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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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
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
摘要:
山东盐业发展到宋金元时期,出现了全面拓展的势头。
主要表现在产业规模扩大、从业人员增多、盐场制度完备、制盐技术提高等几个方面。
延续三个朝代,国家政权都在山东海滨不断开辟新的盐场,以提高食盐产量。
山东盐业的开发及其产值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生产;盐业开发
宋金元时期的山东盐业生产较前代而言,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除了北宋灭亡以及金末动乱所遭受的短期破坏之外,山东盐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格局和较高的产量,成为沿海经济的支柱产业。
本文就这一段时期的山东盐业的行业规模与生产状况作一简要论述。
一、宋金两代山东盐业的有效开发
宋金时期,山东沿海地区的制盐业的行业规模有所扩充,沿海各地依据自然条件而兴建各类盐场,采用传统的煎制方式获取海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宋王朝建立之初,为增加国家税收,特别注重盐业生产,曾将盐利收归国有。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记载:
“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
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尤重私贩之禁。
”所谓官鬻,是指民制官卖的榷盐制度;所谓通商,是一种“听民贸易,官收其算”的变通方式。
北宋中期以后的“通商”一般由商人受盐,“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官方控制商盐数额,“予券为验”①。
北宋前期,官鬻、通商两种取利手段兼行,大部分盐利都被官方获取。
仁宗庆历之后,榷盐政策渐废,官方又以税收形式来保障盐利收入。
由于山东沿海的盐业生产有着较好的基础,因而宋王朝加大了这一区域的盐业开发力度,不断在山东海滨开辟新的盐场,提高食盐产量。
据史料记载,山东沿海北起滨州,南至日照,都建有盐场。
《宋史》卷一九一《食货志下三》指出,当时山东最大的盐场为“密州涛洛场”,所产食盐“一岁鬻三万二千余石”,能够满足本州及沂、潍二州的指定需求,并通商销售于其它地区。
后来朝廷又“增登州四场”,进一步扩大山东东部沿海的食盐生产和外销范围。
《文献通考》卷一五《征榷考》记载滨州场“岁煮盐二万一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棣、祁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
滨州场的盐产量后来又有增长,供应区域也逐渐扩大。
于是官方将滨州场分为“四务”,以加强管理。
北宋时的无棣县境内已经开设盐场,称为永利场。
今沾化县久山村出土过一方石碑,上面刻写“政和三年,永利场酒家石九思等人……凑钱修塔”等字样②,可证元明时期着名的永利场开启于北宋时代。
这段时期,山东盐场处于扩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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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九一《食货志下三》,中华书局1977标点本。
②《无棣县志》盐业篇,齐鲁书社1994年版。
北宋时,山东沿海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民数量有所增多,许多沿海居民聚涌至海滨地带,为的就是谋求制盐生路。
皇佑年间,黄庶出任青州通判,曾记录过一次风暴潮的灾害,当时受灾的寿光、千乘两县数百户人家均为盐民。
黄庶在诗中说:
“盐民没利家海隅,奔走末业田园芜。
天意似遣阳侯驱,卷水沃杀煎海炉。
”①从诗作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寿光、千乘的海滨居民基本上都放弃了农耕生产而专致于盐业煎制,专业化程度甚高。
北宋王朝控制盐业利润,禁止沿海居民私自从事盐业生产,下达了许多禁盐的法则,但在山东沿海,这些法则时常受到冲击。
许多居民不惜身处重罚,也要在盐滩灶火之间谋求一条生路。
有些开明的地方官,不时提请朝廷,希望放松对私盐生产及销售的禁锢。
如《宋史》卷二九一《王博文传》记载他在密州任职:
“负海有盐场.岁饥,民多盗鬻,吏捕之辄抵死。
博文请驰盐禁,候岁丰乃复,从之。
”同书卷二九二《张观传》也记载:
“旧法,京东通安邑盐,而濒海之地禁私煮。
观上言:
‘利之所在,百姓趋之,虽日杀于市,恐不能止,请驰禁以便民。
’”终北宋一代,山东沿海的私盐生产及贩运现象一直存在,尽管官方多次调整盐业政策,而民间转向于盐业的趋势并未得到扼制。
《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就指出:
“密负海产盐,蔡京屡变盐法,盗贩者众。
”看来,沿海民众与官府争夺盐利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由于从事盐业生产及销售的沿海民众形成有影响的群体,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勇武英杰之士,不乏其人。
据《金史》卷七九《徐文传》记载,莱州掖县人徐文“少时贩盐为业,往来濒海数州,刚勇尚气,……宋季盗起,募战士,为密州板桥左十将”,可见宋朝募兵常以盐民为对象。
这也多少反映了山东盐民群体的构成情况。
北宋王朝根据各地的盐产量及运销条件,给各个产盐区划分出一定的销售范围。
最初,山东沿海出产的食盐大部分在半岛区域内鬻卖,只有滨州盐运销于河北等地,而山东西部地区则食用河东之盐。
由于山东沿海盐场不断扩充生产规模,盐产量逐年增多,所以山东海盐的行销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天禧年间,常希古上奏,要求“登、莱等州末盐,望许过胶河商贩”,“诏许于淄、潍、青、兖、沂、密州、淮阳军行商”②,但未形成定制。
到庆历时期,“兖、郓皆以壤地相接,罢食池盐,得通海盐”③,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出产的食盐销售才最终覆盖到了山东西部。
这说明,山东的海盐产业能力持续提高。
自宋仁宗之后,官方不断放宽食盐运卖限制,改用加强盐税的办法来控制盐利。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一二记载,京东东路徐、青、密、沂、登、莱、潍、淄诸州及淮阳军的盐税租额原为132544余贯,元丰年间实收188630余贯;京东西路兖、郓、齐诸州的盐税租额原为47559余贯,元丰年间实收75261余贯。
两路盐税总收入为263891余贯。
这部分税收基本上都来自于山东海盐的商销利润。
盐业“通商”活跃了流通领域,使得原产于海滨的食盐有效地运销于内陆消费区,保证了内陆居民的生活需求,这种商业活动的增多还起到了平抑盐价甚至降低盐价的作用,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二三曾记载,元丰四年(1081年),“京东路转运司言,商贩青州高家港盐到齐州等处减价赊卖,至本司卖河北盐不行”,可见,“通商”已把“官鬻”挤到了十分尴尬的地步。
为此,官方不得不动用行政权力,限制通商的规模,上书又载:
官方“酌中立数,每岁认卖高家港盐二万席运至齐州界”。
总之,北宋时期山东盐业生产和销售均保持了良好状态,在当时的沿海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金朝取代北宋之后,继续加大对山东沿海制盐业的投入,在山东海滨地带增设盐场,并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盐业生产和食盐管理。
金朝设置的盐业管理机构为盐使司。
金人最初在山东北部沿海设有益都、滨州两盐司,大定十三年(1173年)并为山东盐司;山东东部及南部沿海设有莒盐司。
由于金朝与南宋以淮河为界,故而金人将淮北盐场划归莒盐司管辖。
明昌以后,莒盐司并于山东盐司,山东盐司成为当时金朝七大盐司中最庞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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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庶:
《伐檀集》卷上《皇佑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而死者几半;丞相平阳公以同年李君子仪往赈之,以诗见寄,因而和酬》,嘉靖元年乔氏订补本。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三一,民国北平图书馆影印本。
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三下》,中华书局1977标点本。
盐司以下设盐场。
盐场是盐业生产单位。
莒盐司执责期间,辖有涛雒、临洪、独木、板浦、信阳、西由、衡村、黄县、巨风、福山、宁海、文登等12处盐场。
山东盐司辖有滨、益二州9处盐场(具体场名不详)。
莒盐司所辖的临洪、独木、板浦3场在今江苏省境内。
山东海疆的这些盐场曾是金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受到当权者的高度重视。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一《山东》考证,利津县有“官灶城,在县南,旧有煮盐之所,金时尝屯兵于此,因置城戍守,今遗址犹存。
”于此可见金人对盐场的重视。
另据《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记载,在金七大盐司中,山东盐司提交的盐课利润最为丰厚。
山东盐课岁收原额为2547336贯,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增至4334184贯,当年全国盐课为10774512贯,山东盐课占全国盐课总收入的40%以上。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金代的山东海盐产业位居北方盐产业之首。
金朝盐业实行民制官卖的榷盐制度,盐利由朝廷垄断。
为此,金朝给各个盐场划分了明确的运销区域。
就莒盐司所辖盐场而言,涛雒场所产之盐行销莒州全境,临洪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赣榆县,独木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海州司候司、朐山和东海县,板浦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密州。
以上五大盐场的食盐还通销于沂、邳、徐、宿、泗、滕6州之境。
西由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莱州及招远县,衡村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即墨、莱阳县,宁海州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本州司候司和牟平县,其后设盐场所产食盐皆鬻卖零售,不指定具体区域。
黄县盐场和福山盐场只销本县,巨风盐场所产食盐行销于登州司候司、蓬莱县,此三场还共同行销于栖霞县。
文登盐场所产食盐只销本县①。
山东盐场的食盐行销覆盖范围则远至河北、河南和南京诸路,行销区域最大。
宋金两朝在山东的海盐开发都远远超过前代,盖因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财政收入始终处于低靡状态,因而倍加关注沿海制盐业的创收;而金朝只占有淮河以北的海岸线,其食盐来源和盐课利润只能取自北方盐场。
所以,这个时期的山东沿海经济在盐业开发方面进展最快。
二、元朝时期山东盐业生产规模的再度扩大
在元代山东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中,盐业生产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有一段专门论述山东盐业的史料:
“山东之盐:
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课税所,拨灶户二千一百七十隶之,每银一两,得盐四十斤。
甲午年,立山东盐运司。
中统元年,岁办银二千五百锭。
三年,命课税隶山东都转运司。
四年,令益都山东民户,月买食盐三斤;灶户逃亡者,招民户补之。
是岁,办银三千三百锭。
至元二年,改立山东转运司,办课银四千六百锭一十九两。
是年,户部造山东盐引。
六年,增岁办盐为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岁增之。
至十二年,改立山东都转运司,岁办一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七引。
十八年,增灶户七百,又增盐为一十六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引,灶户工本钱亦增为中统钞三贯。
二十三年,岁办盐二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引。
二十六年,减为二十二万引。
大德十年,又增为二十五万引。
至大元年之后,岁办正、余盐为三十一万引。
”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蒙古人入主山东之后,立即把盐业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包括灶户拨调、工银付与以及产量定额等有关政策,都制定得很详备,同时不断完善盐业管理机构。
元代的盐户在户籍上仍然自成一类,专门从事盐业生产,当时又称灶户。
据《元典章》卷九《官制·场务官·盐场额办引数》记载,元朝全国灶户约有5~6万户,而山东沿海的灶户定额为2870户,比之河北、两淮沿海的灶户数额要少。
山东海盐产业的管理机构屡次更名,先后有课税所、盐运司、转运司、都转运司等官署名号。
按规定,从事盐业生产的灶户要向国家交纳额盐,国家给予灶户一定数量的工本钞。
就全国灶户平均额盐而言,一般每户每年交2万斤左右,而山东灶户则要交到3万斤?
可见山东灶户虽然数量不多,但单户生产能力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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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标点本。
从上引资料还可看到,随着元王朝统治的稳定与持续,山东盐产量也在逐年增长。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山东盐产量为71998引,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产量已递增为31万引。
按元朝规定“每盐一引重四百斤”①,那么合算产量达12400万斤,这是山东产盐量可知的历史最高记录。
由于山东盐业生产能力连年提高,国家、地方以及生产者均获得了一定的收益。
元朝全国重要产盐区共有9处,总产量曾高达256万引,山东的盐业规模位居第四,盐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
当时全国分设盐场160余所,山东设盐场19所。
无论从盐场设置还是单场盐产来看,山东盐业都占有突出位置。
按元朝官方规定,山东沿海地区的场灶事务以及盐课榷办,均由山东盐运司操作,盐业生产及销售的体制十分完善。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办课合行事理》曾记载了盐场办课纳盐的一些细则,有云:
“诸场盐袋,皆判官监装,须要斛重均平,无有余欠。
运使以下,分转检较,仍于袋上书写监装检较职位姓名,以千字文为号,如法编垛。
”又云:
“灶户赴场纳盐,置簿明白附写某字号一廪,自几年月日,灶户某人纳盐为始,至几年月日,灶户某人纳盐为尾,计盐一千引,各开备细花名盐数。
”官方还规定:
“诸灶户中盐到场,皆需随时两平收纳,不得留难。
”看来,元代盐场的管理有条有绪,基本到位。
从地理分布上看,山东盐场自渤海南岸的无棣一直延伸到日照海滩,凡是适合煎盐的地段,都有灶户设置。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记载山东盐司“所隶之场,凡一十有九”。
这十九场为:
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
在这十九个盐场中,永利场的始建年代较早,北宋时业已设场,元朝时的场署设置在棣州无棣县的钟镇里(今沾化新集镇),盐区分布在秦口河两岸。
利国、富国、永利、丰民四场均设在今沾化海滨,盐场距县城约60里。
宁海、丰国、永阜三场设在利津海滨,盐场距县城约30里。
由于人元之后黄河东下淮北而入海,原黄河三角洲一带陆岸不再向外淤扩,所以沾化、利津地界的7个盐场长期保持固定区域,能够持续开发建设。
王家岗、新镇、高家港三场设在乐安海滨,与寿光、博兴接界,盐场距乐安县城约110里,官台、固堤二场设在寿光、潍北海滨,至元以后得到深度开发。
其中官台场区域面积较大,以寿光中疃村为中心,西至乐安(今广饶)的王家岗场,向东穿过宁家墩(今岔河乡丰台岭),直抵北海(今潍坊境内)固堤场,东西长达100余里。
信阳场设于密州诸城海滨,涛雒场设于日照海滨,这两个盐场各占地理优势,是山东东南沿海最大的产盐基地。
另外,行村场产区在今海阳市行村镇,石河场产区在胶州南门外唐家湾一带,这两个盐场的规模当时还很小。
设在掖县境内的西由、海沧二场是山东沿海最受重视的两大盐场。
海沧场设置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其产区在今土山镇西北,今为土山盐区,是山东最大的卤水矿区。
西由场则前代已有,其产区位于今过西镇崔家村西。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在西由镇设立胶莱莒密盐司机构,负责8个盐场的盐业事务。
元人傅梦弼曾记述说:
“莱之北鄙仅五十里日西由镇,建盐司,授五品阶,总八场,岁办盐美凡三万五千计。
”②按傅梦弼所记为元贞二年(1296年),他同时还记录了胶莱莒密盐司的官员与职务,其中有盐判罗国才、运使綦豫、副使邓玉、司判张植和蔡仲彬。
按元朝盐运司为正三品官署,胶莱莒密盐司附属于山东盐运司,为正五品官署。
可见,西由场的核心位置十分重要,所在盐司的管理体制也相当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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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②乾隆五年《莱州府志》卷一三《艺文》,《西由场文庙记》。
元朝人对当时的山东海盐生产格外重视。
海滨居民围绕着盐产业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就是在祈神祭灵之类的活动中,人们也要企盼波宁盐丰。
如元人樊恩微就记录了利津一带崇拜龙王的因果原由:
“夫军国之需,盐贡是尚,凡兴作煎办,必借是神之佑,莫不备香火、割牲酾酒以点奠,……由是乞潮则滩场生盐。
”①文人雅士涉足齐鲁海疆,诗咏沿海风物,总会关注那一处处盐滩灶火。
如张之翰《西岩集》卷五《书胶州》诗即云:
“天马平南后,戈船不北侵,只知烹海利,谁识撅河心。
地本连齐俗,人全带楚音。
城中谁守令,德化正须深。
”诗中描绘的是至元年间的情形。
元朝时,两淮盐场逐渐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的产盐区,两浙盐场的生产能力也直线飙升,山东盐场的综合实力虽然稍显弱势,但仍能与吴越海盐媲美争辉。
元人杨维桢写有一篇着名的《海盐赋》②,其中描绘的便是青齐吴越海盐生产的强大气势,赋云:
“鲸波际天,鲛门飞烟,截流云于银浦,峙群玉于琼田。
征夏后制贡上书,考管氏海王之篇。
知海盐之为利,实民用之所先。
青齐之境,吴越之壖,斥卤万里,宵烹夜煎。
因润下之至味,取作咸之自然。
尔乃牢盆庀司,亭民输力,铲锂广场,刮磨荒碛。
畦塍棋布,坟壤山积。
朝云零而润滋,晴暾上而蒸湿。
且锸且畚,载酾载羃。
瀹龙堆而沃澍,溜甘雨而滴沥。
洒天地之清流,泻土膏之湛液。
沟泠漫滛,陂池衍溢。
于是函以鼎釜,燎以薪蒸。
万灶烟青,晴熛若云。
响鲲涛于乍浦,漂蜃沫于馀腥,浩浩绵绵,泓泓渟渟。
若琼浆之生肥,异甘露之清泠。
炽焰俄息,阴液渐凝。
结霜花而出素,耀皓质而流晶。
水壶寒而露白,蛟沮泣而珠明。
沙草春晖,云痕无际,扶桑曙赫,飞霜再零。
侔色酥肪,争芒日星。
精荧洞射,的烁棱层。
视之霏霏,扣之*[王+争]*[王+争],富媪毕技而效珍,水若怵目而夜惊。
此所以倚顿不能比其富,张融不能赋其文也。
至若聚囷成山,环埒为陵,万车汗牛,千艘贯绳,漕渠转输,以佐国经。
往往清流大臣来持节而督赋,而豪氓悍夫或窃利以干刑。
是东南煮盐之为大,又岂井池木石之产所能抗衡也哉!
……”透过文赋的艺术影象,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山东盐业的兴旺程度。
总之,元代山东的海洋开发把盐业生产当作重点项目,产业目标十分明确。
经过九十年的辛勤劳作,沿海各盐场均达到了一定规模,这就为后来明清时期的盐业生产的高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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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十二年《利津县新志》卷十《艺文》,樊恩徵《重修龙王庙记》。
②杨维桢:
《铁压赋稿》卷下,上海图书馆藏清劳权家抄本。
SaltProductionandExploitationinShandongduring
thePeriodofSong,YuanandJin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ShandongsaltindustrytotheperiodofSong,JingandYuanshowedthetendencyofwholedevelopment.Itsrepresentationswereaspectssuchasexpandedscale,increasedworkers,maturityofsystem,hightechniquelevelandetc.Itlastedthreedynasties.Theproductionvaluetothetimepossessedveryimportant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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