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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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
陈嘉庚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
(2012-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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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此文选自笔者书稿《第一公民——陈嘉庚评传》,谨以此文纪念陈嘉庚先生逝世51周年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
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一代海外华侨领袖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1906年,孙中山从法国赴日途中经经过新加坡,在晚晴园(注:
晚晴园坐落在新加坡大人路,占地1800多平方米,已有百年的历史,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旧址,也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现为新加坡的游览胜地之一。
)主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加入同盟会,新加坡自此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
陈嘉庚与孙中山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滔滔不绝的演讲,在陈嘉庚心中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也让陈嘉庚萌生了革命的冲动。
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同盟会在晚晴园秘密集会,陈嘉庚亦受邀参加。
当晚讨论的内容中,有党旗设计的议题,这引起同盟会员们激烈的争论。
对于青天白日与会者意见无多大分歧,但对于是否选用“满地红”作底色却颇有争议。
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侍者进来为大家送水,水杯放在孙中山面前时,一滴朱砂汁从他手中的毛笔尖上落入杯中,杯中立时泛起一片鲜红,中山先生端起水杯说“红乃幸运之色”,将杯中水一饮而尽,也算为党旗设计的争论划上句号。
“青天白日满地红”遂成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党旗。
陈嘉庚有幸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幕,但对后来国民党人将此青天白日旗做为国旗却不赞成。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陈嘉庚资助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
临行前,孙中山又向陈嘉庚先生提出,回国后如个人需款可否提供帮助,陈嘉庚慨然允诺。
孙中山回国后拟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来电请求陈嘉庚给予他个人经济上的帮助,陈嘉庚立即汇寄五万元。
这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收到的数额最大的捐款之一。
孙中山在南京就职
南京政府成立后,许多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纷纷从海外回国,许多人担任了各级政府的要职。
这时候也有人劝陈嘉庚到南京去找孙中山,陈嘉庚却不为所动。
比起做官,陈嘉庚更感兴趣的还是教育。
他认为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教育,如何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这才是大事。
民国建立之后,陈嘉庚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创办集美小学校,以此“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
1921年4月,陈嘉庚筹划已久的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校校舍开学。
陈嘉庚请同盟会结识的汪精卫出任厦大首任校长,可汪精卫哪有时间心思办学呢?
虽欣然接受邀请,却根本没有时间赴任,仍然热衷各种政治活动。
陈嘉庚只好婉言请其辞职,另委任邓萃英博士担任厦大校长。
邓萃英也是一心多用,虽一面接受陈嘉庚邀请,一面却又不愿辞去在北京教育部的官职。
一学期后,陈嘉庚也只好请他辞职。
一年不到,厦大三易校长,陈嘉庚甚为苦恼,只好恳请好友林文庆博士出山担任厦大校长。
与此同时,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也看上了林文庆。
重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广泛延揽人才,励精图治,创办黄埔军校、组建政府各部,决心推翻北洋军阀政府。
1921年5月,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希望学贯中西的林文庆能来广州襄赞外交。
面对几乎同时到来的聘请电,林文庆十分为难。
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而陈嘉庚希望教育救国,独资创办厦大,却举步维艰,出师不利,他也不能坐视不管。
一年三易校长,做为挚友,更有义务帮助他度过难关。
林文庆考虑再三,发电报到广州,直接征询孙中山先生的意见。
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怀,更感念陈嘉庚先生对自己的支持,孙中山很快就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大主持校务。
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外交官,而陈嘉庚先生却得到了一位好校长。
自从新加坡一别,陈嘉庚就没有再见到孙中山,但两人文电往还,始终保持着联系。
陈嘉庚知道中山先生政务繁忙,平日尽量不去打扰他。
可是,为了集美学村的安危,曾不得不能孙中山写信,请求帮助。
陈嘉庚从民国建立之初,回乡开始筹办集美小学校,仅仅十多年时间,就将集美学校扩展成为拥有11所独立学校的“学村”。
而集美学村的名称由来,也与孙中山先生有一段特殊的联系。
1923年夏,闽军和粤军在闽南发生混战,闽军以数干人驻扎集美学校与粤军隔海对峙,严重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9月3日,集美学校华侨学生李文华,乘船去夏门途中被闽军开枪射杀,引起集美学校师兰极大愤慨。
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迅速作出反应,请林义顺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分别致电闽军、粤军首领,要求他们将驻军撤出集美学校。
根据陈嘉夷的指示,集美学校校长校长叶渊倡议交战双方将集美学校做为永久和平学村,拟具请愿书等相关文件,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承认。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亲自批准此案。
同日,又以大本营内政部第36号批文,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给予特殊保护:
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徵,芽蘖干霄,人才攸赖。
兴言及此,宁忍摧残!
应请贵省长、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扩,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太平之利。
孙中山的命令与批文,使得陈嘉庚倡议的集美“永久和平学村”地位得到官方的承认,免于炮火兵灾,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见证了陈嘉庚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友谊。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深具爱国思想与民族大一统一思想的人。
作为海外华侨,他深知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对侨胞意味着什么。
理解这一点,才能够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陈嘉庚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所作所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也迅速蜕变为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在残酷屠杀和清除了共产党人之后,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分裂,形成了宁、汉、沪三个政治集团。
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又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名义进行活动。
此外,还有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也与蒋介石的“中央”分庭抗礼。
特别是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每期都报道国内的各种消息。
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政治局势,期盼能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
宁汉对立最终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实现合流,但内部还是纷争不断。
蒋介石一直设法排除异己,而汪精卫仍坚持反蒋,而但不管怎么说,国际上已经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这让陈嘉庚感到欣慰。
他特意写了一了一幅手谕“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命报饭经理挂在墙上。
此时汪精卫虽然身在德国,却仍然通电联络国内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反对南京政府。
陈嘉庚大不以为然。
从私人关系上说,陈嘉庚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与汪精卫却是很好的朋友,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南京政府,完全是出于公心:
“特念外国经已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
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
”
基于这样的理念,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央政府,先后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广西军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坚决反对“西南异动”。
在致广西军政当局电文中,陈嘉庚苦口婆心劝导:
“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
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
”
这一年,蒋介石迎来五十寿辰,国民政府发起向蒋介厂“献机祝寿”运动。
驻英国大使向驻马来亚总领事发来电报,要求动员马来亚华侨捐献国币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献给蒋介石。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嘉庚将此事看做一场爱国运动,不仅接受了这个任务,还出面与英国殖民当局斡旋,请当局允许他们开展捐献活动。
因为捐献军用飞机明显违反了当局制订的军械管制的法律。
在陈嘉庚的努力下,马来亚各埠华侨踊跃捐献,共募得资金一百三十余万元,购军用飞机十三架,成为当时国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嘉庚努力大大提高了南京政府在海外华侨心中的威望,尽管他对南京政府派驻海外的一些官员十分不满,时不时指出他们的劣行,但在抗战这个大前提下,陈嘉庚只有一个目的:
自觉维护大局,一切为了抗战。
七·七事变之后,陈嘉庚在南洋各国华侨的推举下,先后担任南洋筹赈委员会主席与南侨总会会长,为支援祖国抗战募集了大量捐款。
上图:
陈嘉庚率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
下图:
蒋介石与宋美龄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3月28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接见了陈嘉庚一行。
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
蒋介石与陈嘉庚,一位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袖,一位海外华侨威望最高的领袖,虽然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谋面,但彼此神交已久,并不陌生。
67岁的陈嘉庚是一位有几分矜持几分拘谨的老人,而蒋介石也并非健谈之人,第一次见面是礼节性的,大家互致问候,寒喧之后陈嘉庚便告辞了。
十天之后,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设宴款待陈嘉庚时,气氛已经显得十分融洽。
席间,蒋介石问陈嘉庚对重庆的印象,陈嘉庚说,对政治他是门外汉,说不出什么,看见重庆交通便利,战时还能大兴土木搞建设,他由衷感到欣慰,惟对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人力车肮脏不堪,有碍观瞻感觉不是很好。
蒋介石倒也从谏如流,几天后,陈嘉庚就发现路上的人力车干净了很多,只是一些官员的汽车还是肮脏如旧,这让陈嘉庚觉得不可理解。
数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嘉陵宾馆再次设宴款待陈嘉庚率领的南侨慰问团一行,一干党政要员及国民参政会议员作陪。
宴请的菜式十分简单,四五样本地所产的肉类加蔬菜,再配上面包,算是简朴的中式西餐,虽不算大快朵颐,却也足以吃饱。
陈嘉庚听说过蒋介石提倡节约,请客吃饭一向比较简朴,这让一向反对铺张浪费的陈嘉庚感到欣慰。
席间,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南洋华侨的状况,陈嘉庚据实以告,并希望等战争结束后,政府要重视侨务工作,加强同海外华侨的联系。
慰问团在成渝居留期间,陈嘉庚与蒋介石多次会面晤谈。
有桩心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几次想说,却欲言又此不知从何说起。
一年前,友人送陈嘉庚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
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时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后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人翻译,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的书刊审查,才改名《西行漫记》。
通过这部书,陈嘉庚第一次对共产党有了真实的了解并产生了好感,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这让他对共产党人的好感更进一步。
此次回国慰问,他非常想到延安看看。
斯诺,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冒着危险到陕北去寻找这群共产党人,他陈嘉庚为什么不能去呢?
可他一到重庆,就听到了许多关于国共不和,摩擦不断的传言。
作为海外华侨领袖,又肩负着动员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重任,他真心希望国共精诚合作,一致抗日。
到重庆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派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来拜会陈嘉庚。
虽然系初次见面,陈嘉庚开门见山地就对这三位共产党人谈起他拜会重庆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时听到的一些两党“恶感严重”的传言,表示对此“心中焦灼,莫可言喻”。
面对陈嘉庚的疑问,叶剑英等坦诚地作了回答。
并邀请陈嘉庚参加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为他举行的茶会,陈嘉庚欣然答应前往。
叶剑英等人告辞时,给陈嘉庚留下三件产自陕北的羊皮袄。
客人走后,他抚摸着这些羊皮袄,再次陷入深思。
他希望这次回国慰问的旅途也有去延安的行程。
几天后,叶剑英、林伯渠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亲自陪同陈嘉庚乘船过江,前往嘉陵江对岸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为他举行的欢迎会。
在座谈会上陈嘉庚再次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热忱与坦诚,当面答应了叶剑英等人的邀请,表示愿意前往延安看看,拜会共产党领导人。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迅速向延安作了汇报。
毛泽东也亲自向他发来邀请电。
陈嘉庚是一位坦诚的人。
国民政府安排的慰问之旅中并没有延安,他希望能有适当机会当面向蒋介石汇报去延安的想法。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由于二战爆发后,英国人加强外汇管制,华侨向国内汇款受到很大限制,每月减少侨汇在千万以上,就连华侨支援国内的捐款也不例外。
陈嘉庚希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此事,由政府出面与英国当局交涉。
蒋介石在成都又多次宴请陈嘉庚,并抽出时间与陈嘉庚单独谈话,让陈布雷很认真的记下陈嘉庚反映的事情,电令宋子文与驻英国大使联系交涉此事。
谈话结束时,蒋介石关切地问起陈嘉庚接下来的慰问行程,似乎他已经知道陈嘉庚将往延安慰问的事情。
待陈嘉庚说出将往延安的想法后,蒋介石开始大骂共产党,希望能阻止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陈嘉庚平静地听完蒋介石的话,仍然以平和但却坚决的语调回答说:
“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处,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
蒋介石只好叮嘱陈嘉庚——“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注:
《陈嘉庚回忆录》第109页。
东方出版社2010年出版。
)
陈嘉庚辞别蒋介石,从1940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西行慰问之旅。
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那群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陈嘉庚并不陌生。
1932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闽南重镇漳州,陈嘉庚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有一家商行,存放在这家商行仓库里的几万双胶鞋全被红军“没收”了。
尽管如此,陈嘉庚还是对《西行漫记》里写到的毛泽东感到着迷。
他想亲眼去看看这个连斯诺都认为“有一种天命的力量”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陈嘉庚取道西安,终于抵达了延安。
1940年6月2下午,陈嘉庚偕慰劳团成员候西反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早已在窑洞前的坡道上等候他们到来。
陈嘉庚仔细打量着毛泽东,觉得他与自己此前众报刊上所得到的印象差不多,只是头发比想像中更长,而且还带着一点病容。
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已经生病多日,陈嘉庚觉得生病的原因可能与窑洞中太冷有关。
毛泽东所居住的窑洞陈设十分简单,而且没有生火,在早春时节显得有些阴冷。
毛泽东说,他是习惯晚上工作,每天都睡得很晚。
陈嘉庚建议毛应该改变作息规律,早睡早起,还应该适度锻炼,这样说不定身体就会好起来。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位从南洋回国到延安的女大学生也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让陈嘉庚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学生进来就坐参加谈话,似乎一点也不拘于礼节。
不一会,曾在集美学校就读的陈伯达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参加谈话,也是一进门就坐下,没有一点客套。
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毛泽东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
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他们的谈话得依靠一位华侨学生和陈伯达的翻译,但这并没有妨碍陈嘉庚和毛泽东的交谈。
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自己窑洞门前摆开了“晚宴”,一同参加宴请的还有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朱德、陈绍禹夫妇和陈伯达等,共十余人。
这个“晚宴”比起蒋介石也算简朴的宴请,比起一路上国民党人的招待,可以用“寒酸”来形容,但就是这寒酸的晚宴,让相信“眼见为实”的陈嘉庚感到很兴奋,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多了一重了解。
陈嘉庚把对这次晚宴的印象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宴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
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
陈嘉庚在延安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见面,更加深入的交淡。
谈话间,陈嘉庚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
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抗战期间,凡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毛泽东满口应承,他对陈嘉庚说,所谓国共摩擦,都是下边一些人蓄意制造而中央政府又偏听偏信,希望陈嘉庚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解释。
如果回到南洋,也希望向海外侨胞们如实介绍延安的情况。
陈嘉庚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其实,还不等回到南洋,陈嘉庚就把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向沿途见到的许多国民党要员如实介绍,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许多国民党要员并不愿意听他陈述,这让他十分难过。
当然,蒋介石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陈嘉庚提出的意见。
陈嘉庚第一次向他报告西北之行,两人几乎不欢而散。
时隔一日,蒋介石又通过组织部长朱家骅邀请陈嘉庚往嘉陵江对岸的黄山别墅共进午餐。
白崇禧、卫立煌、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宋美龄等作陪。
蒋介石大概也觉得前一天会见陈嘉庚时,自己不免有些失态,因而在这天设午宴招待陈嘉庚时,很诚恳地一再要陈嘉庚谈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陈嘉庚坦言对于党务是门外汉,“国内国民党事,实不能答,若南洋余即知大概”,遂向蒋介石谈了他对国民党派往南洋的那些要员种种行径的不满。
这时,白崇禧插话说,以后每年可以由政府派专员到南洋视察,以解决这些问题。
陈嘉庚不客气地说:
派专员也未必有用!
“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迎接,汽车许多等候,应接尚不暇,非舞厅则游艺场,若教育机关未能一步行到,何能视察实情,侦察弊端!
”
蒋介石立即指示吴铁城:
“此后派人到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
”
谈话间,响起了空袭警报,众人立即前往防空洞躲避。
慌忙间,陈嘉庚竟忘记带手杖就进了防空洞。
一小时后,警报解除。
众人出防空沿往回走时,蒋介石发现陈嘉庚没有手杖,就将手杖交给陈嘉庚,陈嘉庚再三推辞,蒋介石还是执意把自己的手杖给了陈嘉庚,自己空手与宋美龄互相搀扶着拾级而上。
这一举动让陈嘉庚十分感动,终身不忘。
陈嘉庚十分珍惜蒋介石赠送的这件礼物,一直将这根手杖带着身边。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陈嘉庚柱着他赠送的手杖,却与他渐行渐远,最终,又柱着这根手杖走进了新中国,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和600多名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从这一刻起,这位爱国老人已经把自己此后的命运,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不曾分开。
1949年毛泽东与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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