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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有化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轨危机
从私有化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轨危机
曲文轶
2011-3-2614:
20:
41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内容提要】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俄罗斯经历了漫长的生产衰退过程。
尽管转轨危机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难以用个别因素孤立地解释它的成因,但私有化无疑也在其中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本文从私有化的角度探析俄罗斯转轨危机的原因,以求揭示过渡经济中微观改造模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机制。
【并倡词】俄罗斯 转轨危机 私有化
【作者简介】曲文轶,女,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师。
(沈阳110036)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持续的生产衰退现象,迄今为止,GDP已不足危机前的一半。
由体制转轨所引起的生产衰退(转轨危机)现象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转轨危机的成因。
既然私有化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内容,逻辑上自然可以推论,私有化要为转轨危机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
生产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私有化引起的?
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从私有化的角度探析俄罗斯转轨危机的原因,以求揭示过渡经济中微观改造模式对宏现经济运行的作用机制。
一 严重的转轨危机
整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出现了持续的生产下降现象(除1997和1999年有微弱增长外),截止1999年,GDP已不足危机前1989年水平的60%。
表1 俄罗斯转轨期间GDP的发展动态
指标
年增长率(%)
为1989年水平的%
1990
-3
97
1991
-5
92.2
1992
-14.5
78.8
1993
-8.7
71.9
1994
-12.6
62.8
1995
-4
60.3
1996
-3.4
58.2
1997
+0.9
58.7
1998
-4.9
55.8
1999
+3.2
57.6
资料来源:
根据(俄)《统计问题》1997年第1期第46页。
2000年
第2期第75页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俄罗斯在启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生产急剧下降,1992~1994年,GDP年平均下降幅度为12%。
从1995年开始,生产下降的幅度明显缩小,在1997和1999年甚至取得了微弱回升(GDP分别比上一年增长0.9%和3.2%),但1995~1999年GDP年均降幅仍近2%。
如果从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开始算起(这一年开始出现生产水平的绝对下降),截至1999年,俄罗斯生产危机已持续了10年。
如果把1989年的GDP水平作为参照物,1999年俄罗斯生产已不足危机前的60%,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期间GDP下降了近一半。
俄罗斯过渡期间伴随的生产危机不仅持续时间长(近10年)、下降幅度大(近50%),而且具有普遍性,其表现是国民经济中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绝对下降。
首先看工业生产(参见表2),1997年工业总产值已不足1989年的41%。
工业部门中的各个行业也都处于减产状态,降幅最大的为轻工业,1997年的生产水平已不足1989年的12%。
电力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最小,但在这10年间也下降了20%以上。
表2俄罗斯过渡期间工业生产状况
部门
%
工业(总体)
40.9
电力
78.9
燃料
57.2
黑色冶金
52.3
有色金属
45.6
化学及石化
35.8
机器制造
29.9
森林、木材加工和造纸
28.9
建材
27.3
轻工业
11.9
食品
41.8
注:
表内数字:
1997年的产量为1989年水平的%
资料来源:
(俄)《统计问题》1997年第1期,第47页。
农业生产也遭受很大损失,其产值在整个转轨期间下降了40%多。
到1997年,除了土豆比1989年增长了12%外,其他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都比危机前的水平低。
其中,肉、奶、蛋产量比1989年减少了43%,其他谷物、蔬菜产量平均下降了21%①。
上面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即使从比较的角度看,俄罗斯经济的急剧衰退也是触目惊心的。
首先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
由于连年战争,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20年工业产量仅为1913年的14%,粮食产量只相当于1913年的54%。
②但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不到6年时间俄国经济就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经济同样遭受巨大破坏,1945年社会总产值比战前1940的水平下降了17%,其中工业下降了9%,农业下降了31%。
但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后,到1950年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社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61%,工业增长了72%,农业尽管没能完成预定计划,但也达到了1940年的99%③。
其次,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比。
众所周知,1929年10月~1933年3月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
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历次危机所未有的。
其中,美国和德国的生产下降最多,分别为46.2%和46.7%。
这次危机中不仅生产下降的幅度非常大,而且,危机延续的时间也异常持久。
在以前的危机中,生产下降的延续时间不过几个月,而这次却是几十个月。
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部长达40多个月。
④但俄罗斯转轨危机不仅比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的危机严重(工业生产下降更多,近60%),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到1999年为止,经历了100多个月,工业生产仍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另外,即使与同时代其他经济过渡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生产危机也很严重。
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发生剧变后,纷纷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过渡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生产衰退现象。
但这些国家生产下降的幅度较之俄罗斯要小得多,而且衰退的时间也较短。
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转轨最初几年都经历了生产下降的过程,但降幅仅为20%~25%,而且从1992年起,波兰率先开始增长,并在1996年恢复到了转轨前的水平。
捷克和匈牙利也分别从1993年和1994年开始了增长。
因此,这些东欧国家不仅生产衰退的幅度明显小于俄罗斯,而且危机持续的时间也相对较短(3~5年)。
再来看中国。
从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增长过程,经济年增长率在最低年份的1989
①参见(俄)《统计问题》1997年第1期,第46、50页。
②参见刘克明、金挥主编: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26页。
③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陆南泉、张康琴、毛蓉芳泽: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页。
④参见陈宝森等: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7、148页。
~1990年间还保持在4%以上,在最高年份的1984年甚至高达14.7%,整个改革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①。
二 转轨危机的成因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的转轨危机现象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
在解释转轨危机的成因时,有些人从供给、需求的变动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②,有的学者则从计划体制的遗留因素和转轨因素进行分析③。
在具体分析俄罗斯的情况时,还有人把生产的下降归咎于激进的改革措施,认为是“休克疗法”导致的结果。
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发生在“休克疗法”之前而不是之后。
笔者认为,转轨危机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不是由个别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体上看,可以用以下因素来解释俄罗斯过渡期间出现的生产危机现象:
第一,计划体制的遗产是造成转轨初期产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苏联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突出表现为军事工业所占比重过高。
冷战结束后,军工产品的需求锐减,对这部分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其次,传统的经济联系中断(经互会和苏联解体),而面向西方的新的经济联系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这必然造成过渡期间的生产滑坡。
另外,苏联解体前已出现了生产的绝对下降,危机的惯性作用对俄罗斯产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二,转轨过程中政府推行的政策失误是导致生产持续滑坡的重要原因,这首先表现在价格自由化政策方面。
过早、过急取消价格控制带来价格相对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这使得许多生产变得无利可图,企业只有停产、倒闭。
最重要的是俄政府在整个过渡期间执行了过于僵化的稳定政策,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信用紧缩使得一些赢利项目也因缺乏流动资金而无法开工。
最后,俄罗斯在转轨伊始便放开了国内市场,外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一下子冲垮了俄罗斯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日用消费品工业。
第三,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也不利于企业的生存。
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始终很高,总需求持续下降,税赋沉重,而且利率也高得惊人。
第四,改革因素必然要清除部分“消极产出”。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意味着将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存,国家不再向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就清除了过去靠国家支持得以维系的部分企业或产出。
另外,补贴取消后,原来可供出口的部分产品和产量也变得无利可图,这部分无效产出也难以再维持下去。
总之,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使得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生产滑坡现象。
三 私有化对转轨危机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过渡过程中出现的转轨危机有很复杂的成因,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那么,俄罗斯在转轨伊始便抛出的全盘、快速的私有化政策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生产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微观改造模式引起的?
事实上,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企业改革方式对转轨期间产出的影响,比如波兰经济学家G.W.科洛德科认为,对国有企业管理不善是导致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此外他还认为,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导致产量下降,尽管这部分产量原本是消极”的,也就是缺乏效率的、靠补贴维持的产出。
俄罗斯学者斯塔尼斯拉夫则从私有化对财富分配、进而对总需求的影响的角度来揭示转轨危机的成因。
在他看来,全盘、快速的产权重组带来全社会生产资料和收入不合理的再分配,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萎缩并发生结构性变化:
一小撮“新贵”的新增需求局限在奢侈品上,而多数的“新穷人”则丧失了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这使得生产日用消费品的部门(如农业、食品、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从改革一开始便陷入困境⑤。
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③相关论述参见冯肇伯:
《论经济转型的三大宏观问题》,载(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③参见G.W.科洛德科:
《中东欧的过渡经济:
从衰退到增长》,载(美)《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1993年第2期;薛君度、陆南泉主编:
《新俄罗斯:
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④参见G.W.科洛德科:
《中东欧的过渡经济:
从衰退到增长》,载(美)《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1993年第2期。
⑤斯塔尼斯拉夫·明什科夫:
《俄罗斯经济:
向市场过渡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俄文版),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6年版。
者认为,俄罗斯为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实行的企业改造模式(国家从企业经营活动中全盘、快速退出,改革初期便全部取消对企业的补贴和计划产量的控制)同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以及其他转轨措施之间相互作用,必然会带来产量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后果。
W.哈勒根与张军通过建立主导厂商模型分析了不同的企业改革战略①对过渡期间产出的影响,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计划产出的急速下降势必导致改革初期总产出的减少,即使存在着初始的竞争边界(在改革初期就存在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这种总产出的减少也只能被部分地抵销②。
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可以解释全盘、快速私有化政策对俄罗斯转轨时期生产衰退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在改革初期就决定把几乎全部企业由国家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这意味着国家不再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向企业下达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计划产量指标,也不再负责企业所需原材料的调配和产品的销售,并相应取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补贴等。
这样,计划内产出陡降,在某些行业,如生活服务和消费品工业中几乎降为零。
如果计划内产出的下降被其他部分产出的增长弥补,那么总产出有可能不至下降大多,但在转轨的起点阶段,俄罗斯的现实经济中并不具备这种补偿机制:
第一,原国有企业的“计划外”产出不会增长很多。
原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并没有增产的动力和能力。
如果原国有企业在摆脱了国家控制后,能在“计划外”的市场上增加产出,那么计划内产出的下降就有可能得到弥补,至少是部分弥补。
但俄罗斯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垄断性很强,私有化后,它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限产、提价,而不是积极增加产出就可获利。
此外,企业私有化后,由于取消了国家补贴,原来无效率的生产难再维持,这样必定会淘汰一部分“消极”产出。
而且,瞬间价格自由化及稳定化措施使企业在新价格条件下或者是生产无利可图,或者是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即使有利的价格也无法带动产量的增长。
第二,缺乏初始的“竞争性边界”,换言之,由于改革起点上非国有经济成分微不足道,所以缺乏增产源泉。
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几乎不存在。
在公有制的大一统体系里,又人为拔高社会化程度,形成了国家所有制的高度垄断,因此,在启动改革的时间上,俄罗斯的非国有经济即“竞争性边界”的规模很小,在工业领域中甚至基本不存在这部分经济成分。
比如,1990年苏联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7.3%,其中商品和劳务合作社所创造的产值仅占3%③,而中国在改革前的1978年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到22.4%。
这样一来,随着私有化的进行,计划内产出骤降,由原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私有化企业在改制后不能迅速增加计划外产出,又不存在足够规模的非国有经济成分,所以计划内产出的锐减得不到相应补偿,进而出现转轨初期总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按照哈勒根和张军的模型,在初期产出下降后,如果新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增加迅速,总产出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但在俄罗斯,客在着诸多因素阻碍了新经济成分的进入和增长:
首先,改革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总统同议会之间势如水火,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人们难以确认私有化政策不会出现反复。
“炮打白宫”以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基本明确下来,但政党之间的争斗与频繁的政府更迭又成了政治斗争的主旋律,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稳定的预期;
其次,俄罗斯民族自由企业活动的历史短,人们更注重权威与集体主义,对冒险创业的“私有制”精神有抵触情绪;
最后,转轨期间的市场环境也制约了人们的创业积极性:
(l)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高度垄断为新企业的进入设置了障碍;
(2)俄罗斯政府的转轨政策不当,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如过于僵化、严厉的紧缩政策导致企业资金短缺;对外开放过第一种为渐进式的双轨改革,逐渐降低企业的计划产出指标,直至为零;第二种改革方式即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国家在转轨初期便取消国有企业的计划产量指标,使计划产出陡降为零。
②参见W.哈勒根等:
《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
一个可行的模拟》,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③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编制的《1990年苏联经济》(俄文版)有关资料计算。
过急,国内市场被外国质优价廉的产品挤占等;(3)宏观经济形势始终未见好转,社会总需求,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持续低靡等等。
在私有化的条件下,如果新的非国有经济成分无法迅速发育,那么在经历初期产量锐减后要想尽快增加产出还有一个途径,即改变产权形式的原国有经济成分(私有化企业)逐渐适应新经济环境,不断增加计划外产出,那么也会使总产量逐渐增加。
但上面已经提及,整个过渡期间,企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很糟,这当然也会对私有化企业的增产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另外一方面,由于私有化政策本身的失误,决定了私有化企业难以提高竞争力,比如,在转轨初期推出了证券私有化方案,无偿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所有,这种产权改革方式尽管在很短的时间里“明确”了私有者,但新主人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生产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在设备、技术和管理陈旧老化的情况下,资金的缺乏决定了企业难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
一方面是新经济成分难以进入与成长,另一方面私有化企业难以增加产出,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初期产量下降的惯性便保留下来并得以强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俄罗斯的转轨危机持续了近10年之久。
四 结论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微观经济领域里的企业改革措施得当,转轨国家在过渡期间是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至少可以使产出的下降稳定在一定的限度内。
1.如果计划内产出骤然下降(快速推行私有化的情况下)时,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竞争性边界,那么计划产出的下降就可以被部分弥补,总产出就有可能不至于下降大多。
这种推论由东欧一些国家的转轨实践证实,如波、匈、捷3国,尽管企业改革模式同俄罗斯没有太大差别,也是在转轨初期就快速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但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着非国有经济成分,而且具有相当规模,比如1990年,波兰和匈牙利的私营部门创造的产出占GDP的份额为20%~30%,远远高于俄罗斯的水平。
所以尽管3国在过渡初期也经历了产量下降的过程,但产出下降没有俄罗斯剧烈,如俄罗斯在转轨前5年生产下降幅度为37%,而这3国在1989~1993年间GDP仅下降20%~25%左右。
2.即使初期总产出下降,如果在过渡进程中新经济成分迅速进入,或者私有化企业迅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那么产出的下降也不会持续太久。
波、匈、撞3国垄断程度不如俄罗斯,所以新企业进入也就比较容易;宏观经济环境也较早稳定了,因此私有化企业也可能较早增产,所以这3国在经历了初期的产量下降后,很快(3~5年)就开始了增长,而且波兰在1996年就基本上恢复到了转轨前的产出水平。
3.如果在改革初期逐步降低计划产出水平,同时大力培育新经济成分,待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供给达到一定规模后再彻底取消主导部门的计划控制部分,就有可能避免总产出水平的绝对下降。
中国的企业改革并不同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我们的方式是先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目体制身旁先营造了竞争性边界,然后逐步地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这样一来,国有企业计划产出的下降被初始的“竞争性边界”和新经济成分的增产部分弥补,而且由于保持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在减少计划产出的同时,增加了供应市场的产出,这样就保证了总产出在改革期间能得以持续增长。
俄罗斯在启动改革进程时,忽视了中国已经走过的10多年渐进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在照搬东欧国家转轨方案时却忽略了这些国家经济不同于自己的特点。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模式同继承自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经济条件以及其他转轨措施之间相互冲突,是造成转轨以来生产持续、大幅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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