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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之际,我国公文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隋代公文基本承六朝余绪,成就不大,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强调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禁止文表华艳。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在文学上要求革新的呼声,对公文写作的时弊也有较大冲击。
宋承唐制,使唐代骈散公文文风基本归于极致,形成了崇尚朴实、长于说理、重实轻虚的显著特点。
元代公文中既有大量使用俚言俗语的粗俗体,也有紧承唐宋的典雅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白话体,形式的多样、丰富了公文的内涵。
特别是元代公文制度的完善,也使得元代公文在中国公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封建中央集权的极端化,直接导致了封建文书及文书工作的系统化、严密化,明代以及以后的清代,是中国古代公文的完备时期。
清代除了公文写作内容不同而外,变化也不大,公文减繁继续强化,公文结构也更加精巧。
公文写作秦统一中国以前可称为发韧期,秦汉魏晋是发展期,隋唐宋是成熟期,元明清是公文的稳定期。
在中国繁多的研究学科中,公文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一是认为古代公文有强烈的封建思想。
二是认为古代公文在艺术上不及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对中国公文的研究,也是对传统儒学观念的回顾,是真正儒家思想的精髓。
就起源来说,公文是文章早期惟一的表现形式。
公文古代称为“公牍”或“简牍”。
“公”与“文”揭示了公文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
我们考述公文的起源可能早在约年前的原始文明时期,即国家尚未完全形成的部落社会时期,但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早的公文却是出现在国家产生之后,但我们至今所能发现的最早的公文却是在出现在国家产生之后。
正是国家的产生,才使得公文有了政治性、实用性和规范性等现代公文意义上的诸种功能。
自商代开始,公文的撰写事宜大多由史官来承担。
到了西周,商末秘书机构的雏形太史尞得到迅速的扩充和发展。
周朝的秘书机构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
太史尞由太史、小史、内史和御史组成。
太史是长官。
从已发现的史料看,西周的公文体式主要有类:
诰、命、誓、典、范、盟、约、训、事书、丹书、谱碟、丁籍、版图。
从大量原始公文资料,公文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出现的。
从公文的载体来看,商周文书经历了甲骨、钟鼎和简牍三种文书。
甲骨文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产生最早而又最为完整的公文,它比较准确地显示出了公文创作初期的原始面貌。
甲骨文书是商代公文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是散文创作的最早形式,其内容单一,缺乏议论性言辞,并初步表现出历代公文“一文一事”的撰写原则。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和第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选集,在公文发展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尚书》被列为古典“六经”之一,也称《书》或《书经》。
东晋时,王室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绩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共篇,其中一些篇章被后人认为是伪作,故又称“伪文书《尚书》”。
今存〈尚书〉共篇,上起唐尧虞,下至东周春秋,历时多年,故又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尚书》的行文特点:
一是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严谨。
二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语言特点。
三是比喻、排比、陈情等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公文的生动性。
春秋战国公文的体式变化:
一是从体式类别上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公文首先是继承和发展了周代原有的公文种类。
二是公文体式的变化还表现为新的公文种类的出现。
如“令”“书”“檄”。
秦汉公文:
由秦朝开始确立的皇权和国家公务制度在两汉得以定型,这也为秦汉公文奠定了发展的基调。
一方面,公文撰制形式与体制的日趋规范与严格,使公文撰制与普通的文学创作得以最终分离;
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政权背景的支持,公文撰制又与同时代的文学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互动以至交融的态势。
秦在中央实行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首的三公九卿制度。
丞相府作为承担秦朝中央政府秘书工作的机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辅助了全国范围内的政务管理,与之相关的秦朝公文制度也第一次确立了浓厚的封建制度色彩。
两汉中央机构中处理文书业务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开始形成,到曹魏时逐渐被秘书令所替代。
秦汉公文制度:
一是“书同文”文化制度。
二是行文制度。
三是校勘制度。
四是避讳制度(最早源于周朝)。
五是用印制度(皇上称“玺”,百官称“印”)。
六是传递制度(始皇推行“车同轨”制。
)
秦汉成为封建公文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公文体式第一次被统治者明确分类。
秦代公文统称“典籍”。
秦汉公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文、景之前的公文创作。
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始皇“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焚书坑儒,导致了“秦世不文”的现象。
这种“不文”虽然影响了公文创作,但严格的制度化政策也同样影响并促成了公文制度规范化的形成,秦世公文因此显得简约实际,有章可循。
最高统治者秦始皇本人就身体力行,为公文形成及内容的规范化创作作出了表率。
第二阶段:
武帝之后,随着国力的日渐强大,社会政治生活日渐丰富,以及封建王朝地位的日渐凸现,公文发展也因此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表现在创作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了汉武帝、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一大批公文创作名家,秦汉成为公文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第三阶段:
东汉时期的公文创作。
东汉的公文创作虽然数量颇丰,但在总体成就上要低于西汉。
尤其是在具体创作上,只注重形式,因循守旧,虽然长篇累牍,却大多空言无物,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东汉后期才稍有改观,随着社会的动乱,政治的危机日深,有识之士激扬文字,痛下针砭,多少为现实的公文创作带来了现实生活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反映两国交兵的征伐之文、举才纳士的求贤之文、恢复经济的悯农之文、抒发怀抱的述志之文,成为这一时期的公文主体。
一方面在公文实践上出现了一批公文大家。
另一方面,在公文理论上出现了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丰碑。
在公文撰制机构方面,曹操在魏王府创设秘书令一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名副其实的秘书官职。
起居令史记录皇上言行,也记录朝廷会议或大臣论证的言论,这种类似备忘录的记载实际开创了后世会议记录的先河。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种类:
一是下行文。
在官府下行文中,出现了大量的令。
使用权限是皇太子、丞相府的最高长官、地方诸侯王。
二是上行文。
仍沿用汉代的名称。
三是平行文。
魏晋南北朝时改朝换代频繁,地方政府则保持相对稳定,整个社会主要依靠各级官府的工作来运转,因此这一时期官府之间来往的平行文比汉代有所增加,在沿用汉代文种外,又增加了符、帖、牍、行状、关、刺、谱牒等新的文种。
列辞相当于今天打官司用的法律文书。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制度:
一是用纸制度。
二是签押制度。
三是用印制度。
四是骑缝、押缝与连署。
五是公文程式。
曹魏时期的公文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从形式上讲,下行文明显增多,其中诏与令两类应用最广,体现了乱世社会的特征。
其次从公文风格来讲,与前代公文相比,不守陈规,不拘一格。
曹操公文的独特之处:
一是在于他的无所顾忌、不受约束。
二是随意直接,以势压人,凭着自己显赫的地位和过人的力量胁迫对方就范。
三是率直自然,诚挚坦荡。
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是魏晋公文的典范之作。
代表蜀公文最高成就、传诸后世名垂不朽的,当属诸葛亮的公文作品。
南北朝公文:
陈朝历经五世,前后达年,政治荒淫、无甚建树,当时最突出的公文作家是有“一代文宗”之称的徐陵。
北魏的作用上看,都是北魏公文中当之无愧的上佳之作。
北周最出色的公文大家当作庾信。
南北朝公文发展到后来在公文语言上受骈体文的影响日益严重,注重选词炼句,雕饰文采,追求“华实相胜”的公文风格。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研究:
一是曹丕的《典论。
论文》,魏晋之前的公文理论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对文牍的性质、特点以及及写作规律等,几乎无人研究,第一个对公文在理论上关注的是魏文帝曹丕。
他十分重视文章的价值和功用。
开始探索文章的体裁特点。
肯定了公文写作要讲究写作艺术。
二是陆机的《文赋》是对公文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陆机着重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出发,对文章的体裁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次陆机对文章写作的具体规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强调文章内容的主体性。
指出文章要注意谋篇布局,针对写作过程常有行文前后矛盾,有时后文干扰了前文,有时前文妨碍了后文的发展,提出了“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精辟见解,指谋篇之初,要选择义理构思适当的结构布局,考虑以确切的词句安排在恰当的位置。
是写作过程中要注意突出文章的主旨)。
三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
文体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考察了各类文体的起源。
考察了各文体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四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划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写作学理论专著,体现了当时公文理论的最高成就。
主要体现:
对公文分类更加细致而明确。
按行文关系将公文分为下行文、上行文和平行文三类;
根据各类公文的作用,将每一种公文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类。
勾勒出了古代公文发展的轮廓,对每种公文的渊源流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对古代公文的写作规律进行了深入而精刻的探索。
对公文写作的一般规律,《文心雕龙》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意与言。
关于用事。
关于篇章结构。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古代公文的性质、特点、起源、发展及其写作规律等诸方面都作了相当细致的论述,在古代公文理论研究上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综观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牍写作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这一时期的公文写作理论,论题全面、理论系统,表明我国古代文牍写作理论基本形成。
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了写作实践。
魏晋南北朝的公文逐步走向成熟与繁荣:
这一时期的公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公文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思想斗争的各个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公文大家和公文名篇。
骈文的发展影响到公文的写作。
古代的公文写作理论基本形成。
曹丕的这些见解在古代文体研究中有开创意义:
一是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不同文体),把本、末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说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二是尝试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的文章体裁的不同特点,将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使古代公文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
从公文写作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公务文牍,且奏议被列为四科八类之首,这种探索对于公文文体的辨析有重要意义。
隋唐两代,特别唐代的大部分时间,国家统一、人民乐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职官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公文撰制人员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设置合理、分工较明确,为提高公文写作水平提供了条件;
公文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为公文有制作和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隋唐改变了魏晋六朝的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以儒家思想为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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