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双视角与分层叙述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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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1919——1929）也被称作是“爵士时代”。

20年代，碰巧也是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期。

‘迷惘的一代’蔑视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摈弃传统的美学标准，他们觉得以往的艺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必须采用新的表现手法。

深受约瑟夫·

康拉德影响的菲茨杰拉德于是尝试将现代叙述技巧应用于其小说叙事，使一部反映美国战后普遍精神危机和道德堕落的社会小说写得传神而不失特色，就连一向言辞苛刻的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

艾略特也认为作者发表于1925年的这部《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小说自亨利·

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

[1]此作被看作是“一面反映‘爵士时代’的镜子”。

H·

L·

门肯在评论他这篇作品时认为其篇章安排精巧至极，其精巧的构思主要体现在作品有别于传统叙述手法的单一人称叙事，采用了双重视角分层叙述的手法，因而使得这部经典之作的文学价值不仅表现在其主题所反映的严肃的社会现实意义上而且它还极具叙事学研究的价值。

一.叙述者尼克的“双重视角”

众所周知，多数小说中的故事由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完成，这种传统的叙事视角被称作“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另外，小说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由第三人称叙述者完成的叙事。

作者在叙事文本中创造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般的人物。

这个“全能”人物洞悉小说中所有其他人物的内心，前途和历史，自己却不参与到小说的任何事件﹑任何进程中去，它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隐身人，一个告密者。

上述两种常见叙事视角各有其优、缺点。

前者往往更生动可信，其不足之处在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基于其“在场性”的要求而无法将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于不同场合的事件讲述出来。

相反地，后者却不受这一局限性的限制，而且第三人称叙事更为客观，但是它通常不易于把小说的虚构空间里发生于不同场合和不同人物身上的事情有条理地组织好。

鉴于此，菲茨杰拉德在《了》中以“我”的叙述为主来决定情节的发展走势，而当“我”的视角受限，譬如在“我”认识盖茨比之前：

盖茨比年少时的梦想、与黛西战前的相恋以及战后他的发迹史则分别经由老盖茨比、黛西的朋友乔丹·

贝克以及沃尔夫山姆等角色来叙述，“我”是在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才最终在心目中完成了对盖茨比的整体形象的勾勒。

这些作品中人物对“我”所交代的内容形成补充，因而可以认为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补充视角”，这也是作家在作品构思时常用的技巧之一。

为大家所忽略的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他在“我”不在场时看到了汤姆的情妇沫特尔·

威尔逊飞奔出来逃到大路上然后被黛西所驾驶的盖茨比的车在回长岛途中撞倒的情景，以及其后的在“我”和盖茨比汤姆等都回到长岛后，车祸现场的“灰谷”接下来所发生的、有关威尔逊的仇恨和愤怒酝酿成杀人行为的描写，则是由一个神秘的全知式人物所完成的。

这个叙述者仍然是作品中的尼克，因其当时的不在场而成为一个游离于故事之外便于观察一切的全知叙述者，这个全知视角的尼克应该是对“我”的限制性视角形成补充，由此可以说在《了》中“尼克”被作家赋予了“双重视角”，作者在构思作品时使用第一人称“我”作为主线故事叙述者，以便于作者直接干预故事的情节发展和有节制地跳出来某些场景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他们都是混蛋！

他们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

”[2]；

对于“我”所不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节则由可以跳出故事的“尼克”来补充完成，故而作者才将“我”命名为“尼克”。

如前所述，深谙小说叙事技巧的菲茨杰拉德在《了》中竭力避开单一叙事视角的局限性，娴熟地将传统小说通常采用的这两种叙事视角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调用了“第一”和“第三”双重视角，将一系列同时发生于多个场景和不同时空里的关于叙述者“我”及其他人所见证的主人公盖茨比的故事富有条理地娓娓道来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同身受的效果。

可是这些由“我”和其他众多声音汇集起来的故事讲述起来毕竟会有些混乱，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并且全面地展现自己对“爵士时代”腐化的生活既沉迷又清醒的态度，作者煞费苦心地在一部作品中安排了叙述者尼克和主人公盖茨比两个集合了作者矛盾性格的的人物，并尝试性地借用了绘画中分层处理的方式来建构文本。

二.文本的建构和叙述分层

现代叙述学理论告诉我们，叙事文本不同于故事本身。

故事是独立于文本的事件，而叙事文本（叙述的述本）是作者对故事素材（叙述的底本）的艺术处理后呈现于读者的文字。

“作为叙述的底本与叙述的述本既相符又不相符，相符的地方是故事的基本内容，不相符的地方是选择表现处理这些基本内容的方式”。

[3]由此可见，作者最后确立文本需要对原来的故事重新建构，因而，分析作品的叙事结构在解读作品时极为重要。

结构的意义“超越了文字，而在文字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

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4]。

何世杰在《了》中的“二元主角”剖析一文中，提出了“我”和盖茨比因分别代表了作家本人理性和感性人生态度的两个矛盾的方面而认为他们都是故事的主角：

“‘二元主角’手法的运用......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一分为二，一半同盖茨比，另一半同尼克。

”[5]鞠冰梅在《了》的叙述艺术一文中认为在小说中，尼克事实上是讲了两个故事：

一是尼克的故事；

二是盖茨比的故事。

后者的故事是包含在前者的故事中的。

这两个故事在小说中像一股拧结在一起的绳子，时分时合，但无论是从作者的创作意图还是从故事的内容来看，盖茨比的故事无疑是小说的主体[6]。

笔者赞同两人的观点，不过需要补充的是：

尼克的故事和盖茨比的故事一个是背景衬托，另一个是前景重点。

故此推断作者是借用了绘画的层次处理技巧建构了这个小说文本。

而作家通晓绘画知识这一点则完全可以从吴建国著《菲茨杰拉德研究》中得到证实,“菲茨杰拉德就是在海明威的引领下与葛特鲁德·

斯泰茵相识的……他们（‘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这里聆听斯泰茵对现代绘画的分析，对艺术语言的传授”[7]。

最后，两个分层叙述的故事最终统一于尼克和盖茨比这两个人物各自所追寻的梦想的幻灭这一主题上。

叙述者“我”（尼克）和主人公盖茨比在文本中的作用更类似于中国双簧表演艺术中的两个表演者，一个是前台的“行动者”，另一个则是幕后的“行动的体验者”[8]或指挥者，共同承载着作者对“爵士时代”的美国梦幻灭之心路历程的阐述。

这种叙事结构被称作“叙述分层”，它指的是“在同一叙述文本中，如果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变成另一个故事中的叙述者，就产生了叙述分层现象。

”[9]

三.分层叙述与“双重看法”

菲茨杰拉德采用上述叙述分层的方式来建构文本可谓《了》中的一个突出的叙事特征，其目的之一是丰富作品的内涵，服务于文本内容所着力揭示的“美国梦幻灭”的主题。

从两个正面人物（都来自美国中西部且代表着传统美国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尼克和盖茨比）在美国东部的梦想均告破灭的经历中，作者敏感地意识到了汤姆和黛西等人所代表的美国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偏离了“美国之父”富兰克林所确立的“美国梦”最初的健康向上精神，而走向腐化堕落。

从紧随而至的1929年10月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可以看出《了》这部作品更象一个文学的预言，盖茨比梦想的幻灭决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种“风雨欲来”时的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缩影，因而小说最后的结局：

故事的见证人“我”尼克在处理完盖茨比的葬礼后，最终做出了离开东部、放弃在纽约的债券经营的发财梦想、重新回到恪守传统道德的故土——美国中西部的决定。

尼克的这一决定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上流阶级所持有的价值观的一种理性的唾弃和否定。

作者借用绘画的表现手法，用分层叙述来建构文本，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把自己对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看法，即“双重看法”[10]统一于一部作品之中，以达到使人物塑造更复杂真实，更丰满的艺术效果。

“这一叙事技巧和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深深影响了其后的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小说家，在当代美国文学中，有许多小说都仿效或直接采纳了《了》中尼克?

卡洛威式的叙事手法。

如托马斯?

沃尔夫的代表作《天使，望故乡》、詹姆斯?

鲍德温的小说《告诉我列车已远去》等等。

”[11]

一些评论家认为盖茨比和尼克分别代表了作者梦想的两极：

一边是想象，天真，沉睡，梦想和永恒；

而另一边是理智，经验，清醒，现实和变化。

门肯是最早发现菲茨杰拉德这一人格分裂特征的文学评论家，说他既是一个纵情享乐的人，又是一个态度严肃的小说家。

作家自己认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有第一流的才能，要看他是否能在同一时间里容纳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不受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了》中，作品焦点人物盖茨比和叙述者尼克这两个角色分别作为道德象征代言着作者菲茨杰拉德自身的两种矛盾的观点。

正如小说中尼克的心态自述：

“我既身在其中又游离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

”[12]尼克和盖茨比各自体现着作者性格的一个方面，构成了作家的矛盾自我的统一体。

这正是《了》构思的精巧之处。

正如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完成前给查尔斯·

鲍德温的一封信中曾自豪地称这部小说是“一个形式上的尝试”[13]而后来读者和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反响也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该作有力地显示了菲茨杰拉德对小说创作形式技巧的关注和探索----将绘画艺术手法运用于文学叙事的尝试性借鉴。

无论其内容的历史意义还是创作手法的突破创新,《了》都堪称是美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