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逻辑理路时代意蕴及实践探索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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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与具体运用,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然状态。
唯物史观与传统民本思想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经验凝练的历史逻辑和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构成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
基于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观照,其时代意蕴指向治理角色应人人有责、治理实践需人人尽责、治理成果归人人享有的三重内涵。
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和治理策略渐次递进的实践探索中,有必要在构建互嵌结构的共生逻辑、突出顶层设计的前瞻创新和彰显基层执行的精准有效三个方面体现其使命担当和应有作为。
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
社会治理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
治理主体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2-7408(2020)05-0076-09
作者简介:
谢缘(1986-),男,土家族,湖北宜昌人,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组织;
黄皓(1988-),男,四川眉山人,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
基层社会治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新时代,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发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等坚持和完善新时代社会治理制度的战略规划,集中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作为一种立场鲜明、高度凝练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表现在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时代意蕴和实践探索的三维向度之中。
一、“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理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新建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理论的承继超越、历史的经验凝练和实践的问题导向构成“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逻辑,这三大逻辑可以分别从不同的维度释读其生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
(一)理论逻辑:
唯物史观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双向互动
就根本性质而言,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是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追求,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将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作为社会治理价值旨归的高度概括和集中表述,既承继着唯物史观在价值立场等方面坚持人民观点的根本原则,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并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缘起出发,唯物史观的人民观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基石。
首先,唯物史观高扬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人民主体地位,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彰显出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唯物史观有着相同的理论旨趣,并表现为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的根本目标,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次,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衡量历史的评价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3]“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将人民评价摆在首位,将服务人民视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和实践要求,努力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切入口,直接对接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围绕基本需求和现实条件,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努力充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最后,唯物史观凸显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强调创造历史的合力来源于“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4]。
毛泽东更是在此意义上言简意赅地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5]“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将根本支撑力量放置于人民群众的合力之上,以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并取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戴的方式达致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效果。
总之,唯物史观在价值立场等方面坚持人民观点的根本原则要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将人民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理论生长。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士人学子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历史实践中,并经由历代知识分子的诠释和阐发成为重要的价值信条,特别是其中的有益成分,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方面,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起源于对王朝兴废存亡的深刻反思,“施实德于民”“重我民”(《尚书·
盘庚》)来源于商哀桀亡,“怀抱小民”(《尚书·
无逸》)则来源于周思纣亡;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涉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孟子首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荀子则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
王制》)喻告君王,深刻体现了民心向背关乎社会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
另一方面,传统民本思想表现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终极理想,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
乾称篇》),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世界和理想抱负。
换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文化积淀和现实境遇,对传统民本思想构成了传承与超越的潜在逻辑”[6],进而为“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现代生成提供了文化源流。
(二)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经验凝练
从历史逻辑的展开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具有“革命化”色彩、“政治化”表达、“社会化”追求和“实践化”样态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始终把改造社会、发展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最终奋斗目标[7]。
在历史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史相耦合,由此凝练的治理智慧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生政权的巩固、积贫积弱国势的扭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改造等严峻考验,毛泽东提出以“组织起来”[8]的管理原则对旧中国千疮百孔、一盘散沙的局面予以根本性改造。
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失业救济、扫盲运动和卫生治理等方式,在就业、教育和医疗等诸多方面构建基本的制度框架,迅速稳定社会治理的正常秩序,开始探索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虽然这一时期的物质条件并不宽裕,改善民生的程度有限,但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益,尤其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的“完全控制”,使一大批底层民众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地中解放出来。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现在看来虽然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在当时特定的、极其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治理基础,成为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先声。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深刻变动,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9],这就将社会治理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取消,国营单位日渐萎缩,以往国家政权完全覆盖的社会治理机制逐渐被改革完善。
与此同时,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成为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江泽民基于“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10]的考量,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1],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些论述都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探索,蕴含着强烈的人民情怀,生动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社会治理的经验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并多次在社会治理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
2015年,习近平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明确指出: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12]80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12]402018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3]。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
总之,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社会治理格局虽然在模式选择、政策制定、话语表述等方面存在阶段性和差异性,但始终遵循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在新时代的传承与赓续。
(三)实践逻辑: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4]社会治理格局的演进变化实际上集中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核心问题以及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更源于对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实践探索。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来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已成为当务之急。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一方面能够聚焦社会治理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在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中补齐发展短板;
另一方面能够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的维度推进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和重点部署,抓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使得“以人民为中心”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节点。
简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战略安排,从而在契合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动态调适中实现社会治理主抓方向和重点任务的发展创新。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社会治理向基层延伸的应然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循序推进将传统的社会管理逐步改造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但对于基层的社会治理而言,现实状况并非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关系的此消彼长,也非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一蹴而就,其面临的是政府行政模式尚未完全摆脱管控思维、多元社会力量聚合困难、公民治理意识薄弱等因素的制约。
“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恰好弥补了以往基层社会治理的不足,促使执政党、政府、社会、市场等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着眼于基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涵盖社会生活中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各个领域,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创设、规划编制和推广实施等各个方面,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划定边界范围,优化程序流程,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奠定扎实的基础。
最后,从微观层面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是解决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15],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而不应当悬置于实际生活之上。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能够聚焦人民期待的增长点,找准各方利益的结合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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