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思想面面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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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袁伟时
友:
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
一言难尽。
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
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
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
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似乎影响最为深远。
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
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
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
有差别才好。
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
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
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
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
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
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
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
“学者何?
复性而已矣。
所以学者何?
格物诚意而已矣。
”曾国藩:
《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
(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
道学味十足。
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
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
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
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
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
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
……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
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
”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
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
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
“为学之术有四:
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
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
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
”曾国藩: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
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
“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未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
……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
”曾国藩: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
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
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
“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曾国藩:
《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
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
“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
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
”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
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
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
盍戢诸!
”徐珂:
《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低,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
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
”曾国藩:
《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
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
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廿四方面。
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
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
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
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
”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
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
他自己就说过:
“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
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
”曾国藩:
《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
”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
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
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
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
他说:
“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
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
……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
”曾国藩:
《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
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
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
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
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
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
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
他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
《曾国藩全集》日记
(一)第118、130页。
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
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
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谈了。
友:
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
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
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
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
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覆信中表示:
“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曾国藩:
《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
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曾国藩:
《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
而在宋懦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
“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
”曾国藩:
《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
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
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
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
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
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
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
”“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一引者)于杜、马为近。
”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
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
他还认为:
“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
……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
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
”曾国藩:
《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
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
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
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
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
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他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
“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
尝曰:
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
”李鸿章:
《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
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
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
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角,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
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
友:
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
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
儒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奕囗、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么起劲办洋务?
这些洋务活动与儒学有哪些关系?
只有通过剖析这些“中兴”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答案。
而曾国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
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儒家如何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就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思想。
友:
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资格代表儒家吗?
袁:
儒学有多种流派。
倭仁不失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称之为不变派,虽然包括倭仁在内的古今人物严格地说没有绝对不变的。
不少论著喜欢掇拾倭仁反对变革的言论以证明儒家的陈腐。
可是,不能忘记这种回应并不代表19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
倭仁位尊而权轻,他对同治以后的朝政,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
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说:
“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
”曾国藩:
《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1页。
这不是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这一类人的迂腐,无法解决任何紧迫问题。
他们起过阻滞和牵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应变动态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那些大臣们的言行。
而曾国藩则是其中的承先启后的人物。
友:
承先启后?
袁:
对。
我所说的承先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继承了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诸实践。
儒家的应变构思不自曾国藩始。
魏源的《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就是最初的蓝图。
可是,它生不逢时,成了书生议政的记录。
使这些探索付诸实践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尽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
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中心。
曾氏的一大特点是广收人才。
其幕府之盛一直为晚清人士所赞誉。
其学生李鸿章说:
“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20页。
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虽然难免带点溢美气味。
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
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
“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
”冯桂芬《与曾揆帅》,《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
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
曾国藩:
《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36页。
对《校庐抗议》更是赞扬备至。
他曾致函冯氏:
“蒙示以校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
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
……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
”曾国藩:
《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
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容闳:
《西学东渐记》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他幕中人物。
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我看,不妨从广上去解释“承先”的内涵;说曾国藩“承先”包含着汇萃当时的文化精英的先进思想的意思。
至于“启后”则更显而易见。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
他是从曾氏幕中走上出将入相的高位的。
同时,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
后来,李氏及其他洋务派大臣的事功已经超过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见其端倪。
友:
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吸:
曾国藩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全面变革的问题。
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
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双方根本差别所在。
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局部性变革的巨大意义。
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变革都是以这些局部性的变动为契机。
问题在于从哪些方面开始?
这对此后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曾氏主张从何变起。
曾国藩主张的变革环绕着困扰朝野上下的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展开。
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各国平等相处。
同治六年,曾国藩提出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
“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
”李满怀章:
《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
参阅《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页,岳麓书社1991年。
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
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
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
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
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
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按照现代观点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
林则徐组织翻译国际法,迈开了重新认识各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20年过去了,风浪叠起,中国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签订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
侵略者的蛮横和残暴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
如果中国人老是停留在限于义愤慎膺地谴责敌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台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长期扮演不长进的弱者的角色。
历史不理会道德说教,它是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刻下自己前进轨迹的。
要与对手平等地对话,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
曾国藩的上述主张便体现着认识的提高。
其实质是要清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现代外交关系奠立基础。
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洽当的习惯和措施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的因素。
曾氏所指责的正是清廷自身的这些弱点。
当然,曾国藩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
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的。
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
例如,他说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笃者,厚也。
敬者,慎也。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
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曾国藩:
《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5页。
时下不少论著喜爱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曾氏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与曾氏的本意相差颇远。
曾皮援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原话是:
“子张问行。
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子张书诸绅。
”这个被孔门视作南针的信条,要求人们的言行忠诚,有信,敦厚,慎重。
这些要求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旨在激励人们自尊自强,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赢得尊重。
这里包含着在与别人交往中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思,但其中绝无以诌媚的奴颜去讨好别人之意。
曾国藩用这些古话,表达的是要求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诠释,对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
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
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
”曾国藩:
《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
他谆谆告诫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与“妥协投降”自然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论著认为,曾氏一再讲“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非是引导中国人去信服和服从外来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论。
其实,这正是对历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误解。
不错,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
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
例如,当时,所谓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激励“民气”,拼死抗拒。
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曾国藩:
《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
的错误行为而发,冀图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利国利民,扯不上是什么“妥协投降”。
曾国藩还不可能具备现代外交知识,其认识间有不全面之处,但时至今日,在基于不同国家自身利益的纵横捭阖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更多的与国建立深浅不同的互信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则。
中国历来重视“以史为鉴”,今天的史家更不应该谴责十九世纪清醒的理性的爱国主张。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
晚清时期,朝野上下在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上有和战两种不同的主张。
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599页(同治八年正月初五)。
曾国藩的这封信写于同治八年,当时恭亲王奕囗主持朝政,权倾一时!
而其弟醇郡王奕囗也“在内廷行走”,是慈禧牵制奕囗的一个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上奏“议驱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清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请将大内各洋货颁赏,屏弃异物”曾国藩:
《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
等主张,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态。
在50年代,曾氏虽然心存疑虑,但未坚决反对以战雪耻的方针。
咸丰八年(1858)他曾对左宗棠吐露胸臆:
“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
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帅不获大雪国耻。
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
”曾国藩:
《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
进入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
他曾对心腹幕僚说:
“醇邸意在主战……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四)2224页,学生书局影印,1964年,台北。
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
诚为至理名言。
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
”曾国藩:
《复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页。
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
他说:
“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
”曾国藩:
《复吴竹庄廉访》,同上卷三十一第10页。
他的转变主要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
他早就看到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中国都正处于弱势,军事冲突往往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因此,应该在整体上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
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辱国殃民,令他难以忘怀。
所以,他一再以不纠缠小事为戒。
三是受到郭嵩焘和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
郭氏是他的老朋友。
郭氏曾系统地提出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参阅本书:
(一)《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曾国藩的以和为主的思想是进入60年代以后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来历史经验等观点,明显具有受惠于郭氏的印记。
在这期间,冯桂芬也认为,在同外国相处中,切忌“以小嫌酿大畔”冯桂芬:
《制洋器议》,《校庐抗议》第73页,光绪丁酉明善社刊。
“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然则将一切曲从乎?
曰:
非也。
”冯桂芬:
《善驭夷议》,同上第75页。
这些论著于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并大获赞誉。
曾国藩:
《致冯景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记录都比此晚出。
不能武断曾氏本来没有主和之意,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
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
但上述史实已足于证明,他们(还可加上奕□和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以和为主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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