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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笔记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塞缪尔·P·亨廷顿着,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7月第一版,1996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杨华军政治学理论武汉理工政治与行政学院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腐朽
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P1
在这些短缺(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
P2
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急剧增加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席卷全球。
……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可以看到政治台序在下降,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坏。
这些地区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以及能够体现和指导公共利益的政治机构。
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
P3
迪·托克维尔认为: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
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P4
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
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
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P4
实际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些例子表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
同样,有些形式的政治稳定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形式却会阻止经济增长。
P5
事实上,社会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
P6
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
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他们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
……他们也许不能给予自由,但他们的确能提供权威,建立能实行统治的政府。
P6
政治制度:
共同体和政治秩序
社会势力和政治制度
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体制和构成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社会势力指的是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
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
P7
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p8
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势力复杂且其利害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创设与各派社会势力既有关连又是独立存在的政治机构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一个社会势力能够单独统治,更不用说形成共同体了。
P8
粗略地说,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
这些机构是道德和谐和互惠互利原则的行为性表现。
P9
在简单的社会里,即便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共同体也照样可以生存。
而在复杂的社会里,只有政治行为才能造就共同体,也只有政治机构才能维系它。
P9
历史地说,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环节中脱颖而出的。
人数很少、性质单纯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从而最终产生政治机构的先决条件。
P9
政治之制度化的标准
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
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
P10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
同样,任何一个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水平也可以套用这几个条件加以衡量。
P10
(1)适应性和刻板性:
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
P11
(2)复杂性——简单化: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P14
(3)自主性——从属性:
就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它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
P16
(4)内聚力——不团结:
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
P17
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
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政治是各种社会势力之间——人与人,家庭与家庭,部落与部落,地区与地区,阶级与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战场,再全面的政治组织也调停不了这个斗争。
P19
传统上,探索公共利益问题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把它和或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价值标准和规范连在一起;第二种方法是把它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连在一起(如所谓‚朕即国家‛一说),或和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或和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连在一起;第三种方法是把它和个人之间竞争过程(古典自由派这样认为)或集团之间竞争过程(本特利主义)的结果连在一起。
对所有这几种方法来说,问题是要给公共利益下一个具体而非模糊,普遍而非特殊的定义。
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有具体性而无普遍性,或者有普遍性而无具体性。
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从统治机构的具体方面着眼来给公共利益下定义。
P19
相反,它(公共利益)是一切增强统治机构的东西。
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
它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
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
P20
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它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区别于其它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
P21
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的政府。
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
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p22
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
P22
在一个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里,每个领袖、每个个人,每个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是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
P24
如果社会和经济变革破坏或摧毁了人们结社的传统基础,获得高水平的政治发展便依赖于人们形成新的结社的能力。
P24
政治参与:
现代化与政治腐朽
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
P25
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而已,那就错了。
P27
政治现代化概念中,似乎只有动员和参政这两点才广泛适应于发展中的国家。
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
P28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现代化不仅引起阶级意识,而且还引起所有新型集体的意识,如部落意识、区域意识、种族意识、宗教意识以及种姓意识和阶层意识、行业意识和社团意识。
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它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
的确,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
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p29
现代化与暴力
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P31
产生政治台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
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
P32
在分析印度的形势时,霍斯里茨和韦纳发现: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很模糊,甚至成反比。
”p35
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亦愈严重。
P36
看来有理由认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
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
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
凡是未能慎密筹划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材与现代化需要不对口的国家,都普遍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
P36-37
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
从另一种极端的意义来说,在取得相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和政治稳定性强是相辅相成的。
P41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反比关系。
P41
现代化的冲击便涉及到以下几项关系: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比关系。
p42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太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
P43
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
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P45
现代化和腐化
腐化是指国家官员内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
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P45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
原因有三。
首先,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
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
P46-47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
P48
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
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
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
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
P49
阶级分化越严重的国家似乎政治腐化就越少。
P50
但相应的情况是,相对地‚缺乏根深蒂固的上层阶级也意味着相对地缺乏统治阶级治国的伦理道德,没有贵族风范,因而,毫无疑问,正是在属于这一类社会种族的国家里,政治欺诈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p50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
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
P50
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
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
泰勒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他写道: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它任何方法都省时。
P51
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
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
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它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
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P52
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和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P52
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进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的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P53
正如亨利·琼斯·福特所说的:
“党派观念和腐化行为是两条全然对立的原则。
党派观念偏重于某种建立在公开昭示的公责之上的联系,而腐化则以满足私人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暗地里进行,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党派组织的弱点就是腐化的机会。
”P55
城乡差距:
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
P55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自己的乡村草房移居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变迁。
故而,现代化的一套新兴的内部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并没有消灭它。
P55
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P57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
P57
政治稳定:
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
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
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
P60
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
称这样的政治体制为普力夺政体是恰当的。
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反的政治体制则可称之为公民政体。
P61
在普力夺社会里,各种集团在政治上尚未社会化的情况下,就参与了政治。
相反,高度制度化的政体的突出特性就是它给权力标出价格。
在公民社会里,权威的代价包括对可以用于政治的手段加以限制,对获得权力的程序加以限制,对掌握大权的人的作风加以限制。
P63
如果一个社会在其传统阶段具有相当高度发展和自治的官僚结构,那么它自身这种结构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在适应更广泛的参政情况时将要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权威的结构职能划分和合理化方面好似是最“现代”的传统体系经常在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时所遇到的困难较大,而那些在合理化和职能划分方面都较差但制度却较为复杂和多元化的传统政治体制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较小。
P66
反过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中,政党在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制度性遗产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化关系。
P69
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
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
P69
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
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
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
P69
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
P70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
美国与欧洲之比较
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
P78
实际上,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远比在美国发生得更早,完成得更为彻底。
西方的经验表明,在政府结构的现代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之间,的确可能存在一种反向关系。
前者在欧洲发展得更为迅疾,后者在美国发展的更为迅疾。
P79
在欧洲大陆,权威的合理化和机构的分离是17世纪的主导趋势。
乔治·克拉克指出:
“在17世纪,君主国的功劳未尝不可以描述如下:
它以一种较为精简和统一的政府取代了封建制度的复杂性。
君主制是单向集中的,即把地方事务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监察或控制之下。
而集中势必导致一种统一的趋势。
”P79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政府中,英国政治的要义仍然是保持“中世纪基本因素的连续性。
”正如克赖姆斯所说,16世纪是“中世纪政治制度的顶峰。
”都铎王朝所带来的变化并未打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甚至连封建政治结构也未能动摇。
”这些原则和制度包括:
社会与政府乃是有机整体的思想,政府中各权力机关相互和谐,政府从属于基本法,法律领域与政治领域相交融,国会与国王权力均衡,二者互为补充并共同发挥代议作用,地方权力机构具有活力以及依靠民兵保卫疆土等等。
P80-81
20世纪的美国政治制度比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制度更接近16世纪的都铎政体。
正如亨利·琼斯·福特所指出的:
“政治上的美利坚主义和语言上的美语一样,近于在英国泯灭了而在新世界幸存下来的英吉利主义。
”P81
权威的合理化
在17世纪的欧洲,国家取代基本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本源。
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
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
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
P82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法有各种各样的定义:
神法、自然法、公理法、普通法和习惯法。
所有这些表述都将法看作是相对不变的外界权威,左右着人类的行为。
特别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一切权威均来自于法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观念。
P83
基本法的另一面就是拒绝接受人类主权概念。
法既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的权威便可以是多样化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权威是法的唯一本源。
人必须遵从权威,但是权威寓于国王、国会、法院、普通法、习俗、教会以及人民等许多组织系统之中。
主权对于都铎政治体制的确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正如霍尔兹沃思所说:
“在都铎时代,没有一个律师或政治家能够回答在英国究竟谁拥有最高主权这一问题。
”P83
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
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的行动。
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
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
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
基本的、不变的法使得权威分散于整个社会,这样也就维护了现存的社会秩序。
P84
不论就其宗教意义还是世俗意义来看,不论是从菲尔默还是从霍布斯的观念出发,新的主权学说的含义都是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国王。
这两种学说都论证了集权和摧毁中世纪多元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从而有助于政治现代化。
P84-85
17世纪还远远谈不上公众参与政治,因此,权威的合理化意味着权力集中于绝对君主一人。
在20世纪,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权威的合理化同时发生,因此权力必须集中于某个政党或某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才能向传统权势挑战并唤起群众。
P85
美国革命的深长久远的意义乃在于否认一切主权。
……这些观念是美国的,但它们从前却是英国的。
它们是中世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人生而平等,赋税并非义务以及自然和上帝的法则等观念。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罗斯写道:
“绝对地方主义是国会代议制的主要特征,并使代议制具有活力、切实可行。
无论在哪里,议员中的大部分成员——无论是乡绅还是市民——都是当地人。
诸如担任枢密委员之类的官员兼任国会议员的人很少,既使有也都有地方根基。
……对代表成份的分析表明,不代表地方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小,政府官员兼任议员的就更少。
”P88
结构的分离
单数的“权力”指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功能”则指活动的特殊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界定。
政府各机构就可能在权力上有大小之分,在功能上有专门化之分和重叠之处。
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曾伴随着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职能的区分。
当然,这些发展变化是对社会的日益复杂及其对政府要求的不断增加的反映。
P89
在17和18世纪,英国政府逐步趋于集权和功能的专门化。
正如波拉德所论说的,在大不列颠,“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同源共生,并逐渐适应了各自特定的目的,因为没有职能的专门化,英国政府可能仍然还是原始的、低效率的。
但是主权并未分割,权力也未分立。
”相形之下,在美国,主权被分割,权力分立而各种功能则寓于众多不同的机构之中。
如同在都铎时代的英国一样,在美国的实践上,不仅权力因立法职能的分割而被分立,而且其它功能也由几个机构共同承担,这样便创立了一个均权的“制衡”制度。
正如诺伊施塔特所说,“1787年制宪会议原打算建立一个分权【即分职】的政府,其实不然。
毋宁说,它建立了一个由各个独立机构分享权力【职能】的政府。
”这样,当欧洲进行政治机构职能分离和权力集中之时,美国却使职能的混合和权力的分割永久化了。
正如许多英国人所指出的,分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代价就是政府缺乏效率。
贝奇特争辩说,“一言以蔽之,英国宪法的制定原则是选择一个单一的至上权威并使之完善,而美国的原则则是保留多个至上权威,希望能以多补拙。
”P90
贝奇特指出,一切政治制度必须先获得权力,然后才使用权力。
在现代英国政治制度中,这些功能分别由荣誉机构和效能机构行使。
将每种功能分派给不同的机构是功能专门化的一个方面,而功能专门化则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P92
在美国,总统一身而三任。
这种职能的结合是其权力的主要来源,但也是对其权力的主要限制,因为一项职责的要求常常与另一项职责的要求相冲突。
这种多职责的结合保留了古老惯例。
正如杰斐逊在1787年所宣称的,总统职位是作为一种“民选的君主”而设立的;它意在体现英国国王的广泛权力;而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也就是宫庭政治。
P93
在16世纪,立宪君主既当朝又执政。
但他是根据法律并顾及其臣民的权力与自由而实行统治的。
在17世纪,新式的绝对君主取代了这类旧式立宪君主,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此后,18、19世纪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所谓“立宪君主制”,在这一制度之下,一个“尊贵”的君主统而不治。
P93
在功能与权力方面,美国总统等于都铎时代的国王。
无论在个性与能力方面还是在机构的职责方面,英国保留着旧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保留着其实质。
今天美国仍有一位国王,而英国则徒有一顶王冠。
P93
在现代政治之中,权力在议会两个团体之间的划分与议会整体的实际权力一般成反比。
最高苏维埃权力很小,但却是真正的两院制。
英国国会权力较大,但实际上只是一院。
然而只有美国保留了直接从16世纪继承下来的实际运作的两院精神。
P94
在英国议会史上,16世纪代表着两院精神的巅峰时期。
一院常常否决另一院通过的法案。
为解决分歧,两院便诉诸会商委员会。
P94
由两院和行政首脑分担立法功能,给当代美国立法程序打上了鲜明的都铎时代的烙印。
正如罗斯所指出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王室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更象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而不象今天英国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关系。
”P95
都铎君主确实比美国总统优越的地方是,他们的若干(虽非全部)枢密大臣可以列席议会。
这些枢密大臣是处理国会中王室事务的总管,行使着英国国会多数派领袖的职能。
与多数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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