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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30
根据一定原则。
那么,它的分卷原则为何?
很难解答。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实质性的,但也说明《管子》一书有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
(三)主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
<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有二大来源,一是管仲的治国功业和政策思想,二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中所产生的思潮。
如前所述,《管子》一书是学者所崇奉大政治家管仲治国功!
业和政策思想而著述的论文汇编,而它的经济思想则是对管仲经·济思想和政策的阐明和发扬。
因此《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应:
从管仲的经济观点和政策说起。
根据《国语·齐语》、螺管子·大匡·小匡》、《史记·齐太公本纪》、《管晏列传》等历史记.载,管仲相齐桓公时的政策纲领是“作内政而寄军令”。
所谓‘作内政”,就是制定安民富国政策,“寄军令”或“寓军令”,就是治国政策当中的强兵措施。
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的“富国强兵”的农战政策,应即渊源于管仲。
司马迁说管仲在齐国所行的政策是“通货积材,富国强兵”,把“作内政而寄军令”的:
涵义明白地揭示了出来。
关于“作内政”和“通货积财”的具体经济内容,上述材料还有记载。
其一是管仲对于物质财富生产的;基本认识。
《史记》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是管仲所说。
《管子》首篇《牧民》也记载了这两句话,一般对于《史记。
这一记载都无异议。
这两句话表述了物质生产;对于精神和观念的作用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性,非常精辟,不但为后来《管子》作者们所传诵,并且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奉行的格言。
其二是提出“四民”分业说。
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杂处贝叮其言啮(m6ng,忙,言语杂乱),其事乱”(《小匡》。
呓齐语》同。
)管仲说这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
按“四民分业”说是继农业与手工业分工之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出现的商人活动的反映。
管仲相齐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初期,一般来说,私人商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尚属偶然现象,不过齐国地处海滨,人民有经商传统,管仲敏锐地观察到手工业和商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突破了过去“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生产者的社会分职论,而主要从社会经济活动来论述四民分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最早提出的农工商经济活动分工沦,①以后一直为嚼管子》作者所遵引,如在《乘马》、《治国》二篇中,都明确地提到四民分业。
《管子》在(轻重》各篇对商人活动还有更多论述。
其三是关于租赋改革。
《大匡》篇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
二岁而取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所谓“案田而税”,实即按亩征税,征收实物地租,废除劳役地租。
桓公十九年早于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八十一年,是齐国的“税亩”早于鲁国的“税亩”八十多年。
“税亩”是春秋时代废除“公田”和劳役地租的一项重大改革,应成为管仲“作内政”的中心内容,它对于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作用。
可惜留下史料很少,并且此“案田而税”的重要记录,常为史家所忽略。
此外,管仲还进一步提出“相地而衰(音崔)征”的政策措施,即按土地的肥瘠征收不同租税,而不是不问土地好坏征收同等租税。
这项措施,不言而喻,是在“税亩”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
没有“税亩”的改革,不可能有“相地衰征”的改革。
管仲是十分重视“相地而衰征”的改革的,他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齐语》、《小匡》)。
他明确地说出了这一改革措施对于激发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
管仲这一在封建社会具有中心意义的租赋政策思想,后来在:
《管子》书中亦被继承而加以阐发。
其四是管仲重视工商业和货!
币的作用,即《史记,平准书》所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
《管子》有《轻重》十九篇(亡夫三篇,今存十六篇),除《轻重己,篇而外,多论商品流通和货币价格问题,其渊源于管仲的思想,甚为显然。
以上所述管仲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的成就,很自然地成为以后学者议论各种经济问题的思想材料,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战国时代,各种新出现的经济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要求人们重新思考。
《管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又一来源,是时代的各种变革。
这是《管子》经济思想产生晦动力。
从春秋诸侯争霸到战国七国争;雄这一时期,各国相率变法,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
其中著名的,在魏国有李悝的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以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平籴法”,以稳定粮:
食价格。
在楚国,楚悼王起用吴起,实行对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以裁汰“不急之官”,并实行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以开发荒芜地区。
在齐国,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实行“修怯津.而督好吏”的政策,奖励“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惩治·“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由此而“齐国大治”。
在秦国,则有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重农抑工商、变革田制;(“开阡陌封疆”)和军赋制度(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设置;郡县行政制度等,为秦国奠定以后统一六国的基业。
此外,赵国亦实行“任官使能”和“节财俭用"的政策,韩国起用申不害为相,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认为国君要用。
术。
治,使“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以上这些变法改革,都为《管子》作者们提出了崭新的思考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改革,原为贵族下层而身通;“六艺”的“士”越来越受到各国国君的重视,他们常常招侏和;敬重贤士,以进行改革工作。
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棍之事和“礼贤下土”之风。
由于“土”的作用的增加,“土”这个价层空前地活跃起来。
在春秋晚期,孔子已经聚徒讲学,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予世家》)。
随后墨翟也聚徒讲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
此外尚有老庄的道家学说,申、商的法治学说,以及名家、阴阳五行家的学说。
各家学说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齐国在国都临淄设立稷下宫,招徕各国学士,给以优厚待遇,使其著:
陷立说。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土,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策,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芥:
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些学士来自各国,其中有道家、阴阳家、法家,稍后来稷下的还有驺奭、苟卿(见《史记·孟子芍卿列传》),苟卿则为著名儒家。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昌盛局;面,在齐国稷下表现得最为特出。
既然各家学说都在稷下研讨议论,可以设想,以管仲思想与功业之隆,亦必受到当时学士们的极大重视,而思图加以阐发。
《管子》书夫作者名,现存《管子》虽系汉代刘向编,但在韩非之时,已见有《管》书流传(《韩非子.五蠹》篇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则韩非所说的《管》书必作于战国时,而最大可能性是戍于稷下学士们之手。
因此后代研究《管子》各篇作者及时代问题,虽然存在重大争议,大多学者都认为是稷下学士所作。
(四)务本论和富国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生产是最为重要的。
分配决定于生产,;交换和消费也以生产为条件。
在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所以古代思想家的生产沦,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
《管子净也不例外,它的“务本”论,所沦也主要是农业生产。
伺时,《管子}和其他法家一样,它的“务本”是和“富国”密切联系的。
务本是手段,富国是目的。
韩非所说,“富国以农”(《五蠹》篇),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
当然,《管子》所论有它自己的特点。
兹从以下各要点论之。
(1)财富观
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是《管子》各篇的指导思想。
《管子》第一篇{牧民》,即提m.这两句话并加以阐述。
稍加分析,即可知道,这两句话的前半句?
是说国家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人民要有足够的衣食供应;这两句话的后半句,是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政治教化的基础。
从这两句话,可以知道《管子》对于衣食等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管子》重视物质财富生产的立足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切古代思想家的共同思想,但法家则赋予它在政治上更为重要的意义。
《管子》重视物质财富生产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论点,有与其他法家相同处,也有《管子》独自提出的论述。
试与《商君书》对照,在论“多粟”的重要性上,《管子》《权修》篇和《治国》篇所论述的,与《商君书》基本上一致,特别《权修》篇的“壹民”说,与《商君书中的语言也完全相同。
其次,喀管子》《牧民}、《重令》诸篇不单重视五谷的生产,还特别提出桑麻的种植和六畜的繁殖。
这也与商鞅法令“耕织多者复其身”之意相合。
但《管子》在财富以至富国问题的论述上比其他法家都全面而具体得多。
此可于噬立政》篇的论述见之。
“君之所务者五。
……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
沟渎遂子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
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
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
工享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上文列举了“国之富也”的农、林、畜、果菜、水利工程、工事、女事六个方面,实包括了古代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
这里特;卵1值得提出的是,《管子》除五谷而外,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六畜、果菜和手工业制造的必需品。
在《管子》以前,尚无思想家沦水利工程与富国关系。
而《管子》则提出修筑水利工程,使田地既收沟渎灌溉之利,而又无洪水泛滥之患(“沟渎遂于隘。
障水安其藏),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显然具有头等重要作用。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再述。
关于瓜瓠荤菜百果六畜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管子》是给以充分注意的,在《禁藏》篇中,它估计这些食物约占人民食物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它也把这些产品列为国家的重要物质财富。
再次,这里明确地提出非“刻镂”、非“文章”的“工事”和“女事”的手工业产品,都是国家物质;财富的构成部分,也有其重要意义。
因为商、韩的“事本禁末”,没有把奢侈工业品与生活和生产必需工业品区别开来,常使人把他们的“禁末”理解为“禁止一切工商业”,而《管子》的表述则避免了这种毛病。
所以《管子》对于财富的观念,虽然重在农业生产的衣食,但它并不忽视其他物质财富的生产。
而就·它所列举的古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而言,实与现代国家全国物质财富生产总值的概念基本相同,不过{管子》没有对财富生产总值进行统计而已。
就此而论,说《管子》是现代国民财富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性和包括范围)的先驱,恐不为过。
《管子》的{立政》、《治国净等篇,都有“富国,/的论述,这是它从封建国家经济出发在财富观上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但《管子》的富国论与商、韩的强调富国而忽视富民有所不同。
它在《五辅》、《侈靡》、《治国争、《禁藏》等篇,都有关于富民的论述。
不过话又说回来,《管子》虽然重视富民,它也是以富民作为富国的手段,这一点在《治国}篇表明得最为清楚。
这篇开宗明义就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为什么呢了它又说“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非”。
换句话说,《管子》的富民,在于把农民固着于土地上,安心从-事生产,这是封建国家所最需要的,事实上,这也是封建地主经济豹基础。
苟子有《富国》篇,提出“下富则上富。
、“上下俱;富”的理论,《管子》的“富上而足下”带有富民思想的观点。
可以说是吸收·厂儒家的学说。
不过细加考察,《管子)的富国思虑,实介于商、韩法家与儒家之间,而略近于商、韩。
关于{管子》的财富观,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他对物质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产品的使用价值上。
它虽然在《轻重》诸篇,非常重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虽然认识到货币流通有取得更多货币的作用,即兼并财利的作用,但它对于货币如何增殖更多货币,即累积货币财富,还缺乏分析,因而它对于商人阶级通过国内外贸易累积货币财富的作用,亦缺乏论述。
这一点也充分嵌明它的财富观是封建主义的,而不是重商主义的。
(2)欲利论
在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的问题中,包含着为什么重视财富的问题,这也是古代思想家常常提出的如何看待人们欲望和谋取财富的问题。
总的来说,儒家认为人们的欲望和求利活动,要以道德礼义为规范,就是要“先义后利”,商、韩则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功利本身就是义。
{管子》的观点虽然接近于法·家,但兼取儒家礼义之说,对欲利有更充分的分析。
最管子》首篇《牧民净篇,就提出了民有四欲(欲佚乐、欲富贵、欲存安、欲生育)与四恶(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说为玫者要“从其四欲”而不要“行其四恶”。
在《五辅》篇中讲圣王;治国得人之道,说首先要求实行德治,其中包涵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六个方面,都是关于满足人们欲利的要求。
并且明确地说,“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
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
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还接着说,“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等等。
此外,在《侈靡》篇亦指出,“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
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令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
这些论述,都是从治国安民或用人的角度来讲的,但它提出了一个与儒家“先义后利”颇为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先要满足人们欲利的要求,而后才能讲求礼义道德。
应该说,这是《瞥子》继承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唯物主义学说,并批判和吸收儒家和法家关于义利观点以后所提出的理论。
这种理论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随着欲利问题的提出,在战国时代,思想家对于欲利产生的本源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一般都把欲利归结为人之本性。
如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
《商君书》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抄(噬算地》)。
又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焉"(《君臣))。
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比较细致的分析。
他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都是人的情性,都是与生俱来的(《苟子·性恶篇》)。
所以苟子认为物质欲望和好利,都是天生的,无分贤愚,人人如此。
苟子主张“道(导)欲”,反对寡欲,主张积极发展生产,反对“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苟子.富国篇》),这是和他对欲利所作的唯物主义分析相一致的。
《管子)对这个问题虽然不如苟子的细致,但主要论点与苟子相同。
{禁藏》篇有两段论述非常透彻,兹录于下。
“凡人之情,得所掀0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故善者势利之在(“在”,疑读为“任”),而民自美安”。
这里有两点顺便可以提出,一是法家如商鞅、韩非电认为欲利是人的情性,实行农战要利用人这种情性,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严
刑竣法,而《管子}则主张刑赏与教化并用,即所谓“势利之任(在),而民自美安”。
二是《管子》对于欲利的论述近乎苟子,甚至有些文字表述亦与苟文相同,如《八观》、《禁藏》等篇中的有些文字表述与《苟子}的《王制篇》、《富国篇》中文句相同,亦可见《管子》有很多篇确为齐稷下学士所作,因为苟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
(3)“务本饬末”论
关于“重本”,商、韩法家常将“抑末”与“重本”并提。
他们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就要使农民固着于土地,心无二志。
因此,需要抑制甚至处罚经营工商业者,免使劳动力分散和农民心志不定。
商鞅有“戮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的法令,即其例。
对于法家所说的“禁末”、或“末利”的“末”,究竟是指工商业还是仅指商业,或是仅指奢侈晶的生产和销售,还是指一般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运销,理解上有时不尽相同。
但这个问题在《管子》书中是说得很清楚的。
《管子》是把“末产”或“末作尸与“文巧”并称的。
所谓末产、文巧,就是“雕文刻镂”的工事和“锦绣綦组”的女织。
《治国》篇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重令》篇说,“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稚,骄也。
)也,谓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
《管子》各篇关于“末产”或“末作”的涵义是明确的,并且是一致的,就是认为末产是属于文巧、玩好的生产,是陷国家人民于贫困的生产,是以不可不禁。
反之,“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立政》)。
《管子》各篇凡提“末产”,皆指文巧玩好的工事,其意盖谓如果没有文巧玩好品的生产,自然也就没有这类产品的商贾。
《管子}虽然也说“禁末作文巧”,但在<幼官》篇中,它提出“务本饬末,则富”的说法,是深可玩味的。
“饬”是整顿,与禁止的意思是不同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管子》重本,并主张禁末产,去无用(喀五辅》篇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管子》不重视生产工具和民生用品的制造。
相反,《管子净在主张禁末产的同时,极其重视百工的作用。
《管子》重视械器的制造,由于当时强兵的需要,当然首先表现在关于军事的论述上。
《七法}篇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
存乎论工,而工无敌。
存乎制器,而器无敌”。
《小问》篇说,“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为了“强兵”,强调论工和制器胁重要,这是合乎逻辑的。
其他法家没有这样论述,未必意味着其他法家对于论工和制器的忽视。
不过《管子》如此重视兵器的树造,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其意义也就不仅在于兵器的生产。
制造兵器的技术与制造生产工具的技术,有共同处,也有可以相互发.明处。
精锐兵器的生产技术,必然能导致先进生产工具和新的生.产方法的引用。
我们只要看一看{周礼。
考工记》所记载的各种工艺规程,例如内中既有兵车,又有田车,既有剑矢,又有钱缚(田器),即可了然。
事实上,管仲已经说过“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钮夷锯棍,试诸木土”(《小匡》、《齐语》),这是以兵器与农与工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并提。
《管·子》发展了管仲的政策思想,提出了“务本”和重视兵器制造—之说,但对于一般农工生产工具与民生用品的生产,未尝忽视。
《幼官》篇说“毋乏耕织之器”,《五辅》篇说“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
又说“缮农具,当器械,….一推引铫耨以当剑戟”。
这些论述,明白地指出“耕织之器”和,“备民用”工事的重要性,从《管子》思想体系看,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而在论述务本、去无用这一点上,又明白地提出制造兵器与耕织之器的重要,正是《管子》重视社会物质生产的具体麦:
现,也是和其他法家重本抑末论有所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4)分民说
社会经济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现象亦必较过去更为显著,因而春秋时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在战国时期亦有了发展。
最著名的是孟子的“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的论述,认为分工和交换对农民和工人都是必要的(见戎孟子·滕文公下》)。
关于这个问题,《管子》则提出了“分民”说。
表面上来看,这不过是管仲“四民分业”论的照搬,但实际上,《管子》的“分民”说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它所论述的较“四民分业”论有新的内容。
首先,《管子》把。
分民”的重要性,提到圣人治国要求的高度。
这在《乘马}篇中论述得最为充分。
它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
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
所谓“分民”,就是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人民分别从事农、工、商务业。
在管仲之时,农民是授田而耕,工商是“食官”,属于官府工商业。
但在战国时期,农民有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工商业亦出现了私人经营,所以《乘马》篇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上除了“官工”、“官贾”而外,还有“不为官贾”的“贾”和“不为官工”的“工”,并且提出了叫巨诚贾不得食于贾”,勺巨诚工不得食于/2",叫仁诚农不得食于农”。
什么叫“诚农”、“波贾”、“诚32"呢?
我想除说明这些农、工、贾是私有者而外,恐难有他说。
此外,《乘马》篇还对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有所论述,它指出“贾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这种“贾”和“212"的智者,巧者,都可以“教民”,即带徒弟,并且“可以为大功”,即扩大工商事业的经营。
这也就表明了《乘马》篇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工商业中新出现的生产关系的肯定和重视,并且也指出这种新出现的私人工商业,是在封建官府管理下活动的,他们不是官工官贾,但必须是“诚工”、“诚贾”。
指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先秦古籍和思想:
家著作中很少论述工商业的生产关系问题,《管子}这段论述,是很宝贵的史料,一方面表明了《管子》对封建社会新出现的私人工商业和自由农民的肯定与支持,另方面也表明了《管子》的;“分民”说,已意味着分工不止于农、工、商业,三业之内还可.以再分专业。
这在噬宙合》篇有明确论述。
它说“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
为什么“人不一事”呢?
它解释说“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
它并且连同天不一时,地不一利说;“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
从这里可以看到,《管子》的分民说,是因地区、因风俗、因好:
尚、因各种日用器具生产工具及兵器等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分业。
这种分业,事实上非常众多,难以一一列举。
战国时代的经·济活动,虽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但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种专业;已经开始在发展。
《管子》的分民说,展示了一幅多样化专业的.图景,也为多样化专业的发展提出了论据。
嚷乘马》篇与《宙·合》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早期的作品,较此篇为后的一篇作品《轻重乙》篇,则对于封建官府工矿业持否定态度,而主张发展私人工矿业。
该篇有以下论述,颇值得注意。
桓公“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
管子对曰,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
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竞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
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这一段论述的思想很明显,既不主张官府用罪犯和奴隶来伐木制铁,也不主张征发民工来经营这种生产,而主张由私人经营和官府征税的办法,既可发展这种生产,宫府也可取得财政收入。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管子》作者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应反映。
(5)关于土地制度的思想·
土地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但《管子》书中所作的论述很零散简略,有些论述初看还不大清楚。
兹就个见所及述之。
《国语·齐语》有“陆,阜、陵、瑾、井、田、畴均,民则不憾”之语。
《小匡}篇则说,“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
个别文字虽有歧异,但语义显然相同。
关键的文字是“井田”二字。
对这两句话,学者间有不同解释。
如《齐语》,韦昭注谓“九夫为井,井上有沟”,“谷地日田”,“麻地曰畴”。
对于嘬小匡》篇所说,丁士涵云“‘井’当为‘阜’字,《地图》篇有‘陵陆丘阜之所在’之语”。
张佩纶则谓,“丘下夺‘阜’字”(见《管子集校》)。
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这两句话都是就土地区划而言。
土地有丘陵平原之不同,亦有宜谷宜麻的差别,要使这些土地分授均匀,即不要都是丘陵地,也不要都是平原地;不要全是种谷地,也不要都是种麻地。
土地按“井”法区划,九夫为井,井九百亩,每夫百亩。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上说,在平原地区或丘陵地区区划土地,分授农民,就很难实现“均”的要求。
不过应该理解,“均”是一个原则,无论在乎原地区或丘陵地区区划土地,分授农民,都要本诸均匀原则,不能有的井,有的户全是好地,有的全是坏地。
这里所说的土地制度,是占有土地的封君等贵族,授与农民以份地。
这里没有“公田”制度,劳役地租已逐渐消亡,农民只耕种份地,交纳实物地租。
因为既然强调区划土地要“均”,说实现“均”的原则以后,“则民不憾”,如果不实行授田制度,怎么会提出“均”的问题呢?
另外,《侈靡》篇还有“断方井田之数!
乘马甸之众,制之”之语,这也只能解释为关于土地区划和军赋规定。
这种区划土地和对农民授与份地制度,联系当时所实行的“案田而税”制度(下详),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时的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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