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近期安排与长远谋划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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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下棋要讲棋眼、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
持续提高农民收入。
惟有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农村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
统计资料显示,1997~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3.8%、2%,刚刚过去的2019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
东边日出西边雨,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愈来愈突出。
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增势趋旺,城市居民收入稳定上升;
另一边是农业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农民囊中羞涩,难以为继。
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从谈百业之兴,农民不富,难保国泰民安。
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农业发展上不去,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人不会饿肚子。
面对国际竞争,中国民族工业的底牌,是背靠农村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
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如果让农业拖了后腿,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心中不能不装着9亿农民。
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
当前政府提出的农民增收举措,从近期安排看,大致有五项: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
就是鼓励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作文章,什么挣钱种什么。
站在县、乡,乃至一个省的角度看,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确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但放到全国范围考虑,结构调整并非治本之策。
这里边的道理,经济学上叫合成谬误,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老百姓的话讲得更直白:
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
农产品市场就那么大,需求弹性又低,靠行政命令调整结构,容易导致结构趋同,增产不增收。
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至今农民还心有余悸,谈调色变,甚至编出顺口溜:
要想富得快,得和政府反着来。
产业结构要靠市场来调,对此,亿万农民最有发言权,政府越俎代疱,往往好心办坏事,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二是产业化。
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这相当于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加入一个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可以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产业化的关键,是要有好的龙头企业,可由于市场需求基本是个定数,把加工企业建到乡镇,相当于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转移给了农民,这无异于挖肉补疮,并不能增加国民总收入。
另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究竟是搞产业化有利,还是专业化更好,一时还没有结论。
三是农产品涨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几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经过入世谈判,国人恍然发现,与国际市场相比,自家的农产品价格已是高处不胜寒,更有人称,二者之间真好似地板高过天花板,成本价高出人家市场价2~3成。
入世后,虽然短期内还允许实行农业补贴,但长此以往,财政显然吃不消,农产品涨价已没有多少空间。
四是发展乡镇企业。
应该承认,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在经受着重组、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验,近年来,乡镇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发展,更多地用资本代替劳动,每年向外排斥300多万农民工。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果渐渐趋于减弱,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也已今非昔比。
五是减轻农民负担。
也就是用减法,从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对政府的减负措施,农民举双手欢迎,可说时容易做时难,乡镇吃皇粮的队伍不精简,特别是农村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减负只能屡屡落空。
去年农村费改税出师不利,足以证明减字诀一时还不灵验。
当然,从长远看,农民负担一定要减,作为一项远景目标,减负只有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效果才能尽如人意。
以上措施,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目前,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转移农村人口,实现农民的非农化。
此举,不仅可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而且可使几亿农民解放出来,改变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大大提高收入水平。
对这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涉及亿万农民未来命运的长远设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农业人口非农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我们以占世界近10%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但在新的世纪里,农业发展不能停留在温饱水平,而要从吃饭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
在此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压力过大,农业比较效益低。
中国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对农民来说,土地已不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更糟糕的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业占地,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相反,农业人口却在不断膨胀。
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也难以应对入世后国外农业的激烈竞争。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
比如美国,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65%。
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转移却长期停滞,裹足不前。
造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原因,既有户籍制度壁垒等政策因素,也有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偏差。
后者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优先发展小城镇战略。
主张此战略的依据,主要考虑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而小城镇能化整为零。
据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吸纳2019人,就可转移1亿农村人口,投资少、见效快,被认为是符合国情、国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0多年来的发展证明,小城镇战略的负面作用,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到1996年末,全国14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452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2019人。
在乡镇务工经商的农业人口不足3000万,与当初的设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乡镇企业有92%建在自然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民工兼业经营,搂草打兔子两不误,平时上工,忙时务农,土地粗种薄收,交粮完税,喂猪过年,农业分散经营,商品化极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30%以上的乡镇企业停产倒闭,大批农民工回流田间,做工人的荣光荡然无存。
发展小城镇,给基层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在此期间,全国新设建制镇遍地开花,多达1万多个,投资4000多亿元,自筹资金这一块数额不菲,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镇政府还贷乏术,全国乡镇平均欠债400多万元。
近两年,乡镇裁撤合并,几千亿的投入,大部分成了沉没成本,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翻一翻世界城市发展史,至今尚没有通过发展小城镇而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先例。
发达国家全都是自上而下,先发展大中城市,然后配套发展小城镇和卫星城,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若反其道而行之,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必定酿成苦酒。
根据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
与小城镇无边落木萧萧下形成鲜明对比,大中城市民工潮年年看涨,一浪高过一浪。
国务院研究中心曾作过调查,农民自发组织流动的占75.6%,初次外出者工作目标明确的占87.7%,中国的农民最聪明,他们怎会节衣缩食、忍饥受冻、遭人白眼去盲目流动呢?
在政府的逆向调节下,民工潮尚且汹涌如潮,这种现象早应引起政府的反思,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决不应不疏反堵。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必然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问题在于,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
我们知道,城市规模扩大,会产生聚集效应。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
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
据调查,我国城市人均用地为101.2平方米,而镇里的人均用地为142.6平方米。
按县城人均用地120平方米计算,如果将2亿劳动力转移到城里,会比转移到镇里,节约出44亿平方米的用地。
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投入很大,但它一旦建成,使用的边际成本很小。
城市里人口众多,厂商云集,他们共同分享着这些基础设施,降低了使用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产前需要设备、原料,产后得包装、销售,自然就促进了农业、加工业、商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也会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
城市里的企业较多,为抢占市场、增加利润,它们之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降低销售价格,消费者为之受益非浅,消费者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
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
城市的发展规模,应力求在二者相抵后,取得净收益的最大值。
据统计分析,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低于这个数,就存在城市资源浪费现象。
1999年,我国有20万以上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只有311个。
2019年,我国的县级城市共2019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13.1%的城市达到了应有的规模,还有86.9%的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很大。
为使我国的各个城市具有规模效应,每个城市平均增加10万人口,就可以让2.07亿人实现农转非。
其实,让一个城市增加10万人,并不是不可能,在我国温州市,现有200多万的外来人口。
我国有333个地市,如果每个地市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有温州市的1/3,可以创造出2.22亿个就业机会;
如果吸纳劳动力是温州市的1/4,可以让1.67亿农民进城。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良策。
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战略,是严格控制大城市,限制中等城市,鼓励发展小城市,之所以如此,据说是担心农民大量涌入,引发城市病,其中最重要的,是担心吃苦耐劳、开价低廉的民工,会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使本已压力很重的城市就业雪上加霜。
而美国却有一个案例,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
1980年,古巴政府放松移民限制,短短4个月,先后有12.5万古巴人涌向美国迈阿密地区,造成当地劳动力总规模增加了7%。
美国经济学家进行了跟踪调查,不仅把该区移民涌入前后工资水平和失业率进行比较,还将其与全美国的经济状况、工资、就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结论十分肯定:
古巴移民炸弹的威力远非想象的可怕,移民流入,并未使当地的工资水平、失业率明显提高,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仍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农村劳动力流动并非洪水猛兽,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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