司财务表现挂钩的直接的财务激励(詹森,1989),以及从雇佣单位受到较少的压力去监督。
创业型公司董事与上市公司董事的第二个关键的区别是,他们往往有显著的行业知识。
在创业型企业中,专业投资者董事一般在一个特定的行业管理投资组合,如电信(索伦森&斯图尔特,2001),因此,通常都非常熟悉相关行业和生态系统。
非投资独立董事通常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Lemer,1995)而被选择作为相关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创始人董事亦明显熟悉他们的行业,因为他们创立了公司。
与此相反,上市公司董事通常来自其他行业,以确保董事的独立性(戴维斯和科布,2009;LINCK,内特,与杨,2009;锤,1971),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拥有直接相关的知识。
创业型公司董事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与上市公司董事相比,他们彼此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利益冲突。
尽管所有创业型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对公司感兴趣,但他们可能有其他目标,如提高自己的地位,参与更多的董事会事务,并对企业创新特别感兴趣。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同,他们经常代表他们的机构,并与其他投资组合企业产生冲突。
因此,创业型企业往往有更频繁的委托问题,但不如上市公司频繁的代理问题。
参见表1总结的创业型公司董事会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的独特特点比较。
表1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的独特特征
特点
创业型企业
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
是
委托代理一致性
高
公司成熟性、总体不确定性、闲置资源
低、高、低
董事的财务激励措施
高
董事的行业认知度
高
董事利益的多样性、利益冲突
高、高
研究命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借鉴创业型企业的独特特点,开发了一个理论框架及相关命题以解释创业型企业的董事会监管。
虽然董事会监管的某些普遍功能很可能是在创业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常见的,我专注于那些董事会监管有特色的某些方面。
具体来说,命题着眼于企业的属性(即监管的对象)和董事会的组成(即监管者)作为创业板监控的主体,以及董事会监控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此前的研究已经强调董事会多理论视角的重要性(汉姆布瑞克,不莱梅,与扎亚茨,2008;希尔曼和达尔齐尔,2003年)。
所以,除了代理理论,我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制定了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监管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框架。
如前所述,我将这种监管职能定义为董事会及其成员个人的一种追踪活动,这种追踪活动包括对高管重要行为的追踪,对高管行为的后果追踪,对企业业绩的追踪,以确保采取纠正措施。
正如上面说的,董事会是创业型企业的主要治理机制。
因此,董事会从事监控以减少关于适当活动和成果(詹森和麦克林,1976)中发生的董事会和公司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詹森和梅克林,1976)。
创业型企业董事会可以使用各种手段监管,比如电话,电子邮件,正式的董事会会议,首席执行官和公司其他成员的非正式互动。
由于创业型企业通常具有低存活率和有限的资源,且处在快速变化和不确定的经营环境(奥德里奇&Fiol,1994),创业型企业董事会经常针对战略和经营活动进行重要且频繁的监管(埃利希etal.,1994;
下面我首先制定有关创业型企业属性的研究命题。
然后制定有关董事会组成的特点命题,董事会组成中先关注非投资董事,而后关注投资董事。
最后,我开发一个命题链接了董事会监管与企业绩效。
图1总结了我发展的框架。
创业型企业的属性
创始人CEO和非创始人CEO。
正如前面所说,创业型企业通常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分离程度较低。
特别是创始人CEO们往往拥有大量股权,并且掌权多年,因此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他们的企业相一致(瑟曼,2006年)。
此外,创始人CEO的企业股票往往缺乏流动性,直到IPO或收购,而IPO或收购也是外界股东们的目标(龚帕斯和勒纳,2001)。
因此,创始人CEO们的经济利益与他们企业股东的经济利益一致性很高。
尽管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对于企业创始人CEO来说较低,研究表明,创始人CEO甚至可能不是仅仅或主要出于金钱奖励(Amit,MacCrimmon、Zietsma&Oesch,2001)。
相反,他们往往有强烈的激情经营企业(陈,姚明,&见,2009),甚至在他们领导中面临重大挑战时,这种激情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奥德里奇&Fiol,1994;Stinchcombe,1965)。
此外,创始人CEO的个人身份往往与企业紧密相关,从而引起强烈的心理依赖(黄平君&希梅诺,2010)。
因此,创始人CEO们可能寻求的心理上的“收入”诸如参与企业事务,而不是出于财政激励。
因此,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偏离投资者的预期。
例如,他们可能会保留表现不佳的企业,或者比投资者更加青睐,只因他们创立了这家企业(Gimeno,Folta.库珀&吴,1997),而不是把企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格雷布纳&Eisenhardt,2004)。
图1
考虑到他们对自己创立的企业有强大的心理依恋,创始人CEO们也更有可能表现出对原来的愿景和产品的承诺升级(Staw,1981),尽管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需要改变。
例如,在深入分析了宝丽来公司后,Tripsas和Gavetti(2000)认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仍然错误地致力于刀片业务模型,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阻碍了宝丽来适应重大的技术变革。
因此,因此,创始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组织的信仰,结构,过程和选择关键管理人员的强烈印记(男爵,汉南,与伯顿,1999;纳尔逊,2003),塑造过于固定战略决策基础上的认知模式。
与创始人CEO们相反,外部董事主要关注于企业的成长性,如通过IPO或收购最终实现流动性退出。
虽然他们与创始人CEO之间的财务利益一致,但他们对企业最初的愿景和激情方面通常不一致。
因此,创业型企业董事会可能监控创始人CEO的战略决策,以保证企业的重点关注在成长性上,而不是创始人CEO的个人目标,如实现原产品的愿景和维持一个特定的组织文化。
与创始人CEO一样,非创始人CEO也有高度一致的财政激励措施,包括调整与流动性事件的目标一致(沃瑟曼,2006),他们有一个长达多年的等待期(巴格莱和dauchy,2008),尽管等待期内经济效益较差,与创业成功尚有一段距离(沃瑟曼,2006)。
但与创始人CEO相比,非创始人CEO不太可能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如那些与企业相关的心理依恋,包括最初的愿景。
这表明,非创始人CEO为董事会成员建立了低不确定性,因此也促进了低水平的董事会监管(Sapienza和Gupta,1994;Sapienza,Manigart,&Vermeir,1996)。
此外,与创始人CEO相比,董事会继承上,董事会成员都是自己参与选择非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这种参与可能导致一个更好的执行,或至少感觉更好的执行,即会对非创始人CEO产生更积极的看法,不论是首席执行官的实际表现如何(Pfeffer,恰尔蒂尼,汉娜,&Knopoff,1998)。
但创业型企业董事会可能不太关心非创始人CEO的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他们可能会集中监控非创始人CEO的努力水平。
作为“帮凶”,非创始人CEO往往对企业有较少的心理依恋和内在动机(戴维斯,Schoorman,与唐纳森,1997;Lerong,2008),因此可能更少的承诺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命题1:
创始人CEO将促使企业董事会参与比非创始人更多的监控,(a)对于创始人CEO,董事会尤其监控他们的战略决策和(b)对于非创始人CEO,董事会尤其监控他们的努力水平。
创业板企业发展阶段。
与大型、成熟的上市公司相比,创业型企业都是小规模和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作为创业型企业的顶端,董事会监督活动和相关风险都与这些阶段紧密联系。
在早期,创业型企业尤其可能具备有限的内部结构,不清晰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因此会损害企业绩效(戴维斯etal.,2009;正弦,Mitsuhashi,&Kirsch,2006)。
与这一风险相一致,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投资者尤其可能更频繁地与早期公司的ceo互动(Sapienzaetal.,1996)。
董事会可能通过创造更多的例如企业专业化来处理风险,例如,通过招募销售和营销员工和建立人力资源系统(张春&宫殿,2002)。
为了激发潜在的收入来源,他们也可能通过影响生产过程来增加产品导入的速度(张春&宫殿,2000)。
因此,在初始阶段,公司董事会很可能会密切监控,以主要创建适当的结构,流程和角色。
然而,随着企业经过发展的早期阶段,风险开始消退(Sapienza和Gupta,1994)。
企业发展了更大的组织结构,如通过新员工,清晰的正式角色,和先进的产品开发和基本组织系统。
更大的结构允许更强的适应外部环境,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的资产积累-财务,物质,和知识都适用于特定的项目。
伴随着更大的结构和资产,企业整体可能更耐环境冲击。
因此,正如早期风险消退,董事会不太可能进行监控。
这样做还可以让投资人董事将更多的时间关注他们的其他企业和识别新的投资机会。
当企业接近成熟阶段,尤其是在收入规模和市场份额方面,董事会有可能再次增加监控。
特别是,VC(风险投资)董事有可能开始通过IPO或收购寻求出口机会。
一个风险投资基金通常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基金,在最初几年进行资本投资,并支付给该基金的投资者以约十年结束的财务回报(龚帕斯和勒纳,2001;萨尔曼,1990)。
通过IPO和并购退出高的基金表现是风险投资公司很重要,通过IPO和并购退出高的基金绩效,对于创投公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提高筹措未来资金的能力,并确保较高的基金管理费用和利润。
此外,VC合伙人作为创业型企业董事,将会基于这样的退出条款从公司获得薪酬和职业前景的补偿。
因此,VC合伙人董事有可能强烈地监控企业成熟阶段的各个方面,使他们可以通过收购或上市出售。
除了有强大的财政刺激来获得出口,投资人董事拥有的行业知识可以让他们判断可能引起企业买家和投资银行家共鸣的信号。
例如,在IPO之前,他们可能会“装扮”后期企业,通过招募著名高管和独立董事增强对潜在买家的价值信号(当然,2003;陈etal.,2008;Li&Cannella,2010;·波洛克,杰克逊&汉布瑞克,2010)。
因此,他们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监控来提高这一过程的成功。
命题2:
一个企业的发展阶段将与董事会监管呈U型关系。
董事会组成:
非投资董事
创始人董事。
创始人董事是指虽然成立了企业但不是当前高管的董事。
创始人董事从事监控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鉴于董事会席位,他们可能会有显著的股权。
因此,他们有强大的财政激励与公司的成功挂钩,由此激励他们加强监督。
创始人董事也可能为了从投资者董事中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有动机监控。
创始人董事通常拥有普通股,特权也少于投资者董事的优先股(巴格利&Dauchy,2008)。
例如,当企业被出售,普通股股东通常在完全支付优先股股东之后被支付剩下所得。
因此,创始人董事可能集中于监控战略决策,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股权出售(新轮融资、并购或IPO)的决策,以确保投资人董事不关闭那些只为他们自己提供良好回报的交易。
此外,投资者董事可能对于企业重点的和重叠的投资组合产生利益冲突。
所以创始人董事可能有动机去监控,以确保企业的重点目标不服从其他的利益。
创始人董事对企业的依恋心理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监视活动。
作为创业型企业的创始人,创始人董事对企业的依恋心理很可能继续,即使他们不再管理公司(黄平君&希梅诺,2010)。
他们可能会有动机看到自己的“宝贝”成功,并将监控作为一种方式来确保这一点的实现。
同样,当董事会决定,他们的管理能力可能不充分匹配的需求风险时,创始人董事也常常会被驱逐出他们的行政职务,如首席执行官(Boeker&Karichalil,2002;Rubenson&古普塔1996;瓦瑟曼,2003)。
所以创始人董事可能使用广泛的监控来“报复”他们解雇,以试图突出其替代品的局限性。
最后,创始人董事也可能拥有广泛监控的能力,因为他们对企业的具体知识往往比其他的外部董事更突出。
由于他们最初参与成立公司,他们可能知道重要的细节,不同的功能区域,因此,有明显的吸收能力去理解和评估战略和经营活动的风险。
此外,创始人董事与公司高管可能先前存在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先存关系了解细节,超越向董事会报告的首席执行官。
因此总的来说,创始人董事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动机从事大量的监管,如他们需要保护的重大经济利益,他们对企业的心理依恋,以及他们对企业的具体认知。
命题3:
董事会董事创始人越多,董事会监控越多。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通常是企业的现任或前任高管、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学者(勒纳,1995)。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创始人或高管。
与上市公司不同,没有规定要求企业招聘独立董事。
相反,独立董事被雇来董事会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网络可能会帮助到企业。
与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一样,独立董事在企业的招募需要经过董事会的批准(巴格利&Dauch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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