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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推动中国城市转型的策略提升
现代服务业推动中国城市转型的策略提升
摘要: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城市发展,正在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阶段。
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的综合效应,加快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构筑生产、生活和生态相适应的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成为“十三五”期间的战略选择。
因此,必须全面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充分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区域空间重塑效应以及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等,以实现现代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和健康发展,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和区域现代化,全面提升中国城市的能级水准和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城市转型;策略
Abstract:
China’s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urbandevelopmentarebothenteringanewstageinthecenterofqualityandbenefit.Toputeffectintofullplayincomprehensiveeffectofmodernserviceindustry,andtospeedupth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ondevelopmentinChinesecities,aswellastoconstructnewpatternofurban-ruralcoordinateddevelopmentwithproduction,livingandecologicalenvironmentbecomethestrategicchoicesduringtheperiodof13thFiveYearPlan.Therefore,wemustfulfillthedevelopmentconceptof“innovative,coordinated,green,open,andsharedbyall”,meanwhilefullyusetheregionalspatialreshapingeffectsandnationalinnovationdrivenstrategyfromnewurbanizationand“onebeltandoneroad”strategy,soastorealizethestructureoptimizationandthehealthydevelopmentofmodernserviceindustry,andatthesametime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urbandevelopmentandregionalmodernization,aswellascomprehensivelyimproveenergyleveland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hinesecities.
Keywords:
modernserviceindustry;urbantransformation;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144(2016)-01-04(6)
面向“十三五”,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一轮加速期,经济发展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城市化经济的整体发展都进入了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常态”。
在经济发展保持中低速、产业升级迈向中高端的要求下,面向“十三五”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并将带来整体的策略创新,促进我国城市发展加快进入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阶段。
因此,坚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顺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的“外部效应”,提升城市转型的质量和效益,就成为我国城市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顺应“新常态”:
现代服务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策略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城市发展对产业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处理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原则。
如果说,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近年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内部融合及“溢出效应”日益明显。
自2008年到2013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
服务业增加值从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0.4百分点。
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00万个新就业岗位。
这也是我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制造业的比重下调的新挑战下,大多数城市的就业、消费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的原因所在,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
为此,在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之后,按照国际经验,是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服务消费需求进入旺盛期的新阶段,一批新兴的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则呈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都将为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注入更新的内涵和更高附加值,直接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健康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前在美国占GDP的比重为17%,发达国家一般为10%,而我国现在为5%。
可见,仅健康服务业的稳步增长,就会对我国服务业的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愿景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建设经济强国,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具体化,不仅要经济总量高,更重要的是经济质量和效益高,要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服务经济体系,在全球的经济、科技的创新力以及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掌握话语权。
从我国设定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施的阶段性进程来看,在2020年前后,也就是“十三五”结束之时,要实现从基本小康到全面高水平小康,并加快向基本现代化跃进。
在这个目标之下,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主要大中城市,承担着率先基本现代化的探路引领作用,并在2030年前后率先实现现代化。
与此对应,联合国关于世界城镇化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有近20年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而按照我国当前服务业快速增长的趋势,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将要达到50%以上,到2030年前后将冲刺60%比率这个公认的服务经济体系基准线。
由此可见,在“十三五”及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将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由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将构成“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并将影响着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如何在“新常态”阶段保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均衡状态,让服务业的稳步增长、城镇化率的健康提升和城市转型目标的顺利完成,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阶段性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因此,尊重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制订超长期的城市转型战略和服务业发展的推进步骤,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是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的综合判断,面向“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更长时期,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要实现预期的目标,必须强化“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以服务业大发展、构建服务经济体系,推动城市转型、区域现代化和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促进“两个对应”:
服务业增加值与城镇化率提升的对应,现代服务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区域联动转型的对应;充分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这“三大战略”,全面提升中国城市的能级水准和国际竞争力。
具体来说,在战略实施与路径创新的进程中,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
首先,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实施长周期的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战略。
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
但是,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点来看,2010年的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期,这将为已经启动的城市转型提供更大的运作空间,也有利于在这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中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功能提升。
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人口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规律,中国在2038年前后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5%左右。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
同时,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先进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产业升级新机遇。
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现代服务业主导的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规律和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动向都表明,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必须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创新不断攀向价值链的高端,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空间要素集约化,从而使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强化,保持在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体系的核心竞争优势。
中国的城市虽然在转型发展上刚起步,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将更多体现在城市这一竞争主体上,国内的一批城市将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或制高点。
城市的转型发展,抓好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
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到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
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
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
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
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中国当前的城市转型,是在国家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员令下,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下来整体推进的,政府主导的仍然作用更大,如何发挥要素市场的功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
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我国不同层级的城市承担的使命会有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
因此,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2引领“新常态”:
突出现代服务业对城市转型的整体带动
在确定了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体系的构建来引领国内城市的目标定位后,就要进一步按照当前国内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实施差异性的推进路径和对策。
总体来看,我国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分属于成熟期、优化期、提升期、成长期和起步期五个阶段,总体的差别较大,即使是同处一个发展阶段的城市,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创新的侧重点不同,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路径,也是具有差异性的。
加上服务业是门类复杂的综合产业部门,产业门类的不同,决定了其转型的重心不同,推进政策和改革措施也不可能一样。
像北京、上海等服务业在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国际化特征明显,汇聚了众多的跨国公司,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等,未来应进一步强化对文化、人才和创新型企业的包容性,为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提供持续的动力。
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处于服务业优化增长期的城市,要加快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转型的重点应放在科技体制改革、开放型经济优势的树立上。
而那些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很强,应通过加大对创新人才的引进,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壮大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
对于服务业成长期的大批城市,则要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突出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为服务业的发展夯实基础条件。
对服务业刚起步的城市,应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协同效应,注重培育服务业生长的产业环境、制度环境。
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来促进城市转型,服务业企业发挥着主体性的带动作用,因此如何释放市场的力量,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让传统企业实现信息化、服务化的升级,让新兴的服务业企业快速成长,在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业等新领域培育出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是政府服务业政策转型的关键点,也是运用市场化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的目标追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软件和服务外包、研发设计服务、生物、新材料、文化创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工业设计、环境服务、融资租赁、第三方支付、人力资源服务以及健康养老、旅游服务等潜力大、高成长性的新兴服务业,把突出服务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提升服务业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
建议从四个方面来实施服务业企业主体与城市空间的平台载体的协同发展策略:
一是大力培育服务业领军型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样板集聚区,带动城市服务业水平的整体提升。
政府对服务业企业政策激励的重点应该放在“创新的产出能力”上,激励的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企业经济意义上的规模产出能力,应该在“品牌、专利、技术标准、技术先进性”等自主创新方面的产出能力上。
无论新增项目投资、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还是科技项目投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还是对企业的各项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都要突出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价值导向。
政府在培育新兴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应逐步摆脱“保姆”的角色,更多发挥“红娘”的作用,处理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尽量弥补市场作用的缺失,将政策引导作用于企业发展的最关键环节。
二是着力培育和引入生产者服务业,加快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把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结合起来。
“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生身父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制造业升级、分化的结果。
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空间。
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国内城市应该通过产业引导来促进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向服务型企业转型,推动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企业的“跨界”融合,促进服务经济体系更加完善。
政府要不惜拿出优质的空间资源,结合产业基础和空间规划要求,鼓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合作,建设产学研全要素融合的公共服务平台。
注重对传统CBD的升级改造,打造互联网金融功能区。
突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高端平台定位,集研发、设计、采购、物流和营销等多种生产性服务功能于一体,在做大服务业规模、提升服务业水平的同时,强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精心培育、呵护中小服务企业,把服务企业主体培育与营造宽容、包容的城市创业创新的发展环境结合起来。
现代企业在决定选址时更趋向于到制度相对完善、政策透明度高、政府办事效率高、法律和市场环境规范有序的低交易成本地区寻求发展空间。
因此,加强城市制度环境等软件要素的建设,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效率,建设包括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人才服务平台、公共融资服务平台、公共管理服务平台等形式的服务业产业集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宽松自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信誉、等价公平、鼓励创新等制度环境,对于人才资本、知识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就变得尤为重要。
四是注重打造城市的“众创空间”,优化服务业发展的环境,让优秀的创意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汇聚到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各领域中,成为创新创业的核心力量和主导团队。
政府要为“众创空间”的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在审批、登记等方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手续,为人人创新提供公共设施和场所,并从资金和财政上给予适当的扶持。
要坚决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型的创新制度安排,积极构建面向公众、小微企业的创业服务平台,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之间相互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体制。
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全面发力。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迎来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也为国内城市朝创新型、服务型、包容型、生态型和智慧型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持续的新动力。
适应新常态、告别旧常态,进入平常态,真正转变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方式,应对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新型城镇化来提升城市与区域的内生动力,促进国内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据更高的节点位置,就必须构建起适合现代服务业健康生长的政策环境,尤其是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打破长期存在的产业壁垒与行业准入门槛,改变严重的资源非均衡配置和巨大分割的旧格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让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同步互动,最关键的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协同,市场是主导,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
一方面,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行动,有其制度的需要和系统政策设计与推进的合理性,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即使是完全市场经济体系支撑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在一个长周期的转型阶段也是需要政府的系统政策来提供支持的,但关键是在新常态下要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点进行调整,有效约束政府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行政指挥,让企业在行业选择、规模增长、市场拓展和创新路经上有完全的自主权,而不是为了政府的眼前政绩和短期功利,盲目扩张,乱铺摊子,快速做大,进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给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的转型行动带来双重伤害。
可见,应对新常态,政府转变职能,并率先落实到产业扶持政策、城市发展政策的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在经济领域落实的关键。
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破除行业垄断,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服务业领域落到实处,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实现骨干服务业企业在资源整合能力上的新跃升。
特别是在传统服务企业的升级改造上,应允许更多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同时,按照“非禁即入”的准则,放松企业进入管制,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加快进入新兴服务业,通过平等竞争和创新引领,形成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3结语
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市治理方式的变革,让现代服务业全面发挥整体带动作用:
首先,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
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国内服务业领域。
进一步扩大自贸区的试点范围,尽快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提升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弱化传统的政府审批职能,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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