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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简史第五章
第五章加洛林王朝的欧洲约700—850年
导读
在八世纪,拜占庭帝国控制着君士坦丁堡以南一大片扇形的区域,在西边他们远至撒丁岛,东边则越过巴尔干半岛南部,延伸至小亚。
拜占庭已不如一个世纪以前的它那么庞大和繁荣,但其政治和文化力量仍然引人注目。
在公元700年的时候,倭马亚王朝已经征服迦太基两年了,他们的士兵在那里享受阳光,并且进展神速,向西到达北非,然后迅速进逼伊比利亚。
公元700年那时的伊斯兰其政治和文化力量还没有一个世纪后的它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对于北非的柏柏尔人来说,也已经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了。
八世纪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力量使得法兰克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相形见绌,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是伟大的城市——是辽阔的商业网的中心,汇集着许多卓越的图书馆,也是皇帝之所在,这些帝王们在那个通讯不便及政权地方化的时代,尽最大可能地施行中央集权。
而法兰克人则是一群农民,没什么值得命名的城市;他们值得自豪的仅仅是一些基本没有藏书的修道院图书馆(而这少数图书馆还是向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流亡者学习的结果,而不是法兰克僧侣或修女努力的结果);而在他们的领土上,分裂着许多墨洛温王朝辖下的小王国,没有一个有效的统治中心。
不过到了八世纪,法兰克将会把西方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这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称作加洛林帝国。
这是一大群由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公元768—814年)统一起来的繁星般散落的领土,他在他那狡诈的父亲和坚韧的祖父建立的成果上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功勋。
不过查理曼并不只是一个征服者,因为在他的国家里过去遗留下来的多种文化——高卢—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有蛮族文化——开始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
查理曼本人就见证了这种融合。
他穿着法兰克式的裤子,却顶着罗马皇帝的头衔;他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却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虽然他抱着虔诚地热情去祈祷,但他也随意抛弃妻子,并且准许他的女儿们跟她们的情人开放地交往。
高卢—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蛮族文化的混合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欧洲文化。
在九世纪,法兰克跟拜占庭及伊斯兰帝国相比仍然是一支普通的力量,但它比一个世纪前的法兰克已经走了很远了。
在查理曼的一生中,“欧洲”和“基督教世界”在他的脑海中占着很重的地位。
ScholarswroteaboutEuropaandcalledCharlemagne’sempireaRegnumEuropae,or“realmofEurope”。
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们同意,把查理曼的成就概括起来,就是创造了“最初的欧洲”。
一些地理学家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欧洲自古就在那儿了——一块地图上清晰可见的大陆,历经几千年的地震,火山,侵蚀,也没有什么变化。
也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欧洲”这一概念在八世纪时相对而言还是新出现的。
这个词是来自希腊和罗马文化,其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泰尔(大体上就是指今天的黎巴嫩)国王之女,欧罗巴,如何追逐到西方,然后被宙斯强暴。
不过欧洲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直到中世纪早期,作为一个跟东方的亚洲和南方的非洲不同的欧洲这一概念,才开始浮现出来。
尽管今天我们通常定义欧洲为一块地理上的大陆,但查理曼和他的同时代人是把它定义为一个宗教上的实体——一个“基督教世界”,一个确实存在的基督教王国。
西维尔(西班牙西南部古城)的伊西多尔在他写的《辞源》一书中通俗地如此解释欧洲这一概念:
诺亚的儿子们把世界瓜分——雅弗得到了欧洲(基督教之地),闪得到了亚洲(闪族之地),而哈姆得到了非洲(仆役之地)。
这种地理大陆与宗教和民族特性联合起来阐述的概念被长期采用,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美国奴隶主仍然引用圣经中关于哈姆是其兄弟们的奴仆的条文,为他们虐待非洲黑奴的行为辩护。
不过欧洲和基督教王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按地理标准来说,伊比利亚完全是欧洲的一部分;按照宗教标准来说,自公元711年后,伊比利亚由于阿拉伯的逐步征服,已经失去了在西方基督教王国中的地位。
从某个标准来看,在中世纪,犹太人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一样,都是欧洲人;按另一个标准来看,他们又是陌生人,在基督教世界中只有一小块立足之地。
不管是欧洲王国还是基督教王国(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西方基督教王国,因为很显然,拜占庭帝国是另一个基督教国家),查理曼帝国跟古时的西罗马帝国都有着深刻的不同。
在他的经济组织中农业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而他的文化则集中在修道院,教堂,以及贵族法庭(皇家巡回法庭——这是早期译本中的说法)。
再者,尽管查理曼把他的权力延伸到意大利半岛,但他活动和利益的中心还是在法兰克北部。
总而言之,他的帝国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面向地中海的;它的轴线在北方,在莱茵河畔。
加洛林王朝早期
八世纪的法兰克
简单的说,八世纪法兰克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非常艰苦。
好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气候都是有点冷,有点潮湿,虽然气候有过短暂的提升,但没人敢为此打赌说气候会一直好下去。
这片土地人口稀少,在大片覆盖着森林的土地上孤零零地分布着村庄,越过森林的只是一些粗糙不平的道路(除了那些古罗马时期修成的,现在仍然在使用的路以外)。
家族的扩展还是很重要(Extendedfamilieswerestillimportant);血亲复仇仍然存在,要么结成世仇,要么赔偿了事;婚姻很难和同居划分开来;而社会组织中最基础的单元是家族单位。
收获通常不丰,每蒲式耳种子经过耕作可以得到两蒲式耳的回报。
由于每个家庭都要储存一些谷物用作下一年的种子,这就意味着每一次收获或多或少只是果腹而已(justamatterofrunninginplace——这里值得商议)。
即使是果腹,对于那些用着粗糙工具,要向地主们缴纳大量地租的农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这些农民有的是奴隶,整日工作在他们主人的地产上;其他的是农奴,部分时间工作在主人的地产上,部分时间工作在分配给他们家族的土地上;还有少数人是自由农——就是说,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拥有着土地,即不用向贵族缴纳地租,也不用为他们服务。
例如,一个农家妇女,可能是一个奴隶,被迫在工作间整日编织衣物;她可能是个农奴,一周在她主人的地里工作两次,其余的时间则在她的家族掌握的土地上工作;又或者她可能是个自由人,种着一小块土地,不用向任何人交租——也不得到任何人的保护。
这块村落孤立分布,农民艰苦劳作,交通落后不便的土地,由土地的所有者统治着:
国王和王后,贵族,僧侣,以及主教。
那些“名门”人士和普通农民一样,依赖他们亲戚的相互帮助,只不过他们的家族网更加大一些,复杂一些,这还得感谢一夫多妻制(只有他们才能养得起多个妻子)和非法同居。
他们通过家族土地,抢掠,以及相互赠礼来充实自己。
在贵族之间,赠礼是一种相互竞争和提高声望的手段;也是领主或领主夫人的手下们向他们效忠的原因。
在国王和他们的手下这种最高级的关系中,从征服过程中抢掠来的皇家礼品是贵族和他们侍奉的君主之间的纽带。
征服和战争组成了贵族世界。
战争使一个贵族从属于另一个贵族。
战争可以让人在战场上展现那男子汉的勇猛。
战争也给了妇女们通过鼓舞人心,制订计划,管理地产来提高家族利益的机会(因为男子都上前线了)。
并且由于高高的男性死亡率,战争也造就了一大批寡妇和女继承人。
战争还是贵族家族的一种重要的利益来源,它产生了新的土地,丰富的赃物,以及不错的礼物。
Wellarmedandwellborn,aristocratsdominatedtheirlocalities,providingthedailyrealityofmilitarymighttranslatedintopracticalpower.
在七世纪,在墨洛温王朝的扩张中,贵族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该王朝的王室从理论上说是这些贵族效忠的对象。
同其他早期中世纪的君主一样,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王后们,一代又一代地赠予土地给下属,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到了八世纪,王室力量相对贫穷了,而贵族力量则相对充实了。
墨洛温还产生了王室内分裂。
在经历了好几代寡妇、儿子以及兄弟之间为王位归属的争夺之后,法兰克分裂成了一些互相分开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有纽斯垂(巴黎和西北部法兰西),奥斯特拉西亚(日耳曼东北大部地区,包括莱茵河畔的土地),以及东南部的勃艮第(见本章后的图5.1)。
随着墨洛温王室权力的衰退,另一个家族——即最终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加洛林的家族——的力量强大起来。
加洛林家族的基础是他们的领地奥斯特拉西亚,在那里他们按照古老的蛮族传统(inthetraditionoftheoldbarbariancomitatus——comitatus?
本地词典查不到)聚集起了数量可观而训练有素的战士。
这些战士将自身置于加洛林家族的保护之下,向该家族效忠,接受该家族的食物,保护,以及供养。
明智的婚姻也是一种重要策略,因为出嫁的妻子们会为王朝带来土地和联盟。
AndtheriseoftheCarolingianswasfurtherenhancedbytheirclaimofsaintlyancestryinbothGertrudeofNivelles(diedinthe650s)andArnulf,bishopofMetz(c.582--641).WhentheCarolingiansbecame“mayorsofthepalace”(thechiefadministrativeofficer)fortheAustrasianroyalhousehold,theyexpandedtheirpowerstillmorebymakingtheposthereditary.随着墨洛温王室的土地日益减少,向其效忠的贵族越来越少,王室力量越来越弱,加洛林家族就成了奥斯特拉西亚的实际统治者。
在公元687海瑞斯特的丕平(公元680—714年)领导他的奥斯特拉西亚军队在特垂(Tertry)战役中取得了对纽斯垂的关键性胜利,从那时起加洛林家族控制了纽斯垂地区。
随着纽斯垂被他们纳入掌中,他们也就有能力统治勃艮第了。
法兰克又一次统一了,尽管是在一个墨洛温傀儡王的名义下统一的。
幕后操纵这个傀儡的是加洛林家族,这个家族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主人的主人了。
查理马特时期(公元714—741年)
海瑞斯特的丕平之子查理马特,“铁锤查理”,是一个富有手段而残酷无情的军事首领。
当穆斯林军队在八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攻击法兰克时,他的领导维护了法兰克的统一。
他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是在公元732年,那次他在图尔斯—普瓦提埃战役中击败了来犯的阿拉伯军队,不过他也在相似的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战争中赢过很多次,在法兰克巩固了他的力量,并且扩展了法兰克国家的领土。
查理马特用征服的土地上的财产以及没收法兰克教堂的财产来奖励他的军队。
尽管教会抱怨连天,却无力反抗这位图尔斯—普瓦提埃的英雄和法兰克的主人。
加洛林王朝也重复着前朝的活动,男性继承人分裂着继承权,这一活动削弱了墨洛温家族。
不过,在几代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位长期统治的男性。
统一主要是靠运气而不是靠政治。
当查理马特在公元741年去世后,他的土地和权力被他的两个儿子,卡罗曼和矮子丕平所分割。
但卡罗曼只统治了六年时间,他在公元747年自愿隐居到蒙特卡萨诺的修道院中,把他的领地留给了他的兄弟,丕平。
矮子丕平时期(公元741—768年)以及法兰克—教皇的联盟
卡罗曼的虔诚隐居给了他的兄弟统治法兰克的无可争议的力量,但矮子丕平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他是实际上的国王,却没有一个名分。
墨洛温仅仅是个傀儡国王,但是取代他们那个享有声望的王朝是件难办的事。
丕平的解决之道是跟教皇联盟。
丕平向罗马派遣一名信使,带去了一个寓意深远(afar-from-theoreticalquery)的问题,他问道,一个无力的傀儡是否还有资格被称之为“国王”。
教皇查克鲁斯一世(公元741—752年)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丕平应该成为法兰克的国王,并且应该在他那神圣的宫殿里由教皇的代表实施抹圣油的典礼。
这一圣油典礼在公元751年一个吉日里在索萨斯(Soissons)进行,它通过最强力的精神扶持巩固了这个新的王朝:
加洛林家族从此不仅是靠力量来进行统治,也是靠上帝的宠爱。
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被剪去了他那一头长发(他们王族的标志),并被送到一所修道院里。
不久后,一位新的教皇,史蒂芬二世(公元752—757年),向北来到法兰克,他亲自为丕平涂抹圣油,并且在圣迪尼斯的皇家修道院中为丕平加冕,因此在他的安排下给予了这个新近出现的加洛林王国一切精神上的合法性。
查克鲁斯一世和史蒂芬二世支持矮子丕平是出于一种很不错的实际理由:
他们在为确保他们在意大利的地位而奋斗,他们需要一位强力的盟友。
作为对矮子丕平精神支持的回报,他们也要求他的军事回报。
长期以来教皇都试图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确立一个自治的国家。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皇常常向拜占庭寻求帮助以对付伦巴第人,伦巴第人虽然也是基督徒,却对教皇的独立存在构成一种不祥的威胁。
但当矮子丕平寻求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两种新事态促使教皇从寻求拜占庭的帮助,转向寻求法兰克的帮助。
第一,拜占庭皇帝最近接受了破坏圣像主义,这是一种跟罗马教皇对立的行为。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这一轮辩论的核心集中在圣像所扮演的角色上——就是说,基督及圣徒们的雕像和画像上。
有些人认为凝视这些圣像是一种很有用的鞭策;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偶像是一种不正确的崇拜。
当拜占庭皇帝开始查封圣像时,他们的法令给西方教皇带来了麻烦,因为教皇认为圣像破坏主义是异端,有悖基督教传统。
长期以来反对崇拜圣像的辩论都非常流行,教皇对于需要仰赖异端皇帝的军队来保护他们自己这一点感到忧心忡忡。
第二,即使没有接受异教帮助这个争论,对于拜占庭是否能提供教皇所需要的军事力量的怀疑也在不断增长。
拜占庭面临着近在门前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而拜占庭人似乎也扛不住强有力的伦巴第人。
在750年伦巴第人又一次开战了,不仅威胁到拜占庭的控制范围,也威胁到了教皇的领土。
在公元751伦巴第人攻占拉文纳,该城长期是拜占庭在西方的首都,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随着拉文纳的陷落,教皇的地位变得比以前更加不稳定。
所以,当史蒂芬二世在圣迪斯尼教堂给丕平加冕时,他也寻求丕平的军事支持以对付伦巴第人。
丕平责无旁贷,率领他的军队进入了意大利半岛,击败了伦巴第人,并且把他所征服的土地的一部分送给了教皇。
教皇从伦巴第人那不祥的压力下解脱了,但他还得到了一些更为长久的东西:
“丕平的献土”,一块被丕平正式承认的土地,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由教皇统治。
从这块土地上慢慢发展出了教皇国,一个由教皇统治的国家。
教皇国在意大利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十九世纪晚期,而甚至在今天,教皇国梵蒂冈,曾经辉煌的教皇国所剩余下来的一块土地,还是在意大利范围内保持着自主权,每一个集邮者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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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给予取得了实际上胜利的加洛林王朝以精神合法性的回报,教皇也从伦巴第人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并且确立了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世俗力量。
大概在同一时期,教皇开始提出关于世俗权力的更广阔的声明。
在公元740年左右,罗马教廷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礼”的文件,这份文件声称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译者注)送给教皇一顶帝国皇冠,把罗马割让给他,把意大利割让给他,吧整个西方都割让给他。
据称教皇退还了这顶皇冠,但保留了大帝所赠送的统治权。
从此教皇可以把加洛林王朝当做一个附属国——一个由教皇委派的代表所统治的成员国。
“君士坦丁的赠礼”也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伪造文件。
那位炮制这份文件的精明的办事者也许抗议过他不会造一个改写历史的东西,只能做一个确实发生过的事件的证据(而在这事件中这份文件很不幸地散佚了)。
其他人则非常不同意这份文件,因为这份伪造的文件支持了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广阔声明,即宣称教皇权力覆盖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
这份声明在整个中世纪都遭到怀疑和反对,但它有时却比其它伪造物要成功。
这份文件本身难辨真伪,直到十五世纪才发现其伪造身份。
矮子丕平,和所有早期中世纪成功的国王一样,是一个能干的战争领导者,继承了他父亲,查理马特的军阀传统。
除了在意大利半岛击败伦巴第人外,他还在阿奎泰尔地区给予穆斯林压力,迫使他们跟法兰克保持和平。
他于公元768年去世,留下了一个比他接手时更大更有力,以及组织更加良好的法兰克。
但也许他最具标志性的贡献是跟罗马教廷的联盟,这一举动影响了中世纪王权很多很多代人的时间。
圣伯尼菲斯(公元675—754年)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布道
当查理马特和矮子丕平在巩固加洛林王朝时,另一种联合正在法兰克之外进行着:
西方基督教国家通过传教行动不断扩张。
盎格鲁—撒克逊的修道院,由爱尔兰和罗马双重传统所充实,成为了西方最充满生气的修道院,并且他们培养出了许多僧侣——有时是修女——这些人成了七世纪和八世纪的福音布道者。
随他们的布道而来的不仅是基督教,还有制度化及对教皇的忠诚。
这些人中最关键的人物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本尼迪克派僧侣,圣伯尼菲斯。
他在不列颠南部修道院中长大,在公元716年离开故乡威塞克斯,在弗里斯兰人中传教。
直到他在公元754年去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让弗里斯兰人,图林根人,海塞人,以及巴伐利亚人中的异教徒变成基督徒的事业。
他有六英尺多高(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在异教徒中出名是由于一次他砍掉了一颗异教徒们所敬畏的橡树。
他赢得了皈依者,在莱茵河东岸建立了本尼迪克教会。
他经历过沮丧时刻,在那次他给盎格鲁—撒克逊修道院长写的铭文中如此写道:
“一位老人被日耳曼海的暴风雨摧折了”。
尽管如此伯尼菲斯建立的许多修道院——特别是海塞的富尔达大教堂——还是成为了学术和传教的中心。
终其一生,他是一位专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以及本尼迪克派教规和教皇的代理人。
就如他在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承诺的那样,“我将为您和您教会的繁荣尽犬马之劳”。
伯尼菲斯得到了查理马特和他的儿子们,卡罗曼及矮子丕平的支持。
但是查理马特,虽然非常愿意支持伯尼菲斯在弗里斯兰人及其他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却不希望伯尼菲斯干扰到他自己所有的法兰克教会,或者对他掌控教会地产的做法提出什么诘难。
查理马特在公元741年去世后,伯尼菲斯可以把他的精力用在法兰克上了,不过法兰克教会总体上看急需改革。
毕竟许多地区都还没有神父;偶尔有些农民的信仰会突然转向异教;并且报道甚至说这些神父自己有时候都不可避免的向异教神祗献祭。
在卡罗曼和矮子丕平的鼓励下,伯尼菲斯召开了一系列改革法兰克教会的宗教会议。
在跟教皇的紧密合作下,他效仿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教制度和罗马教廷制度,并且更加强调纪律,以此重新塑造了法兰克的教会组织。
他以本尼迪克派教规为标准改革了法兰克的修道院,策划确立了修道院学校,为被委任的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加油打气,并且为本地教区及教区教堂构成的合理系统的发展而工作。
因此,伯尼菲斯不仅领导了在莱茵河东岸(位于今天的德国)建立新教会的基础工作,也领导了法兰克教会的改革。
除了这些,他还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设计师。
并且自从他所改革的法兰克教会的主教,修道院男院长及女院长能够作为加洛林王朝有价值的仆人后,伯尼菲斯就能够部分进行加洛林政府的行政方面的改革。
伯尼菲斯在很多年后结束了他的法兰克生涯。
在公元754年,他回到弗里斯兰,在差不多四十年前他在这里传教过,而现在这里仍然被关注着(andasourceofcontinuingconcern)。
这一年还没有完,他就殉教了。
庄园制
八世纪早期,是一个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统一与伯尼菲斯领导的宗教统一的年代。
与上述两者完全不同的第三种统一也在这些年中完全成型:
我们现在称之为采邑制的农村制度的出现。
关于采邑制的起源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并且充满争议,但它主要特色是形成于八世纪的法兰克,是一种在村庄,森林以及荒地这些土地上人为划分的采邑领地。
有时采邑的边界跟村庄的边界相一致,有时却又不一致。
从本质上来说,采邑制将拥有土地的精英们跟农民们用一张社会义务网联系起来。
采邑土地属于一个所有者——一位领主或一位女领主,主教,或者修道院;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劳工属于农民——有些是奴隶,有些是农奴,有些是自由农。
大部分采邑由一块生产地(即,在这片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被送到采邑仓库中)及租给农民们的房屋构成。
按理想情况来说,每块出租屋区域都是由居住的房屋,以及一块足够支撑一家所需的地皮(这样一块地皮到底应该多大随区域不同而各有差异)所构成。
奴隶们在这里居住,由庄园所供养,他们用其全部的工作来回报这种供养。
农奴为他们自己的地皮工作,也通过为领主的生产地劳作来支付部分地租。
自由农通常不用为别人义务干活,但需要用现金或者货物来支付地租。
有趣的是,妇女和男子在这三个群体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妇女更多地是作为奴隶为庄园整日劳作,而男子更多地是作为有住宅的农奴。
这种情况是庄园政策如此,还是对劳工的特别性别分隔的结果,或者甚至是杀女婴造成的结果,这些还不清楚。
在所有这些工人——妇女及男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奴隶,农奴以及自由农——背后的是采邑所有者,一个不仅从其劳工的劳作上获利并且还主宰着这些劳工的生活的人或机构。
大部分的采邑都拥有司法权,因此其所有者可以颁布规则,解释司法判决,惩处犯罪,或者具有一些公共权力。
采邑上的领主或女领主也被认为有义务保护佃户,在暴力年代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随着采邑的经济和司法权的发展,早期中世纪欧洲的离心倾向达到了它的顶峰。
对许多农民来说,“政府”一词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服务的采邑,因为在这个本土环境中他们的生活被保护和管理。
对许多贵族来说,他们作为采邑的领主或女领主的权力给他们带来了财富,权威,步兵,以及有时还包括对整块采邑区域的控制权。
而对一个像查理曼这样的国王来说,采邑制将变成一种在一个地方化的世界中实施中央集权的计划中的基础部分。
例如,他最后试图要求每四个劳工住宅中为他的军队提供一名步兵。
查理曼大帝时期(公元768—814年)
查理马特及矮子丕平是非常成功的男人,不过他们还是被他们的孙子和儿子,查理曼给比下去了,查理曼是个杰出的军事领袖,一位罕见的雄才大略的国家领导,一位教会的盟友,以及学术研究的好朋友(见图5.1)。
查理曼跟同时代的人相比,不论是功业还是个人,都是很突出的。
他有6.35英尺高(6’3½’’),粗壮的脖子,以及啤酒肚(这在一个饥饿贫穷比充足富庶要严重的社会中可是个不错的特征)。
感谢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公元770—840年),他的《查理曼传》成书于查理曼大帝死后的第一个十年内,由这本书,查理曼得以给后人留下一个立体的形象。
艾因哈德本人身材不高,怀着满腔热情书写他这位特大英雄。
尽管他整段整段剽窃了西托尼乌斯的奥古斯都皇帝传,但在他的查理曼传中还是有很多他自己关于查理曼的行为和特征的评价。
艾因哈德出身于富尔达的圣伯尼菲斯修道院,在查理曼的宫廷中服务多年,因此对这位皇帝有详细了解。
在这部传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艾因哈德对查理曼的热情赞赏,然而这位作者不但看到了查理曼的长处,也看到了他的缺点:
他无论是吃饭还是饮酒都有节制,在饮酒方面更有节制,他讨厌任何人酒醉,特别是他本人或者他的部下醉酒。
不过他却没法从食欲中解脱出来,经常抱怨说斋戒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饮用啤酒及其它一切饮料上都非常节制,一般不允许一餐饮酒超过三杯。
因为加洛林时期的杯子容量更接近今天的品脱,而不是今天的一杯那么大,所以查理曼在饮酒上的节制也是相对的。
查理曼可以是温和与健谈的,但他也可以是冷酷无情的,他的臣民对他既有敬仰,也有畏惧。
不过,艾因哈德的传记中最吸引人的一段文字描述中,他既有皇帝的生活方式,又带有某些个人色彩,这段描述更多的显示出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传奇英雄的模糊影子:
他认为他的孩子们,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都应该在开始接受教育时就学习多种查理曼本人也学过的自由的技艺。
后来,他在他的儿子们长到合适的年龄时,就让他们接受训练,学会法兰克式骑术,学会格斗,学会狩猎。
而他要求他的女儿们学习怎样纺羊毛,怎样用羊毛织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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