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系统诗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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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系统诗学

建设现代系统诗学：

新诗建设之一

作者：

谭旭东

　　从五四到今天，新诗发展已近百年，从当初的文化精英到今天的平民百姓，从社会的传声筒、时代的鼓手到个人的声音和私人的独白，新诗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诗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有人说，这是诗的常态，是诗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是正常的社会文化选择。

可当我们仔细翻捡新诗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的新诗，我们不得不对新诗的道路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

朦胧诗虽然刚出场时遭人诟病，可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却最终赢得了众声一致的赞扬和肯定。

尽管“打倒舒婷”、“PASS北岛”的嘶哑声曾经高高喧嚣，可“先锋诗”、“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并没能拿出真正的艺术创造，当下的新诗更是无人问津，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文体。

笔者在大学里发现目前寥寥无几的诗歌刊物基本上是少有人翻阅，而有限的文学沙龙里，人们也鲜谈新诗，更遑论对新诗有什么好感了。

　　为什么新诗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新诗让人这么瞧不起呢？

难道是社会广大读者的审美层次太低吗？

难道这么大的中国竟然容不下几十名诗人吗？

不可否认，商业化的时代，大众文化和影视媒体对新诗的生存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不可否认，人们的审美惰性和世俗的偏见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新诗的流传。

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新诗之所以遭遇冷落，是它自己的诗人犯了让人难以原谅的错误。

这里不妨就新诗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请各位诗歌方家教正。

　　一、让诗回到诗：

关于新诗的标准

　　2002年至2003年《诗刊》杂志刊登了一系列的短文讨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不少诗评家和诗人都谈了些看法。

我觉得新诗作为一种艺术品种，判断其是优是劣，的确应该有一个大体统一的标准。

　　很显然，新诗是一门语言艺术，可纵观新诗发展的道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新诗虽然是汉语艺术，可从一开始，它就患上了艺术上的先天不足之症——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

众所周知，新诗在五四时期是以对汉语传统反叛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表现在它彻底脱离古典汉语诗歌的音韵格律，以散文化的自由的语言表现自由的情绪，胡适提出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对机械的古体诗写作的批评，无疑是必要的，可全盘否定诗歌的格律，确实让人感到荒唐，难道唐诗宋词都是文化糟粕吗？

其次，表现在它过于趋附西方诗歌特别是英美诗歌的形式，以欧美诗歌的自由翻译文本作为自己的写作参照。

殊不知，许多欧美诗歌也是非常讲究格律的，我们的许多翻译家并没有真正领悟英美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致使翻译仅仅是一种语义的大体传达。

于是，新诗发展初期，闻一多先生呼唤新诗要“戴着脚镣跳舞”，认为新诗“不当废除格律”，仍然，无济于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诗人毛泽东在一次会上也毫不掩饰地表明：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

新时期，诗评家吕进先生等呼吁新诗要“诗体重建”。

可无论怎么提醒，诗人们还是大胆抛弃，在没有任何艺术形式的约束中尽情狂欢漫舞，制造出了许多所谓“新”的诗——这些诗其实相当一部分还不如那些“传统诗词”（它也被不无贬意地称为“旧体诗”）。

　　韩东一句“诗到语言为止”，本来没有错。

可我们的诗人们却肤浅地以为诗歌只是一种表层的语言的游戏。

其实，稍有点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词语”之所以闪闪发光，就是因为它放到了最合适的语境里。

诗人无论怎样摆布语言，都要给语言一个最佳的语境，才能使笔下的语言发挥其最大的张力。

语言的张力不是单个的字或词能自己真正实现的，语境是字与字之间，或词与词之间的一种意义关联的网络，而诗的语境就是诗的意境，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境——就心境而言，那怕只是一瞬间的，也应该是连贯性的，相对完整的，富有美感的。

可我们现在的新诗呢，情绪是破裂的、断层的，语言是支离破碎的，它们反文化，反传统，反崇高，反美，反逻辑，甚至反语言——随心所欲地割断语言的联系，扭曲诗的内在的逻辑。

照它们这样写下出，看来，新诗不久将要成为“非语言的艺术”或“非艺术的语言”了。

真是离奇得可笑又可怕！

　　郑敏先生指出“从中国诗歌传统来讲，诗的生命活力包括：

意境，主题，音乐性，词藻，暗喻，和它们之间交互联系影响所产生的活力，而这一切目前正遭受割裂并逐项给予破坏。

”我想，那些玩弄新诗的人，应该心平气和地思考一下郑先生的话。

作为一位著名的现代派老诗人和一位资深的欧美诗歌研究专家，应该没有疑惑，她比许多先锋诗人要更加理解诗歌的现代性和现代性品格。

　　诗人们应该有勇气自省，新诗不能再犯那些轻浅的可笑的错误了。

回到诗的优秀传统，回到诗的诗性，回到诗的语言艺术的本质，新诗才可能重新赢得众多的读者，才可能重新赢得作为诗歌的声誉。

　　二、难度写作与诗歌精神

　　《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先生在2002年苏州全国诗刊主编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观点，他在阐述当下诗歌写作态势和新诗写作标准的问题时，说“现在有很多诗歌是一种无难度写作，实际上难度就是标准。

难度构成诗歌的品质。

寻求难度的过程即是标准确立的过程。

对每个诗人而言，自己就构成自己的难度，汉语言很丰富，怎么说都像诗，但太玩了就没意思。

”他的这一看法我以为是非常有见地的，切中了当下新诗创作的要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歌实验对当代新诗来说固然是无法避免的，英雄主义写作和神性写作对理想主义的张扬和对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人性的关注是值得十分肯定的，但它们有意无意地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合谋也是有目共睹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放弃的，但过于强烈的社会意识极易膨胀为视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不管不顾的社群宣言或政治宣言。

90年代先锋诗，后新潮诗、第三代诗、第四代诗乃至最近颇为喧哗的“中间代诗”和“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诗”等都在诗歌回归本位方面作出过各自的贡献，诗人们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对语言张力的重视也是他们的一大优点，但他们的相当一些创作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诗歌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的过程中，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创作钻进了个人隐秘甚至阴暗的角落，由形而上转到形而下应该是由“神性”转向“人性”，并不是由头部转到裤裆里，也不是过去我们用脑写诗，现在我们用肉身写诗。

虽然“肉体”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名词，因为人类总是从自身的肉体出发去构成外部世界。

但陈仲义说得好，“倘若肉体仅仅是肉体，那么，所有肉体发生的分泌物都可能被视为等同于诗性的东西；倘若肉体不仅仅是肉体，那么人们有理由要求，写作者应该给出肉体以外的东西。

肉体既作为反抗理性、禁欲、权势话语的‘符号’，同时又容易沦为流俗商品，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放弃必要的精神、情操、意识，诗性岂不成了荷尔蒙的代名词？

”所以，对肉体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对个体的高度重视，对诗歌精神来说也许是一次致命的伤害。

　　“无难度写作”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写作倾向中出现的，当下诗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实验、观点和“代”的时候，他们对于语言的自由已到了任性的地步。

“个性化写作”变成了“任意性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甚至“肉身化写作”。

“任意性写作”造成了各种有弹性的语词的流离失所，和缺乏新意的“口水”和日常化的细节的泛滥成灾；“私人化写作”造成了私人经验特别是私人隐秘的冲动的众所周知；“肉身化写作”使得人本能的欲望和性器官与性行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

我们常常看到，一首诗，一首本应该凹现诗人真实内心和艺术品质的诗，变成了颇具浮华色调的语言拼凑和世俗化场景的任意链接，它们看似“反传统”的英雄，但它们同样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翻版，人为的“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甚至“低劣”一旦泼入，诗意便丧失了，诗人个性生命的深奥性没有了，而诗歌精神呢，也被有意无意的抛弃了。

　　王明韵先生期待一种“难度写作”，我非常赞同，我觉得“难度写作”是一个值得新诗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重视的诗学术语，是一次崭新的诗学命名，具有现实意义。

“难度”的确是一根底线，那么这“难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样理解王明韵所说的“难度”呢？

我觉得这“难度”一是对语言张力的保存，所谓“张力”就是指诗语言的丰富弹性，郑敏诗家说得好，就是诗文字后面“潜在的文字和潜在的文本，那是诗的灵魂释放的能量所在”。

二是对诗人的生命意识与诗性情怀的隐藏，也就是说，“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的揭示”。

（郑敏语）没有这二者，诗很可能成为可以被大批量复制的产品。

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的诗歌是难以进入具有深刻个体审美意识的内心的，结果“无难度写作”反而会变成“有难度的阅读（或接受）”，因为它让人无法审读或让人不屑去读。

当然，在网络时代、声讯时代，人的审美意识与审美个性千差万别，很难说一种规定的标准会得到完全的赞同，但诗歌精神的指向毕竟可能大体一致的，因为诗歌之所以为诗，就因为它保留了诗意，保留了童贞的心灵，保留了童话般的意境，保留了温热的乃至震撼人的心灵的回声，保留了诗人深刻的自醒意识和自爱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难度写作”与诗歌本质的呵护与精神的坚守更是一致的。

　　作为一名读者，我衷心希望读到有“难度”的诗，有“难度”的诗并不是拒绝阅读的诗，有“难度”的诗就是诗人建立了属于自己也包容艺术与大众的大情怀的诗，诗只有有“难度”才能让我们都感受到精神的提升的快乐。

　　三、公共话语与私秘空间

　　新诗之所以被批评，其原因之一就是对读者的疏离，而对读者的疏离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新诗创作在公共话语和私秘空间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平衡。

新诗诗人对个人经验极度重视，可在重视个人体验、个人私秘空间的同时，却没有注意沟通读者，没有在“个我”和“大众”之间找到公共的话语。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公共话语与私秘空间”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诗歌创作就像做钟摆，在公共话语与私秘空间之间做钟摆。

为成人写诗也好，为儿童写诗也好，都必须做好这个钟摆，选择好一个平衡点，诗歌就会获得读者，翻检新诗，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一直受到读者欢迎，作品广为流传的诗人，或者说那些真正能自由地掌握诗歌艺术的诗人，就是因为其在“公共话语”和“私秘空间”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众所周知，新诗发展初期，即五四时期，其艺术质量高，读者亦众多，除了新诗文体具有新时代气息，能迎合时代激情青年的理想喷发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公共话语与私秘空间之间找到了平衡。

就情绪而言，当时的新诗即具有公共情绪，体现了大众的心声，表现了时代情绪，同时新诗还保留了诗人的个性，保留了诗歌的主体性。

常识告诉我们，诗歌首先是个人的心灵的情感的或情绪的流泻，然后才是公共的情感的传达。

如果诗歌强调的是个人，而且是完全的个人情绪，那么诗歌可能就会因为对私秘空间的建构而忽视公共话语的表达，那么它就可能无法走进公众生活，走进公众的审美视域。

新时期的“朦胧诗”之所以一直拥有其艺术魅力，就是因为诗人们即做到了为“一代人”立言，如舒婷的《致橡树》就代表了一代女性的真实的独立的声音，而顾城的《一代人》则是经历过“浩击”的一代人的宣言。

但“朦胧诗”不但建立了属于“朦胧诗”的“公共话语”空间，而且还建立了诗人们自己的“私秘空间”，正是因为每位诗人都具有自己的私秘空间，所以即使都是“朦胧”的，但每一个人的诗都具有自己的，有别于他人的风格与个性。

从舒婷、北岛、顾城，到梁小斌、江河、杨炼等，朦胧诗人们的诗都调动了公众的情绪，也建立了自己的美学王国。

而“第三代诗”之所以在艺术上很难得到大众的承认，或者说“第三代诗”之所以被许多读者所排斥所抛弃，就因为他们在艺术上走了极端，他们忽视了诗歌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而过分地强调了“私秘空间”的营造，有的诗人甚至一味地发泄个人情绪，一味的描写自己的私人世界，甚至隐秘的身体原欲和性行为都被他们搬到了诗歌里去了，这实际上就是试图以完全私秘化的个体体验来代替诗歌的公众审美期待，因此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仅仅赢得诗歌批评家的一些关注。

　　再说儿童诗的创作发展吧，在“公共话语”与“私秘空间”之间钟摆的失衡，也曾导致了中国儿童诗的发展犯过走向一极的错误。

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儿童诗，则几乎都是“公共话语”，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的第一节：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第二节：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

”还有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诗人们的个人情绪几乎完全被时代情绪，被公众的情感所遮被所消解，于是当时的儿童诗里的意象都是“红色”的，情感都是激越的，根本看不到忧伤的、哀愁的、朦胧的、柔情的语流，仿佛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而事实上，不公、贫困、饥荒、愚昧与罪恶还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存在。

那确实是一个民族情绪高潮、全民行动高度一致的时代，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其生活色彩一定是非常斑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肯定都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儿童的内心精神世界更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诗歌不可能是“众声一致”，而必定是既有群体性的，属于公共生活的话语，而且还有个体性的或者个人化的情感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并且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儿童诗人们在“公共话语”和“私秘空间”之间建立了一个通道，架设了成人和儿童都能沟通的审美桥梁。

　　我最近读过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樊发稼的诗集《风丝雨片》（湖南少儿社出版），该集中的第三辑“风丝雨片”和第四辑“平常的自白”就在少儿读者和成人读者之间找到了艺术平衡，既表现了诗人的个性，同时也考虑了读者的接受。

樊发稼在前言里这样说过：

“第三辑《风丝雨片》中的200多首微型小诗，虽大多发表于少年儿童报刊，但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儿童诗’，由于其内容多具有哲理意蕴，或可将其称之为特殊品类的‘少年诗’吧。

第四辑《平常的自白》中的作品，更非为少年儿童所写，却是我个人自珍的‘敝帚’，有的篇什如《伞》、《惦》、《四月丁香》等曾在网上流传。

”樊发稼的这些话，其实给了读者一个提示，即诗人并不完全认为自己这些诗是“儿童诗”，或者说他创作这些诗时并没有那种“儿童本位立场”，但为什么这些诗却让人觉得诗味浓郁呢？

我看，这里其实透露出了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发挥诗人的个性、体现诗歌的主体意识是新诗创作的关键。

诗人要写好诗，首先得顺应自己心灵的召唤，然后才能考虑读者的接受。

“私秘性”是必要的，没有“私秘性”就没有个体性、个人化，更谈不上风格了，但“私秘性”并不意味着诗人将自己的隐私暴露无遗。

建立“私秘空间”就是把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提炼出来，让别人看到自己无法体验或者不曾体验过的情感和生活。

所以，“私秘空间”其实是诗人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表达，是诗人个体对生命、生活、世界和宇宙的思考和哲学。

“风丝雨片”采用的是冰心的“繁星体”小诗的形式，但其主要流露的是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所以真切、感人，富有穿透人心的魅力。

　　8

　　在无垠的原始森林里，

　　什么鸟都可以自由歌唱。

　　23

　　别指望老鼠

　　对猫做出公正的评价。

　　84

　　秋夜满天的繁星，

　　是冥冥大宇宙思索的眼睛么？

　　这样的诗显然不是简单的咏物感怀，而是诗人在人生的深刻历炼后的思索，是在对生活与世界的多重认知后得出的理性箴言。

也正是这样的带着智慧的箴言，才唤起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才给了读者可能的“公共审美空间”，所以，“公共话语”在新诗创作中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基础上的共同的思维和思辨，是建立在作者与读者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心领神会，而不时可以为“他人”说话，可以为“社会”发言。

　　四、建立现代系统诗学观

　　另一个我想谈谈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现代的开放的系统诗学。

新诗界之所以显得比较混乱无序，除了诗人的问题和责任外，还有新诗理论批评界还没有建立开放的有序的系统的诗学观念。

　　目前中国新诗建设的视角或视野是狭隘的。

首先表现为与传统的断裂，完全排斥古典诗词美学，对东方文明有自卑感自弃感。

于是，在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诗人非常看不起那些还在坚持旧体诗词（“旧体诗词”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掌握诗歌话语权的人的对传统诗词的完全排斥）写作的诗人，使几十年来旧体诗词一直处于被遮蔽的地步，新诗与旧体诗词（传统诗歌）完全处于分裂状态。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旧体诗词的读者和作者有很多，《中华诗词》发行量不也有几万份吗，许多高校还有庞大的诗词协会和社团呢。

而在新诗内部，连本属于新诗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诗和儿童诗也少为人提及，更谈不上什么有力展示了。

新诗写作，在当代中国，其实只不过是“自由无序无韵的适合少数成人玩味的新诗的写作”罢了。

新诗界的人大部分不会为儿童写作，也看不起儿童诗，致使新诗选本中完全排斥散文诗和儿童诗。

　　中国诗歌系统的各个有机部分处于人为的割裂状态，还表现为新诗与歌词的分裂。

歌词其实是新诗里最有活力最具有民间性的一种体式，我们现在许多所谓的“民间诗歌”其实是难以夺得诗歌话语权和发表权的诗人的小圈子里交流或在自办诗歌刊物、报纸和网站发表的新诗罢了。

公正地说，歌词虽然在许多诗人眼光是“下里巴人”，是“通俗的”、“肤浅的”东西，但歌词与音乐的结合不正体现了“诗歌”的本来内涵吗。

从诗歌的起源来考察，诗歌是“诗”与“歌”的结合，是原始时代人类的真正的民间的艺术。

　　建立中国现代系统诗学观，就是要重视中国诗歌整体性，尤其是要关注中国诗歌各种分体之间的艺术共性，强调中国诗学传统的承传性。

同时，建立中国现代系统诗学观，就是要矫正文学史书写的偏狭性，现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成绩不止是新诗（尤其是写给成人看的自由体新诗）创造出来的。

中国诗歌大厦的建立，有民间诗人的创造，也有学院派诗人的创造，同样有政治诗人（或官方诗人）的创造。

中国诗歌大厦的建立，融注了成人诗的精毕，也融注了儿童诗的精华，同样融注了旧体诗、散文诗、歌词等艺术的精华。

　　建立中国现代系统诗学需要谋求一种客观公正的诗歌创作评价标准，不能把诗歌的所有成就和功劳归属于新诗，不能忽视诗词和其它诗体样式。

要知道，旧体诗和儿童诗等诗体同样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

建立中国现代系统诗学观要求中国的诗歌刊物和编辑有“兼容异包”的胸襟，不能一味宣传新诗的成绩吹捧新诗诗人，不能无原则地搞“造神运动”，尤其不要一味吹捧那些大批量制造“伪新诗”的“伪诗人”。

　　建立中国现代系统诗学观要求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的书写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要求中国诗歌研究和批评不能一边倒，要学会从纵向和横向角度打量中国诗歌。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泉根教授曾经指出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现了三个断裂：

一是断裂了古典文学传统，二是断裂了与民间文学的联系，三是断裂了与儿童文学的联系。

仔细检讨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我们不难看出新诗理论批评界也存在四个漠视：

一是漠视了儿童诗，二是漠视了民间诗（包括歌词和老百姓口头创作的民谣），三是漠视了科学诗，四是漠视了传统诗词。

正是因为这四个漠视，使得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走进了狭窄的小胡同，读者流失了，艺术质量降低了，社会价值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而新诗创作也成了“小沙龙”“小圈子”的唱和。

中国几百所院校从事新诗研究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扎了堆，许多人盯着几个新诗诗人或有限的新诗作品反复论评，有点甚至是拿几个诗人进行“造神”式地吹捧，靠这来出名、评职称、混饭吃，这样一来，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

新诗理论批评也出现了许多缺少学术价值的文本。

衷心希望新诗界的同仁培养创新意识，开拓中国诗歌批评研究的新领域。

也呼吁广大诗歌研究专家多多关注传统诗词、散文诗、儿童诗、歌词，呼吁广大诗人走出狭隘的自我，写出多样化的艺术化的诗歌作品。

　　总之，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诗歌传统的国家，新诗是不会消亡的，但只有建立了真正的现代的开放的系统的诗学，新诗就可能重新飞跃，而中华诗歌将赢得世界的亲和和人类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